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一次关于经济学的问答

问： 经济学不能算是理科吧。只要一种学科是有关人的存在状况的。就应该算是人文科学吧。在康德看来，自然科学关注的规律性，而人文科学关注的是人的目的。虽然经济学中也有一些规律，但它绝不可能有像自然科学那样的精确性，因为人和其他万物和存在的最根本的差别就是他（或她）是自由的，而其他的存在是他律的。
 
答： 经济学还是相当精确的，尤其是西方经济学。因为就跟物理啊工程啊等理工学科用数学当语言一样，数学也是经济学用来研究分析社会现象的语言。当然也可以用社会学语言，比如现在国内搞的那套定性分析，但为什么真正的经济学不承认社会学语言呢？就是因为它不准确，它有歧义。就跟法律条文用拉丁语/法语等等书写一样，数学是研究种种关系的时候最有效率最少歧义最准确的语言。一个学不好数学的人，不是不能研究经济学，但做得再多也只能是在门口晃荡，要深入，要推动领域前沿，把语言/工具学好是前提。所以现代经济学，使用数学作为语言，在研究过程中是相当精确的。这也是我为什么常常“看不起”国内所谓的那些著名经济学家的缘故。
 
问：谢谢你的回复告诉了这么多关于经济学的知识。不过我想经济学领域中也不完全一定都要如此吧？比如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在使用数学语言的时候存不存在差别呢？

不过这可能还是不是问题的关键吧。因为经济学关注的人的活动，这和一般的自然科学有着明显的区别。在这个活动领域内如果一切都是数字精确化，人的可能性如何呢？这是我的疑问。我之所以有这个疑问，一个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中国经济本身的现实性呈现。这种呈现状态如果按照西方经济学界的观点，第一是它缺乏精确性不能让西方学界满意，第二是因为这种一直以来被西方人怀疑的经济运行模式在西方人的“中国崩溃论”的预言中，它的运行似乎表现并没有他们想象得那么糟糕，当然了我也不是说中国的经济状况就是好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在我看来，是西方的经济学界没有理解中国的文化对经济的巨大影响。而文化是无法通过数字化的精确来获得理解的。
 
其实在西方的哲学界也存在着这两种差别。比如西方的语言哲学也由此分为两派。前期维特根斯坦和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差别也在他对语言的这两种理解有关系。他非常出名的一句话就是：“科学没有什么秘密，艺术倒有些神秘。”科学没有秘密的根本原因，是因为科学对象的非人特性。经济学的确需要数学，我想这当然有道理。不过经济学总是面对的是人的活动。艺术的神秘是因为它的精神性。而精神总与人的存在密切相关。中国经济的神秘性是不是也在这里呢？当然在我看来，西方人对中国之所以保持一种神秘的想象，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没有兴趣理解真正的中国。或者他们理解的中国也仅仅只是他们想象中的中国，甚至是他们愿意想象中的中国。这倒使我想其了几乎凡是在西方获奖的中国的电影的叙事模式----几乎总是那种充斥着的混乱、落后和愚昧（包括《三峡好人》）。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暴露出来的也是同样的问题。不过他在序言中说，之所以是这样十分负面的形象出现，“那是因为它（即中国文化）被放置在一个由他人缔造的'现代'世局中，一切条件对它来说都是不利的，用来衡量它的所有标准也必然是异化的。”
    
回到经济学的问题，我想最主要的还不是精确性的问题，而是它面对的究竟是什么的问题----是人还是自然？
    
当然了在文学艺术也存在精确性的问题。怀特海说：“COLERIDGE在其《文学传记》（Biograpia Literaria）一书中反对一群旅游者看到湍流而惊叹“多美啊！”因为这是对这一令人神往的景观的特征的模糊刻画。无疑在这个例子中，“多美啊！”这个退化的语词降低了景色整个的生动性。然而在口语表达中存在着真正的困难。一般说来，语词表达了有用的具体性。它们怎么才能被用来唤起所有意义所依赖的一般特征的感觉呢？唤起语词背后的生动感受是伟大文学作品的功能。”不过怀特海这里所说的是另外一种精确性了。

当然了我从来不想否认精确性的重要意义和价值。怀特海也说过：当人类历史中有朝一日对杂多的模糊的辨别转变为对数目的精确观察时，人类就在领会高级生命所必须的相互交织的形式方面迈出了巨大的一步，而这也是对善的揭示。不过海德格尔也表达了相反的观点----有朝一日我们会发现有些我们面对的神秘的存在居然无法清晰的言说。发现我们无法言说的时候，同样也是人对自我认识获得的巨大的进步。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大道即人之存在之道，维特根斯坦说，面对神秘，我们只有沉默。很显然神秘的存在还是指的人的存在。而一般的道（即规律性）是可以清晰的言说的。西方人在追求经济学的精确性的同时，是不是也包含了对上帝的某种僭越呢？这种僭越可能吗？


答：既然问到了宏观与微观经济学在使用数学语言上的区别，那我还是稍微说一下经济学使用数学语言的意义所在。

其实不管是人文学科还是理工学科，越来越多的使用数学语言都是趋势。数学语言的精确性前面说过了，不再赘述；但这种精确与处理复杂问题与状况并不矛盾。从理工说起，并不是说因为物理这种基本可叫做“应用数学”的学科所处理的关系并非人文，所以就比人文关系学科简单明了。最简单的例子，物理学中研究两种力的关系，时时刻刻都有摩擦力啊空气阻力啊各种各样的元素使问题复杂化，处理的办法就是先去除一切不太好量化的元素，只留下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元素，建立“模型”，在一种近似于真空的环境中只研究几种相关关系。一旦这些关系搞清楚了，再慢慢的一步一步把其他元素——摩擦力啊、空气阻力啊等等——加回去。用一句话来总结，使用数学语言的研究过程往往是先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建立基本体系后再把简单体系复杂化。

数学作为语言或者工具，它自身与被研究对象的复杂性是无关的。就拿社会学来说，社会是人组成的，有现在的人，有历史中的人，还有可预测的将来的人。人是最复杂的生物，每个个体都具有不可比拟的个性意外性，看起来真是杂乱无章。而社会学就是在这样一个表面上杂乱无章的群体中通过系统研究过去现在、系统预测未来，来发现这个复杂体系中具有一定共性的关系、习惯、规律，和发展方向。传统的社会学使用文字语言，在发现解释预测这些复杂关系的时候也要先把复杂问题简化到可研究可处理的程度，发展出一个体系一种研究方法，可能是抽样调查，也可能是观古知今。但无论那种方法、体系，能够研究了就意味着把原本无限复杂的问题人为简化，简化到可以推出某种规律的程度，之后再一点点把干扰因素加回去——例外、偶然、不可控力量等等。这种从复杂到简单再回到复杂的研究过程，与使用数学作为语言来对理工学科进行研究是基本一致的，所以现代的社会学科在研究的过程中也越来越多的使用经济学模型和统计学方法——而这些恰恰都是用数学作语言的。

那么，数学语言与文字语言，各自的优劣性主要在哪里呢？

数学语言的优越性已经说过了，就是它精确，一是一，二是二，不存在模糊的争议。这里，模糊并不是说数学语言只能处理确定的具有必然性的状况，一遇到具有很多不确定因素的人的活动就束手无策；经济学里的模糊，模糊在假设上。

不知道你是否听过一个笑话，讲经济学家、化学家和物理学家共同流落到荒岛，随身只有一个罐头，但没有开罐头的工具。物理学家考虑从什么角度用石头砸罐头最好，化学家考虑怎么用火烤最佳，而只有经济学家沉思了半天，说“如果给我一个罐头起子，问题就解决了！”

这个笑话自然是讽刺经济学再精确，也完全建立在一条条一堆堆的假设上，假设一变，结论立刻要变。这些假设是什么，就是我前面说的，在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建立体系的过程中所去掉的那些次要元素。每去掉一个暂不考虑的元素，都多加一条假设——假设在某某情况下，假设某某元素不存在——但其实各个学科都要假设，社会学历史学哲学也一样，只不过经济学距离数学太近，整个研究推算过程几乎可以用“完美”来形容，想要说经济学家的研究出了错误，只有假设这一个突破口，所以假设成了批评经济学的不二法宝。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每个假设都是一种不确定因素，都是一个严密逻辑推断体系中没有定论的模糊点。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博弈论，就是通过把这些各种各样的假设系统化，计算每种假设可能出现的概率来“精确的计算模糊”。当然，博弈论中的模糊研究比起数学鼻祖的浑沌理论那还是太小儿科了（我们生活中所见到的智能机器人，触摸屏显示器等等都是建立在类似理论的基础上），但二者用精确来计算模糊的思维方式是大同小异的。

尽管数学语言又能精确又可模糊，但它最大的缺点在于它的量化要求。一旦不能量化，数学就如秀才遇见兵，再厉害的本事也无用武之地了。数学语言非量化不可的缺陷正是文字语言的优点。文字不需要量化，只要模糊定性即可。“好”这一个字可以简单方便的用来表达一种愉悦赞同的情感，只要不打破砂锅问到底，“好”这一个字便足够。所以对于相对简单的状况，不需要“甚解”的问题，文字就足够了。但一旦较真，问起来“怎么才是好”，“是超过一半的赞同肯定才算好呢，还是接近一半就可以”，“是必须是随机选择的整体中超过一般赞同肯定呢，还是任意人员超过一半就算好”…… 这些问题可以一个接一个要多细有多细，文字简单方便的优越性只要这样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的问下去，立刻就能变成它的缺点——文字不够精确，不能依据它做出最正确，风险最小最保险的决定。

所以数学和文字，二者作为语言，一个精确但必须满足量化要求，一个使用范围广泛不需要满足量化要求，但不够严格不够精确，不能依其作出最保险的决策，是各有优劣的。没有哪个绝对的优于另一个，该用哪个是要依据使用环境，依据哪个更满足研究的目的意义来作出选择。狭义的哲学，是一种发散性思维的学科，就是要探索一切可能关联元素之间的关系，寻找一切可问问题的答案，文字作为工具来进行这种发散性思维的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事事都先量化，都先转换成数学语言，那准入条件也太高了，尽管在现代哲学研究中这也是可能的。而更广义的哲学，包涵数学物理化学，当然还有 “应用数学”之一的经济学，和其他一切研究体系关系的学科。所有理工科博士的英文，Ph.D., Doctor of Philosophy，就是“哲学专家”的意思啊。

相对于“哲学专家”，另一种博士是“艺术专家”。艺术区别于广义的哲学，我看来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它的不可衡量性。一旦完全不可量化，不仅是数学语言不可用，文字语言也变得艰难无比。因为文字即使是一种定性语言，但它还是具有相当的量化因素在里面的。不信的话，试试在社会学研究与逻辑思考中去掉一切跟数字相关的部分就能感受到仅仅使用纯定性的文字是多么的困难。但艺术不同，艺术的目的不是要解决问题，也不是要发现分析某种关系（当然这二者也可以是某些艺术的目的），艺术最重要的目的在于启迪，在于共鸣，这种行为目的的区别决定了它在使用语言工具上的区别。艺术，本来就不需要被量化。

所以，不管经济学要研究的是人还是自然（二者都可以，并不矛盾），数学是对经济学研究来说最有效最精确最能达到目的解决问题的工具。不学好数学工具的人，永远只能在边缘说一些貌似有理的流行词汇，永远只能粗糙的分析一些表面化的经济关系，糊弄下行外人罢了。因为不管是宏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在学科已经高度完善发达的今天，所有简单的经济问题早被分析完了，使用文字语言就能分析经济问题的时代早在将近100年前就过去了。

目前世界经济学的领域前沿上相当的力量集中在博弈论、拍卖理论等研究“模糊”的方向，但不掌握精确的技巧是根本不可能向模糊这个艰难的领域进军的。一位经济学家，如果不踏踏实实坐在象牙塔里面，一方面练好语言，一方面切实搞研究进行创新性突破，而是沽名钓誉把经济学当作自己功成名就的手段，如同那些经常出现在媒体报刊上的什么北大教授们，在我看来，就与街头兜售大力丸的江湖把式们一样，扮演的只能是小丑的角色。可惜目前中国的经济学界的状况正是如此，几乎人人都争当小丑，还颇奋勇当前，互不相让，只叫人心痛。

讨论完数学语言对于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即便从实用性的角度确认了精确在解决问题中的重要意义，我想，这终究并没有回答你所提出的根本问题：经济学研究的是人还是自然？或者，换个方式说，不管它研究的是人还是自然，通过不断追求精确性来实现对“上帝的某种僭越”究竟可能吗？
 
我想，要回答这个问题，一个最关键的因素在于人类对自身的了解究竟有多少，将来的某天，这种了解最终能达到什么程度。
 
西方经济学的第一课有几个最重要的假设：一，世界上的资源是有限的，所以才需要采取某种方式来最有效的进行生产分配；二，经济学中涉及的“人”（以及由人组成的“法人”或其他团体）是理性的。这里说的理性，指人遵循一定的规律，可以对不同资源带来的效用进行比较，比较的结果不存在悖论。比方说，如果一个人认为苹果比橘子好吃，橘子比葡萄好吃，那么我们可以合理推出的结论是他也认为苹果比葡萄好吃。如果事实是他更喜欢葡萄而不是苹果，那么这个人就违反了经济学最基本的理性假设，随后的推论都不再可靠。
 
从上面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在理性人的世界里，精确是一种必然，它不过是使比较更细致，更方便，更易于检测漏洞，其性质上与定性的比较并无区别。不管是定性还是定量的比较，从精确到不精确，都是改进比较方法的一种必然发展方向。
 
那么什么时候精确才失去意义？—— 非理性世界。
 
这里说的“非理性”并不是说疯狂，或者不可理喻，比较上面苹果橘子的例子，它所代表的就是比较结果出现悖论的情况。我在《艺术是什么》里认为艺术不可量化，就是因为个体在对艺术的欣赏上出现悖论的状况太多，因为衡量一项艺术作品的好坏不能从共性出发，哪怕是大师的作品，个人不能理解或者不能产生共鸣，对于这一个人来说，这个艺术品的价值对他就很低。同样的，有的作品只要自己喜欢，哪怕全世界都是反对的声音，从这项作品对欣赏个体的艺术价值来说，它就是无价的。
 
这一点，我觉得正是你所强调的“艺术的神秘”—— 艺术世界与理性比较的不一致性。
 
这种不一致，只有对人的社会存在，而我们认为离开了人的自然，一切都是可以比较，是合理的。为什么？
 
原因很多。在我看来，划分人与自然的最根本原因是进行比较的主体——人本身。人认为自然是理性的，一切皆可以合理划分、比较，可以精益求精而不存在悖论，正是因为我们站在人的位置上来衡量人类体系之外的自然社会；一旦让我们用同样的分析方法同样的系统来分析我们自己，这套系统就失效了：究竟谁来判断我们自己创造的世界的合理性？谁有这样的权威？
 
说到这里，我不得不提出自己对宗教的基本看法：不管是基督教、佛教还是伊斯兰教，人对神的崇敬的最基本原因总结起来都大体相仿：神是处于人至上的更高的智慧形式，人是没能力理解神的，所以对待神，不管理解与否，只要信，只要敬畏，相信神带我们走的那一天，一切苦难与不合理都会得到最终的解释。在宗教的体系里，人彻底承认了自身的无力与渺小，向人之上的神的体系低头，一切不能解释无法理解的现象都可以被称作“神的旨意”，人只要“信”，只要顺服就可以了。
 
而科学，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要研究，要理解这个世界，殊归同途最终都是努力的对上帝进行僭越。我们研究基因，研究人脑，研究人的各种情感与脑电波脑内化学物质微量元素的关联，都是在努力的从物质的角度来分析人的精神世界。但最后，人是否能通过这样的方法超越自身，将人的体系与自然的体系统一起来，用物质世界为精神世界作出合理的系统性的解释，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在目前的科学技术水平上，一个更合理的问题其实应该是问：你是否相信这样的统一有一天会实现？
 
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是信奉上帝的，牛顿最后也皈依了基督。在我看来，这与人类对自身对上帝的僭越是非常统一的：人类知道的越多，就越发现自己的无知，这种无力感对于个人的有限生命来说是过于强大了。在挫败感与渺小感之下，选择信仰，选择相信在生命结束之后进入比人类更高的智慧体系中获得无上智慧与终极答案，是从另一个出口解决问题，自我安慰也好，自我解嘲也罢，这与上帝是否存在是无关的，完全是个人选择的结果。
 
再回到经济学上来，假设人对上帝的僭越是不可能的，自然与人的统一并不存在，那通过数学语言在经济学研究上精益求精究竟还有没有意义？
 
我个人认为，精确还是有意义的，其意义在于数学语言的应用给予了经济学（还有其他人文科学）一个可以依存的“第二最优”方法。归根结底，与艺术领域的研究不同，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都是以解决问题为目的的，都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研究目标与方向。既然要解决问题，即使在“第一最优”不存在的情况下问题仍然需要回答，方案依然需要设计，步骤依然需要出台。可能从神的角度看，我们人类如同渺小的蚂蚁一样，自认为殚精竭虑做着改造世界的壮举，到头来可能全是无用功；但人作为自然体系中的一员，生命就依存在这个体系里面，是不能自我选择脱离这个体系而存在的。可能愚蠢也好，可能愚昧也罢，但不经历这个可能愚蠢愚昧的过程，怎么才能体会到可能的最终生命意义呢？如果接受了这个过程，接受了不完美世界仍需要某种运作体系处理方法的大前提，没有“第一最优”，那就不得不依存于“第二最优”。如此，好还是坏？我说不上来，因为作为人的一员，我们都不能脱离人的体系从神的角度看什么才是终极的正确，一切都在于自己愿意选择相信什么，愿意选择当个乐观主义者，还是悲观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