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再见亦是朋友

2011，再见亦是朋友

文/Shirley



    清晨，窗外灰蒙蒙，阴天。待想起床收拾行李时，天空雾气昭昭地萦绕起小雪花，像情人分别时的眼泪。老公走近床头给我一个熊抱，在耳边低声说：“这是2011年最后一个拥抱”，同样的话，昨晚说过，同样的拥抱，昨晚给过。如果大雪将北京城湮灭的话，我们可以抱去2012年。

    打开破旧的拉杆箱，它的年龄与我客居北京的时间等长，我一件一件往里装内衣、毛衣、外套、化妆品，眼睛随着身体的起伏而潮湿，室温远没达到出汗的地步。因为出差会错过新年，昨晚就让老公帮忙把枕套、被罩都换成新的。夜凉如水，他裹着棉被问我，被子怎么变轻了？我无声，心里说，那是因为你老了，放弃的东西越来越多了，能承担的越来越少了。

    年龄永远是个尴尬的话题，尤其是当你在对生命的倒计时有所感悟之际。2011年，我三十八岁。对于女子来讲，三八绝对不是好兆头。一年以来，我都在小心翼翼地避免做些让人觉得三八的事儿，也寄情于通过本年的历练，未来能减少三八的思维。但是，我还是做一个让老妈认为是三八的选择。我和老公决定彻底加入亲属单位终结者的行列。老公被公公暴骂为四六不懂，谁让他恰好四十六岁？我俩，一个三八，一个四六，要生也得生个二五眼。

    我们琢磨着不要小孩儿的理由。来京六年，我们仍然居住在南三环的一处出租房里，房东亲切善良是我们的小确幸。老夫妻搬去通州租房，城中房产用来赚钱。我们住得很认真，就像自己家一样。向田邦子说，没有家人的家就像别人的家。我们努力将别人的家住得就像自己的家。我们不在乎房证是谁的名字。

    我们经济收入尚可，买房算不上梦想，但在刚刚竣工的房间里重新破土动工的活技的确令我们胆寒，觉得生命就这样被浪费在拆毁和重建之间。我们心安理得地享受公共交通。老公，一个学机械的，都不会开车；我，一个学语言的，凭啥要动口还动手。偶尔，他叫回出租车，我还嘲笑他破坏环境，增加碳排放量。

    我一心一意地恪守自己是外地人的本分。所谓新北京人，不是我们，等他们破旧不堪了，也就不是北京人了。“新”这个字用得真妙，流淌着一种时间感，沧桑会抹去新鲜。至今自我介绍时，我还是不厌其烦地说，我是东北人，在北京工作，其实没人关心我的真实出处。那份家乡的归属感是夹在我内心的书签，书页翻滚，它的位置不变。

    这一年，我升职了，一场被我称作“不完美”的升迁，办公室政治斗争远比后宫剧更惨烈。我尽心尽力地帮助欧洲佬赚取中国客户的钱，然后他们从中拿出可以乎略不计的回报给我发工资。我每天头上顶着销售指标，就像电玩“ 主题医院”里医生疲惫时头顶上的问号。我早已丧失了外企白领的骄傲感，在入行十七年后。每当听到年轻美眉愉悦地强调自己是白领时，我的鸡皮疙瘩抖落一地，拼命在记忆里搜索，自己可否拥有这般三八时刻。黑白蓝绿，都得靠劳动挣钱，不应存在任何优越感。

    抛去职业，个人成长收入丰硕。我读了170本书，看了106部电影，写了近百篇书评，有几篇在媒体上发表。我抑制住内心兴奋，未冲口对女编辑说出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将文字变成铅字，怕遭来她的轻视。书让我变得沉稳、睿智。我像一位书籍的布道士，逢人便劝他多读书。读书人有点像苦行僧，文字既不会发声，也不会运动。可是，闭上眼睛，文字变幻成光影在脑海里流动，直到画面驻扎心底，美得让人窒息。书，是我要交一辈子的朋友。

    八月盛夏，坐在机场的候机大厅里，我翻看哥哥的短信：下飞机速来四院。在重症监护室的墙角，挤着一张临时病床，上面平卧着我美丽聪慧的妈妈，昏迷不醒。直到她出院，我一颗眼泪都没掉。“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不食人间烟火的我，在护理妈妈的个把月间，学做了一手好菜。妈妈说，我的女儿长大了。我说，要在旧社会，我这岁数都有权力给儿子说一门童养媳了。

    秋风渐起，我收拾行囊回北京。在楼门关闭的一瞬间，眼泪就像被风摇过的枯叶簌簌地散落下来，这是第一次妈妈缺席的送行，她半身瘫痪，生活不能自理。我唯一的祈盼是她要坚强地活在这个世界上，只要她活着，我就有妈妈。从此，我要一个人上路了。我总是期待这时刻姗姗来迟，在三十八岁这年，它没有得到我的允许就提前抵达我的生命里。也许，无论它什么时候来，我都会讨厌它的迫不急待。

    2011年，留下乐与痛的记忆，我都会珍藏心底。人生短促，走过每一年，都像经过一扇心灵的格窗，空暇时，我会回首张望，再见亦是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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