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书客：林国华

林国华（学者，老师）

 爱西洋文史典籍，对欧洲古典政治哲学学统情有独钟，近些年开始转向国际法古典理论的义理与文献诸问题。塞涅卡的一句话对我影响至深：这个俗世中的事情是渺小琐屑的，我们之所以决定还要在其中活下去，是因为它尚有值得研究的地方。这句话使我安心做一个爬梳异域古籍的学者，并塑造了我的学术底色、性格与品质。

《柏拉图的“克里特远征”》

 《法篇》第三卷是政治哲人柏拉图雄心勃勃的东西方政治史比较研究，而这卷古书正是王恒博士的立论基础。东方亚细亚民族在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的贡献可谓“君主政制”，也就是近代西方人一再诟病的“东方专制主义”，西方欧罗巴民族则贡献了“自由民主的共和政制”，它最早诞生于古希腊城邦。

在世界史进程中，这两种政治遗产非但没有老死不相往来，反而屡生冲撞。在荷马的《伊利亚特》与希罗多德的《历史》中，可以读到最古老的记述。东西方这两种政治精神的冲撞绵绵不绝，以至柏拉图在《法篇》第三卷中把“民主政体”与“君主政体”称为“母制”，分别以希腊的雅典和亚洲的波斯为代表，所有其他政体模式皆诞生于此。这项亚洲民族的政治遗产在欧罗巴漫长的中古时期得到继承。之后，文艺复兴早期，意大利诸多弹丸邦国兴“共和革命”，妄图回复希腊城邦式的欧罗巴古制，亚洲遗产旋即遭到首次强力抵制。此后，在西班牙、法国两大君主国的阴影下，共和浪潮席卷欧洲，这份亚洲遗产渐受冷落。

 然而，每逢共和自由蜕变成政治放纵的极端乱世，冷峻的思想家仍然会起而诉诸这项伟大的遗产，一如霍布斯在内战阴霾下著《利维坦》。18-19是革命的世纪，亦即“弑母”的世纪。在黑格尔单方面将欧罗巴的“共和自由”树为光荣标杆的政治价值等级排序中，来自亚洲的母制遭到重击。从此，诸如“东方专制主义”、“亚细亚生产方式”之类的贬损和诬蔑成为亚洲母制的公共脸谱。在喧闹的近代“弑母”仪式中，很少有人拥有孟德斯鸠那样的冷峻，藉此，他正当地研究了由欧罗巴与亚细亚的冲撞所构成的世界政治史进程。孟德斯鸠冷峻的思考品性也正是柏拉图《法篇》第三卷的思考品性。重新认识亚洲人的母制并学会尊重她，一个恰切的出发点是《法篇》第三卷，而不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正因为此，我提请读者记住这本书。



《麦克白》

在莎士比亚笔下，麦克白在精神上的孤独和感伤具有清晰的政治含义，它与亡命旷野的犹太人惊人地相似：他过度地相信自己的“被拣选”，以至于把整个世界都看成他的对立物，因此，他不具备与世界共处的习性，也没有能力进入这个世界，并且和平地居住下来。他和世界的唯一关系仅是通过暴政所实施的统治，而暴政恰恰表明他没有能力去统治。

由于与世界的普遍对立，麦克白达到了一种几乎是绝对意义上的独立，一种以流血和死亡所保证的独立。然而，这只不过是暴君式的独立罢了。麦克白的悲剧不是古典希腊式的悲剧，它不能唤起观众的“恐惧”与“怜悯”，因为这两种情感的源头来自高贵的人物和优秀的人生，而麦克白既不高贵，也不优秀，他的悲剧所唤起的只有憎恶。



《拣尽寒枝》

 在作者迄今出版的所有作品中，有三本书是以具体的“物”为标题的：《走向十字架上的真》、《沉重的肉身》和这本《拣尽寒枝》。作者是个哲人，据说哲人只研究非物质性的“理念”，而“物”只是画家、雕塑家、诗人、甚至工匠们的关注对象。卢克莱修对这种似是而非的意见不以为然，撰《物性》（Dererumnatura）以昭世人：哲学原本是可以如此素朴的，而那哲性其实就是这物性。

我们的作者与这位罗马哲人缘分不浅，作品标题出现“低俗之物”并不奇怪。这本书有一个拉丁文标题，同样令人注目：Caelum non animum mutant。典据罗马诗人贺拉斯《书简》第1卷第11函：那跨过大海的人改变的是头顶的天空，而不是自己的灵魂。书简表达了罗马人对“旅行”的斯多亚式的否定态度：走遍万水千山，仍然无助于灵魂的宁静。贺拉斯的古句，我们的作者反其意而用之：“无论气候、环境如何变，书呆子性情没有变。”

 与古罗马人的生活世界不同，“旅行”在古希腊至关重要，旅人走遍万水千山，贴近自然，为世人提供了最早的“地理”、最早的“物性”，他们堪称第一代地理学家、第一代素朴哲人，希罗多德、斯特拉波、鲍桑尼阿斯。跳荡在他们的书页中的沉静、好奇、风趣与探查到底的决心是感人至深的。透过浩繁的书卷，可以看到他们曾经观察和研究的那个世界，看到他们宛如初生的幼童，在宇宙大化之间跳着、笑着，万水千山与他们亲密无间。——正如我们的作者自叙：“在经典与解释的世界里，与历史上的伟大心灵交往，孤寂从何说起？”“拣尽寒枝”，彻骨的凉意深处，隐藏着人迹罕至的一处温暖。“拣尽寒枝”，透着执拗，其实竟是寒枝拣不尽。



《忏悔录》

 在《论人类不平等的基础与起源》中，一种疯狂的理想被疯狂地守护着。那个理想伴随并且折磨了卢梭整整一生，以至于到了撰写《忏悔录》的风烛残年之际，卢梭的愤懑、尖刻、愁苦和阴郁的灵魂已经病入膏肓。凭借此等混乱的激情去守护一种理想，这是一种非常现代的现象，在所谓的“现代抒情诗人”中间广泛流行，以感伤的滥情为文学风尚，以疯狂的手段标榜一种疯狂的信仰，甚至稍纵即逝的直觉，并陶醉其中。这就是卢梭在“孤独的漫步”中所体会到的“存在感”的本质。

 苏格拉底在《高尔吉亚篇》的灵魂隐喻中把那些被愤懑、尖刻、愁苦和阴郁等混乱激情所统治和折磨着的灵魂判决为不幸和不正义的。卢梭的《忏悔录》无疑再现了这类灵魂的自负和苦难。卢梭的《忏悔录》所记述的那个既不高贵也不优秀的人生，常常使笔者想到《高尔吉亚篇》中讲述的那个由于此生的不幸与不正义而在阴间呈现出满身鞭痕的灵魂。

卢梭的“哲学人生”应当在柏拉图的《高尔吉亚篇》中的灵魂隐喻的语境下去理解，就像塔西陀在同样的语境下理解提比略的“暴君人生”一样。这样的人生无需忏悔。



《阿威罗伊论<王制>》

 此处“《王制》”即柏拉图的《理想国》，阿威罗伊这部评注有助于我们把握这位中古阿拉伯大哲人心目中的哲学的本性。他说，他的意图在于把柏拉图的“理论论证”从《理想国》的对话织体中“抽取”出来，采用的方法就是“把柏拉图采用的辩证的论证删除”。换言之，阿威罗伊试图把柏拉图的具有辩证性格的“对话”格式强行转化为亚里士多德式的推证式的“文论”格式。这样看来，阿威罗伊的“评注”意在针对《理想国》实施一次外科手术式的“理论大清洗”，祛除其中为了迁就拙于哲学研究的民众而采用的辩证的和修辞的论说，归还哲学的纯粹推理之本色。阿威罗伊的评注可谓是哲人纯粹的哲学行动，其巅峰所在乃是这部评注在《理想国》第九卷结束后戛然而止。也就是说，阿威罗伊对第十卷保持缄默，换言之，《理想国》第十卷被阿威罗伊全部删除，因为以“俄尔神话”为主体和高潮的第十卷的论证甚至连辩证性的都不是，而是纯然诗性的、修辞性的、因而也就是民众性的。

 柏拉图的《理想国》凭借其“驱逐诗人”的卓绝努力而垂诸后世，然而，《理想国》的主体论证结构却是辩证性、戏剧性、乃至诗性的，在这个意义上，《理想国》本身就是一首华美动人的古代诗歌。作为哲人的柏拉图的“删诗”行动因而是失败的，这是柏拉图哲学最深刻的悖论所在。直到阿威罗伊的《理想国》评注，哲人的“删诗”工作才算勉强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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