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失友人张大飞（节选自《巨流河》第四章）

*以下文字摘自《巨流河》齐邦媛 著ISBN 978-7-108-034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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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失友人张大飞（节选自《巨流河》第四章）

13张大飞殉国
     盟军在五月二日完全占领了柏林，日本境内也在美空军密集轰炸之下开始疏散，自杀飞机成了他最后最残忍的武器。我国渐渐在广西收复失土，六月十二日战报，日军势孤，湘西会战我军大胜，歼灭日寇一万余人，正朝桂林进军……
     宿舍弥漫着欢欣的气氛，所有人都解开了准备步行去“雷马屏峨”的背包，准备大考及暑假回家。合唱团、音乐会、送别会，郊游的活动又开始热烘烘地举办，休学和请假的人很多都带些羞愧的表情回来上课了。四月十二日，美国罗斯福总统突然逝世，对中国的冲击很大，有一天朱老师在英诗课突然念了一首美国诗人惠特曼（ Walt Whitman，1819—1892）的诗《啊，船长！我的船长！》（O Captain! My Captain!），追悼他不及见战争胜利。此时读此诗，觉得响亮有力，如鼓声送别。然而不到百日之内，我竟第二次清晰地想起这首诗，刻骨铭心，沉重的，不甘心的哀伤。
     我最后一次到水西门外我的河岸是六月初。春天已经过完，岸边的草长得太高，已渐湮没小径。我去那里读哥哥写给我的信，这封信我已经收到两天了，那两页信纸内容也已经背熟，但是我必须找一个地方，好好地想一想……
     哥哥信上说，张大飞在五月十八日豫南会战时掩护友机，殉国于河南信阳上空。他在重庆战报上看到前线的消息，周末回到家收到云南十四航空队寄给他的通知，我们家是张大飞的战时通信地址之一。他留下一封信给我哥哥，一个很大的包裹给我，用美军的帆布军邮袋装着，大约是信件。哥哥说我快放暑假回家之前，最好有个心理准备——他的信里附上了张大飞写给他的信。
     这是一封诀别的信，是一个二十六岁年轻人与他有限的往事告别的信。我虽未能保留至今，但他写的字字句句都烙印我心。他说：

振一：
     你收到此信时，我已经死了。八年前和我一起考上航校的七个人都走了。三天前，最后的好友晚上没有回航，我知道下一个就轮到我了。我祷告，我沉思，内心觉得平静。感谢你这些年来给我的友谊。感谢妈妈这些年对我的慈爱关怀，使我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全然的漂泊中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也请你原谅我对邦媛的感情，既拿不起也未早日放下。
     我请地勤的周先生在我死后，把邦媛这些年写的信妥当地寄回给她。请你们原谅我用这种方式使她悲伤。自从我找到你们在湖南的地址，她代妈妈回我的信，这八年来，我写的信是唯一可以寄的家书，她的信是我最大的安慰。我似乎看得见她由瘦小女孩长成少女，那天看到她由南开的操场走来，我竟然在惊讶中脱口而出说出心意，我怎么会终于说我爱她呢？这些年中，我一直告诉自己，只能是兄妹之情，否则，我死了会害她，我活着也是害她。这些年来我们走着多么不同的道路，我这些年只会升空作战，全神贯注天上地下的生死存亡；而她每日在诗书之间，正朝向我祝福的光明之路走去。以我这必死之身，怎能对她说“我爱你”呢？去年暑假前，她说要转学到昆明来靠我近些，我才知道事情严重。爸爸妈妈怎会答应？像我这样朝不保夕、移防不定的人怎能照顾她？我写信力劝她留在四川，好好读书。我现在休假也去喝酒、去跳舞了，我活了二十六岁，这些人生滋味以前全未尝过。从军以来保持身心洁净，一心想在战后去当随军牧师。秋天驻防桂林时，在礼拜堂认识一位和我同年的中学老师，她到云南来找我，圣诞节和我在驻地结婚，我死之后抚恤金一半给我弟弟，请他在胜利后回家乡奉养母亲。请你委婉劝邦媛忘了我吧，我生前死后只盼望她一生幸福。

     这一年的大考延后一些，给请假的人补课的时间吧。我于七月六日与许多同学搭船回炎热如火炉的重庆，看到书桌上那个深绿色的军邮袋时，即使妈妈也难于分辨我脸上流的是泪还是汗。种种交纠复杂的情绪在我心中激荡，好似投身入那三江汇合的激流。两天后我才打开那邮包。上面有一封陌生笔迹的信，里面写着：

     张大飞队长已于五月十八日在河南上空殉职。这一包信，他移防时都随身带着。两个月前他交给我，说有一天他若上去了回不来，请我按这个地址寄给你。我在队上担任修护工作，随着他已经两年，他是很体恤人的好长官，我们都很伤心。从他留在待命室的上装口袋里找到一封你的信，也一并寄上。望你节哀。
                                                                               周□□敬上
     
    他的信封里装了一张折了多次、汗渍斑斑、浅蓝已褪至黄白色的、我在南开高三时写的信，那是一封纯粹的文艺青年的信，说：

    很羡慕你在天空，觉得离上帝比较近，因为在蓝天白云间，没有“死亡的幽谷”……你说那天夜里回航，从云堆中出来，蓦地看到月亮又大又亮就在眼前，飞机似乎要撞上去了，如果你真的撞上了月亮，李白都要妒忌你了。……而我现在每天要在教室至少坐八小时，几何那么难，几乎令人生趣全无，幸亏有孟老师的词选，不必只为了考大学活着。今天看高一的同学忙着把被单缝成裙子，要去参加全市运动会的团体舞，那就是我们以前做的事，幼稚得要命。我现在都不敢看课外书了，星期六回家经过时与潮书店门口，我都快步走过，以免受到诱惑……

     这样的信我写了好多年，直到我去乐山读哲学系。对于他，这些信大约像烟酒跳舞对他队友一样，有帮助忘却狰狞现实的用处吧。我从乐山想转学到昆明西南联大去找他时，他急着来信阻止，其中有句说：“你对我的实际生活，知道的愈少愈好，对我‘光荣’的实质情况愈模糊愈好。”初读时，我看不懂，以为他“变”了。多年后才全然了解，善良如他，蓦然觉醒，要退回去扮演当年保护者兄长角色虽迟了一些，却阻挡了我陷入困境，实际上仍是保护了我。
     我那一大包信，他曾仔细地按年份排好，第一封从湖南湘乡永丰镇扶稼堂寄的，小学毕业生的平安家书；最后一封是大学二年级外文系学生写的，已承认自己没有研究哲学的慧根，全心投入雪莱和济慈的浪漫诗情。从阁楼的小窗看满天星辰，听窗外树上鸟鸣布谷，你在哪里？你怎么像神迹般显现挚爱，又突然消失了呢？
     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四年，一个少女在残酷战争中成长的心路历程，详详细细地记录在那一百多封信中，我留在家中柜里那一包他七年间写的更多数量的信，是一个十九岁的青年由流离的困境投身最强烈的战斗的完整自述。他驾驱逐机击落敌机的时候，有时会想：我这样虔诚的基督徒，却这样长年做着杀戮的工作，上帝会怎么裁判呢？不是说“生命在我，复活也在我”吗？耶稣说人若打你左脸，你把右脸也给他打吗？但是日本人不但打我的脸，他们杀了我的父亲，摧灭了我的家，将我全国的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追杀至今。我每在郊区打下他们一架飞机，即可以减少牺牲于炸弹下的多少冤魂……
     这两大包信，放在一起。这一年夏天，我没有力量重看。他的死讯虽在意料中，但来时仍感意外，因而难于印证现实。
所有的迹象显示，战争快要结束了。麦克阿瑟将军收复了菲律宾，实践“我会回来”的豪语。在卢沟桥事变后八年的七月七日我国军事委员会宣布：“八年抗战，截至现今，共计毙伤日寇及俘虏日寇达二百五十余万人。我阵亡官兵一百三十余万人，负伤一百七十余万人。战局现已转守为攻。”全国开始生活在期待中。
     几乎在此同时，陈纳德将军辞职的消息震惊了中国朝野。罗斯福总统逝世后，美国的三军统帅艾森豪威尔将军由马歇尔将军继任（“马歇尔计划”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的世界局势有很大的影响，中国国共战争时他前来调停，但是一般认为他偏向中共的“进步改革”，间接造成了国军的失败而失去大陆）。中国战场的盟军司令史迪威将军与蒋委员长合作得不愉快，由魏德迈将军接任，他收到总部指示说，陈纳德以最少的资源已打了很长时间的游击战式的战争，“采用现代化进攻战术和技术的最迅速和有效的办法是撤换指挥官”。
     陈纳德在重庆的告别仪式几乎是空前绝后的热情感人，两百万人挤满了街道和临街的门窗，他的座车无法穿过人群，人们手推着他的车子到欢送广场，全城伤痕累累的房屋上挂满了各种旗帜，许多绣着飞虎的队徽。蒋委员长亲自授赠其中国最高的青天白日大勋章，表示中国人民对他多年血汗相助的感谢，美国政府也在此授予特勋金十字勋章，并挂上第二枚橡树叶奖章。这一年陈纳德五十二岁。正因为他来到了神秘遥远的中国，脱离了美国正规军的律令，以近乎江湖闯荡的个人魅力，聚集了千百个同样的好汉，用驱逐机的战术解救了地面上无数苦难的生灵。
     四个月之内，罗斯福逝世，陈纳德解职，张大飞战死。这一场战争带着无数人的憾恨落幕，惠特曼《啊，船长！我的船长！》，那强而有力的诗句，隔着太平洋呼应所有人对战争的悲悼：
   O Captain! My Captain! Our fearful trip is done；
   （啊船长！我的船长！可怕的航程已抵达终点；）
    The ship has weather’d every rack，
   （我们的船渡过每一场风暴，）
   The prize we sought is won；
   （追求的胜利已经赢得；）
    The port is near，the bells I hear，the people all exulting，
   （港口近了，听啊那钟声，人们欢欣鼓舞，）
    While follow eyes the steady keel , / the vessel grim and daring；
   （所有的眼睛跟着我们的船平稳前进，它如此庄严和勇敢；）
   But O heart! Heart! Heart!
   （可是，啊，痛心！痛心！痛心！）
   O the bleeding drops of red，
   （啊，鲜红的血滴落，）
   Where on the deck my Captain lies，
   (我的船长在甲板上躺下，）
   Fallen cold and dead.
   （冰冷并且死亡。）

14 战争结束
    盟军在欧洲胜利之后，急欲结束亚洲的对日战争，在中国和太平洋岛屿的日军明知大势已去，却仍在作困兽死斗。在那些荒凉的小岛上，双方死伤数十万人，直到美国以数千架轰炸机密集轰炸日本，东京已半成废墟。
    七月二十六日，中、美、英三国领袖在盟国占领的德国波茨坦发表宣言，促日本无条件投降（同一日，英国领导战争至胜利的丘吉尔首相大选失败下台，亦未见终战果实）。第二天日本内阁会议，从早上到深夜，主战派主张准备本土保卫战，大和民族宁可“玉碎”拒绝投降。英美新的领袖艾德礼和杜鲁门发表联合对日作战声明。三天后第一颗原子弹投在日本广岛，日本仍拒绝投降；八月九日，第二颗原子弹投落长崎。全世界的报纸头条是巨大的照片上原子弹升起的蕈状云和下面的一片火海。
    八月十四日，在各种战壕中垂死挣扎的日本兵，听着他们的昭和天皇广播，叫他们放下武器：“日本业已战败，无条件投降，依照开罗及波茨坦宣言，将台湾归还中国……”
    八月十五日，蒋委员长向全国军民发表广播演说：“国人于胜利后，勿骄勿怠，努力建设，并不念旧恶，勿对日本人报复……”这个宽宏的态度，后来成了战争赔偿中“以德报怨”的宽宏条文，至今仍是中国人的一个困惑。
    日本正式投降时重庆的狂欢，是我漫长一生所仅见。
    随着广播的声音，愁苦的大地灌满了欢乐，人们丢掉平日的拘谨矜持，在街头互相拥抱，又跳又笑，声嘶力竭地唱“山川壮丽，国旗飞舞⋯⋯”这样的爱国歌，说是万人空巷还不够，黄昏不久，盛大的火炬游行燃亮了所有的街道。
    我跟着哥哥和表哥们也拿着火把往沙坪坝大街上跑去，左连小龙坎，右接瓷器口，几乎没有一吋黑暗的路，人们唱着，喊着“中华民国万岁”，真正是响彻云霄。我跟他们走到南开中学的校门口，看到门口临时加了两个童子军在站岗，手里拿着和我当年胳膊一样细的军棍，脸上童的自信，正是我当年跟着张校长念的“中国不亡，有我”的自信。校门里范孙楼的灯全开着，我想到当年张大飞自操场上向我走来，这一瞬间，我突然感到万声俱灭，再也不能忍受推挤的人群。竟然一个人穿过校园，找到回家的小径，走上渐渐无人的田埂，往杨公桥走，快到那小木桥的山坡是个多年废弃的乱葬岗，我哥哥常常向他的朋友挑战，看谁敢去掀那个露出一半的棺材盖，他们又说许多鬼火的故事，比赛谁最勇敢。平常我都由前面大路回家，白天偶尔同大伙走过。走过小木桥上坡，就是我们去年为躲警报而搬去的家。
    我一面跑，一面哭，火把早已烧尽熄了。进了家，看到满脸惊讶的妈妈，我说：“我受不了这样的狂欢！”在昏天黑地的恸哭中，我度过了胜利夜。
    从此之后，我不再提他的名字。我郑重地把他写来的一大叠信和我写去的一大邮袋的信包在一起，与我的书和仅有的几件衣服放在一起。我想，有一天我会坚强起来再好好看看。但是第二年夏天，我意外地由成都直接“复员”回到上海，妈妈带着妹妹由重庆搭飞机复员回到北平，除了随身衣物只带了一些极具纪念性的照片，那些信和一切的痕迹，全留给苦难时代的狂风。它们的命运，在我家日后播迁的岁月中，连想象都难了。
    这一年的十一月，在他从军时赠我《圣经》整整八年后，计志文牧师从成都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我，说他由珞珈团契的一位朋友处得知我在深沉的悲哀中，他劝我振作，抄了《启示录》第七章最后一句：“在主宝座之前穿白衣的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上帝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计牧师不久到乐山传道，我在卫理公会受洗成为基督徒，我在长期的思考后，以这样严肃的方式，永远地纪念他：纪念他的凄苦身世，纪念他真正基督徒的善良，纪念所有和他那样壮烈献身地报了国仇家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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