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壹周】构筑精神巴别塔——叶廷芳、赵嘉敏、黑马、南桥译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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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桥 发表于:
<东方壹周> 2011年11月15日
采访/编辑:赵诺 撰文:赵诺 雷龙志 摄影:贾睿   人们对文学作品的求知若渴是翻译者存在的意义。中国历史上并不缺乏翻译人才,但时代的变迁却令翻译人几番沉浮。他们历经时政辛酸、科技冲击,在如今追求经济的价值观里,纵然存在诸多负面现象,但在整个文学翻译领域里,几代翻译人还是坚持各自的原则,驻守依然。网络的便利与冲击,再次颠覆翻译行业现状,站在不同点的各位,愿景与方向还是如出一辙。   有这样一个故事:人类曾有一段没有语言隔阂的时期,当时的人们闲着也是闲着,决定造一座能够通往天堂的高塔,且不管当时的施工技术如何,抱着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的精神,上古时期的他们人人皆是建筑工,理想中的高塔也平地而起、日日升高。正当想象中的超级高塔快成为事实存在的时候,上帝着急了,但估计也不好意思直接把建好的塔给轰了,于是略施小计,给人类按区域分配了不同的语言。从此建筑工们再不能顺畅地用语言交流,光靠手脚比划显然无法完成建塔这种高难度的事情,久而久之,人们无奈地放弃了去天堂观光的念想,那座未完成的巴别塔,也令人遗憾地永远存在于故事中。   这个流传千百年的故事最大的参考意义在于,若没有通用的语言,则难成大事。科技让我们可以几个小时跨越国度和海洋,甚至是飞到外太空,但从一种语言通向另一种语言,却依然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学习、记忆和运用。因为互联网,这个星球前所未有的扁平化,人与人、文化与文化、情感与情感之间的交流也空前地快捷、方便。与此同时,翻译的重要性也愈加凸显,人类越来越难以忍受对另一个领域的陌生和无知,美国人需要了解中东,印度人迫切需要更大程度地进入英语世界,日本人对中文的迷恋似乎从未真正减弱过,而韩国人通过言情和泡菜,让全亚洲的人都愿意懂几句韩语。   如今,翻译已不再是局限于某些领域的小众知识,它被越来越广泛地运用在更多的领域,甚至于一个手机,人们极其热衷于分享各种好玩的破解程序与应用——这何尝不是另一种意义的翻译呢?当然,在广袤的沟通领域中,我们还是愿意将视角聚焦在文学上,毕竟这类翻译最具备人文情怀,也是最重要的母题之一。乔布斯病逝后,他生前唯一授权的《史蒂夫·乔布斯传》全球瞩目,此书中文版在中国刚面世就被抢购,但不多久后不少读者就开始抱怨此书的翻译不够精彩,这种抱怨我们似曾相识——有太多国外经典著作因为翻译问题,而让读者心生遗憾。曾经任意一本外文书就能令我们兴奋不已的精神窘迫时代早已过去,而今我们需要更精确更完整地了解一本书、一位作家、一种思想或者一整个体系,而这一切都需要以翻译为最重要的落脚。   为此,我们特别专访了叶廷芳、南桥、黑马、赵嘉敏等职业翻译者,如果说翻译是一条河流的话,他们所站立的地方,正是这条河流的不同段落,他们身后的风景,也喻指着这个行业的过去和未来。在他们的眼中,中国的文学翻译有灿烂的过去,也有令人尴尬的困境;有孤军作战的沮丧,也有整体蜕变的希望和期待。曾经在故事里那些造通天塔的人们,当有一天发现无法和对面的人交流时,只能无奈地仰望天空,然后默默散去;今天在文学中依然还有“造塔”的人,他们是我们所居住的这个星球村里,所有人都需要的信使,但看上去,他们却显得有些孤独,这是我们的另一个遗憾。 在时代的遗憾中畅望未来 年近七十五的叶廷芳先生其实是专职文学研究员,翻译工作最初只是工作需要。在苛刻文学的年代,为了延续对外国文学的研究,叶老与几位志趣相投的同学在缺乏人手的情况下自己动手翻译,当时的他,绝不会想到这可能成就他在文学研究之外的翻译人生。 (叶廷芳,浙江衢县人, 幼年时意外跌伤失去左臂, 但这并未影响他在生活与工作上的热情。1 9 6 1年, 叶廷芳自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德语专业毕业,其后历任北京大学教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原中北欧文学室主任)、博士生导师。作为中国第一代重点培养的翻译人才,他所翻译的德语文学作家如卡夫卡和迪伦马特的作品在国际上引起关注,并成为2008年他获得苏黎世大学荣誉博士学衔的重要原因之一。自1981年他受邀远赴德国参与学术交流后,叶老足迹遍及欧洲主要文学大国。在众多翻译作品中,迪伦马特的《物理学家》、卡夫卡的《饥饿艺术家》以及施托姆的小说《溺殇》是他最满意的作品。) 蛰伏的翻译青年   叶廷芳先生毕业于北大德语系,对文学的热爱令他入选当时新开设的“文学专门化班”,和几位同学一起,在冯至导师培养下,攻读外国文学的同时,也进行翻译的训练。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末的十年间,特殊历史原因,整个中国的翻译工作几乎完全停止了。这段昏暗的时期里,叶廷芳等一批热爱外国文学的年轻人并没有放弃,坚持各自研究翻译方法以及其他文学作品,鲁迅全集就是他在那段时期全部通读的。考虑到当时社会对鲁迅先生的推崇,他们借研究“鲁迅与外国文学”的名义打开从事文学工作的道路,前后持续了两年。但由于当时只能研究,无法翻译发表具体的作品,大家全当积累,各自做好精神上的准备。直到70 年代末,社会的开放令大家感觉到应该在文学上做一些突破,一些之前被认为是“颓废派”的作家如卡夫卡作品被外文所提上翻译计划。当时在文学上相对前沿的上海也成为了之后作品发表地,上海译文出版社创办的刊物《外国文艺》编辑在看过叶廷芳的翻译作品后,很快发表,这也使得叶老翻译的迪伦马特的作品如《物理学家》、《老妇还乡》等立刻受到广泛关注与认可。 严谨的文学表达   19 世纪德国著名小说家施托姆的中、短篇小说如《茵梦湖》曾被郭沫若翻译过。他的另外一个有名的中篇,过去被人翻译为《淹死的人》,小说讲述一对青年情人因相爱而受惩罚,他们生下一个可爱私生子也不幸淹死的故事。这部真实反映当时现实状况的小说在书名上的翻译过于生硬,叶廷芳将它修改为《溺殇》,一语双关,既指夭折的可爱私生子,也影射被中断的恋情。尽管叶老和其同仁的翻译作品被人们认可,但他们研究所里一般并不把翻译当作成果,因为研究所的主要工作还是文学研究,这条宗旨也一直被叶廷芳所恪守。 浮躁的当前翻译业   如今翻译人才数量庞大,学习外语的条件也非常好,很多学校也有很好的外教。“我们年轻的时候是没有出国机会。但今天如此好的学习环境,整个翻译行业却十分浮躁,很多人急功近利,不像我们那时,为了正式发表翻译作品,做了近十年的积累、训练,学习前辈和别人怎么翻译,发表前还反复修改、审校,请同班同学帮忙阅读,挑错,互相取长补短。而现在很少有人这么做。”叶老在提及现今翻译现状时十分惋惜,“去年做翻译作品评选的时候,我就提出过意见。作为翻译作家,你应该首先自己对文学要有爱好,对文学作品有研究,只专精于文学范畴,像我们那个时代,即便翻译政治十分吃香,但还是专注于文学领域。”叶老也特别提到几位当时和他一同的优秀翻译者如张荣昌、赵东荣等,都是当时叶老的翻译合作者。 时代的遗憾   1983 年开始,叶廷芳在研究所里曾和其他同事以集体名义带过几位硕士研究生。但1989 年以后,虽然当了博导,但研究生源却被当时的教委取消了。即使如此,社科院还是拨出少量科研经费用来培养少量博士生。但最终还是没能大量培养人才,在近二十年时间里,叶老遗憾的只带过4、5 名博士生。太少经费以至于招不到生源,就这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浪费了大量教育资源。当时社科院研究生院新来的领导甚至作出取消社科院研究生、博士生导师的补贴,这对当时已经缺乏生源的社科院来说无疑雪上加霜,甚至影响到后来一代人的翻译人才培养。相对地讲,在物质和文学知识缺乏的时代更容易造就“翻译大师”,但现今“大师”的缺乏很难说与“切断生源”无关。 未来的愿景   对于如今翻译行业的现状,叶老提出一些值得担忧的问题。当年国家对出版社资质的审核相对严格,每个出版文学作品的出版社都有自己的外文编辑,但近年大批量的出版社开始涌现,对资质的审核逐渐放宽,一些出版社对外文编辑的要求也逐渐弱化甚至虚化,这导致大量的文学作品被粗糙地翻译成书。同时,由于出版社为了抓住读者需求,大批量的组织人马在很短时间内超速出产,在翻译质量上,成品输给了经济利益。出版社对成品的快速需求导致年轻的翻译者仓促上马,最近这一次鲁迅文学奖中的翻译奖无人问鼎。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情。这样的结果,对从事翻译行业的人来说是一个警示:翻译是很谨慎的工作。“当年与杨绛先生(钱钟书的夫人)在‘五七干校’劳动期间谈及翻译工作时,杨绛说自己一天的翻译量为500 字左右,她对翻译的要求很高,通常会将整段的文字拆散并反复领会透彻,然后通过汉语准确地表达出来,而不是和别人一样逐字逐句的译。她的方法,被部分后来的外语专业人士不以为然,她是自学西班牙语,但我认为这只是个人方法不同,她认真严谨的态度,现在很少见。翻译拼到底,不是拼语言,而是拼知识与悟性。好的翻译者,既是翻译家也是研究者。所以,在我的研究之外的作品,我很少去翻译。” 黑马与南桥的对话 贫瘠的翻译现状 一部分文学翻译人现在是自生自灭状态,缺乏国家的支持,面对纷乱、尚在建立秩序的翻译行业来说,具有优秀语言基础、相当生活经历与文学修养的翻译爱好者们,只能在业余完成作品翻译。目前定居于美国的方柏林(南桥)经济收入依然来自正职,翻译只是他的爱好,由于翻译行业稿酬特别低,他甚至打算停止钟爱的翻译工作;与他情况不同的是毕冰宾(黑马),较幸运的是他一直从事专职翻译工作,翻译稿酬相比其他人更为稳定,但像他一样少年时期就在文学领域获得成就的毕竟是少数。对于翻译行业现状,他想得更多的是如何与时俱进,翻译更多好作品。 黑马,本名毕冰宾,专职翻译家、知名作家。1960年生于河北保定市,现居北京,劳伦斯文学作品资深研究者。他的主要作品有劳伦斯作品译文:《虹》、《袋鼠》、《恋爱中的女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劳伦斯论美国名著》、《劳伦斯文艺随笔》、《劳伦斯中短篇小说集》等(包括中英文双语对照版)。这些出版物多次再版并部分在台湾出版繁体字版。散文随笔集:《挥霍感伤》、《情系英伦》、《心灵的故乡》、《名家故居仰止》、《写在水上的诺贝尔》、《文学第一线》,他亦著有长篇小说《混在北京》和《孽缘千里》,两书不仅在德国出版前者还被改编并拍成电影《混在北京》,该片亦获第19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殊荣。 南桥,本名方柏林,曾在芜湖、南京、雪城三地求学,现在美国高校从事课程设计工作,业余时间从事大量文学翻译,是国内多家知名报刊的撰稿人、专栏作者。著有《呀,美利坚》一书。翻译作品如《转吧,这伟大的世界》(美国图书奖获奖作品)、《地之国》(奥巴马总统推荐)、《布鲁克林有棵树》(亚马逊书店“20世纪最佳青少年读物”)、《河湾》(诺贝尔文学奖V.S.奈保尔作品)等作品。“译书,老实人做翻译,见读者点评‘译文字斟句酌又洒脱飘逸’,欣慰之余,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是他的自述。 W《东方壹周》the week H 黑马 N 南桥 W 一开始是出于什么情况从事翻译工作? H 我是出自对文学的热爱。原来读书期间就发表了自己的小说,研究生读的又是英国现代文学,一边研究就一边翻译起自己研究的作品来。既然立志要当作家,现在又学了外语,研究了外国文学,选择当翻译家是自然而然的事。热爱和知识决定了我必须做文学翻译。 N 开始翻译,是在导师刘海平先生的指导下,翻译《赛珍珠文化传记》。刘老师也是赛珍珠研究的专家,这个翻译过程对我来说是一个学习过程,不仅仅是一种翻译的学习,也是在文化研究领域的学习过程。翻译赛珍珠,对于我后来的影响非常之大,尤其是在我到了美国,和赛珍珠一样开始跨文化生活、写作之后。 W 家人对你的翻译工作看法如何? H 最初翻译是瞒着所有人的,包括写小说。等出版社开始出版我的作品了,就不瞒了。但现在大多亲友关心的并不是你翻译了什么,而是你是不是当了官或挣了大钱,房子车子票子,子女工作如何之类特别实际的问题。如果你在那些方面没有出人头地,人家自然不会关心你文学做的如何。所以我们是生活在这些俗事中的,和他们从来不谈文学翻译,那样会显得很书呆子,也是对牛弹琴。真正可以聊的反倒是同好们和有关的出版、媒体人士。做文学翻译,你必须要承受得住实际生活中亲友和故交及进取的同事们对你的忽略甚至轻蔑,因为你在生活中很木讷,仙风道骨的不可理喻,也不能帮人家什么忙如给人家孩子找工作和上好学校,帮人家企业公关或偷税漏税等。但你自己要自觉,别太强调自己的翻译家形象,人家说你没混好也别受伤,那样反倒格格不入。但自己内心要坚持自己的文化身份,坚持自己的梦想,没有白日梦的人是可怜的人,据说白日冥想还能治狂躁症,益寿延年。 N 我翻译作品家人都知道,也瞒不了,但是没有人专门鼓励我去做,甚至反过来叫我不要再翻,说老熬夜或者起早对身体不好。我准备以后少翻甚至不翻。老这样下去,耽误工作,影响生计,也影响了生活的平衡,除非哪一年我真能靠翻译养活一家人了,才可能花更多时间去做。 W 什么样的翻译人才是优秀的、符合现代标准的? H 我不懂。但至少应该是有高度的文学修养,至少中文写作要达到作家标准,而且最好会方言俚语,所学外文知识扎实甚至精通,对网络的使用要在行,电脑操作要熟练,对世界大事要关注,对其他艺术门类要多涉猎,是个杂家,最好能会第二甚至第三外语,等等。 N 中英文的功底一直都很重要,这一点无法改变。但翻译不仅仅是文字的转化,也是一系列文字上解决问题和决策的过程。一个优秀的翻译,要善于利用各种便捷的技术工具,去解决自己在翻译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他必须善于学习善于发问,知道在浩瀚的信息海洋里,如何查找到自己所需的答案。优秀的翻译,也应该是一个文学鉴赏家。如今书业竞争激烈,引进版的书多如牛毛,翻译的圈子很小,好翻译经常有人约稿。他们必须在有限时间内,判断出作品作家的优劣来,这是很见功夫的事。好的译者应该有一些预见性,能把一些优秀的作品作家介绍过来,而不是围绕着几个熟面孔的作家一再炒冷饭。翻译所要做的不单是翻译,也还应该包括一些适当的介绍,让读者了解这样的作家和作品。 W 翻译领域的“大师、大家”为何凤毛麟角? H 现在别奢望成所谓翻译大家了,大家外语水平都提高了,普及了,真正读翻译的是外语不好的人,他们看的大多是热闹,只有少数人真欣赏翻译水平如何。因此,好好做自己的工作,对得起自己和你翻译的作家就好。除非你翻译的是众多人欣赏的作品,而且人家还在意是谁翻译的,你才有可能成大腕,但大师估计不靠谱,大师还应该是思想家、大作家、理论家。别想做翻译成大师,那很滑稽,don’t even dream of it。 N 大师、大家这些都应该是后人封的,追求没有用。从业者应该追求的是对得起作者和作品,对得起读者,对得起出版社。在此基础上,我想最好大家还是把心态放平常化。英文里的“翻译”就是translator, 无 “翻译”和“翻译家”之分,也没有“翻译家”和“翻译大师”之分,不必要搞这些三六九等。与其给人这些虚衔,不如去为他们做一些实事。比如我觉得很多高校翻译作品不算成果,而一些粗制滥造学术论文却算,这种不当的评估方式早该动手去改了,不知哪个学校有这个魄力去做,同时又有能力去鉴赏翻译作品的得失。另外,文学翻译的稿酬,实在低得惊人,让业内人难以专职去做。 W 是否能列举一个翻译轶事?比如自己二次翻译的作品,可能前译者有处理得不够精准的地方,自己给改过来了? H 我翻译时不看别人的译本,都是重新开张,因为我是专业的劳伦斯研究出身,有自信。但我上世纪80 年代中期的翻译,那时年轻,水平肯定有限,因此再版作品我都会润色,改正自己。曾经在考虑如何找到与“一名之立,月旬踟蹰”最好的中文对应词或句子时十分抓狂,最后只好先用个近似的,什么时候想起来好的再替换。 N 我翻译《河湾》的时候,开头的一句话是“Theworld is what it is.”这句话我当初的翻译是:世界亘古未变。编辑李瑞华先生后来跟我商量,觉得应该贴近原文一些,所以改作:世界如其所是。这句话后来引起了一些争议,有读者认为这种译法太生硬,甚至有读者说一看这句话,和那种光光滑滑的台湾译本没法比,所以整个一本书就不想读了。我一开始也觉得不大容易接受。但是这些年我的翻译观念也产生了一些变化,觉得把作品翻译成通顺、优雅的英文当然是一种考虑。但前几年汉学家顾彬曾批评中国作家不看外文作品,我虽然不一定都赞成他的观点,但是他给了我一个启发: 汉语圈的写作,不应该是孤立的孤岛写作,也应该和世界的文坛气息相通。汉语本身也是开放的系统,不妨引入一些英文中的表述过来。奈保尔后来的传记名就叫The world is what itis。可见这是一个极其独特的说法,我如果当初译作“世界亘古未变”,倒是点金成铁了,所以这里还感谢李瑞华先生当初的督促,让我尽量贴近原文,没有顾着读者可能的阅读习惯,在演绎上跑得太远。 W 在采访叶廷芳先生时,他说一部300 多页的作品最少需要一年的时间翻译、校对。现在市场给文学作品预留的翻译时间其实是多长? H 我想如果是名著,叶先生的话没错。作为名著,不能只是文字转换,要研究,要看有关评论资料,要查有关资料,如鸟类和植物类词典,总不能把植物的名称都翻译成学名如“xx 属类”,要查出中文的通俗名字来才好,如白屈菜,大家会以为是蔬菜,但其俗名是地黄连,中国人听着就亲切了。翻开字典是什么就抄下来,是草率行为。现在的市场行为很令人发指,经常让你几个月出一本名著,简直是疯了。多人合译,连主角的名字前后都不一致。很多大学教师就加入到这样的挣外快行列里来,丧尽天良。倒霉的是读者。但这种本子早晚会被淘汰,成为速朽物。 N 我每次也基本上要求一年左右的时间,很多出版社能满足这个要求,这个时间比较漫长,但是由于我们只是兼职翻译,玩票一般,难以拿出整块时间来,一年时间还是需要的。不排除一些译者动作很快,但是他们的生活、工作处境可能和我不一样,这个没有必要去跟他们攀比。 W 如何看待早期翻译前辈们所取得的成就和所带来的影响? H 岂止是关注,简直就是我文学生涯里的灯塔。计划经济体制内运作方式下人才辈出,上世纪50年代至80 年代,他们奠定了中国翻译文学的基础,功不可没。我们读的都是他们翻译的好作品,我由衷地热爱这些人,把他们看作是我文学上的指路灯,能认识他们都感到三生有幸。我有一本书《文学第一线》就是汇总我对几十位老翻译家的采访。他们中很多人才在那个体制下被埋没了,很多想做专业文学的人才没有进到体制内,很难有机会通过竞争成名成家,有点“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惨烈感。没办法,计划经济就是这样会埋没人才的。我在学生时代和工作后极力效仿他们的成功之路。比如我就是看到社科院和北大、北外的名师们基本上是一对一翻译和研究外国文学,我也亦步亦趋跟着学,所以才专门翻译和研究劳伦斯的。 N 才人代代皆有,各领风骚。我对言必“老一辈”的做法很是反感。老一辈成功不可以复制,他们有不一样的知识结构和教育背景。我们能把握的只有我们这一代。每一代总有一些优秀的译者,如今的译者也有很多优势,比如科技工具让大家省掉了过去老翻译一上午跑图书馆查一个术语的辛劳。我们这一代在这方面条件比过去好,至于态度上是否认真,我想各个时代都有粗制滥造也有精心打磨之人。关键的一点是辨别出优秀的翻译和拙劣的翻译,在收入与社会认可等方面拉开差距,这样我们就能向后人交出我们这一代中的“老一辈”。 【东方壹周】构筑精神巴别塔——叶廷芳、赵嘉敏、黑马、南桥译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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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更新 2012-08-23 23:15: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