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期 张向荣 | “满大人”与现代性： 评《假想的“满大人”：同情、现代性与中国疼痛》

编者按：本文为CCSA“Talk to the Author”栏目第五期为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比较文学与亚洲研究系韩瑞（Eric Hayot）教授所著《假想的“满大人”：同情、现代性与中国疼痛》（The Hypothetical Mandarin: Sympathy, Modernity, and Chinese Pai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一书所组织的书评。作者张向荣，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本文刊于《文学》2018年秋冬卷（复旦出版社，2019年）。下期将推出韩瑞与金雯关于本书的对谈，敬期垂注。
“满大人”与现代性：
评《假想的“满大人”：同情、现代性与中国疼痛》
张向荣
 　　　　　　　　　　　　　　　　　　　　　　　　　　
01
仅从篇章结构来看，《假想的“满大人”》一书并不晦涩。在一个详细的“导论”描述了研究的对象与必要性之后，书的第一章“轶事理论”则明确解释了研究方法。从第二章到第六章，作者沿着历史的脉络从17世纪初期逐步走到当代，把沿途所见所闻的“轶事”细致的串联起来，并不时跳跃时空来勾稽古今。最终的第七章做了一个回顾和总结。然而，即使是作者与译者也都表示这本书的风格是特殊而且晦涩的，这是因为作者在讨论与“满大人”相关的“轶事”时，风格确实复杂多样，尽管涉及的案例异常丰富且引人入胜，比如医案、图画、照片、小说、回忆录等，但很多观点的论证和引申却颇为曲折含混。这显然会令译者也不得不使用较长、较拗、较晦涩的词句来努力再现作者的意图。
漫威漫画中的“满大人”
这本书并不是“满大人”的解释史，甚至连与“满大人”这一形象直接相关的“傅满洲”“酷明”等形象在正文中都没有提到（注释里提到了）。毕竟，对“满大人”的历史、文化及语言学研究在“中国研究”领域比比皆是，甚至专业领域以外，譬如影评人都能对这个典型形象的变迁如数家珍。因此，本书的目的其实是在“满大人”之外，是通过著名的“满大人问题”（p3，作者说：“当灾难降临到一位中国陌生人的身上时，对你究竟有多少意义？”）及相关的“中国轶事”，来发现一个假想的、被观念建构起来的“中国人”形象，在欧洲从启蒙走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起到了怎样不能被忽视的作用（p2，中文版序言）。“满大人”在今天往往只是被看做西方世界认识“中国形象”的陈旧符号，因此一般的研究都是指向东方的，且是单向度的，并不考虑“满大人”及其“轶事”对西方构建现代性具有怎样的影响。或者如作者说，这种影响被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急剧衰落所遮蔽。在本书中，作者把中国的这种影响命名为“中国黄道”，不仅是西方参照的黄道，也是人类普世性的黄道。（p41）
对于西方而言，现代性的种种面相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个体与国家，或者说个体与权力之间关系的重新界定。欧洲从基督与王者的世界走向世俗与民族的国度，在这漫长的历史中个体与权力的关系也被重新组装（p4，中文版序言）。而异邦“满大人”的死亡、疼痛与忍耐，在西方确立一种现代性意义的个体与权力的关系中，起到了催化作用。一个西方人，为什么不愿意从一个异域的、抽象的、“非人性”的“满大人”的死中得到莫大的好处？为什么会因为中国人对巨大痛苦的忍耐而产生同情？为什么会对作为殖民者的自己的“残忍”视而不见，却对中国人的“残忍”而感到难以接受？作者提出的这些问题，正是现代性在西方被建构的早期痕迹。与此同时，西方也把“同情”通过“感同身受”进一步建构为一种人本主义的普世价值。当同情心可以很轻易的从一个世界推广到另一个世界时，现代性的普世性就得以显现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并非一项“中国研究”或海外汉学之类，而是纯粹的西方现代性问题研究。
 
02
从导论中，我们已经足够知晓作者写作本书的意图。导论的“概述”小节中，作者甚至把所有章节的主要内容和思想都写了出来，这足以帮助读者更好的理解全书。
    
第一章主要讲轶事理论。因为该书大部分篇幅是按照时间顺序梳理并研究关于中国形象的各种“案例”，从清代的医案、相片、刑罚，民国的小说、回忆录，直至人民共和国的医院和工厂。作者把这些案例都看做为一种“轶事”。按照作者复述的文学的“轶事理论”，第一章同样亦从一则金匠之死的“轶事”展开：17世纪，一个中国金匠被残酷折磨致死，但他从头至尾以沉默忍受了全部折磨。这件事情被埃德蒙·司各特17世纪讲述又被格林布莱特在20世纪转述，从而进入了作者韩瑞的视野。金匠通过沉默传达出的巨大疼痛，成为对施暴者权力的不屈服的隐喻，并进入语言文字，最终变为读者对疼痛的感同身受。韩瑞认为，在对这一疼痛的建构中（p68-69），“关于疼痛表现的任何证据都有必要看成是‘轶事’”（p70）,“‘轶事’并不是自然生成的”（p73），而是被讲述者制造出来的。这一章的目的首先是为后文的“轶事”勾勒出理论前提，同时也对导论里中国形象与现代性的关系做出了文学性的探讨，即：西方的现代性构建和普世价值的推广，是通过“同情”“疼痛”等隐喻所实现的，而这些隐喻恰恰来自于“满大人”被建构为“中国性”的各种“轶事”。组成“中国黄道”的不是一个一次性的单纯观念，而是许许多多被扭曲被夸大的“轶事”。
第二章到第五章可以看做一个整体，都是讨论中国形象的“同情与交换”。1800年和1801年，英国人梅森先后出版了《中国服饰》和《中国的刑罚》两部书，表面看来这是典型的“民族志手册”，是大英帝国的殖民者满世界跑，把所见所闻分门别类收藏，带点探索发现的兴趣，也不乏猎奇窥探的行为。但韩瑞发现，《中国的刑罚》的图片及其说明文字似乎有“微言大义”——梅森依据这些刑罚批判中国人缺少同情心——而韩瑞却从中发现了一种“同情与交换”。因为这两本书恰恰出版于马戛尔尼1793年访华之后，西方有着强烈的对华贸易的需要，但这一需要被皇帝拒绝了。梅森的怜悯与同情，在韩瑞看来是一种与中国进行自由贸易的渴望。因为按照“亚当斯密问题”（p115），人类之间的互相同情与人类之间的互通有无是一致的。一旦同情与交换之间委曲的张力开始呈现，更多的“轶事”也就随之而来。从1793年到贩卖鸦片之前，大量白银流入中国，英国人感到了财富上的弱势，只有通过指责中国人刑罚的残暴来获得自身道德感的富有，才能从心理上拉平东西方之间的差距。从而使得对华贩卖鸦片也变得不那么道德败坏了——反正中国人对自己的民众都如此残忍。
梅森：《中国的刑罚》
随后，作者讲述了19世纪上半期广州的英国医生伯驾为当地人摘除肿瘤、拿出结石、缓解疼痛、建立医院的事迹。通过伯驾留下的大量描绘了肿瘤的图画和一些胆结石，作者指出：庞大的肿瘤和坚硬的结石等“轶事”继续夯实了西方在观念中建构的中国形象，他们忍耐力超强、人数众多、忍辱负重等。这些“轶事”的影响在19世纪晚期华工大量进入美国时爆发了。美国排华原因复杂，仅从本书的角度看，作者发现，华工恰恰被美国人看做是社会的“肿瘤”（p176）：能忍受各种非人的痛苦、低报酬、人数多、机械没有个性、抢走了本地人的饭碗、喜欢储蓄吝啬消费——等一下，这真的是19世纪晚期美国人对华工的看法？不是21世纪西方人对中国这个世界工厂里流水线上工人的看法？——显然，伯驾讲述的“轶事”，和排华这一“轶事”，毫不费力的抵达了当代中国世界工厂的新“轶事”。
第五、六章及第七章中关于塑化尸体的一部分则可以看做另一个整体。作者用了“再现式交换”来概括这几个章节，是基于前几个章节将“同情”从“中国”建构出来后，将“同情”再转化为新的关系。因此，这几章展示了基于“同情”的现代性所具有的“普世性”一面。罗素在当时的局势下，在回忆录里没有谈论中国人的残忍，而是盛赞了中国人的忍耐，他把忍耐看作是很好的美德。这当然有特殊时期的特殊意味，也与当时中国展现给世界的弱小、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形象相关。但更重要的是，罗素将这种“同情”交换到了中国人对自己的反观上。作者此后通过鲁迅在《藤野先生》里那段著名的描写冷漠“看客”的文本，指出了在这一阶段中，中国人也开始借助他者的眼光（实则他者的眼光所看到的中国人恰恰是一个被构建的“轶事”，并非是真实全面的中国形象）对自己进行观照。换言之，中国人从外国建构的“中国形象”犹如揽镜自照般重新发现了自己，这个发现尽管包括了同情、怜悯，但也有偏激、扭曲甚至污蔑。于是，在“忍耐”“同情”的角度上，中国的现代性终于从英国医生用现代医疗手段消除肿瘤和结石痛苦的萌芽阶段，进入了自我批判国民性的时期。因为国民性几乎就是传统塑造的性格，中国人对国民性的批判实则意味着用新的道德与文化体系来塑造自身，这正是现代性的任务。在这里，中国的现代性就表现为国民要消除看客的“冷漠”“残忍”。于是，第六章就展现了这种现代性尝试的成果，本书的历史叙述也推进到了人民共和国时期。在这里，作者讨论了中医麻醉：中医针灸麻醉虽然不是西方意义的“麻醉”，但其起到的作用是一样的，甚至更好，因为针灸麻醉下病人仍能保持神智清醒。所以，这意味着中国对现代性的追求并非全然踵步西方，而是与自己的历史遗产相结合（p274）。同理，这一轶事说明，基于同情、怜悯等普世价值的现代性，也很可能不会被中国接受、消化、理解，是一种“缺乏现代化的现代性”（p274）。
最后一章是全书的总结，但是我认为，本书真正的结语倒不是最后一章，而是开头导论的最后一部分“满大人归来”。读完全书后再来读这一小节，会看到作者明确指出，为什么是满大人而不是别的文明的人，也不是中国的儒生或农民。因为满大人已经意味着永恒的、化石般的、凝固的、不变的、停滞的生命（如果这还能叫生命的话），所以才得以被西方人所思考，并成为考量道德哲学问题的一个尺度，以及西方现代性的来源之一。
03
早在先秦时期，孟子就提出了他著名的“四心说”，即“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无论在儒家心性之学体系里，还是在传统中国的道德文化中，“四心说”都有着重要地位和意义，并非圣人的纸上论道。特别是“恻隐之心”被看做“仁”的大要，亦与本书的“同情”最为接近，因此，通过后殖民理论很容易辨认出“满大人”及其“轶事”的扭曲面目。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这一源自西方的扭曲的“中国形象”，与现代性这一普世观念同时进入中国后，却又极大的影响了中国本身。
所以，在这样的推论下，让我们也来观照作者对曾经被巴塔耶高度关注的那张凌迟相片的讨论。作者认为，凌迟的相片“重新塑造了近代欧洲与中国的某种关系”（p292）。我的理解是，这幅图片就是本书的浓缩：近代欧洲人从这张相片上，既能看出受刑者的“忍耐”，又能看出围观者的“麻木”，还能看出施刑者的“残忍”。由此，他们从“忍耐”里发现了自己的“同情心”；从“麻木”中找到了对华出口鸦片及瓜分中国的心理平衡（p120）；从“残忍”中反过来确立了自身的文明，也就是现代性，也逐渐祛除掉了西方现代之前的也不逊于东方的残忍。同时，他们也通过炮坚船利将这种“同情”和“文明”作为普世价值送入他们完全误会了的中国（p122）。
因此，本书中作者的两个意图也就逐渐清晰：一个是揭开西方现代化过程中久被遮蔽的中国形象所起的作用，其目的是更好的研究西方的现代性问题；第二，梳理了“满大人”及其“轶事”形成的历史，指出那些往昔并非历史上的中国，而当代的中国所具有的现代性，也并非如西方所愿的那种类型。
不过，作为中国读者，我会有另一番感受。因为前述两点都是对西方读者的揭示，一个中国人并没有“满大人”问题，那些“轶事”比起正史野史里的奇珍异宝根本算不得什么，更不会关心西方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因素有哪一些。但是，我们会关心中国自己的现代性问题，并因为这一问题而痛苦（这是真正的精神的痛苦）。通过本书可以看到，不论是伯驾的高超医术，还是凌迟遭受的道德谴责，都是借助西方才缓解了中国人肉体的疼痛。肿瘤的切除、结石的取出和凌迟的废止意味着现代性在中国的生根发芽。西方的“同情”和“怜悯”对中国的确有着正面的意义。
但是，这种现代性如此复杂，中国人“被同情”的同时也“被压迫”，中国形象“被停滞不前”的同时也“被发展进步”。当西方人把在观念里构建的扭曲的“中国形象”输送回中国后，却塑造了近现代中国人的矛盾性格，这就是一种既追求国富民强炮坚船利，自由民主发展进步，批判国民性，试图博取寰球各国的平等视之；又总是强调自己文明的独一无二博大精深，以反抗近代以来西方从器物到文明的压迫。中国至今仍未完成现代化，如果只从本书的角度来看，这一未完成体现在：当代中国人仍然对国富民强具有悲情意识，想摆脱“被同情”，却又总是到“被同情”的近代史中寻找动力；明知道自己的传统即儒家思想是反对“发展进步”这一近代观念的，也知道“进步史观”已经过时，却又总是无法舍弃“发展进步”的近代理想。
2013年8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