用文学的方式进入历史——读郑鸿生“三部曲”（钱理群）

                
                
郑鸿生先生的三部著作——我想把它叫做“百年离乱三部曲”——在大陆由三联书店同时推出，作为老朋友、老读者，我是非常高兴的。它唤起了我的非常温馨的阅读记忆。那是2009年我到台湾去讲学，向台湾青年讲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历史。应该说，这是一次相当艰巨的历史讲述：它要在历史断裂中寻找心灵的接缝，寻求相互理解的基础。而要让台湾青年“进入”大陆的历史，我首先需要反省的，是自己对台湾历史的了解，套用郑鸿生先生的一篇文章的题目《台湾的大陆想象》，我要追问的，是“大陆的台湾想象”。于是，我发现，自己从小受到大陆意识形态的教育，在我的心目中，一方面，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确定无疑的；另一方面，它又先是日本殖民地，后是国民党统治下的美帝国主义的准殖民地。记得在中学生的朗诵会上，我经常朗读的一首诗，题目叫《台湾啊，我的故乡》，我至今还能背诵出其中的几句：“基隆是一个美丽的港口，现在却歇满了挂星条旗的舰艇。在特种酒家喝得烂醉的美国兵，用手枪恐吓过路的小学生。一年三熟的良田，变成了美式的飞机场”。这样，台湾就成了极需我们去“解放”的对象。总之，台湾对于我仅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抽象的陌生的存在，具体生活在那块土地上的台湾普通人的生命存在，根本就不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视野里。而支配我们的台湾想象的意识形态，一是出自中华中心主义的“中原中心情结和心态”，一是“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的“革命观念”。问题是，在改革开放，两岸有了日益密切的接触以后，反美、反国民党的意识逐渐淡化，甚至有将其美化的趋向，在一些民众和知识分子那里，台湾成了钦慕对象；而我这样的知识分子却始终没有摆脱大陆中心的中原心态，以致来台湾讲学之前，我研究共和国的历史，却很少考虑两岸的关系，台湾基本上没有进入我的研究视野。而现在，我要向台湾青年讲述共和国的历史，就不能不首先面对台湾的历史，而且我必须找到两岸历史的联接点。
问题是，我如何进入台湾的历史？我正是在这样的尴尬和焦虑中，接触到了郑鸿生先生的《青春之歌》。我立刻注意到书的副标题：“追忆一九七O年代台湾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华”。我的眼睛为之一亮：因为我要向台湾青年讲述的大陆故事里，其中一个重要篇章，就是“一九七O年代大陆青年（他们大都有“左翼”倾向）的一段如火年华”。这样的同一时间下两个不同空间的故事，是否存在相似，甚至相通之处呢？或许正是这样的阅读期待，我很快就抓住了郑先生书里的几个细节：当大陆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地如火如荼地开展知识分子上山下乡运动时，台大校园里也有一个学生自发的“到民间去”的运动，提出“拥抱斯土斯民”的口号，反省知识分子和“斯土斯民”的疏离。1971年左右大陆出现了民间思想村落，“雪夜读禁书”；同时间，海峡另一边的郑鸿生们也在千方百计地读禁书，他们读的禁书大都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的著作。但有一本书两岸都在读，就是梅林的《马克思传》。大陆那时强调毛主席的书是“马克思主义最高峰”，直接读马克思的书就有了反叛的嫌疑。两岸共读的还有格瓦那的著作。七十年代大陆民间思考的一个核心是“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特权阶级”的问题；在台大校园里也出现过一张反对特权的大字报，反对的是国民党威权统治下的特权。更重要的是，1971年，两岸青年都同时发生“思想的地震”：大陆是因为1971年9月林彪事件，使一直紧跟毛主席“干革命”的青年普遍有一种破灭感，对文革主流意识形态，以致毛泽东本人产生了怀疑；而台湾青年则是因为1971年7月基辛格访问北京，美国抛弃台湾，与大陆建交，也开始对国民党统治的主流意识形态产生怀疑。郑鸿生先生在书中描述说：“人心开始浮动，神话开始崩解”，开始“另寻出路”，这同样适合于大陆。事实是两岸青年在同一时空下，都开始了新的觉醒，尽管其面对的问题与思考的结论都不相同，但思想震撼和重新思考的力度，对此后两岸以及两岸关系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都惊人的相似。面对从郑鸿生先生书里第一次发现的这些事实，我也受到了极大的震动：我突然感觉，似乎触摸到了大陆和台湾之间存在的某种精神联系：这或许就是两岸历史更为内在的联接点？有意思的是，这种感觉不是产生于理论的分析，而是由郑先生个人的回忆所提供的鲜活的细节、故事中所感悟到的，并且是发生在两岸的青年之间，而且唤起了我自己的历史的生命的回忆：在同一时空下，我在干什么？这就产生了特别温馨和亲切的情感反应：郑鸿生先生的台湾故事，及其背后的台湾历史，对于我依然陌生，但又似乎是熟悉的，这“熟悉的陌生人”的感觉，让我十分的感动。于是，也就自自然然地融入了我给台湾青年讲述的大陆故事里。而且我发现，我的台湾学生也因此产生了一种既陌生又熟悉的历史感觉：对于他们，不仅我讲述的大陆故事，而且郑先生的一九七O年代的台湾大学生的故事，都是陌生的；但又似乎是熟悉的，至少是可触及的，或许也唤起了他们自身的生命回忆？不管怎样，我的大陆故事，郑先生的台湾故事，都不再是“天方夜谭”，而是和他们的生命有着理不清、说不出的，但又是确确实实的精神联系的存在。而且在我看来，对这样的感觉，是无须作理论的分析与提升的，就让它保留“理不清，说不出”的状态为好，这是更接近心灵的沟通的。当时，我就产生了一个想法：要把郑先生的书介绍给大陆的青年阅读，或许也可以将远方与己似乎无关的陌生的台湾，变成可亲近的，可感触的，熟悉的感性的存在。今天，这一愿望终于实现，我是特别感到欣慰的。
对我的这一次阅读经验，讲学经验，还可以作更深入的思考，这也是我今天的发言想着重讨论的。
我注意到在《寻找大范男孩》里，有一篇我和郑先生共同的老朋友陈光兴先生的序言，其中有一段话：郑鸿生“有意识地去承担一个极其艰巨的任务：如何缝合世代之间，省籍之间，两岸之间无法跨越的鸿沟，通过历史化的过程，开始寻找和解的可能”。我想，就从我对光兴兄的这段话的理解说起。
这里讲到的“缝合鸿沟”，确实是一个大问题。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一方面，世界各国之间，大陆和香港、台湾之间的交往空前的密切，另一方面，却可以同样强烈地感觉到，交往愈密切，彼此的差异愈明显，愈加凸显出彼此心灵的隔膜。这一点，在大陆与香港关系上已经有了突出的表现：在香港回归大陆以后，大陆与香港人之间的零距离的接触愈多，由于彼此文化、观念、国民性格、素质、习惯的差距产生的冲突越来越频繁，并且很容易造成感情的伤害，以致形成彼此关系中的深层危机。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同样存在于大陆与台湾之间，而且随着彼此贸易关系的日益密切，这样的问题还会有新的发展，而且会比香港更为严重。如郑鸿生先生在他的《百年离乱。序言》和《台湾的大陆想象》里所说，“两岸的百年分裂”，造成了“历史、文化的断裂”，“身份认同”的困惑，以及“在两岸现代化过程中与传统断裂所带来的各种迷惘”，再加上两岸的各种政治力量都“因各自的政治目的而对历史传承随意切断，对历史伤痕则无情抹杀”，这一切最后就形成了“心灵断裂”和“裂伤”。而在郑鸿生先生看来，这样的“精神层次上的碎片化问题”，是“两岸现今诸种难题的症结所在”。郑先生说，这成了他“多年困思的场域”；在我看来，这也是他写作“百年离乱”三部曲的动力所在，而郑先生的困思正是抓住了两岸问题的要害。许多人都希望借助发展经济贸易来解决两岸问题，也有许多朋友寄希望于两岸，特别是大陆民主化的进程，但都忽略了克服“心灵的断裂”这一更深层次的问题。这其实已经是两岸关系发展中的一个现实的问题：在外在的经济、物质关系日趋密切的情况下，如何达到内在的“精神的和解”，是具有同样迫切性的。
我注意到，陈光兴先生说到“精神和解”是有两个层面的：一是台湾内部的世代之间，省籍之间的心灵沟通，另一是两岸之间的心灵沟通。其实，在大陆，也同样存在这样的内、外两个层面。而内外之间的沟通又是相互勾连与影响的。即使是在两岸关系问题上，也存在“世代之间”的不同与隔膜。像我和郑先生这一代，两岸的问题更多地是和我们经历的历史勾连在一起的；而对两岸“同在承平世代成长的一代人”，“他们都活在全球—美国化下一个叫‘华语文化圈’的新兴氛围里，几个世代来‘中国—台湾应该是什么’的纷纷嚷嚷，都不太在他们的视野里”，“他们不太有这些历史意识了”（见郑鸿生：《台湾的大陆想象》）。
这样，对两岸的不同世代，都存在“进入历史”的问题。而在郑鸿生和我这样的两岸同代人看来，“进入到历史”，特别是“进入到他者”历史（台湾进入大陆，大陆进入台湾历史），达到“他人有心，予寸度之”，又是达到心灵“和解”的重要途径。（参看赵刚：郑鸿生《百年离乱：两岸断裂历史中否认一些摸索》序）我理解，陈光兴先生强调“通过历史化的过程，开始寻找和解的可能”，所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于是，我们又要追问：如何进入历史，特别是他者的历史？
这就使我想起了我的台湾讲学的讲稿整理而成的《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历史的另一种书写》一书，这本是我向大陆和台湾青年讲述我们那一代经历的历史的一个尝试。在台湾学生和有可能读到此书的大陆学生中，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位北大的研究生在读完以后，向自己这一代人提出了一个问题：“今天我们如何进入历史，如何获得历史性？”
他说：“共和国的历史是内在于钱老师他们生命中的；而历史却是外在于我们的”。他因此反省自己和同代人已有的进入历史方式：或者仰赖于自己现实生活中的有限经验，构建历史性；更多地是借助理论构建历史性，这对有着理论训练的这一代研究生，这或许“是一条捷径”，但他发现，“由此我们轻而易举地获得历史的方向感。然而，却也因此遮蔽了历史本身具有的复杂性，过于单一的理论视野完全简化了对历史的理解，误认为单一的历史面向，就是历史的全部”。于是，又提出了一个问题：有没有另外的一种方式进入历史？这位学生因此注意到我是以“文学者”的身份、思维方式与叙述方式去书写历史的；他认为，我的尝试的最大启发性，是提供了“以文学作为中介进入历史”的新的可能性。文学对历史的观照，首先是对人的观照；而对人的观照，又集中于人的生命的个体性，具体性和感性存在；特别观照的是人的内心世界，人性，人情，和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细节。在这位学生看来，这样一种“对具象的敏感性与人性论视野”，从文学进入历史，就可以获得可感知、可追寻、可拥有的历史性，包纳历史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它可以为理论分析与结构提供基础，又不会因理论分析与结构而简化历史。（参看石岸书：《“文学性”的历史》）
在我看来，郑鸿生先生的“三部曲”就是这样的“以文学方式书写和进入历史”的自觉尝试。陈光兴先生说，他的著作“既是文学又是历史的创作，树立了他的独特的写作风格”（《寻找属于这个时代的大范》）；赵刚先生说，连他的评论文章也是“从他自己的故事说起”，“起点经常是他自己的经历感受，然后带着大家一步步地去说一个被遗忘的故事，或是一个被压抑的故事”（《历史与身世之间》）。郑鸿生先生当然不是为写回忆而回忆，为说故事而说故事，他是有一个大的历史的，甚至理论的视野和眼光的，作为台大哲学系毕业生，他更是有哲学关怀与思考的。但他又警惕于“纯粹的理论的探讨”容易陷入某种既定理论的“漩涡”，他因此选择了“重新去审视具体的社会变化，或许较有可能呈现真相”的叙述策略（《“郑鸿生作品”前言》）。他更质疑“现有的各种大叙述”对“寻常百姓家”的“常民生命”的有意无意地忽略与遮蔽（《一趟心灵寻根之路》）。他说：“理论文章非我所长，回头审视自身的成长经历，却是我较能掌握的”，因此，他要爬梳的是“家族几代人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变化”，要书写的是作为“民族史不可或缺的部分”的家族史，地方史，这同时也是“重新理解自身的历史的一个尝试”（《“郑鸿生作品”前言》）。他提供给读者的，都是具体、感性的鲜活的生活图景，其间灌注着浓郁的生命体温和气息，这是活生生的百年台湾人史，心史。我们这些既完全不了解台湾，却充满了各种先验偏见的大陆人，或许通过郑鸿生先生这样的“文学性的台湾历史叙述”，我们就可以越过既定的充满政治恩怨的理论阐释，历史叙述，“抛开既有的框框架架”和“意识形态的包袱”，“‘赤手空拳’地去贴近”台湾普通人的“历史”，面对“历史真相”（陈光兴：《寻找属于这个时代的大范》）。这当然不是唯一的，却是一条“进入台湾历史”的极具魅力的途径。它会唤起我们的或类似或不同生命记忆——我读《母亲的六十年洋裁岁月》，总是一边读一边回忆我母亲的一生；我读《寻找大范男孩》，也在寻找我自己。仔细说起来，这将是另一篇评论文章的好题目。这才是真正的心灵的对话——在我们读者和作者之间，也是大陆人和台湾人之间。这样的心贴心的交流，持续下去，就会于潜移默化中，达到彼此的理解，宽容，最终达到我们期盼的心灵的和解。这或许就是郑鸿生先生写作的初衷，也是他的著作在此时介绍到大陆的特殊意义和价值所在。它提醒我们，在两岸关系进入以经济贸易交流为主的今天，切不可忘记心灵的交流，这样的郑鸿生先生所强调的“心灵寻根之旅”是万万忽略不得的。
2013年9月3日讲，9月19日——20日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