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康生是我的偶像》--- 蔡明亮

                
                
在剧场，蔡明亮收获到了他在电影院从来没有收获的掌声。尽管得过许多大奖，蔡明亮从一线电影观众那里得到的通常是冷遇。
《爱情万岁》在希腊参加影展，策展人特意在影院门口等蔡明亮，等他一到，就拉他去吃东西。蔡明亮有点迷惑：“不进去跟观众见面吗？”“不用了，观众很少，你会很生气……”“还能少到哪里去？我又不是没见过。”蔡明亮执意要进去，最终被对方拦住。
后来蔡明亮还是知道了那一场的确切票房。几天之后，一位英国记者对他说：蔡明亮，有一件事我一定要告诉你：我在希腊看了你的电影，连我在内只有5个观众。但是我们很快乐，看到一半，我们就开始冲着屏幕叫骂：怎么这么慢？这是什么破电影？放映机坏了吗？
门可罗雀的放映厅、观众中途退场、嘘声、哄笑，蔡明亮早就安之若素，“如果我还计较这些，我真是白做了那些电影。”然而，2011年10月底到11月初，他导演的三出独角戏在台北“国家戏剧院”实验剧场上演，蔡明亮感受到了被理解的快乐。演员还是蔡氏电影里已经“看腻”的杨贵媚、李康生、陆奕静；台词仍旧没有几句，演员在长达七八分钟的时间里只有静卧、静坐或者咀嚼吞咽一个动作。每场将近两个小时的戏码结束，迟疑一两秒，黝黑的剧场都会被持久而笃定的掌声填满。
台北“国家戏剧院”计划在今后几年每年推出一部独角戏，开篇之作请蔡明亮完成——蔡明亮在大学学的是戏剧，早年曾是台北实验剧场的干将之一；他的电影不管由几个演员演，“对手戏”都非常罕见。
“我就不客气了。”蔡明亮说。他说服跟他合作多年的演员：“来嘛，我们不是在大剧场，是在它底下的小剧场，随便我们怎么玩。”
蔡明亮希望用天马行空的方式表现他的“御用”演员们日常的一面。排戏从一对一的聊天开始。李康生说他喜欢养海鱼，为了让鱼适应新的生活，还要定时去提海水给鱼缸换水；陆奕静在拍片之余是咖啡店的老板，喜欢把咖啡豆放在掌心，一粒一粒精挑细选，一直挑到肩膀和颈椎酸痛；杨贵媚抱怨她在家里其实没什么自我，至今跟父母生活在一起，在外面拍了有暴露镜头的片子，也不敢跟父母说。
戏就从这些日常闲聊中一点一点磨出来。按照常理，一出独角戏的主角或者是“我”或者是“他（她）”，蔡明亮的三出独角戏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只有你》——那是1930、1940年代红遍中国的女歌手李香兰一阕老歌的歌名。
老歌是三出独角戏里无所不在的元素。周璇、白光、李香兰或甜美圆润或奢华沧桑的歌声时不时从收音机里飘出，而收音机就坐落在用土堆成的桌子上。不止桌子，整个舞台都被台湾特有的红土覆盖，马桶坐落在土堆上，一个高而平的土台铺上床单就是床，让人难免联想起：人生的一半是埋在土里的。可这个念头刚一浮现，嗅觉立刻被空气中弥漫的咖啡味道或者艾草薰香填满。
老歌、味道、红土，都是蔡明亮刻意使用的“战斗性元素”，用以对抗时代的浅薄。“我们跟土的距离已经非常遥远，甚至有人不知道土，就像狗不知道草是什么。以前狗生病了会自己去吃草，现在只会看兽医，没有自我治疗。但其实真正的治疗是大地给你的。”蔡明亮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虽然三出戏都冠以《只有你》的名字，但在内在的人称指向上，还是略有区格。李康生跟蔡明亮的关系最为近厚，蔡明亮把他看作“我”；陆奕静是“你”；杨贵媚是“她”。分开来看，三出戏是三个人的静默或独语，合起来其中有我、有你，也有她（他）。
“我”∶黑暗的角落
“很多人说我和小康是一对，这太把人看低了，人的情感是很复杂的，不一定有某种关系，它就是命运的安排。”提到李康生，蔡明亮的话滔滔不绝，甚至主动把话锋转到和李康生的关系上。
《青少年哪吒》入围东京影展，颁奖人是张国荣，张国荣私下提醒蔡明亮：你以后应该多用陈昭荣，少用李康生。《洞》到韩国釜山，热情的观众对蔡明亮说：李康生我们已经看腻了，你现在完全有能力换刘德华。蔡明亮回答：刘德华是你的偶像，李康生是我的偶像。全场哗然。
某种程度上，把蔡明亮从一个剧情片导演变成一个“闷片”导演的人就是李康生。在认识李康生之前，蔡明亮作为编剧写过《不了情》，作为导演拍过《小市民的天空》，都有不俗的收视率。
1990年代，青少年犯罪现象在台湾日益严重，蔡明亮应邀拍摄以青少年犯罪为题材的单元剧《小孩》。他要寻找一个看上去不像会勒索别人的少年犯，几经辗转找到了正在西门町打电子游戏的李康生。
“他很自然，在镜头前也不害怕。”试过镜，蔡明亮对李康生很满意，可是三天之后就后悔了。“小康你自然一点，不要像机器人一样，你转头的时候可不可以眨一下眼睛。”蔡明亮忍不住对镜头前的李康生说。“可是，导演，我本来就是这样啊。”李康生慢吞吞地回答。
那天收工之后，蔡明亮一直琢磨李康生的话。“我们有时候会被训练到以为一种节奏是有力量的，以为一种造型是比较帅的。”思索之后，蔡明亮决定顺着李康生的节奏走，不只顺着他，也顺着所有的演员。去找他们平常的样子、平常的节奏。蔡氏独有的镜头美学就此发轫。
一部、两部、三部以李康生为主角的电影拍下来，反对的声音来了。蔡明亮完全不为所动。
蔡明亮经常从李康生的身上看到自己的父亲。在《只有你——我的沙漠》中，李康生时而演自己，时而演蔡明亮的父亲。为此，他剃了光头，扎上白布围裙，在舞台正中的巨大面板上倾倒一袋面粉，同时听周璇的老歌。
蔡明亮对父亲的记忆跟周璇的老歌联系在一起。在马来西亚乡下，蔡明亮父亲经营面摊、养鸡、种胡椒，每当收音机里传来周璇的歌声，平时沉默寡言的汉子就会停下手中的活计，燃起一根烟，或嚼上一口黄油，呷一大口浓咖啡。
蔡明亮1957年出生，那一年周璇去世，但直到他的少年时代，周璇的老歌仍然是马来西亚华侨社区挥之不去的声音，电台天天都在放，一家比一家声音大，唯恐盖不住邻人的收音机。蔡明亮并不喜欢周璇，时代的本能，让少年也能觉察出周璇那尖细的嗓音已经过时。成年以后，周璇尖细的歌声却不断回到他的记忆里。他甚至庆幸儿时东南亚一带的流行文化不像后来替换得那么快，那是父辈用以纾解乡愁的媒介。
父亲的很多举动也让儿子回味多年。八岁时，蔡明亮被带去拔牙，在医院飞跑，父亲把他捉住，扭送给医生，走出医院，给他买了满满一袋金鱼。家里养的鸡闹鸡瘟，全家人天天吃瘟鸡，坐月子的母亲也不例外。父亲一步一步走向鸡竂，抓起一只鸡，在脖子处一拧，把它掼在地上，又去抓另一只。
父亲杀鸡的动作，给少年蔡明亮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对他来说，其中隐藏着生命的大秘密。那是善是恶？是身不由己还是主动选择？杀鸡的人是否跟鸡同样命运？
成了电影导演之后，蔡明亮经常被兄妹告诫：不要把《爱情万岁》带回家，《河流》和《洞》连提都不要提。2011年春节，出家的妹妹郑重地对他说：哥，你能不能听我一句劝，不要再拍那么黑暗的电影了。蔡明亮想了想说，我拍的不是黑暗，而是黑暗的角落。
“黑暗的角落存在于人的内心，脆弱、纠结的欲望、复杂的人性……人的品质好不好全在内心黑暗的部分，你愿不愿意正视它，接受它。”蔡明亮说。他相信，城市跟人一样，一个城市善良与否是被它最黑暗的角落决定的。“我天生爱看黑暗的东西，也自然觉得应该给别人看到。”
除了小娟的歌声“天上的星星为何像人群一样拥挤/地上的人们为何又像星星一样疏远”固定出现在每出独角戏的开头，三出戏共有的元素还包括一条地下通道。在各自的故事里，陆奕静、杨贵媚、李康生在一条地下通道缓缓走过的视频都会被投放在舞台的背景墙上。他们的步履之慢让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分辨不清他们是在走近还是走远。
在蔡明亮的生活经验里，台北这样的地下通道随处可见。因为私车的普及，城市重新规划、老街区的衰落，很多曾经被频密使用的地下通道变成了城市的盲肠，尽管隔着一层土的地方就是车水马龙的大都会。
蔡明亮能够看到这些别人看不到的角落，跟他儿时的经历不无关系。父母生了7个小孩，排行老三的蔡明亮从三岁起就跟外公外婆住在一起。两个老人家喜欢看广东大戏和电影，每次都是外公把蔡明亮背到剧院，散场再把他背回来。睡觉，爷孙两个必定手拉着手。从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蔡明亮的作业都是由外公做的，父亲看他成绩烂得不行，五年级把他接回家。
回到父母兄妹身边的蔡明亮好像回到“异国”，每天花大量时间幻想跟外公一起隐居，“像连续剧一样有各种各样的细节，还掉眼泪。”因为是转校生，在学校里同学排斥，被取了“青脸鸟”的绰号，意思是脸很臭，不爱理人，慢慢地，除了一个姓沈的同学，全班人都不跟他讲话，蔡明亮反而有更多的时间体会独处的快乐。
“我在拍电影的时候，特别喜欢拍人独处。慢慢越来越可以走到人的内在，人最不敢面对的东西。”蔡明亮说。
在电影里经常独自沉默的李康生在舞台上突然滔滔不绝起来：不拍戏的时候，他喜欢潜入深海，独自一人在海底看色彩斑斓的鱼从身边游过，尽管被某些海底动物咬一口不是闹着玩的事情。捕到的鱼被他带回家里，为了让它们活得久一点，要经常去海边提海水，换到鱼缸中。可是鱼还是会死。
“你”∶假的和真的
陆奕静在蔡明亮电影里的经典镜头是吃东西，而且通常是她本人并不爱吃的东西，鸡爪子、膨化食品、甜腻的奶油蛋糕。
在《只有你——我的死海》里也一样，陆奕静吃东西的动作大概持续了七八分钟，一大块一大块地往嘴里填。蔡明亮告诉她：我知道你不爱吃，而且你吃下去的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它是对的。那场戏演完，观众席里的蔡明亮流下眼泪，“我看到了她的抗拒，可是她还要吃。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蔡明亮说。
不爱吃东西的陆奕静对咖啡有异乎寻常的迷恋。她从小喜欢老式咖啡店的茶色玻璃，“可以看到外面，外面的人看不到你”。成年以后，她开过好几家咖啡店，最近一家叫“蔡李陆”，蔡明亮和李康生和她一起做这家咖啡店的老板。不拍戏的时候，陆奕静自己动手为客人煮咖啡。
舞台上，陆奕静一杯一杯地把黑色的咖啡灌溉到自己的身体里，直到身体再也无法承受，换成黄色的药液顺着输液管滴入静脉，然后是各种各样不假思索、大口吞下的营养果汁。“那一场戏真的能看到人生的真相，人经常用某种物质的东西填补自己，并且认为重要，可是突然有一天发现这个东西是有问题的，于是换别的东西，但其实换汤不换药。”蔡明亮说。
蔡明亮用自己的经验为陆奕静设计了一场戏：把三块热贴放在床上摆成“品”字形，仰卧，把热贴贴到背上。“怎么会不孤独？这个动作都要自己完成。贴好贴，撕下来有点困难。”蔡明亮说。
一台收音机放在土堆成的桌子上，陆奕静旋动按钮，各种各样的声音飘出来。女播音员朗诵的张爱玲的短篇《花凋》，台湾最in歌星大声唱着他的宣言“我的字典没有妥协”。白光的岁月老歌以“电台点歌”的名义出其不意地还魂，西门的朱青平把它送给李闾的王淑芬，下田的刘光明把它送给北门的田中华……一听而知，人名、地名都是假的，但祝福都真挚得仿佛要管一万年。
在医院打点滴的陆奕静无意听到这支老歌，再想找，却怎么也找不到。字幕打出来：奋斗、搬家、换工作、喝咖啡、谈恋爱、找新朋友、痛哭、大笑……我却再也没有找对电台。
“她”∶女鬼的尝试
《只有你——蜘蛛精》首演结束，杨贵媚卸妆，换衣服，半个小时后，脸上扑着厚厚的粉坐在南方周末记者对面，但是眼角的痧红是挡不住的。问起眼睛红的原因，她解嘲：被自己感动的。
在她的独角戏里，杨贵媚演一个生前是明星的女鬼。戏开场，她僵卧床上，把手伸向半空，矗立许久。“那只手是我对这个世界的不舍。”蔡明亮说。排戏的时候，他经常问杨贵媚：你死了以后，回到上辈子的家里，会做什么？
大概会先打扫一下卫生吧，杨贵媚说。于是，舞台上故地重游的女鬼拿起一把扫帚，奋力把满台的红土撮成一个一个的土堆。她生前一定是个倔强角色。
扫地这个动作，杨贵媚再熟悉不过。杨家有兄妹五人，除了已经婚嫁的两个，包括老大杨贵媚其他三人仍旧跟父母生活在一起。五兄妹一人一间房，人离开了，但房子还在，每日清洁，工作量很大。杨贵媚想给妈妈找一个帮佣。妈妈想了想：不如这样，我来打扫，你把钱给我。杨贵媚哭笑不得，不拍戏的时候，就帮忙做家务，以至于工作伙伴给她打电话，第一句肯定问：“在抹地啊？”
女鬼扫地的时候，收音机里播放某地发生泥石流、闹出人命的新闻实况。清扫告一段落，女鬼去洗澡。她淋浴的特写投影在舞台上，水流冲刷着她的头发像泥石流冲刷着山坡上的树木、草丛。接着，她狐疑地清点自己的遗物，手袋和高跟鞋都被掩埋在红土里，手袋里有积水，里面的物品受潮，香烟点不着。女鬼作出各种尝试，直到发现梳妆台上的电吹风。香烟伸进吹着热风的吹风筒，居然被点燃了。
电吹风给女鬼很大灵感，既然烟可以点燃，想必死去的躯壳也能被那口热气唤醒。果然，电吹风的热气让女鬼重现昨日芳华，她一阕一阕唱起老歌。最后，歌声消失了，唱歌的动作仍旧继续。
农家子弟杨贵媚20岁以歌星身份考进电视台，同时做俱乐部驻唱歌手，拍闽南语的电视剧。不是科班出身的杨贵媚，从配角演到主角，代价是早晨六点钟起床，不是去片场就是赶通告，早饭在车上解决，生病在片场打点滴。有时候，吃腻了盒饭，馋牛肉面，就举着吊瓶走进面馆，把点滴瓶挂在墙上，低头吃面，有人看，也不理会。吃完付钱，老板问：生病哦？杨贵媚“嗯”一声，拎着点滴瓶低头走出面馆，再进摄影棚。
辛苦忙碌持续了四五年，杨贵媚萌生退意，一边在家翻报纸找工作，一边陪妈妈看碟。看着看着就看出不甘：为什么他会那样笑？为什么他有那样的眼神？我就这样放弃吗？
接下来，是典型的“爱拼才会赢”的台湾故事。杨贵媚重回演艺圈，跟拍过《星星知我心》的导演林福地合作。林福地是台湾第一个用单机拍电视剧的导演。“我不是科班出身，只会用我的生活来表演，哭就是哭，完全没有技巧。”单机拍摄让她慢慢懂得，表演的时候情绪要连贯。
越来越多的导演看中了她沙哑、“在地化”的嗓音，开始有人找她为电影配音。一次，有人找杨贵媚给郑裕玲演的赌场黑帮片配音。杨贵媚对配音领班说：我不会赌博，没有大姐头的派势，我的声音出来是虚的。我可以给你试。
最怕的是给哭戏配音。杨贵媚不会用技巧“做”声音，只能真哭，哭的时候还要清晰念出台词，跟片中情绪吻合，甚至把演员哭时脖筋上的抽动用自己的声音表现出来。眼睛快哭瞎了，杨贵媚也学会了“声音表情”。
1994年，杨贵媚遇到了李安和蔡明亮，一个拍《饮食男女》，一个拍《爱情万岁》。
李安有完整的剧本、清晰的导演构想。建组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是给演员正音。“你们台湾小孩说话没有重音，稀里糊涂地就过去了。”李安说。杨贵媚不服气。李安找来一台录音机，让演员当场对了一段词，然后放给他们听。演员对自己的声音不再那么自信，专业的正音老师进驻片场。三姊妹房间里的每一样物品都由演员自己摆放，日式房子的地板哪一处因为年代久远而咯吱作响，都必须记得清清楚楚，“当你做了亏心事，很怕吵到别人的时候，你不会走到‘嘎嘎’的地方，当你心情浮躁，而且理直气壮的时候，你就不会管这个。李安连这个都让我们注意。”杨贵媚回忆。
蔡明亮完全是另一种风格。
初次见面，蔡明亮说，我要告诉你，这个角色最初定的不是你，那个演员来不了了，才变成你。杨贵媚愕然了一两秒，说：没关系，我接到了，就是我的，我会全力以赴。进棚之后发现，这个导演连剧本都没有。
第一天排戏，蔡明亮让她去跟中介小姐学习卖房子。杨贵媚绑起两条辫子，穿上牛仔裤、戴上帽子，像助理一样站在售楼小姐身后。轮到拍她在电话里向买主兜售房子那场戏，电话打来之前，杨贵媚根本不知道电话是谁打来的，会说什么。蔡明亮布置她嗑瓜子，电话来的时候接就是了。杨贵媚愕然，万一我辞穷了怎么办？蔡明亮说，你平时接个电话也会辞穷吗？
每天去片场，杨贵媚的心情越来越糟糕，剧本没有，每天就是走路、吃便当、喝酒，上厕所、化妆、开门、睡觉，跟陌生男人做爱。
拍最后中央公园长达7分钟的哭戏，她的心情糟糕到了极点。公园修建与否，台北的争议曾经很大，工程修修停停，长期处于未完工的状态，地上到处都是小石头和烂泥，椅子还没放好，花是倒的，树也没有种。杨贵媚不知道为什么蔡明亮要让她在这个完全没有美感的公园里走那么久。摄影师也不知道，完全没有做好跟拍杨贵媚走路的准备，不得已临时借用了一辆垃圾车，把机器架那上面。
在同一段路上，杨贵媚走了N遍，走到太阳快下山，蔡明亮对她说：一会儿你就坐在那张长椅上哭，你看你可以哭多久。杨贵媚的脸变得更酸更臭：我为什么要哭？我今天完全没有哭的情绪！你就想，你很贱，房子卖不出去，还跟男人一夜情，你一个人很孤独，蔡明亮在一边煽风点火地“说戏”，接着就开机了。
开始的一两秒钟，杨贵媚有些抗拒，可是眼泪一旦流下来，就再也控制不住，哭了足足有十分钟之久，已经cut了，也没人告诉她，最后蔡明亮和她一起抱头痛哭，然后宣布：你今天杀青了。这就拍完了？杨贵媚大喊。她在心里说，我肯定会毁在这部戏上。
不久就传来《爱情万岁》要到威尼斯参加影展的消息。他居然可以去威尼斯？
剧组抵达威尼斯，唯独杨贵媚的行李没到，第二天就是首映礼。制片人徐立功、造型师和杨贵媚划着小船去买衣服。大牌子小牌子都试了，没有能穿的，欧洲人的体型偏大，杨贵媚“太小只”。
全城的服装店都要打烊了，终于找到一件。“你知道是什么吗？我觉得是外国人的睡衣。前面有蕾丝，后背镂空，腿两边有开衩。”杨贵媚回忆，当晚，她就穿着这件略作加工，疑似睡衣的礼服参加了首映礼。
坐在影院的座椅上，杨贵媚第一次看到整出戏。“我才知道自己是傻瓜。他故意把我逼到角落里，让我变得孤独、不安，让我的刺长出来。”一边看片，杨贵媚一边控制不住地流眼泪，电影院里掌声雷动的时候，她根本站不起来。蔡明亮一把把她拉起来。从此，杨贵媚成为“蔡女郎”中的一员。
她从来不是蔡明亮电影里的任何一个角色，甚至因为《河流》太沉重、《天边一朵云》尺度太大，而婉拒出演其中的角色。但她又觉得，在某些时刻，她跟蔡明亮的人物是相通的，就像台上的女鬼，她的悲凉在于入戏太深，但那何尝不是她的可爱之处，也像台北，有调子明亮的地方，也有调子灰暗的地方，“忠孝东路一定很明亮，那是高级享受的地方，可是你转头走进它附近的一条小巷，看到的可能是另外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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