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奇迹背后的脆弱基础

殷宴/ 编译


或许所有看似健全的经济体制都会在某个时刻暴露出溃烂的创面。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亚洲的金融风暴仿佛证实了伦敦和纽约体制的优点，但随后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却证明这只不过是错觉。1974年邓小平率团赴纽约参加联合国代表大会时，整个中国的银行系统只能凑出3.8万美元，甚至不够支付代表团的旅费。如今，中国的外汇储备接近3万亿美元，多家中国银行跻身全球五百强之列。

中国经济奇迹般的崛起有目共睹，但高速发展的背后是否潜藏着危机？卡尔•沃尔特（Carl Walter）和侯伟（Fraser Howie）在他们的新作《红色资本主义》中勾勒出了一幅令人不安的图景。

与多数分析中国经济的著作不同，《红色资本主义》没有一味堆砌宏观经济数据——就连中国的决策者们也承认这些数据是不可靠的。两位作者凭借在中国的金融及资本核心领域工作数十年的经验，解读了中国的经济体系如何在三十年间从无到有，逐步发展成今天这套复杂多变的机制。

该书对中国经济的定义充满了矛盾：在沃尔特和侯伟看来，“中国已经放弃了社会主义并创造了一套独特的资本主义体制，甚至有意超越它伟大的榜样——美利坚合众国”。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指出“中国的财政体系和股票、债券、贷款市场仅仅为国有资产服务，”只有那些“根正苗红”的国有企业处于体制之内，而私有资本，无论多么生机勃勃，始终处于体制之外。

沃尔特和侯伟认为中国存在两套平行经济体系，其中一种由外资企业和私人企业主导，主要集中在广东省和长三角地区。这两个地区吸引了中国70%的外商直接投资，贡献着70%以上的出口，创造出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另一种则是“体制内”的经济，由国有企业主导。在中国的执政党眼中，这套经济才是真正的政治经济，整个中国的财政资源、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甚至包括改革开放政策在内，一直在为这套经济服务。

1979年，中国的大门轰然打开，随后的十年内诞生了20家银行、745家信托公司、34家证券公司、180家当铺。然而，这些金融机构的运作方式和资本主义国家截然不同。执政党把银行当做“为宝贵的国有企业提供无限资本的基础设施”，银行在地方政府的要求下大量贷款，导致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严重的通货膨胀和房地产泡沫。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有企业造成的不良贷款逐渐积压，四大银行的坏账高达贷款总额的 40%。西方观察家绝望地摇着头，断言中国的银行系统将给整个经济带来灾难。

他们的预言至今尚未实现。前总理朱镕基上台后大力推行改革，将部分西方金融制度和现代风险运营技术引进了中国，包括股票、债券、商品市场、资产运营和信用分析等。这些改革措施参考当时国际上最成功的范例，为1997年开始的银行系统重组打下了基础。沃尔特认为，正是这幅改革蓝图让中国的银行取得了今天的成就。假如朱镕基的改革措施得到长期坚持，中国很可能早已和“毛时代”的残余彻底决裂，走向彻底的资本主义模式。

2005年之后以朱镕基为代表的改革派领导人相继卸任，新一代领导层不愿承受一个以市场为主导的体制带来的风险，他们不再推行浮动汇率、独立债务定价，不再鼓励国际资本进入中国市场，也不再促进传统金融机构进行商业化转型。2008年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倒闭引发的全球危机使领导层对美国模式更加抵触，改革派人士逐渐丧失了影响力。中国经济改革的步伐再次停滞不前，通向资本主义世界的大门始终未能完全打开。

在沃尔特和侯伟看来“改革的不彻底或许是无可避免的……因为整个国家的政治体系缺乏完整性，特殊利益群体和当权政党实体——中国执政党并存。推动这个体质的不是市场经济及其供求规律，而是一套围绕某些革命家族的利益精心构建的社会机制，正是这些家族组成了中国的政治精英阶层。中国就像是一个家族企业，一旦统治集团更新换代，利益的平衡便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但这些家族的最高利益是一致的，即整个系统的稳定。只有社会稳定，他们才能追求特殊利益。这就是‘和谐社会’的含义。”

半途而废的改革给中国留下的现实是以中国执政党谱系为中心的“保护人体制”(Patronage System)。大型国企吸取国际同行的金融技术并获取了亿万美元的资本，其成长规模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见的。然而，沃尔特和侯伟认为“这些公司并非自主企业，甚至根本算不上企业。它们的高级管理和最终命运完全取决其政治保护人。至今为止，政治需求总是压倒商业需求。”整个中国经济都处于“保护人体制”的影响之下，加入世贸组织也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局面，外资银行在华总资产仅占中国金融总资产的2%。

这一体制并非完全没有优点。从整体上说，中国的银行免于暴露在西方沉重债务的影响之下；更重要的是，中国银行从未采取西方金融业隐藏风险的惯用手段。然而，中国的金融机构也有自己的问题。金融风险通过种种神秘的途径从国有银行转移到了其他国家机构，从而歪曲了外界对中国偿付能力的认识。从国际标准看来，中国的债务相当低（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0%），但如果算上各种政府负担，沃尔特和侯伟估计这一数字实际高达76%。

更大的问题是，这个体系几乎只在自己内部交易。关于可靠度和定价的关键信息不是被有意隐藏就是无法获取，外来经济体根本不可能通过市场投标制定价格，这种情况阻碍了资本的有效分配。很多中国官员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但由于利益冲突，这个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现实情况是：国有垄断和寡头企业不希望看到改革或外国竞争，而在沃尔特和侯伟看来，只有通过大刀阔斧的改革建立真正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国才能走向稳定、持续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