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库切《内心活动：文学评论集》导言

德里克•阿特里奇 为什么一位主要以小说闻名的作家，可能会吸引我们去读他写的书评和文学作品导言的结集呢？J.M.库切的小说在全球赢得好评；其中两部获布克奖，而他二○○三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也正是因为他的小说。他有些书把虚构与非虚构糅合起来，他还常常利用虚构人物——尤其是一个叫做伊丽莎白•科斯特洛的澳洲作家——来谈论当前的重要问题。然而，在《内心活动》中，他以本人的声音发言，继续他作为一位多产的书评家和批评家的工作，他在这方面已出版过三部随笔集。 　　从小说转向批评性的散文写作，有两项明显的激励：希望这些较直接的作品，能够使那些常常是拐弯抹角的小说较容易理解，以及相信一位能够以其想像性作品穿透如此多迫切问题之核心的作家，当他譬如说用左手写作时，一定也能够提供非同一般的见解。特别是，看一位处在其专业最前列的作家如何与其同行切磋，也即不是以局外批评家身份而是以利用同样原材料来工作的内行人身份发表评论，这永远是令人感兴趣的。有丰富的证据表明，第二个期待很可能会得到满足。库切的非虚构和半虚构作品，整体而言，对有关文学在个人生活和文化生活中的地位的持续讨论作出了实质而显著的贡献。《双重视点》中的访谈和随笔、《白人写作》和《冒犯》中对南非文学和对审查制度的研究，以及《伊丽莎白•科斯特洛》的几堂“课”，都探讨了很多问题，包括艺术与政治的关系、美学与爱欲之间的延续性、作家的责任、小说的伦理潜力等。库切的小说和回忆录都探讨相似的问题，这本身就是证据，表明他对艺术家职责的理解是整体而持续的。 　　二○○一年，库切出版了《异乡人的国度》，收录了一九八六年至一九九九年的文章，这些文章大多数曾在《纽约书评》发表过。他继续定期为该杂志撰稿，现在这本随笔集大多数书评再次是根据《纽约书评》既大度又严苛的标准写的；加上另一些文章，主要是为一些重印的文学作品写的导言。虽然这两本书的各章节，都穿着应景之作的制服，但它们却是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库切对文学的地位和目的的探讨——而且必须强调，还有对文学的乐趣和挑战的探讨。虽然这些书评发表时，读者主要是被邀请孤立地考虑它们，但是在这本结集中，读者则被鼓励把它们当作彼此相关来对待。 　　这本书大多数章节，都提供了一幅艺术家肖像，把该艺术家作为讨论中的某本书或某几本书的背景，而如果把几个章节结合起来读，它们便生动地揭示了二十世纪艺术生活的多样性和不可预料性。（只有一位十九世纪作家沃尔特•惠特曼，这位诗人与他的时代极不合拍，却又是彻底属于他的时代。）头七位作家——伊塔洛•斯维沃、罗伯特•瓦尔泽、罗伯特•穆齐尔、瓦尔特•本雅明、布鲁诺•舒尔茨、约瑟夫•罗特和山多尔•马劳伊——构成紧密相关的一簇：他们都生于十九世纪末的欧洲，在青年或中年时期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剧变，其中几个还完整或部分地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他们分属不同国籍和族裔（意大利、瑞士、奥地利、德国、波兰、加利西亚和匈牙利），用不同语言写作，生活轨道也各异，但是他们之间却存在着可辨识的联系。他们都感到有必要在小说中探讨他们生长其中的世界的消逝，都记录逐渐形成的新世界带来的冲击波。他们的中产阶级背景都无法庇护他们，使他们免受流亡、失去依靠和有时候发生的个人暴力之苦。他们有四个是犹太人，其中两个死于纳粹的迫害。（七人之中，例外于上述命运模式的，是其中一个犹太人：伊塔洛•斯维沃，他直到逝世，都扎根于的里雅斯特。他有这样不同的生命历程，部分原因是他死于一九二八年：一如库切告诉我们的，斯维沃的遗孀在战时到处躲藏，与她一起躲藏的外孙，则于一九四五年死于纳粹枪下。）这组随笔所叙述的，是一个处于痛苦过渡期的欧洲，以及一批文学作品，这批文学作品的原创性被认为是艺术家对这场深刻变化的必要反应。一个显著的人物没出现（尽管他因与这些作家中某些人的联系而多次被提到）：弗朗茨•卡夫卡。卡夫卡的作品似乎以浓缩的形式概括了这七位作家花更多篇幅去探讨的诸多激情和苦难。 　　在第二组作家中，我们从欧洲世纪中叶的危机转向危机的后果。在这些对保罗•策兰、君特•格拉斯、WG塞巴尔德和胡戈•克劳斯的研究中，变得较难理出一个模式，因为无论是民族或个人故事，都有着更显著的差异，尽管欧洲黑暗的近期历史依然是一个持续的参照点。 在本书后半部分，库切主要讨论英语作品。（一如他在《男孩》中谈到的，虽然他父母讲南非荷兰语，但英语却是他从小就讲的第一语言；他还通晓荷兰语和德语，一如他在评论用这些语言写的作品时所表明的。）引起库切注意的，是格雷厄姆•格林的道德强度、塞缪尔•克特的存在强度、沃尔特•惠特曼的同性爱强度。对惠特曼的研究则带出另一群作家，这一回是美国作家，他们的创作障碍和机会与那些欧洲作家大不相同。福克纳的生平，还有福克纳的各种传记，是其中一篇文章的主题，而福克纳浪费多年时间充当雇佣文人，在好莱坞写电影剧本的经历，似乎与那些在互相倾轧的国家的背景下挣扎着写作的欧洲作家沾不上边。在索尔•贝娄的早期小说、阿瑟•米勒及约翰•休斯顿的电影《不合时宜者》和菲利普•罗斯的历史幻想小说《反美阴谋》中，我们看到另三个二十世纪美国的版本，包括其所有的缺点。当库切在关于《不合时宜者》的文章结尾对摄影影像与文学表现之间的差别作出极有说服力的评论，指出在 电影中被围捕的野马确实是在饱受创痛时，我们能够感到库切对艺术和伦理的承担。 　　库切本人通常被视为既不是欧洲作家也不是美国作家：他大部分写作生涯在南非度过，而他有一半小说是写南非的。如今他住在澳洲，他最新的小说《慢人》则以他移居的城市阿德莱德为背景。本随笔集讨论的最后三位作家，也都具有这种非大都会的背景，而且都以诺贝尔文学奖的形式获得全球承认：纳丁•戈迪默、加夫列•加西亞•马尔克斯和VS奈保尔。库切的焦点是个别小说，而不是作者们的生活：我们读这些文章，不是把它们作为回顾式的欣赏，而是把它们作为与同代人的切磋。库切预期他自己的小说被评判时，也像他在这里评判其他作家那样，使用同样严厉的标准。 　　如果我们仅仅读库切的小说，我们大概不会料到他会是一位理想的书评家。他似乎读遍与他讨论的作家有关的资料，常常是某位作者整体作品中少为人知的作品；他下笔时对历史、文化和政治背景驾轻就熟，无论是奥匈帝国还是美国南方；他耐心地概述情节，以便忙碌的读者能够以最轻松的方式获知“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感觉不到这是一位小说家在用左手写作：这里谈不上有什么文学炫耀，也见不到成为库切近期小说重要特色的那种有点怒气的内心声音的迹象。（然而，我们能感到他对作家为了忠于自己的职责而努力与恶劣环境作斗争所寄予的深刻同情。）他毫不犹豫地作出评判，但他是一位慷慨的读者，向各种不同的风格和主题敞开怀抱。 　　那么，阅读这些随笔的第二个理由，也即可能有助于了解库切的小说，情况又是怎样的呢？这本书的读者是不是有可能回头重读他的小说，并发现它们有所不同？其中一个后果，也许是会觉得“南非”（或现在改称“澳洲”）作家这个标签的不足：库切是在与多种传统中的作家展开丰富对话的背景下创作的。尤其是，他对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欧洲作家的明显着迷，表明他虽然从未在欧洲大陆生活过，但从某个角度看，他骨子里却是一位欧洲作家。同样明显的是他对最微小的语言问题的关注：那些论及不是用英语写作的作家的文章，布满对译者的翻译艺术的仔细审视。还有，不妨举一个较有特殊联系的例子，库切对罗斯在《反美阴谋》中创造的自传性第二自我的一番评论，会使《男孩》的读者感到饶有兴味。 　　然而，很多想寻找库切自己的实践之线索的读者，会禁不住把目光移向唯一论及一位南非作家的那篇文章，他们将在那篇文章里看到库切对戈迪默二○○一年的小说《偶然相识》的评析。我们不能不把库切向戈迪默提出的问题当成他对自己提出的问题来读：“像她这样一位出生在晚期殖民地社会的作家，可以扮演怎样的历史角色？”戈迪默曾写过一篇广为人知的书评，严厉批评库切《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斥责她这位小说家同行未能为当时南非的道德和政治需要服务。库切也曾在较早评论戈迪默的作品时给予她有点苛刻的批评，但这一回他慷慨地承认追求公正是她一以贯之的首要原则；他把《偶然相识》称为“一部令人惊异的书”，而在他指出这部小说给她的作品注入一种新的灵性元素的同时，我们能够感到他欢迎她踏入他已居住了一段时间的领域，尽管他在这个领域并非总是舒服的。因为，如果说库切小说中有超越的闪光的话，它们并非仅仅是某种可能的公正的暗示，而是公正受到一个较模糊的要求的激励和考验。这个要求，不是“灵性”这个词所能涵盖的——一个已被他那些陀思妥耶夫斯基以降的令人生畏的欧洲前辈们预示过的要求。 德里克•阿特里奇阿特里奇（1945—），英国学者，生于南非，现为约克大学英语教授。 ────Transla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