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精神分析联盟上海委员会-CSC精神分析取向的心理咨询与治疗
文/温翠芹
注：自２０１３年５月１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明确规定：心理咨询师不具有心理治疗资格。鉴于此，我把本文的题目定为“精神分析取向的心理咨询与治疗”。
此文发表于《大众心理学》
随着心理咨询行业在我国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精神分析取向的心理咨询与治疗，你对国内精神分析的发展现状了解多少呢？欧美发达国家的精神分析理论与技术又有什么样的最新发展呢？
国内精神分析取向的心理咨询和治疗发展现状
谈到精神分析，很多人最先联想到的是弗洛伊德、催眠和梦的解析。随着国内心理咨询与治疗行业近一、二十年来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对于“精神分析取向的心理咨询和治疗”与“精神分析”感到好奇，但除了少数正在研讨和应用的专业人士，大多数人对其所知甚少。
“精神分析取向的心理咨询与治疗”有很多不同的称呼，如“分析性的心理咨询与治疗”、“精神动力学的心理咨询与治疗”、“领悟力导向的心理咨询与治疗”等。 “精神分析取向的心理咨询与治疗” 与“精神分析”之间的既有紧密联系，又有一定区别。首先，两者的相似之处是：都相信潜意识、精神决定论与移情——反移情的发展等。两者之间的不同之处区分起来就有些困难了，前者的目标是促进心理稳定、减轻或消除症状、重在自我提高，以及关注来访者的生活状况。后者的目标则是探索潜意识与人格重构，关注分析情境；从技术层面来说，前者注重澄清、后者注重解释；从方法论的角度区分，前者依赖围绕一定主题的自由沟通、后者依赖自由联想；从所花费时间来看，前者所耗费时间较后者短。前者咨访双方每周会谈的次数一般为1至3次左右。而后者，更为频繁，多为一周三至五次。实际上，两者之间相似大于不同，这样的区分有些牵强。“精神分析取向的心理治疗”来源于“精神分析”，是精神分析师们为了适应社会的飞速发展而改良来的。两者是一个连续体，之间没有本质区别，不建议人为分类。鉴于此，本文中这两个概念可以互换。
精神分析取向的心理咨询与治疗在欧美发达国家的发展较为成熟，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由于我国心理咨询与治疗行业发展本身的滞后、语言的障碍等等大大地限制了我们向西方学习的速度及深度。国内相当多的专业资料是落后于欧美国家半个世纪以上。很多译著是一些经典的理论书籍，如弗洛伊德全集等，由于译者的水平、当时的整体理论发展水平，以及原著的特点等，很多译著生涩难懂。而且脱离开实践，来阅读这些资料就更为难懂了。最近二十年的时间，随着心理咨询行业的兴起，国内一些中大城市（如上海、北京、成都和武汉等）陆续有了相关培训，如中挪精神分析培训项目和中德精神分析培训项目，这两个培训都是分期短期集中式培训，没有长期持续的个人体验和个人督导。几年前IPA（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在北京和上海开始精神分析培训，由于师资力量限制，其培训学员人数很少，但其专业性较前两者已经有非常大的提高。可喜的是，自2008年开始，CAPA（中美精神分析联盟）开始在上海、北京、成都等地陆续开始精神动力学心理咨询与治疗培训，至今，已经发展到全国几十个城市。CAPA师资力量雄厚、全英文授课，招生范围广，不足之处是培训的方式以网络视频为主。CAPA还于2013年底成立了翻译小组，小组成员全部经过中美双方的严格筛选。我们期待有越来越多的专业译本陆续出版。
总而言之，虽然，精神分析取向的心理咨询与治疗以及精神分析在我国起步晚，但是，目前的发展越来越专业，人们对它的了解也会越来越多，必将为更多的人所接受。
精神分析取向的心理咨询与治疗的最新发展
如果以1900年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一书出版作为起点，精神分析发展至今，已经有110多年的历史了。
大部分的精神分析发展史，本质上是解释性的训练。解释高于任何其它形式的干预。很多颇有影响力的作者提倡：无论何时，只要可能，仅仅通过解释完成治疗任务。例如，Greenson（1967）在他的颇具影响的精神分析技术的教科书中，讨论解释时，称“解释”是“唯一最为重要的精神分析工具。所有其它的分析过程都是为解释做准备和铺垫，是为了增强和扩大解释，或是让解释有效。”Eissler（1953）认为其它的影响因素和干预是限制因素，通常它们本身是需要通过“解释”来“解决”的。
几十年来，精神分析学界默认精神分析的宗旨是：冷静、谨慎、客观地分析来访者，帮助来访者面对否认和埋藏的“事实”；对来访者的动机保持怀疑和警惕，以免来访者“操控”治疗师为其提供婴儿式的满足；最终，说服来访者放弃幼稚的愿望并面对现实。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种默认的宗旨主导着精神分析师的想法和实践。
同时，精神分析学界也存在与这种主流的看法不一致的观点，甚至一度被分析界主流当作反面教材。例如，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Franz Alexander提出新的概念“正确的情绪情感体验”，他认为这是治疗性改变的关键。对他来说，改变的关键在于与来访者预期相矛盾的直接体验，而不是分析师的解释和说明（即默认问题的根源来自于过去）。他认为，来访者在分析性治疗中获得的领悟不仅是来访者改变的原因，还是来访者改变所带来的结果。Alexander（1961）说到“认知行为，即对过去和现在的差异的理性认知次于在跟治疗师的互动中对这种差异的实际体验。这个观点将强调的重点从领悟转移到体验，虽然领悟的作用是次要的，但常常是强有力的巩固因素，这一点也不容否认。”
治疗师并非处于来访者关系范畴之外，而是难以避免地被拉入，一度，分析师成了了有问题的模式的参与者，一个“从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定程度上，好的治疗师能够逐渐地反思，以不同于他人的方式回应来访者，这最终会导致来访者改变旧模式。
Alexander提出他的革新观点时，他受到精神分析群体的排斥和驱逐。人们认为他对来访者的方式是做作的、不真诚，而且是操控性的，直到今天，一些作者虽然强力提倡重新认识新的关系体验在治疗过程中的作用，但是还在持续地嘲笑Alexander的贡献。
几十年来，对Alexander的“异端邪说”（Friedman，1986）的轻蔑的态度严重地阻碍了人们对治疗过程的思考。人们认为，精神分析和恰当的分析技术应该是仅限于非互动性的，并且不提建议的方式。分析师给来访者提供一个独特的情境，来访者的内部动力就会以不受外部影响的纯净的方式呈现。
尽管Alexander被当作反面教材，但是他对治疗过程的理解并未真的消失。而是以变相的方式呈现。有影响力的精神分析作家重复地提出“新”构想，用不同的术语来掩盖跟Alexander的理论的相似性。如，Fairbairn（1958）的观点“精神分析中的治疗性来自于分析师给来访者提供可靠并且慈爱的父母性人物的实际关系”；Loewald（1960）强调分析师作为新的好客体的重要性；Kohut（1977）则称“分析师将自己作为来访者的新的、更为共情地回应性的自体客体”。
关系学派是相对近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Stephen Mitchell和Lewis Aron等人为首在北美掀起的运动。关系学派的作者常常引用婴儿观察、依恋理论与研究、动力系统论等的发现，有时，也会引用认知科学以及神经科学的新发现。提倡新的临床方法，这种方法比起传统的默认的精神分析，分析师对分析更为投入、鼓励和接纳。这种方法大大加强了精神分析探索的深度和提高了人们希望通过精神分析带来改变的有效性。
关系学派的方法，关注重点不是分析师作为“解释者”的作用，而是更为关注其作为新的关系体验中“参与者”的作用。这种方法偏重聚焦于分析师和来访者之间即刻的情绪情感和体验的互动，通过内隐的内部工作模式和其它关系图式的重新运作而促进来访者的改变。
精神分析如何给来访者带来改变？
认知科学对人类的记忆系统做了一个关键的区分：陈述性记忆和程序性记忆（也称为外显记忆和内隐记忆）。这个区分对于理解精神分析具有重要作用。
陈述性记忆是指主体对过去信息的有意识地重现，而程序性记忆则是指主体对信息重新提取应用，但是主体并不能有意识地重现。陈述性记忆与记住事件和信息等内容有关，如背诵诗歌。程序性记忆与内容无关，是关于一系列有顺序的行动，是行为的“如何进行”的部分。例如弹钢琴和驾驶车辆等一些技能。弹琴和驾驶都不需要有意识地回顾和记忆以前的经验。
在心理和神经功能领域对于程序性记忆和陈述性记忆的区分，或是内隐记忆和外显记忆的区分，同样适用于心理咨询与治疗实践情境中的思维领域。心理咨询与治疗不仅仅是关于早期经验的记忆。例如，如何最好地处理和治疗性地利用移情现象。分析师在就移情进行工作时，解释是为了产生外显地言语领悟，但这不是改变的唯一途径，甚至不是最重要的途径。在这里，内隐或是程序化的维度也是相关的，在很多重要的方面与正确的情绪体验相重合。我们通过经验习得如何自在地与他人相处，建立亲密关系或是友谊，保持一段谈话等等，这往往是一个程序化的过程，而不是外显的言语过程。谈话的内容是言语的，但是我们必需掌握的沟通规则和技能却是难以言表的，即便是那些能熟练应用这些技巧的人。在这方面，Eagle（2003）建议说“程序化规则的改变不受解释、领悟和内省知识（符号化）的影响，而主要是通过非解释性的、非言语的方式，来访者感到被理解、通过测试、行动化，总的来说就是正确的情绪情感体验。”
大部分信息在我们心灵或是大脑中的加工过程都是程序性的。精神分析中“解释”的传统概念实质上强调的是陈述性的性质，“把特定心理事件的潜意识的意义、来龙去脉、模式或是缘由意识化” （Greenson，1967）以及“常见的对外显地记起童年早期的经历和幻想的强调”（Fonagy，1999）。但是，人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治疗性改变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程序性的学习过程（如Fonagy，1999；Stern等人，1998）。Fonagy认为“我们有理由相信，精神分析工作是通过修改程序而不是创造新看法带来改变。”他进一步说，精神分析取向的治疗性工作与恢复童年记忆无关，无论是创伤性的记忆还是中性记忆。构成客体关系的表征的体验大部分发生得太早了，来访者记不住，不能在当下有意识地恢复过去的体验。早期的经验储存在我们大脑中的一些部分，这些记忆不同于我们通常理解的记忆那样，我们并不能对其编码、储存，以及在需要时取回。
Kohut（1984），Safran和Muran（2000）认为，来访者的改变并非是通过避免犯“错误”，而是分析师通过利用“错误”，通过修复共情不当和治疗联盟破裂而改变，这些“错误”在所难免，并且是治疗过程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总起来说，这已成为精神分析学界比较公认的观点：精神分析取向心理咨询和治疗之所以能给来访者带来改变，是因为双方建立稳定的关系，在长期互动中，来访者逐渐习得一种亲密相处和自我反省的技能，这是一个程序化的过程，并非是恢复压抑的创伤性记忆。
参考资料:
Alexander, F. (1961). The scope of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Basic Books.
Eagle, M. N. (2003a). Clinical implications of attachment theory. Psychoanalytic Inquiry, 23, 27-53.
Eagle, M. N. (2003b). The postmodern turn in psychoanalysis: A critique. Psychoanalytic Psychology, 20, 411-424.
Eissler, K. R. (1953). The effect of the structure of the ego on psychoanalytic techniqu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on, 1, 104-143.
Fairbairn, W. D. (1958). On the nature and aims of psycho-analytical treat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Psycho-Analysis, 39, 374-385.
Fonagy, P., Target, M. (1998). Mentalization and the changing aims of child psychoanalysis. Psychoanalytic Dialogues. 8, 87-114.
Fonagy, P. (1999). Memory and therapeutic ac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80, 215-223.
Friedman, L. (1986). Kohut’s Testament. Psychoanalytic Inquiry, 6, 321-347.
Greenson, R. (1967). The technique and practice of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Kohut, H. (1977). The restoration of the self.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Kohut, H. (1984). How does analysis c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oewald, H. (1960). On the therapeutic action of psycho-analysi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41, 16-33.
Paul L. Wachtel, Relational Theory and the Practice of psychotherapy. The Guilford Press.
Safran, J. D., & Muran, J. C. (2000). Negotiating the therapeutic alliance: A relational treatment guide.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Stern, D. N., Sander, L. W., Nahum, J. P., Harrison, A. M., Lyons-Ruth, K., Morgan, A. C., et al. (1998). Non-interpretive mechanisms in psychoanalytic therapy: The “Something more” than interpret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79, 903-921.
注：自２０１３年５月１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明确规定：心理咨询师不具有心理治疗资格。鉴于此，我把本文的题目定为“精神分析取向的心理咨询与治疗”。
此文发表于《大众心理学》
随着心理咨询行业在我国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精神分析取向的心理咨询与治疗，你对国内精神分析的发展现状了解多少呢？欧美发达国家的精神分析理论与技术又有什么样的最新发展呢？
国内精神分析取向的心理咨询和治疗发展现状
谈到精神分析，很多人最先联想到的是弗洛伊德、催眠和梦的解析。随着国内心理咨询与治疗行业近一、二十年来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对于“精神分析取向的心理咨询和治疗”与“精神分析”感到好奇，但除了少数正在研讨和应用的专业人士，大多数人对其所知甚少。
“精神分析取向的心理咨询与治疗”有很多不同的称呼，如“分析性的心理咨询与治疗”、“精神动力学的心理咨询与治疗”、“领悟力导向的心理咨询与治疗”等。 “精神分析取向的心理咨询与治疗” 与“精神分析”之间的既有紧密联系，又有一定区别。首先，两者的相似之处是：都相信潜意识、精神决定论与移情——反移情的发展等。两者之间的不同之处区分起来就有些困难了，前者的目标是促进心理稳定、减轻或消除症状、重在自我提高，以及关注来访者的生活状况。后者的目标则是探索潜意识与人格重构，关注分析情境；从技术层面来说，前者注重澄清、后者注重解释；从方法论的角度区分，前者依赖围绕一定主题的自由沟通、后者依赖自由联想；从所花费时间来看，前者所耗费时间较后者短。前者咨访双方每周会谈的次数一般为1至3次左右。而后者，更为频繁，多为一周三至五次。实际上，两者之间相似大于不同，这样的区分有些牵强。“精神分析取向的心理治疗”来源于“精神分析”，是精神分析师们为了适应社会的飞速发展而改良来的。两者是一个连续体，之间没有本质区别，不建议人为分类。鉴于此，本文中这两个概念可以互换。
精神分析取向的心理咨询与治疗在欧美发达国家的发展较为成熟，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由于我国心理咨询与治疗行业发展本身的滞后、语言的障碍等等大大地限制了我们向西方学习的速度及深度。国内相当多的专业资料是落后于欧美国家半个世纪以上。很多译著是一些经典的理论书籍，如弗洛伊德全集等，由于译者的水平、当时的整体理论发展水平，以及原著的特点等，很多译著生涩难懂。而且脱离开实践，来阅读这些资料就更为难懂了。最近二十年的时间，随着心理咨询行业的兴起，国内一些中大城市（如上海、北京、成都和武汉等）陆续有了相关培训，如中挪精神分析培训项目和中德精神分析培训项目，这两个培训都是分期短期集中式培训，没有长期持续的个人体验和个人督导。几年前IPA（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在北京和上海开始精神分析培训，由于师资力量限制，其培训学员人数很少，但其专业性较前两者已经有非常大的提高。可喜的是，自2008年开始，CAPA（中美精神分析联盟）开始在上海、北京、成都等地陆续开始精神动力学心理咨询与治疗培训，至今，已经发展到全国几十个城市。CAPA师资力量雄厚、全英文授课，招生范围广，不足之处是培训的方式以网络视频为主。CAPA还于2013年底成立了翻译小组，小组成员全部经过中美双方的严格筛选。我们期待有越来越多的专业译本陆续出版。
总而言之，虽然，精神分析取向的心理咨询与治疗以及精神分析在我国起步晚，但是，目前的发展越来越专业，人们对它的了解也会越来越多，必将为更多的人所接受。
精神分析取向的心理咨询与治疗的最新发展
如果以1900年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一书出版作为起点，精神分析发展至今，已经有110多年的历史了。
大部分的精神分析发展史，本质上是解释性的训练。解释高于任何其它形式的干预。很多颇有影响力的作者提倡：无论何时，只要可能，仅仅通过解释完成治疗任务。例如，Greenson（1967）在他的颇具影响的精神分析技术的教科书中，讨论解释时，称“解释”是“唯一最为重要的精神分析工具。所有其它的分析过程都是为解释做准备和铺垫，是为了增强和扩大解释，或是让解释有效。”Eissler（1953）认为其它的影响因素和干预是限制因素，通常它们本身是需要通过“解释”来“解决”的。
几十年来，精神分析学界默认精神分析的宗旨是：冷静、谨慎、客观地分析来访者，帮助来访者面对否认和埋藏的“事实”；对来访者的动机保持怀疑和警惕，以免来访者“操控”治疗师为其提供婴儿式的满足；最终，说服来访者放弃幼稚的愿望并面对现实。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种默认的宗旨主导着精神分析师的想法和实践。
同时，精神分析学界也存在与这种主流的看法不一致的观点，甚至一度被分析界主流当作反面教材。例如，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Franz Alexander提出新的概念“正确的情绪情感体验”，他认为这是治疗性改变的关键。对他来说，改变的关键在于与来访者预期相矛盾的直接体验，而不是分析师的解释和说明（即默认问题的根源来自于过去）。他认为，来访者在分析性治疗中获得的领悟不仅是来访者改变的原因，还是来访者改变所带来的结果。Alexander（1961）说到“认知行为，即对过去和现在的差异的理性认知次于在跟治疗师的互动中对这种差异的实际体验。这个观点将强调的重点从领悟转移到体验，虽然领悟的作用是次要的，但常常是强有力的巩固因素，这一点也不容否认。”
治疗师并非处于来访者关系范畴之外，而是难以避免地被拉入，一度，分析师成了了有问题的模式的参与者，一个“从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定程度上，好的治疗师能够逐渐地反思，以不同于他人的方式回应来访者，这最终会导致来访者改变旧模式。
Alexander提出他的革新观点时，他受到精神分析群体的排斥和驱逐。人们认为他对来访者的方式是做作的、不真诚，而且是操控性的，直到今天，一些作者虽然强力提倡重新认识新的关系体验在治疗过程中的作用，但是还在持续地嘲笑Alexander的贡献。
几十年来，对Alexander的“异端邪说”（Friedman，1986）的轻蔑的态度严重地阻碍了人们对治疗过程的思考。人们认为，精神分析和恰当的分析技术应该是仅限于非互动性的，并且不提建议的方式。分析师给来访者提供一个独特的情境，来访者的内部动力就会以不受外部影响的纯净的方式呈现。
尽管Alexander被当作反面教材，但是他对治疗过程的理解并未真的消失。而是以变相的方式呈现。有影响力的精神分析作家重复地提出“新”构想，用不同的术语来掩盖跟Alexander的理论的相似性。如，Fairbairn（1958）的观点“精神分析中的治疗性来自于分析师给来访者提供可靠并且慈爱的父母性人物的实际关系”；Loewald（1960）强调分析师作为新的好客体的重要性；Kohut（1977）则称“分析师将自己作为来访者的新的、更为共情地回应性的自体客体”。
关系学派是相对近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Stephen Mitchell和Lewis Aron等人为首在北美掀起的运动。关系学派的作者常常引用婴儿观察、依恋理论与研究、动力系统论等的发现，有时，也会引用认知科学以及神经科学的新发现。提倡新的临床方法，这种方法比起传统的默认的精神分析，分析师对分析更为投入、鼓励和接纳。这种方法大大加强了精神分析探索的深度和提高了人们希望通过精神分析带来改变的有效性。
关系学派的方法，关注重点不是分析师作为“解释者”的作用，而是更为关注其作为新的关系体验中“参与者”的作用。这种方法偏重聚焦于分析师和来访者之间即刻的情绪情感和体验的互动，通过内隐的内部工作模式和其它关系图式的重新运作而促进来访者的改变。
精神分析如何给来访者带来改变？
认知科学对人类的记忆系统做了一个关键的区分：陈述性记忆和程序性记忆（也称为外显记忆和内隐记忆）。这个区分对于理解精神分析具有重要作用。
陈述性记忆是指主体对过去信息的有意识地重现，而程序性记忆则是指主体对信息重新提取应用，但是主体并不能有意识地重现。陈述性记忆与记住事件和信息等内容有关，如背诵诗歌。程序性记忆与内容无关，是关于一系列有顺序的行动，是行为的“如何进行”的部分。例如弹钢琴和驾驶车辆等一些技能。弹琴和驾驶都不需要有意识地回顾和记忆以前的经验。
在心理和神经功能领域对于程序性记忆和陈述性记忆的区分，或是内隐记忆和外显记忆的区分，同样适用于心理咨询与治疗实践情境中的思维领域。心理咨询与治疗不仅仅是关于早期经验的记忆。例如，如何最好地处理和治疗性地利用移情现象。分析师在就移情进行工作时，解释是为了产生外显地言语领悟，但这不是改变的唯一途径，甚至不是最重要的途径。在这里，内隐或是程序化的维度也是相关的，在很多重要的方面与正确的情绪体验相重合。我们通过经验习得如何自在地与他人相处，建立亲密关系或是友谊，保持一段谈话等等，这往往是一个程序化的过程，而不是外显的言语过程。谈话的内容是言语的，但是我们必需掌握的沟通规则和技能却是难以言表的，即便是那些能熟练应用这些技巧的人。在这方面，Eagle（2003）建议说“程序化规则的改变不受解释、领悟和内省知识（符号化）的影响，而主要是通过非解释性的、非言语的方式，来访者感到被理解、通过测试、行动化，总的来说就是正确的情绪情感体验。”
大部分信息在我们心灵或是大脑中的加工过程都是程序性的。精神分析中“解释”的传统概念实质上强调的是陈述性的性质，“把特定心理事件的潜意识的意义、来龙去脉、模式或是缘由意识化” （Greenson，1967）以及“常见的对外显地记起童年早期的经历和幻想的强调”（Fonagy，1999）。但是，人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治疗性改变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程序性的学习过程（如Fonagy，1999；Stern等人，1998）。Fonagy认为“我们有理由相信，精神分析工作是通过修改程序而不是创造新看法带来改变。”他进一步说，精神分析取向的治疗性工作与恢复童年记忆无关，无论是创伤性的记忆还是中性记忆。构成客体关系的表征的体验大部分发生得太早了，来访者记不住，不能在当下有意识地恢复过去的体验。早期的经验储存在我们大脑中的一些部分，这些记忆不同于我们通常理解的记忆那样，我们并不能对其编码、储存，以及在需要时取回。
Kohut（1984），Safran和Muran（2000）认为，来访者的改变并非是通过避免犯“错误”，而是分析师通过利用“错误”，通过修复共情不当和治疗联盟破裂而改变，这些“错误”在所难免，并且是治疗过程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总起来说，这已成为精神分析学界比较公认的观点：精神分析取向心理咨询和治疗之所以能给来访者带来改变，是因为双方建立稳定的关系，在长期互动中，来访者逐渐习得一种亲密相处和自我反省的技能，这是一个程序化的过程，并非是恢复压抑的创伤性记忆。
参考资料:
Alexander, F. (1961). The scope of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Basic Books.
Eagle, M. N. (2003a). Clinical implications of attachment theory. Psychoanalytic Inquiry, 23, 27-53.
Eagle, M. N. (2003b). The postmodern turn in psychoanalysis: A critique. Psychoanalytic Psychology, 20, 411-424.
Eissler, K. R. (1953). The effect of the structure of the ego on psychoanalytic techniqu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on, 1, 104-143.
Fairbairn, W. D. (1958). On the nature and aims of psycho-analytical treat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Psycho-Analysis, 39, 374-385.
Fonagy, P., Target, M. (1998). Mentalization and the changing aims of child psychoanalysis. Psychoanalytic Dialogues. 8, 87-114.
Fonagy, P. (1999). Memory and therapeutic ac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80, 215-223.
Friedman, L. (1986). Kohut’s Testament. Psychoanalytic Inquiry, 6, 321-347.
Greenson, R. (1967). The technique and practice of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Kohut, H. (1977). The restoration of the self.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Kohut, H. (1984). How does analysis c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oewald, H. (1960). On the therapeutic action of psycho-analysi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41, 16-33.
Paul L. Wachtel, Relational Theory and the Practice of psychotherapy. The Guilford Press.
Safran, J. D., & Muran, J. C. (2000). Negotiating the therapeutic alliance: A relational treatment guide.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Stern, D. N., Sander, L. W., Nahum, J. P., Harrison, A. M., Lyons-Ruth, K., Morgan, A. C., et al. (1998). Non-interpretive mechanisms in psychoanalytic therapy: The “Something more” than interpret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79, 903-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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