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奥斯特：我没有解决任何重大问题

        纽约的四月，丁香花已经开放，但是依然春寒料峭。保罗•奥斯特在布鲁克林的家位于公园坡附近，那是一套典型的褐石公寓。
        抽着细枝雪茄的保罗•奥斯特身穿黑色衬衣，大背头，金鱼眼，头发已经有些花白，脸膛微红，声音浑厚，侧面望去，脸部就像古罗马的塑像。保罗•奥斯特夫人希莉•哈斯特维特买回来一大捧梅花和紫色的郁金香，在敞开式的厨房里修剪花枝，将花一一插入花瓶，花香弥漫在有着一百多年历史的建筑空间里。
        1947年，保罗•奥斯特出生于美国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1969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大学毕业之后，保罗•奥斯特过着漂泊无定的生活，“做了各种各样疯疯癫癫的事”，做过翻译、棒球运动员、参加舞团的排练等……
       迄今为止，保罗•奥斯特总共发表了十三部小说、五部传记、两本诗集，以及大量的书评和影评文章。保罗•奥斯特目前已经跻身一流作家的行列，他在西方，尤其是欧洲拥有不少崇拜者。《华盛顿邮报》给予他高度评价：“保罗•奥斯特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特色而罕见的作家！”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对保罗•奥斯特也极其欣赏：“能见识保罗•奥斯特是我此生的荣幸。”
      “事情是从一个打错了电话开始的，在那个死寂的夜里，电话铃响了三次，电话那头要找的人不是他。”这是《纽约三部曲》之一的《玻璃城》开头。保罗•奥斯特的小说大多有着侦探、犯罪小说的外壳，有着“实验侦探小说”、“后现代侦探小说”之称，“凭借着对神秘小说全面彻底的探究，保罗•奥斯特也许是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小说叙述方式。”（《村声》）保罗•奥斯特喜欢故事套故事，一边是作家创作的故事，一边是作家自己的故事。他也因此被称之为制造迷宫的作家。其实，这只是作家的包装作品的手段，保罗•奥斯特更着迷的是虚幻的真实、现实的偶然和人生中的悲剧因素。
       写小说的时候，保罗•奥斯特就像每个有正常工作的人一样，七点到九点左右起床，坐在餐厅的椅子上，喝下一大壶茶，看完报纸，然后去住所附近不远的一个小屋子，在那里开始写作。路上买个三明治，午饭时间，饿了就边吃边写，下午四、五点的时候结束工作。平时不用电脑，更不会使用电子邮件。
保罗•奥斯特在小说创作之外，还投身电影界，他与华人导演王颖于1995年合作的电影《烟》获得柏林电影节银熊奖。
       你的小说中总是有一个与现实存在疏离感的孤独侦探，这个普通人常常迷失在城市的人群中，他一直在创造属于他自己的故事，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样迷恋侦探的形象？
       保罗•奥斯特：我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在我写第一本书《孤独及其所创造的》的时候，一天，外面来了一个的电话，问我这儿是不是一个很有名的侦探社？我当然说不是，然后挂了电话。过了一段时间，又打来一个电话问是不是那个侦探社？我本能地再次说不是。把电话放下的刹那，就想应该说我就是。于是就把这次经历写成了小说。后来，在写完了《纽约三部曲》之后，又接到第三次打错的电话，问我是不是Mr.Queen（奎恩先生，小说中的人物名），我也写进了小说。
       在《纽约三部曲》第二部《幽灵》里，有个人叫black（黑），但假装叫white（白），他又雇了一个叫blue（蓝）的人。这个人是有点孤独，因为他接的案子都是很奇怪的。叫black的那个人只是写东西，而叫blue的却没事干，就坐在那儿看着窗外。
       有评论说，《纽约三部曲》有贝克特、博尔赫斯、艾柯的影子，你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保罗•奥斯特：我确实喜欢贝克特，因为他的小说让别人看起来就像在制造迷宫一样。我也喜欢博尔赫斯，我当然受到他的影响，但是我不觉得自己的作品跟他相似。博尔赫斯非常具有知识分子的气质，他写的作品都很短小，也很精彩，涉及到历史、哲学、人文等许多方面。纳博科夫对博尔赫斯有这样的评论：博尔赫斯远看是一个很壮观的城堡，当你走近，再走近，会发现里面是一个空的舞台，没有任何东西。艾柯我读得不多，都是一些关于语言方面的文章。我完整读过的艾柯著作，也是艾柯的第一本书──《玫瑰的名字》。
      作家的影响是很难具体来评定的。几年前，我和太太在纽约一家剧院采访一个剧作家。剧作家说我太太采访得最好，我太太采访的第一句话就问：你有没有读过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故事，里面讲给秘书买了个桌子，用榔头砸开桌子，发现桌子里面有两份手稿，一个作家有两份手稿，你不知道哪个是哪个。剧作家是在十九岁的时候读到这个故事，不知道这种影响是不是已经融化进血液里去了，还是在什么地方，实际上很难说清楚。
      评论说你和上述作家很相像，你不一定会同意。但是，你能够说明为什么会有人认为你和他们很相像吗？
      保罗•奥斯特：人们很容易喜欢把各位作家分类归档，从来没有人把我的作品比作诺曼•梅勒、普鲁斯特、海明威、约翰•厄普代克。至于为什么人们会把我和你刚才提及的这些作家归类，可能是因为我跟这些作家探讨的问题相似。我不认为我的创作手法和贝克特有相似之处。我很崇拜卡夫卡，他是20世纪伟大的、甚至是最伟大的作家，但是我的作品就没有跟卡夫卡相似的地方。
      我欣赏的作家排在第一位的是塞万提斯，他是所有小说作家中最好的。还有狄更斯，他是个天才。此外，还有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美国作家是霍桑、麦尔梅尔和梭罗。
      我很小就开始读书，九岁、十岁时开始写诗，十五岁时就读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当时非常震撼，那时候我就立志，以后也要写这样的小说。
      你现在还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吗？还会有当年的震撼吗？
      保罗•奥斯特：我已经很多年没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了，今年读了几次托尔斯泰，托尔斯泰是最了不起的现实主义作家，那是真正的生活。我也试图尝试在自己的作品中对生命中的重大问题提问，从来不会去关心小的问题。
      在你已经完成的这十多部小说中，你思考的重大问题都已经触及并且解答了？还是没有？
      保罗•奥斯特：我没有解决任何重大问题，这就是我还一直坚持提问的原因。如果找到了答案，得到的可能也不是正确的答案。
      为什么明知没有答案，还要继续这么做？究竟是什么在驱使你坚持这么做？
      保罗•奥斯特：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虽然没有答案，但是还是对寻找答案有一种迷恋，所有作家穷其一生都是一个寻问的过程，而且推动他们追寻的动力是他们所未知的东西，而不是已知的东西，一开始似乎都是潜意识的东西，然后再继续挖掘、探索。
      你刚才提到塞万提斯，你的小说中经常出现象征意义的人：名叫Quinn的虚构侦探叫Work，扑朔迷离的是Stillman，Quinn的名字缩写D.Q.则和书中提到的文学人物唐•吉柯德相同，而且你还喜欢把自己的名字放在小说里面。
      保罗•奥斯特：对书中侦探的命名是一种潜意识的偶然。一开始只是起了个名字叫Daniel Queen，写出来之后，才发现跟《唐吉珂德》是一样的。
      这是不是变相地向塞万提斯致敬的一种方式？
      保罗•奥斯特：是的。《玻璃城》中有个人物有一段关于《唐吉珂德》的对话。比较有趣的是这本书之后，下一本就跳到《布鲁克林荒唐事》。这两本书有20年的间隔，其间也有很多其他的作品。
      写《布鲁克林荒唐事》的时候，我自己情绪有些忧伤。我知道喜剧是一种很轻松的形式，而悲剧既荒诞、又很忧伤。悲剧人物的结尾都不如开始，而喜剧正好相反，结尾都要比开始更好一点。我写这本书正是关注到了美国政治、世界政治当时发生了很多令人伤心的事情，所以我要用一种喜剧的形式来平衡一下。最终我还是觉得人类还是有希望的，黑暗之中还是能看到光明。
     《神谕之夜》写到一个作家可以透过文字窥测和影响未来。文字，或者说想象的力量如此之大，这是否也是你自己的经验？
      保罗•奥斯特：我的《神谕之夜》里的那个作家只是自己觉得有魔法能力，能够影响未来、窥测未来。但是这个作家身患疾病，快死了，想法也很奇怪，觉得自己能对笔记本施一种魔法。结尾我用了一个真实的故事，50年代，一个年轻的法国作家叫路易•卡耐•佛黑，我没用他的名字，只是用了发生在他身上的真实故事。这个作家写了很多的书，后来写长诗，诗里有个小孩在海里淹死了。不久，他自己惟一的孩子就在海里淹死了，此后30年他没有再写作。
      让我们来说一说纽约吧，纽约不仅仅是你生活的城市，而且是你小说中真实的场景，就像电影外景地。荒诞情节中的细节却都发生在真实的场景之中：布鲁克林的街道，纽约的地铁，唐人街的车衣厂，你在自传《孤独及其所创造的》中就写到纽约西区对你的影响。在《玻璃城》中，你这样写道：“我来到纽约，因为她是最迷失也是最高贵的地方，脆弱而且属于当下，紊乱普遍非常。你只要睁眼瞥一下，到处充斥着脆弱的人、易碎的东西，软弱的思想，整座城市是一堆破铜烂铁。”纽约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保罗•奥斯特：选择纽约作为写作背景并没有要象征什么，是因为在我所到过的城市中，纽约是最有趣的城市，可以看到不同的世界，因为有40%的人口是从其他城市过来的。
      我写纽约写得多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纽约是我最了解、最喜欢的地方。我虽然写了很多关于纽约的小说，但我也有作品写的是其它地方。例如我的一本小说《命运之音》发生在宾夕法尼亚，《昏头先生》发生在堪萨斯。
      你的兴趣广泛，身份繁多：小说家、诗人、剧作家、译者、电影导演，其中你最认同哪一个？还是某个我们还不知道的更隐秘的身份？
      保罗•奥斯特：我最主要的身份还是作家，主要的任务是写小说。在写小说之前的十年是翻译、写诗、写文章，但我一直想写小说，一直在想怎么写小说。1979年开始小说写作之后，就一直写到现在，除了非常特殊的日常生活，比如结婚、生日等等之外。电影是后来的事情，我拍了四个电影，该是电影的事情就是电影。
      说到电影，华人导演王颖与你合作了电影《烟》获得了柏林电影节银熊奖，你们是怎么合作的？
      保罗•奥斯特：我们合作了两部电影，还有一部是《面有忧色》。合作电影《烟》这是个很长、很有趣的故事。1990年，《纽约时报》倒数第二版的编辑突然给我来电话：你写一个短篇小说，圣诞节整个这一版我们给你留着。我从来没写过短篇小说，但还是答应了。后来也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王颖导演刚好看到《纽约时报》的这篇小说，觉得很有趣，就打电话给我，想把小说拍成电影。我觉得又荣幸，又是个挑战，因为这是我的第一次。合作就此开始了。我以前看过王颖的一个电影叫《张先生失踪》，讲旧金山唐人街的故事，我对这个导演很欣赏。后来王导演来到了纽约，我带他在布鲁克林转了转，他说，你的这个短篇小说我们要做成真正的故事片。王导演请另外一个作家把这篇小说写成了一个故事片的大纲，然后给我寄来，我看了之后，不太满意，跟太太一起又编了一个电影脚本，给王导演寄过去。王导演看了之后说，比以前的那个剧本要好。接下来要找资金，王导演在东京有其它的事情，跟一个日本制片人谈起这个电影脚本。这个日本制片人正好又读过我的作品，很喜欢。日本制片人说你真要做的话，把作者拉进来，我提供一半的资金。王导演回来之后，在美国又碰到一个美国制片人，另一半资金也有了。找到拍摄资金之后，按理说导演跟作者就说再见了，但是王导演没有这样，而是拉着我一起物色演员、编辑、拍摄，一共用了一年半的时间。王导演确实是我的老师，教了我很多电影方面的东西。后来拍第二个电影《面有忧色》，其实那时候王导演已经病了，大部分导演工作是我在做的。
      很多中国观众很喜欢《烟》这部电影，把它当成小制作电影成功的范例，这部电影达到了你的要求了吗？
      保罗•奥斯特：现在做小成本电影比做《烟》的时候更难了。我现在做的一个电影只有四个演员，两个场景，一个在家里，一个在路上，在摄影棚里只花了三天时间。《烟》是1995年拍的，已经过去12年了。现在的电影公司天天都要赚钱，但是幸运的是有个纽约人新导演新电影电影节，在林肯中心和现代艺术美术馆举行，我有部片子参加了影展，年底要出来，又正好碰到一个发行商。
      说到电影，我几年前在戛纳和巩俐一起做评委，巩俐讲普通话，而给她派的翻译是讲广东话的，结果没办法沟通，只好请巩俐的经纪人做她的翻译。看完电影之后，评委发言，巩俐讲了一些艺术上的观点、评判，前后讲了五分钟。但是翻译只讲了一句话，说巩俐喜欢这个电影，巩俐不喜欢那个电影，就完了。巩俐很漂亮，我尽量靠近她，坐在她旁边，她的皮肤非常好，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好的皮肤。
     村上春树对你的作品赞誉有加：“奥斯特作品的根本部分含有丰富的音乐性，极具音色和律动感”。村上春树在中国是销量最大的外国作家，你对他的作品印象如何？
     保罗•奥斯特：村上春树在日本、欧洲和美国的销量都非常大，我非常喜欢他的作品。我通过一个共同的朋友见到村上春树，我的朋友搞了个晚宴，我也去了。但是村上春树很腼腆，也很随和，话不多，不过我还是很喜欢他。村上春树喜欢爵士乐，可能在罗马有一个自己的爵士俱乐部。我们两人共同的话题是棒球，我是纽约大都会棒球队的球迷。
     2007年4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