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商报》：看，这个会讲故事的人

时间：2011年8月29日 来源：深圳商报 记者：刘悠扬

  “骆以军”这个名字最近很火。从６月到８月，他两部最重要的作品《西夏旅馆》和《遣悲怀》先后被引进内地，紧接着开幕的上海书展上，他作为特邀嘉宾，几乎成了这一届书展上最耀眼的明星。媒体追捧，粉丝签名签到手软，各种演讲活动应接不暇……这位２０１０年香港“红楼梦文学奖”首奖得主，俨然已成为继张大春之后在内地最红的台湾作家。

  那么骆以军究竟是谁，他的小说真那么有吸引力吗？生于１９６７年的他是当代台湾中生代作家的代表，这个善于讲故事的作家，在最近内地的一系列讲演中，用自己的幽默和匪夷所思的故事完全征服了所有读者，包括媒体。在人们眼中，骆以军是个绝不乏味的生命个体，他是小说家，是台湾的“外省第二代”，是重度忧郁症患者，是素食者，是胖子，是讲故事的人，是变态书写爱好者，等等等等。

  所有小说都在寻找精神原乡

  骆以军很擅长讲故事。他一张口就爱先讲个笑话，自称以此缓解紧张，此后更是故事不断。和他的小说一样，他的发言也是故事套故事，妙不可言。然而，他却自称是经验匮乏的人。

  这种“经验匮乏”或许与骆以军“外省第二代”的身份有关。他祖籍安徽，出生在台湾，从小在小镇永和长大，直到读大学时才发现自己童年经验的古怪。“那里有非常多的巷弄，很容易迷路，但是没有清楚的地标。我大学的同学们在台湾不同的地方长大，他们的少年经验都有一个很清楚的小镇的地标，比如天后宫、铁道、码头。可是我的成长一直到启蒙，完全没有。永和没有花街，没有妓女街，只有传统市场、图书馆、小学和中学。在那里长大，世界的边界好像就是走到巷弄的尽头那把天空挡住的河堤。我对世界空间的进入是这样的。”

  与同辈的作家一样，骆以军是读着卡夫卡、福克纳、普鲁斯特等的现代性作品长大的。直到他３０多岁，才强烈地体会到身体中记忆基因的不足够，经验的匮乏让他的故事永远被困在永和那个古怪的小镇上。没有庙，没有铁道，没有火车站，也没有戏院。没有穿州过省会讲故事的水手，没有大江南北的故事，所能去讲的好像只有从小到大父辈口中遥远的骆家，以及１９４９年来台时路途上的艰险。

  “从小，父亲就在客厅里给我们讲他家乡的故事。可以说，他的时间从１９４９年就停止了，此后，他就活在一个梦境当中。一直到老，他都在回忆他的童年。”所以，无论是《遣悲怀》还是《西夏旅馆》，包括他的其他作品，骆以军都在试图探讨父亲的故事。无论是十三世纪西夏党项族最后一支骑兵的流亡史，还是岛上寻找失落原乡的现代人，他们的精神源头，都是那个小小客厅里的父亲和他背井离乡的流浪。这个找不到精神原乡的孩子们在问，“我们为什么会长成怪物？”而“怪物化”，本就是现代主义文学中最为典型的意象。

  

  ５０万字“天书”曾吓倒无数读者

  

  《西夏旅馆》毫无疑问是骆以军最重要的作品。这部小说近５０万字的篇幅和炫目的故事，曾吓倒无数读者。骆以军也说，《西夏旅馆》是“我的抵达之谜，我的魔鬼诗篇，我的命运交织的城堡”，据说写作期间，他曾三度遭受忧郁症侵袭，最终耗时四年，不可谓不艰难。

  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王德威热情推荐《西夏旅馆》，认为此书是一场不同寻常的创作实验，而骆以军是整个华文世界里最有分量的作家之一。《西夏旅馆》在台湾出版不久，梁文道便用四期节目在《开卷八分钟》重磅介绍，盛赞“这部小说很可能是近年来最重要的一部华文长篇小说”。

  而这部小说自面世以来，几乎囊括了台湾所有重大文学奖项。２０１０年７月，华文世界奖金最高的文学奖项“红楼梦奖”更将首奖颁给《西夏旅馆》，这是台湾作家首次夺得此奖，也是对作者潜心从事纯粹文学创作，一种文学道义上相濡以沫的支持和敬意。

  不久前的上海书展上，世纪文景又推出了他的《遣悲怀》简体字版，这是他在《西夏旅馆》之前声誉最高的一部长篇作品。１９９５年女同性恋作家邱妙津在巴黎自杀身故，骆以军以槛内之身遣无尽悲怀。《遣悲怀》全书主线为与邱妙津对话的九封书信，贯穿“我”的生活描述。现实与梦境交错，文字与记忆纠缠，编织出一幅追问生命、延宕死亡的黑色图景。虽为长篇小说，但全书是由一个个章节组成，每一篇亦可独立成章，尤其首篇《运尸人》，写“我”用轮椅推着死去的母亲，乘坐地铁，去医院捐赠器官。这个短篇曾获得２００１年台湾“年度小说奖”。

  

  《西夏旅馆》手稿占满两座篮球场

  

  生活中的骆以军是个有趣的人。常被称为“骆胖”，其实是个吃素二十年的素食者，不过吃素的原因，他自爆是“高四”时对观音菩萨发誓：如果让他考上大学，一定戒肉。

  骆以军说，他的写作属于冲刺型的短跑，锁定目标后爆冲出去。写巨幅长篇仍不拟大纲、靠爆发力冲完全程的作家，台湾文坛大概只有他一人了。在生活上，他则像武士一般，非常利落地过关斩将，恢复力很快。写《西夏旅馆》期间忧郁症发作三次，他都能全然清醒地一箭步冲到医院去挂号，像处理感冒一样，乖乖吃药，疗程也一次比一次快速有效。

  关于骆以军最知名的一则轶闻，就是他为精进写作能力，大学时代曾抄写过许多中外文学经典，包括米兰·昆德拉、马尔克斯、川端康成、夏目漱石与太宰治等人的作品，据闻光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就抄录了两遍，《百年孤寂》则抄了三遍。“或许对我而言，抄读如河床，其他种形式之阅读，只是哗哗流过的语义、故事和人心之湍急激爽。”骆以军说，“阅读，以及不要傲慢，是我小说练武最重要的两件事。”

  长年的抄书造就了手部运动的习惯动作，至今骆以军还是手写书稿。《西夏旅馆》４５万字，写在Ａ４影印纸上的手写稿厚厚一叠超过１５００页，排开来足足有两座篮球场的面积。他说：“我觉得我是那种传统老头的个性，特别不爱换口味，我已经习惯了书写过程。打个比方，可能有一天我太太已经很不爱我了，我还是很爱她；有一天我两个小孩不要我了，我还是抱着他们，说‘不要离开爸爸’。”

  对话骆以军：

  创作者要跟世界为敌

  深圳商报记者 刘悠扬

  “我们最大的故事，是父亲客厅里的流亡故事”

  对外省第二代而言，我们最大的故事就是从小父亲在客厅里讲的故事。当然他会吹牛，把逃亡的过程讲得非常魔幻，很堂·吉诃德。但那些故事就会像烙印一样，进入到我们的潜意识里面。

  《文化广场》：今年你接连有两本作品介绍到内地来，《西夏旅馆》和《遣悲怀》。在台湾，像你这个年纪，上世纪６０年代出生的作家，寻找身份认同、追寻父辈历史、家族记忆的意识似乎都十分强烈。

  骆以军：这是台湾评论者所说的，从朱天心等下来延续到我的“外省第二代”的焦虑。我好几本书都是谈论这个问题。《遣悲怀》其实也是在处理焦虑。我之前有一本《月球姓氏》，是处理父亲的故事。对我来讲，这是一种抵达之谜，是父亲的客厅里永远反复回忆的流亡与抵达。但《西夏旅馆》的焦点不是父亲，而是我自己，在我从小出生的岛屿城市生活成长，我为什么会成为一个怪物？

  我遇到很多父亲一辈的人，他们的人生最重要的时间就是１９４９年１０月。这个时间点之后，他们的人生就彻底地变得不一样了：本来是家庭的一分子，从此就在一个本来陌生的岛上过一辈子。他们是外省人，听不懂台湾话，加上当地人的排外和当时很复杂的政治历史，他们基本上是活在别人的梦境里，像默片一样听不懂别人讲笑话的内容，就会变得很虚无很苦闷。

  《文化广场》：你为何会把自己称为“经验匮乏者”？这“匮乏”指向的是哪方面的经验？

  骆以军：在台湾有另外一支本省的写作者，他们比较会写家族史。而对外省第二代而言，我们最大的故事就是从小父亲在客厅里讲的故事。当然他会吹牛，把逃亡的过程讲得非常魔幻，很堂·吉诃德。但那些故事就会像烙印一样，进入到我们的潜意识里面。而父亲的故事通常就是流亡的故事，孤独的故事。等到我开始准备成为一个专业作家时，我就发现不是没有故事，而是经验匮乏，教养不够。

  我太太是本省的大家族长大的，她的家族里同时有长辈，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有别的叔叔阿姨，其他的小孩子。所以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会遇到像张爱玲在《小团圆》里描写的情景：妈妈和姑姑都会问她更爱谁，要是讲错了心里会很惆怅。但是，我没有这种大家族里的光影参差。我会处理人的寂寞、孤独、恐惧，或者一个空间里卡夫卡式的梦境，但进入人群会感觉恐惧，我不太会处理像《红楼梦》里，宝玉讲什么，黛玉讲什么，其实大家各怀心思。这些我要慢慢到年纪很大才试着学习。

  

  “我们混得真不好，卖２０万本的年代已经不再”

  现在，你们可以在同一个时代看到张大春、朱天心，可是你们不会理解这其中有一个缓慢的演化和传递。

  台湾纯文学创作的这些人越来越艰难，所以我特别爱他们。

  《文化广场》：能否描述一下你所经历的台湾文学生态的转化。你这几年经常当台湾文学新人比赛的评委，对下一辈作者的文学创作如何看待？

  骆以军：像我二十几岁接受小说启蒙的时候，正是台湾小说爆炸的黄金时光，张大春、朱天文他们那时都才三十几岁。现在，你们可以在同一个时代看到张大春、朱天心，可是你们不会理解这其中有一个缓慢的演化和传递。张大春在上世纪９０年代开创了年轻人对小说的好奇。如果没有朱天文、朱天心这批人，台湾小说后来的叙事在城市上的想象不会往这个方向发展。

  有时我们这一辈人的写作者会聚会，大家在一起就是吐苦水，我们混得真不好，卖个２０００本，张大春的书可以卖２０万本的年代已经不再。虽然我后来会好一些，但总会有一种灰溜溜的感觉，逐渐感受到边缘化的苦闷。与我同辈的写作者，比如黄国峻、袁则生等，都在我慢慢迈向成熟期、大概３０岁的时候自杀。这里面当然有个人的感情因素，但是对我来讲，这些就变成我们那个年代的隐喻。我会觉得我活下来，只是变成慢性自杀。

  现在回头看，我们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都长得很像，都是很卡夫卡，或者都很加缪，都在一个密室里，都叫Ｋ或者Ｐ，很孤独，但是都有个性。还有一些同辈不写了，有的转到学院，面对这种情况，我就特别感到悲伤。后来碰到下一辈，他们在台湾这边也各自得了很多文学奖，得到小圈子的肯定，但他们的机会比我更惨，书的卖量更小。所以他们有的在教书，有的靠家里，有的得去上班，比我更不可能成为专职的小说家。台湾纯文学创作的这些人越来越艰难，所以我特别爱他们。

  《文化广场》：台湾作家的收入状况是怎样的？

  骆以军：大家都面临经济上的问题。过去十年，台湾主要的文学市场几乎全部是翻译小说。像朱天文、朱天心这样的长辈，那个年代可以有二十几万本的市场销量，但我现在有一万本就不错了，到下一辈的作家可能只有一两千本。对他们来说，即便每年能出一本不错的长篇小说，最后拿到的版税折合人民币不到８０００块，跟台湾一个小学老师的月收入差不多。工作一年，只能等于一个小学老师的月收入（且配合台湾的物价水平）。书卖得不好，出版社慢慢也就不愿意出。像我的专栏算很难得，是香港人跑去办的，稿费比较高，但年轻一辈的作家想靠专栏来维生都很难。台湾自己的稿费很低，３０年前就是１个字１块钱台币，现在还是，太低了。现在的副刊也不要纯文学，媒体都要众议化，要时事评论、社会评论、文化评论，反而以前副刊的概念没有了，纯文学的作品没有人看。

  

  “内地和台湾，同时期都各有一个文学梯队”


  内地的一些“青春作家”，在他们二十多岁时，因为商业的关系，就已经处在一个话语权的位置了，但他们并没有把自己二三十岁的小说写好，但在名利的道路上已经一路狂奔。但像莫言、王安忆，我觉得他们还是蛮保护羽毛的，虽然是作协副主席什么的，但基本上没管事。我听说有很多省作协已经是朱门酒肉的地步，包案子、弄工程，听到很多是这样。国家政治跟经济结盟了，变成这样的模式在支撑文艺。对于我这种创作者来说，我觉得很怪。本来创作者永远要跟全世界为敌，是全世界最孤独的人。也许这不是作家的问题，是这个国家的体制以及文学环境的问题。

  《文化广场》：内地现在有一个“台湾作家热”，去年唐诺、朱天心夫妇在北京做讲座，到场人数之众，他们自己都没有想到。

  骆以军：这是很好的事情。十年前，内地可能就有小众的读者注意到洛夫、商禽这些诗人，他们接触英美的现代诗，达到了非常高的高度，与内地的北岛、顾城、海子对照着读，变成中国一种很不同的经验。现阶段，如果内地开始对台湾小说感兴趣，那么我可以傲慢地讲，小说是万王之王，是所有的话语对整个历史文化的压缩档。内地的读者可以通过台湾小说去看到另外一些人，有着完全不同的时空、历史背景，形成他们自己的奇花异蕊。我觉得现在人类存在的状况，都已经被遮蔽了，人类变得没多大差异。可是文学就提供了一个基因的海洋。如果今天内地的读者愿意从唐诺、朱天心这样高度浓缩隐喻、庞大存在之造境的“小说”来体会一个不是传媒扁平印象的台湾心灵史，我觉得感激且感动。

  《文化广场》：现在内地和台湾的文学界，你觉得有什么相似和不同的地方？

  骆以军：内地和台湾，同时期都各自有一个梯队。内地这边上世纪８０年代末大爆炸，像阿城、余华、贾平凹、莫言这一批。当时在台湾也是到了一个爆炸期，有张大春、朱天文、朱天心出来。他们那时候３０岁出头，那他们的黄金时期大概就在３０到４０岁。像天文、天心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在台湾是二三十万出版量的畅销玉女作家，可是到３０岁以后突然就越写越严肃了。他们为台湾的某一类纯文学小说的维度画了一个边界。到这一批结束，台湾市场上的创作者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时代差异，不管是在市场销量，还是小说的视野，都没有那种爆炸性了，我觉得内地好像也有这个感觉。


  

  北京和南京“不可思议”，西北让人“着迷”

  我30岁后开始写长篇，每本长篇写完，都故意要把记忆洗掉，不要重复。每个长篇都是一个新的独立的小宇宙。

  《文化广场》：你被称作“城市写作者”，对你来说，不同的城市有怎样的梦境？

  骆以军：有一次我去北大旁边的万圣书园，坐在老生活区的一排树旁边抽烟，突然觉得那个阳光很舒服。不管你们觉得北京这个城市多粗暴、愤怒、绝望、灰扑扑，但是对我来说，那样一个时刻听到风的声音、感觉到树的声音和味道，这样一个时刻会让你觉得这个城市非常不可思议，非常非常美丽。在冬天南京的明孝陵旁边，我坐在法国梧桐树下那些镇陵兽旁边抽烟，也觉得不可思议。这都是岛内不可能感受到的。

  我还到过内蒙、宁夏、青海，我还进过西藏。那个过程我对西北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我就觉得，我就是胡人的后代。

  我跟天心他们去京都，是很美，可是我不会着迷。反而在穿过青海时我停下来抽烟，整个草原没有风，突然听到一种悄悄的“卡擦卡擦卡擦卡擦”声，那是上百只牦牛在吃草。那个时刻我就觉得自己应该是跑去那边骑马、杀人的戟兵军。

  《文化广场》：你的小说路数一直求变，接下来的写作有什么计划吗？

  骆以军：我３０岁后开始写长篇，每本长篇写完，都故意要把记忆洗掉，不要重复。每个长篇都是一个新的独立的小宇宙。比如《妻梦狗》里绵密的梦境书写，形成一种文体，很多人模仿。可是后来写《第三个舞者》，就变成一个非常恶搞、暴力的，很像日本村上龙。《遣悲怀》更不一样。不过到《西夏旅馆》就有读者追出我之前的各种路数，认为是一个终极版。下一本我打算写《女儿》，跟西夏完全不同，是一个柔情的、罗曼史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