箴言录 ^(试发表)

笛卡儿 “对于欺骗过我们的东西，决不要加以信任”，写下这句话的时候，笛卡儿先生坐在炉火旁边，穿着室内长袍，两只手拿着写字的纸头，但是，“我怎么能怀疑这两只手和这个身体是属于我的呢？” 笛卡儿先生伸出自己的手，他感觉到他的手，一切都不像是在做梦。但是，仔细一想，笛卡儿先生发现，自己在做梦的时候，也并不觉得自己是在做梦。也就是说，没有什么可靠的迹象，能使人分辨清醒与睡梦。 笛卡儿先生后来的证明，我们都已经熟悉了——“我思故我在”，也就是说，就算我是在做梦，但是，我看到了光，听到了声音，感觉到了热，这总是千真万确的吧。即使我闭上眼睛，堵上耳朵，我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一个在怀疑，在肯定，在否定，在爱与恨，在愿意，在不愿意，在想象，在感觉的东西。 其实，在能够维持生存的前提下，被人当作一种不会思维的东西，也是一件很美妙的事情。你不需要别人知道你也有爱与恨、愿意与不愿意、想象与感觉。 . . . . . 真正的旅行 “纵然我们飞抵火星或金星，只要感觉器官不变，那么我们在火星和金星中所见之物仍无异于地球之物。”（《追忆逝水年华》，普鲁斯特） 世界上最理想的旅行，莫过于做那个叫做于连的仆人，跟随着夏多布里昂，一路游历，有佣金拿，最后还可以发表一部“具有重大历史参考价值”的游记：《夏多布里昂的仆人从巴黎到耶路撒冷》。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夏多布里昂多次引用了这部著作，以和自己当年的记述进行参照。 在君士坦丁堡，于连看到的是：土墙、车辆、轿子、骆驼、马匹、挑夫； 夏多布里昂看到的则是：“……默默的人群从你身边擦过，仿佛他们故意不引人注目，而且仿佛是在逃避别人的目光似的。在你漫步途中，市场和墓地交替出现，好象土耳其人活着只是为了买、卖和死……” 世界上有无数个君士坦丁堡；所有的旅行，都首先是我们感官的旅行。于连记录的重点，是他没有看到过的东西，而夏多布里昂记录下的，则是他自己的目光——他怎么在巴黎街头闲逛、观察、感受，也就怎么在君士坦丁堡街头闲逛、观察、感受。 他不会像我们的一些游记文学作者那样，被丽江或者吴哥窟的一朵白色小花所感动，却从未发现自己身边的小公园里，也有成排的夹竹桃。 旅行，无疑是人生极大的乐趣之一，但是，普鲁斯特认为，唯一的真正的旅行，不是去观赏新的景物，而是获得新的目光。按照这个说法，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城市，也足够我们在其中做终身的旅行。 一个真正的旅行者，并不总是在异乡异国的路上，他也应该是一个日常生活中的闲逛者、观察者、感受者。否则，我们将不但错过自己身边无数值得感受的风景，而且，即使到了君士坦丁堡，也只能看到一个仆人笔下、而不是主人笔下的城市。 “常人怎样享乐，我们就怎样享乐；常人对文学艺术怎么阅读怎样判断，我们就怎样阅读怎样判断；竟至常人怎样从‘大众’中抽身，我们也就怎样抽身……”（《存在与时间》，海德格尔） . . . . . 征服者 “对观众而言，探险者实际上跑了两万多英里路这件事，似乎就把他一大堆其实呆在家里也可抄袭到的老生常谈和平淡闲话，都神奇地变成有重大意义的启示录了。”（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 从雪山归来，有人告诉我：人真渺小。但我们似乎并不需要长途跋涉，到雪山上去寻觅这一朵真理的小花。人的渺小，并不需要去远处找来一个超级庞大物做对比。世界上最高、最庞大的事物，是天空。不需要到雪山上，在马路上一抬头，就能看见它，无可企及，笼罩一切。 在雪山上，也许天空更澄澈，星星更大。但那是一个更美的天空，不是一个更大的天空。之所以在雪山的天空下，才感到自己的渺小，是因为在城市的天空下，人已经不再思考这一类问题。一些人回到城市两天，就把刚刚得来的启示又统统还给了雪山和记忆，一切又周而复始。在雪山之间，他不曾幻想过去占有一两颗星星，而在城市里，太多没有被占有之物，使他感到永恒的匮乏和焦虑。 当年，拿破仑在自己周围见不到哪里还有敌人，哪里还有帝国可以夺取，于是决定出征俄罗斯。他的舅父菲舍红衣主教恳求他不要同时招来天上和地上的敌意。拿破仑拉着舅父的手，把他领到一扇窗户前，问道：“您看到那颗星吗？”——“看不见，陛下。”——“仔细看看。”——“陛下，还是没看见。”——“可是，我看见了。” 把看不见的星星留给目光深远的征服者吧，我们可以满足于仰望被他忽视的其他所有的星星。 拿破仑晚年身体虚弱，只能像儿童一样玩耍，他在圣赫勒拿岛的花园里挖了一个小水池，在里面养了几条鱼，但是不久鱼就全死了，波拿巴叹息道：“跟我有关的东西，都躲不过打击。”一八二一年二月底，拿破仑躺在了床上，再也没有起来，“当年我搅得世界天翻地覆，现在却连眼皮也抬不起了。” “没有一事一物如你一般空虚贫乏，而你却操心全宇宙；你是无知的探索者，你是无司法权的法官，总之，你是闹剧的滑稽演员”（蒙田，《论虚妄》） . . . . . 虚荣而无用的聪明 “我认为我可以问问这些聪明人，是否懂得他们的聪明的全部虚荣和无用。”（波德莱尔） 一个朋友在云南出了事故，车子翻到了澜沧江里。第二天，其他的朋友在网上贴了几句他的诗：“我最喜爱的颜色是白上再加上一点白/仿佛积雪的岩石上落着一只纯白的雏鹰；/我最喜爱的颜色是绿上再加上一点绿/好比野核桃树林里飞来一只翠绿的鹦鹉。” 这位朋友是有才华的，但是这几句诗还是让我本能地大吃一惊，以为他已经悄悄地蜕变成了大师级的诗人。按照我个人的审美标准，这几句诗所体现的，几乎就是波德莱尔所说的“永恒而国际性的文体”。后来在诗下面看到作者自己的注解，才知道这是他整理的雪山民歌。 我以为，在这样的民歌面前，几乎绝大多数的成功诗人，都应该羞愧于自己的聪明的全部无用；就像许多成功画家，在一幅孩童的涂鸦面前，应该照见自己的聪明的全部虚荣。 当然，让诗人和画家感到羞愧的，除了质朴无华的民歌手的作品、感官初开的孩童的涂鸦之外，还有大师们的作品；杰作在前，所有的成功，不过是速朽的虚荣。 相反，那些付出了毕生努力的天才人物，倒是常常对自己充满了怀疑和否定：达•芬奇说自己一事无成，凡高说自己一事无成，李赫特说不喜欢自己，伯格曼说不喜欢自己。他们并非缺乏自信，而是对自己标准更严格；他们也不是离俗世的名利、生活的幸福太远，而是离生命的虚无太近。 波德莱尔在《巴黎的忧郁》的献词里，这样评价自己的作品：“这种偶然的产物，也许除了我，谁都会引以为荣，可对于一个把准确地完成自己的计划当作诗人最大荣誉的人来说，却是一种极大的羞辱。”世界就是这样不可思议：那些半人半神的存在，对自己的能力极度绝望，对自己的价值毫无把握；而那些半人半动物的存在，却洋洋得意，目空一切。 “它们是一些小鸟，只要蛇不在场就乐不可支。”（《惶然录》，佩索阿） . . . . . 正确的道路已经迷失 “在人生之旅的中途，我发现自己身处一座幽暗的森林，而正确的道路已经迷失。”（《神曲》，但丁） 据考证，但丁在这《神曲》开篇的诗句中所意指的年龄，是三十五岁。今天，对于许多三十五岁的人来说，“正确的道路”，是成为一个Kidult。Kidult，是“打扮和行为举止像孩子的成年人”，是Twins高唱的“现在我未成年让我肤浅”。 大卫 •波德威尔在《香港电影的秘密》里虽然盛赞香港电影，但是也忍无可忍地表示：“港片像大部分亚洲流行文化一样，都会有幼稚得无聊的时候。《重庆森林》中的警察，家里居然放满猫咪公仔；当红玉女明星袁咏仪，竟为自己的米奇老鼠收藏品自豪。港片纵然不像日本娱乐文化那样要么是极暴力要么是看腻人的趣致物事，但是两者通常都会觉得长大便是要有侵略性，而温柔的唯一方式，便是倒退回童稚状态。” 拒绝长大是一件非常古怪的事情，因为，长大，是一件无法拒绝的事情，就像一个老人无法拒绝死亡的临近一样。而且，我以为，一个三十五岁的人，拥有与自己年龄相配的心智和乐趣，也是一件非常健康、非常自然的事情；拒绝长大的人，也将失去这种心智和乐趣的获得。 一个成年人喜欢像一个未成年人那样生活，保持肤浅的乐趣，这无可厚非，但是不要说自己——“像一个小孩子”。因为，小孩子的世界，并不肤浅，相反，它充满了真实的感受、强烈的好奇，那是一个每天都在创造新事物的神话世界。 倒退回童稚状态，这种奇迹，大概只有一些天才人物，才可以实现。 小孩子一出门，首先注意到的就是天上的星星、月亮和远处闪烁的灯光；小孩子热爱公园，可以一天去四次，他们总是第一个注意到停在草地上的蝴蝶，第一个发现水底的游鱼；小孩子不懂得镜子的原理，他们甚至不知道“我”这个单词是什么意思。 我相信曾经有一些伟大的艺术家，幸福地回到了这个神秘的世界。而我们，已经失去了回到这个世界的道路，只有生命和时间在不断地流逝。 “我祖父常说：'生命非常之短。我现在想起，生命对我来说正在凝结，以致我几乎无法理解，一个年轻人怎么会决定骑马到邻村去，而不用担心——完全撇开众多的不幸的偶然事件不谈——这寻常的、幸福地流逝的生命的时间，对这样一次骑行来说已经远远不够。”（《邻村》，卡夫卡） . . . . . 雷诺阿必须画画 “今天，我学到了一些东西！” （雷诺阿去世那天上午，画完一幅银盏花后所说） 有个朋友原来是学画画的，我觉得他是非常有天才的，所以，我坚持认为，他后来跑去做生意，是非常糟蹋自己的（这并不意味着我歧视商人，如果一个天才的商人跑去画画，我也会为此而痛心）。 “但是，就算是现在回头，来不来了。”他说。来得及。因为你至少还有三十年的时间，做什么都来得及，即使是从今天起学习画下第一根素描线。。 雷诺阿四十岁的时候，一贫如洗，他未来的岳母夏里戈太太，甚至禁止女儿与这个“心地善良的穷光蛋”结合；他和他的朋友们的画，在经历了二十年的辛劳和穷困之后，继续遭到评论家和观众的嘲笑；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坐上三等车厢，去旅行，去写生。 作为一个摆脱了雷诺阿们的生存困境的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放弃自己的天赋，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毕竟，无论是拉斐尔时代还是雷诺阿时代，这样的人，都存在过，消失过。 也许，他们需要一位夏里戈小姐那样头脑简单的女友。大导演让•雷诺阿这样回忆自己当时十九岁的母亲：“根据乡下人的常识，她知道雷诺阿天生就是画画的，因为雷诺阿必须画画，不管画好画坏，不管成功还是失败，但他的笔不能放下。有什么比荒废一枝葡萄藤更令人痛心的呢？” “您别懒，快起床，照咱们商量好的那样，扮成牧羊人到田野里去吧。” （桑丘对临终时的堂吉珂德所说） . . . . . 遇蛇记 不知道什么时候，一条大蛇趴在我的背上，我用手捅捅它，它也纹丝不动。一急，就醒了过来。被子上似乎还有蛇的重量，或者说，从梦境过度到现实，这条趴在我背上的恐怖之蛇，才一点一点地，失去了它的真实性。 蛇大概是我最害怕的动物了。小时候，一次在田间水沟里掏螃蟹，整个胳膊伸到滑溜溜的洞里，然后，一条小水蛇咬在我的一个手指头上，被甩了出来。电光火舌之间，一个六七岁小孩子的惊骇逃窜可以想象。 根据有经验的小孩子的说法，蛇洞高于水位，螃蟹洞则在其下，但是因为灌溉的缘故，水沟的水忽多忽少，两者往往也就很难区分了。 打那以后，再也没敢掏过螃蟹洞。至今还很清楚地记得，夏天，窄一点的田间小路往往整个地被草盖住，经过任何一条这样的小路，我都是狂奔而过，惟恐被蛇咬到；一边跑，一边觉得有蛇在后面、在草丛里，闪电一般地追着我。 如果有神灵在现场，以他的感知力，他知道草丛里绝无任何恐怖之物存在，但是一个人却发疯一样地飞跑着，毒辣辣的太阳之下，这个旁观者一定会觉得人真是低级到无可救药的一种动物，笼罩于自己所制造出来的恐怖之中。 王以铸先生（希罗多德、塔西佗、《徒然草》的译者），1969年下放湖北咸宁，某个夏夜，王先生所住农宅里的一条家蛇，爬进了蚊帐，沿着他的背后蠕动，发出沙沙的声音。王先生在文章里轻描淡写地说：“我顺手一摸，知道是那条蛇，便轻轻拍了它几下而没有起身，它很快便穿行过去了。这是否是一种理解的表示，我不清楚，但此后它就没有再来，也没有在任何地方出现。” 这条蛇足有七八尺长，能够蛇附于背而不起惊骇之心，也难怪王先生译笔之佳了。 进城之后，我再见到蛇，已经是在餐桌上。吃蛇，此前我只见过一例，是村里的两个小混混，算是在外面见过世面的，一次在田边遇到一条大蛇，便打死之后烧了来吃；这里面，大概也未尝没有一点显示自己知道蛇是可以吃的、你们乡下人什么也不懂，等等这些炫耀的意思。但是村里的人都觉得，这两个人连蛇都敢吃，还有什么坏事做不出来？ 《聊斋》里有一篇《豢蛇》，说到吃蛇。有人寄宿蛇佛寺，和尚做了肉汤，肉段都是圆的，还以为是鸡脖子，一问，是蛇。客人大惊之后呕吐不已。 事情还没完。这个人晚上睡觉之后，觉得胸口有东西蠕动，一摸是蛇，“顿起骇呼”。和尚说，这有什么可怕的呢，拿火一照，满墙满塌，全是蛇。第二天，和尚引他到佛殿，佛座下有巨井，下面蛇子蛇孙数百万，族居其中。因为蛇为害人间，所以佛就自己坐在它们上面，将它们镇住。 蛇与佛，当然是一个很好的道德隐喻。不过，王以铸先生那种与蛇共处的境界，似乎更具诗意。恐惧心，是很难驱除的；但是诗意，一旦变成诗人的本能，也是外界无法夺走的。否则，在动乱的年代，在流放和贫困之中，王以铸先生就无法写出《花纹印象》（花纹，咸宁地名）这样的诗来： 久慕丘壑美，驱车入花纹。轻风袅细雨，到处拂烟云。 尘喧都不起，高枝鸟语新。远山递隐现，田亩绿如茵。 随路任起伏，杂花纷迎人。巨岩忽夹道，竟与泉水亲。 峥嵘兼苍翠，举袂触荆榛。地籁时一动，竹叶散清芬。 我本京都子，无由问仙津。半世牵名利，今始识本真。 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