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与文章

独眼 我前几天听的TED讲座里，一位女高管说，如果雷曼兄弟公司的最高决策者不是一对兄弟，而是一对兄妹，他们可能不会做出后来这些傻事，他们应该能做出更理性更智慧的决定，一位女性的加入会让思路更清晰。我相信这一点。不久之后，韩国朴槿惠成为韩国第一位女总统，也是目前三位女性国家元首之一，另外两位是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及巴西总统罗塞夫。既然连亚洲男尊女卑的重镇国家都已经将最高权力交给了女性，那么以后，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活跃的女性理所应当会越来越多。慢慢地，性别可能就与社会角色的分工没什么关系了。从撒切尔夫人开始，说不定我们甚至可以追溯到武则天时代，女性政治家就证明了她们的果断、勇敢、判断力和思维的清晰都不输给任何一位男性。 在中国最有名的两位外国女性政治家，一个是撒切尔夫人，一个是希拉里•克林顿，前者曾连续11年任英国首相，后者不仅是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夫人，还是在竞选中与奥巴马抗争的民主党候选人。她们有着强大的气场、坚定的信念，为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也为了服务她们的党派和民众而拼命工作，同时，她们并不是像朴槿惠那样没有家庭，她们爱丈夫和孩子，即使这中间有波折。 大概是因为被称为“铁娘子”，撒切尔夫人一直给我硬梆梆的感觉，但在她的自传《通往权力之路》里，我发现她并不冷酷，而是想得很多、看得很清楚，因为她对家庭格外看重，反而好像骨子里格外温柔。从年轻时代，她就很清楚自己想要成为政治家，她把自己逼得很紧，不允许心里冒出任何偷懒或者退缩的念头，比如，在刚生下一对双胞胎的时候寄出了律师考试的申请书，这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她成为首相的时候，是英国战后“病得最重”的时期，人们依赖社会福利无所事事，工业与经济同时衰退，城市萎缩，她说出要复兴英国的口号，说到做到，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外交上，取得的成绩堪称“飞跃”。在书里她一直很冷静，不允许自夸，最娓娓道来有点儿得意的段落是在说如何营造舒适的家庭氛围，她努力证明了一个人可以既是优秀的母亲，也成为有效率的职业人。这背后全是承受巨大压力的辛劳，虽然她一再说“不难”“没有想象中麻烦”，但又让人细想之后深深感到并不容易。 在2012年，希拉里•克林顿没能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总统、最终退出了党内大选，但她仍然是非常有魅力的政治家。以前，我曾经在《1968年：反叛的年代》里见过她作为学生代表参加谈判的照片，那时候她好像还是共和党的青年党员，扎着马尾辫，戴着大眼镜，那副认真的样子到现在也没变。《亲历历史》是一本为她竞选总统做准备的自传，她从自己的童年写到作为第一夫人、遇到了家庭危机的时期，虽然那时莱温斯基事件已经曝光、比尔•克林顿已经公开承认了这段不光彩的婚外恋，即使书里的语言简洁到有点儿干巴巴的，在希拉里讲到比尔的时候，还是能让人感觉到她心里有他，他们的恋爱非常浪漫，他们在一起克服了很多政治上和家庭里的困难，她发自内心还爱着他，而绝对不是硬撑着演戏。为了他们共同的理想和比尔•克林顿的政治生涯，她付出了自己，最终通过坚持、努力和宽容造就了更强大的她自己。看到这时，真希望她可以如愿以偿，成为美国的总统。

每个人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和家庭脱不了干系，即使是最孤僻的人，心里也有对“家”或渴望或抵制的情绪，牵扯着。由人组成的“家”是一个个微缩单元，深受社会变化的影响，在《家庭史：现代化的冲击》里说，工业革命之后，原有宗族式的庞大枝状家族分崩离析变成了主要以两三代人为成员的小家庭， “核式家庭”成了社会的主体。这些家庭面对的问题是，夫妻二人一方面尽力维持稳定的收入来源，一方面需要照顾孩子、照顾老人。这样的生活，有困扰，有忧虑，也有爱。 《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 张大民家的八口人挤在一间十六平米的胡同小平房里，为了儿子的出生，张大民在屋外加盖了一间小房，中间是一棵树。在小说里，无论遇见什么事，张大民总是耍着贫嘴，开导他妈、他妹妹、他老婆，幽默、可爱，又无奈，千方百计地解决日常生活的大小问题，不敢说他心中有特别强烈认为事情会变好的希望，但面对拥挤、贫困、下岗，他倒是横下一条心，认准了日子总还是要过下去。小说讲的是我熟悉的胡同环境，我有个小学同学，他家一推门就是连续几张双层床，连放桌子的地方都没有。那种从空间到经济上的紧巴巴、挣扎又无力的状态，困扰了中国城市家庭几十年，把人磨得不得不自我一点儿，也不得不苦中作乐。 《红手指》 《家庭史》特意提到了当代日本家庭，母亲过于在意孩子的教育问题，结果有很高比例的长子或独生子会对家长施暴。东野圭吾的这篇小说里，男主人公被孩子妈叫回家，看到后院廊下一具小女孩的尸体。为了掩盖几乎不与父母交流的儿子的罪行，他费尽心思将尸体移到了公园的厕所。当警察层层逼近真相，夫妻俩又想着将罪责推卸给痴呆的祖母。夫妻关系，母亲对孩子的溺爱、父亲对儿子的不理解和愤怒，祖母对于已经做了父亲的儿子的保护，死去孩子的父母的心情，加上其中一名警察与他父亲的微妙关系，很真实，也很复杂，因为真实，而让人读着觉得残酷，反复在掂量到底父子、母子关系是什么样的存在。 《新罕布什尔旅馆》 一头熊，决定了父母的恋情，决定了一个家庭只能去冒险。父亲用一栋破房子开了一个破旅馆，爷爷、母亲、几个孩子、几个帮工再加上笨熊和臭狗，一起惨淡经营，自闭、喜欢做标本的同性恋哥哥，有魅力而遭遇强奸的姐姐，恋姐、酷爱健身的我，个子永远长不高的妹妹，有选择性重听症的弟弟。第一家旅馆最终失败了，他们举家前往维也纳开了第二家，更破，更奇特。这是家族的冒险史，在举步维艰的求生过程里，又困扰苦闷又轻狂无所畏惧，再遇到种种奇人怪事，丰富、惊人。 《谎言家族》 身为人类学家的母亲一次次地离开家去往田野调查的地点，女儿则在家里扮演了母亲的角色，和哥哥弟弟一起照顾老年痴呆的父亲，却接到了母亲是死讯。这个故事里，极力想逃避家庭的人是母亲，她爱丈夫也爱孩子，但由衷地不满足于当个妻子和母亲，想要找到别的方式确认自己；女儿则在不断地寻找有关爷爷的传说的“真相”，反复地逼问父亲，反复地写，反复地想：“暴风雨”是不是真的？俄罗斯女人是不是真的？母亲的死只不是真的？这是家庭共有的问题，传说总在流传，可真相却扑朔迷离。 家庭史（全三卷） 作者：[法]安•比尔基埃/克里斯蒂亚娜•克拉比什-朱伯尔/玛尔蒂娜•雪伽兰/弗朗索瓦兹•佐纳邦德 出版社：三联书店 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 作者：刘恒 出版社：华艺出版社 红手指 作者：[日]东野圭吾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新罕布什尔旅馆 作者：[美] 约翰•欧文 出版社：文化艺术出版社 谎言家族 作者：[西班牙]恩里克•德•埃利斯 出版社：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喜欢《自由》的人和不喜欢这本小说的人，基本上格格不入，我是站在喜欢那边的。不喜欢它的人觉得它冗长琐碎，可它那么厚，我每天会急迫地想读上几十分钟甚至一个多小时，把其他事都排到后面，简直像看自己的预言一样急不可耐地关心小说里几乎每个人接下去的命运。 小说里讲的故事并不新奇，事情的开头是，大学时代，一个女篮球运动员认识了一个温柔的书呆子和一个看上去很有思想、长得有点儿像卡扎菲的乐队主唱……然后，时过境迁，女运动员嫁给了书呆子，有了看上去完美无缺的家庭，书呆子和乐队主唱还保持着亲密无间的友谊，但是女运动员抑郁了……当故事被浓缩成这样的时候，会让人想摸着下巴说，嗯，女运动员早晚和主唱有一腿…… 这样的安排看似无助于增加小说的魅力，反而好像让它降格了。而我又不得不说，是的，他们有一腿。 作者乔纳森•弗兰岑很巧妙地越过了虚构的不真实感，把真实的感受随着小说的情节慢慢推进读者的内心，合上书的时候，会有好一会儿还被这种“魔法”困扰，认为美国是那样的，人生是那样的：你想做母亲、成了好母亲，你想做好男人、成了好男人，你想做好歌手、成了知名的歌手，几乎没有什么事真的阻碍你，你像有力量有自由，可仍然非常困扰，表面上拼命维持平和或是假装表演对抗这个世界，怎么都好，就是感到不快乐。这部小说的关键不在于探讨中年人撕心裂肺、抑郁成瘾的爱情或者婚外恋，它让人心里发颤的部分是在讲如何用水滴石穿的方式在不易察觉的地方就毁掉所有看似美好的家庭。是的，“所有”。除了三个主角，包括主角的父母、兄弟姐妹、孩子，这部小说里讲了很多人和很多家庭的故事，他们没有一个说得上是真的幸福，但表面上完美无缺。如果有主持人拿着话筒问他们：“你幸福吗？”他们可能都会敷衍了事地说自己幸福，因为他们处于不太为钱发愁的一个阶层，也没有真正“求不得”的痛苦，“自由”完全掌握在他们手里，但内心里他们又有那么多不成形的不快。这些细小的裂纹构成了非常脆弱的生活，像我很多年前看的一个艺术展，一位台湾艺术家在巨大的相框里放了一块白色长羊毛的挂毯，看上去又干净又漂亮，可当你仔细看的时候，能看见几乎每一根毛下面都有长针。 《自由》是大多数人的镜子，弗兰岑敏感犀利，他冷冷地描述人们的梦想、努力和挣扎，实现愿望后的孤独，原来自己渴望的与实现起来的结果那点儿微妙的差异就能让一切快乐都毁了，许多一想而过假装什么也没发生的想法在抑郁的心里变得具有了腐蚀性。虽然他写的是美国，但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大部分中产阶级家庭从融洽到崩溃似乎都可以沿着这条路走。这像是一种寓言。 小说的最后四分之一，配角们走向了死亡、分离，主角们却经过了一系列自欺欺人的努力重新找到了共处的平衡点。有的读者觉得在前面一系列的越走越黑之后，这结尾太突兀光明了。弗兰岑只是重新又回去描述那块长羊毛挂毯，而不再谈论那下面的长针。经历了脆弱的淬火，人们以为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可或许只是学着接受眼前的现实和下一步的命运，让自己活得容易点儿而已，没有别的路了。充满希望还是惆怅，只是一线之隔。

独眼 大部分人知道故宫里有一个建福宫花园，是因为2011年5月网上突然有人爆料说故宫的建福宫花园是高级会所，引起了媒体后续的一连串报道。当时长江商学院第四期CEO班的大部分学员在建福宫花园里举办了夜宴，一百多位富豪收到了会费百万的入会邀请。事件以故宫官方“强调建福宫花园不存在也不可能成为全球顶级富豪私人会所”、并处理了相关的下属文化公司为结束。 在这些报道里，提到建福宫只会简略地说它是紫禁城里一座在1923年被烧毁的花园，长时间是一座废墟，1990年代末由“香港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出资，与故宫博物院合作，进行了复建，工程在2005年竣工，这背景之外，它就被描写成了奢华夜宴的纸醉金迷之所。 每次看到这种描写，我会有点儿心疼，为它染上这种名声感到可惜。我在做文物保护工作的时候没能去建福宫现场，只有幸在测绘工作中间从屋顶上远远眺望那片工地，到处听到的都是有关它如何认真如何高水准的传说。这本来是一项非常认真的文物复建工程，初衷也完全出于对传统文化、传统建筑的好感和对古建筑的善意。2012年年末，《建福宫：在紫禁城重建一座花园》的出版，终于可以让建福宫为更多人所知，了解它从废墟重建成现在样貌的过程，可以多少为它正名。 这本书的作者潘鬘(May Holdsworth)并非中国古建筑专家，她长期在香港工作和生活，对这本书来说，反而是件好事。她用她的语言来解释了许多中国古建筑方面的名词和做法，尽可能地浅显易懂又极尽所能地精确，令这本书比真正参加这项工程的古建筑专家们写出来的报告更耐读，也更有意思，让不了解传统建筑做法的人，应该能很容易地从中获益。 难得的是，她在这部描写古建筑复建的书里表现了参加复建的各种各样的工作者，有香港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的组建者陈启宗、现场代表丘筱铭，有故宫博物院参与工程的李文革、张生同，提到了文物保护界的专家罗哲文，还有许多参与复建的师傅和工人。这是我第一次在有关中国古建筑相关工程的书里看到这么大篇幅关于个体的工人师傅的描写，里面直接引用了对他们的访问，对于故宫里木工、彩画等专门工种的几位老师傅，甚至写了他们的性格和生活经历。这些人物的出现，让整件事的叙述变得有血肉也有人的脾气和固执，会感到他们直接流露出来的对工作的自豪。 潘鬘融合了历史研究、新闻写作、纪实文学的手法，查阅了大量史料、记录，笔下建福宫最初的建造过程脉络清晰、火灾扑朔迷离，对于从最初开始有这项计划到实施完毕再到共管协议到期终止，十几年的复建过程中各种跌宕起伏、理念冲突都毫无避讳。 建福宫的复建在方方面面都有自己的特别之处。在它之前，一个由香港富商个人出资组织、既不从事文物建筑保护工作也非大陆体制内的机构在故宫博物院里要实际参加工程是不可想象的。 因为故宫博物院非常特殊。级别上，它的设置高于全国任何一个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属于副部级单位，甚至高于国家文物局。长期以来，它封闭独立，有着完整的自成一体的组织体系，具备自己的古建研究、设计、施工的部门，除了经济资助外，几乎不需要外界插手。“香港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在参与接洽的最初就提出要深入到工程的过程中来，尤其是要介入项目整体计划和施工管理，打破了这层硬壳。 作为基金会代表、从未学过古建筑的香港人丘筱铭从项目策划、图纸设计开始，在故宫一扎五年多，不断坚持“斗争”，确保了工程质量。《建福宫》记述了这些理念上的、工作方式上的一次次“对抗”，以及双方最终互相协调、理解的过程。这非常有代表性，也非常“中国”，几乎映射了种种固执的旧体制和现代理念上可能发生的冲突，明明双方目标一致、互无恶意，但就是要进行一场“不愿改变”和“定要坚持”的拉锯战。 对于文物保护，就像我们诸多“中国特色”一样，1964年发布的《威尼斯宪章》的古建保护精神在1980年代初进入中国文物保护界视野开始, “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就伴随着中国特色的修正。这其中确实有亚洲古建筑特征与传统的客观原因，但也有主观上固步自封的因素。 这也是丘筱铭和她请来的专家们在建福宫工程里一再需要披荆斩棘的原因。比如，建福宫现场留下的石作构件，是留用还是全部换新？按照国际文物保护的精神，应该是经过检测，可以留用的就留用，但故宫方面认为既然是复建何不换新，更省事也更有保障。丘筱铭和古建筑石材保护专家庄山地用一次次检验、检测的报告来说服故宫博物院和专家顾问们。“沟通”，有时候实际上是据理力争的斗智斗勇。在瓦构件的选择上，故宫打算直接选择长期合作的供货厂商，是丘筱铭提出一定要货比三家。要求筛选出的三家厂商提出做出构件来比较，虽然选择了原先的老供货商，却其后的交货中出现了整批质量欠佳的事件。幸好之前与另外厂商有过接洽，才能在紧要关头找好可靠的替代渠道。这些想象中、在现代工程管理中本应顺理成章的过程，复杂、熬神，让外人难以置信。 建福宫竣工后，它成了故宫大修工程和全国其他古建维修工作的榜样。故宫到现在还流传着“丘小姐效应”这个词。我之前和他们聊天的时候就亲耳听到过，“香港的丘小姐别看个子不大，但人很厉害，有的事要不是她坚持就根本做不到现在的效果。”在建福宫之前，故宫自认为是最好的，从来没想到自己的业务水平和行为方式会受到业外人士这么强烈又有理有据的质疑。没人不想把事情做好，可又多数在怕麻烦、事不关己的想法里松了劲。时至今日，故宫的大修工程还在继续，但有建福宫一比，总不免显出马马虎虎的捉襟见肘。有媒体报道说，在建福宫的彩画绘制里，用了16种颜色，龙的黄色就有3种，而在它之后的武英殿大修里，龙的黄色仅有一种。 《建福宫》的每一章内容后面都加入了一些其他相关专文，其中值得特别留意的是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副主席郭旃关于故宫“再现辉煌”的那篇，其中能看出中国文物界对于故宫“再现辉煌”有哪些有所保留的不同看法，“修”，“重建”，“复建”这些字眼在古建保护里到底意味着什么。 在中国做古建工程就像碰运气，有好的设计者、专家、工程师还不够，还要有正好合格精致的材料、认真的施工团队，又花得起充裕的时间、没有到日子献礼那一套毫无道理的死线。做这行的人，一边羡慕欧洲人几十年修一栋建筑的从容，一边强调国内工程过程的种种无奈，这些无奈纵容了一项工程的失控，最后是多数工程都失控了。建福宫的成功完全是依靠几个人在细节和流程上的毫不妥协，这项工程获得了国内外多个奖项、表彰。建福宫本该成为一个范例，慢慢影响其他工程，带动中国古建修复整体水平的提高，而非仅仅顶着“顶级富豪私人会所”的污名流传于世。

独眼 长大标志之一是，自己无法克服的颓丧越来越多，而“丧”的这种感觉，不再像以前可以描述成一个具体的事件或者跟某个物件相联，比如，被父母禁止玩游戏机，就是一种具体的颓丧，长大之后的颓丧感变得越来越虚无缥缈却更为沉重。别人兴致勃勃地宣扬着“正能量”的时候，自己却感受不到任何力量的注入，反而更像失恋或被人揍的时候，天却格外晴朗、周围的人格外兴致勃勃，唯有自己感到孤独又全方位地逐渐萎缩。往往这时，还要去做很多事，明知道世界不是没了你不行，却不能甩手了事，可又什么事也推进不了，所有努力都是白费。这时，真正需要的，不是一支烟和一瓶酒，而是一本传达着黑暗能量的书，就像艾迪丝•斯蒂威曾经说的，“凝视怪人是治愈忧郁的良方”。 T. Ott's Tales of Error 作者: Thomas Ott 出版社: Fantagraphics Books 出版年: 2003-06 托马斯•奥特的作品介于漫画、绘本、绘本小说三者之间，有的作品文字极少甚至没有，有的画面像宽荧幕的默片，上面是图下面是字。几乎他的所有故事，都是关于恐惧的，黑暗、迷人，像握着读者的胃，让人感到热乎乎地，却提心吊胆。这样的感觉既来自于大黑大白带有版画风格的画面，也来自于夸张怪诞的人物和精巧的故事。人物在他的故事里总是充满焦虑、犹疑，殚精竭虑又小心翼翼，得到的却常常是黄雀在后的可怕结果。这本书给人“痛快的压抑感”，让人在出了一身鸡皮疙瘩之后感到现实世界对自己的宽容。 黛安•阿勃丝传 原作名: Diane Arbus : A Biography 作者: （美）帕特丽希娅•博斯沃思 译者: 孙京涛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1-8 黛安•阿勃丝是美国著名的纪实摄影师，她的风格非常特别，她想表达的既非对下层人民疾苦生活的同情，也不是人性的种种可贵与美好，被她的镜头拍下来的是丑、怪诞、过度表演的普通而渺小的自我。拿着（玩具）手雷假装在恐吓他人的瘦弱男孩、精神萎靡的双胞胎姐妹、打扮得像她们想象中的阔太太一样的唐氏综合症患者，黛安•阿勃丝拍摄这些照片的初衷不是猎奇，而是诚实地剥开了整个世界避而不谈的真实，怯懦、愚蠢、疯狂，这些常常都被照片里的笑容掩盖了，她却好奇地想要翻开笑着的皮，看看那下面是什么。这本书是她的传记，她的一生本可以不艰难却因为她的特殊人格而变得坎坷。了解了她，再看她的照片，会受她的执拗感染，没法把目光从那些“怪人”身上移开，心情却慢慢变得平静。 好人难寻 原作名: A Good Man Is Hard to Find 作者: （美） 弗兰纳里•奥康纳 译者: 於梅 出版社: 新星出版社 出版年: 2010-3 这部小说集里的故事，会让“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揣测人”的家伙都吓一跳。奥康纳的叙述总是平静、克制的，人们似乎在坚定的信仰中想要把事情完满解决或者搁置争端，可总是不能如愿。虚妄的宗教、不负责任的家长、表面上看起来乖顺可靠的骗子，这些东西，让本身可靠可贵的家庭生活瓦解了。当看起来善良的青年将硬梆梆的老姑娘的木腿扔到她够不到的地方的时候，当原本普通的一家人被匪徒一个个杀掉的时候，当流浪者开走了汽车却把智障姑娘丢在路边的时候，突如其来、无从解脱的恶让人心头打颤。大多数奥康纳的小说，都存在着真正的恶念和恶行，她硬梆梆地去描述发生在有信仰的人和妄图持善念的人的身上最糟糕的事，不像善意的作者总会给作恶者寻找一些理由让人性有完满的借口。这让读她小说的人能感到自己的“正常”，还多少能把握住分辨是非的小小的道德制高点，安心，也庆幸这样的恶虽然可能在逼近，但毕竟还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 ----------- 小说在豆瓣阅读 醉：我要去的地方春暖花开（上） 醉：我要去的地方春暖花开（下）

文 独眼 编辑 困困 回顾2012年中国与公共建筑安全有关的新闻，会发现这一年称得上“路面坍塌”年和“桥梁垮塌”年。 就在开年不到一个月的时候，1月5日早上，河北保定一家KTV门前，一辆小面包车从铺装路面开过，地面又突然塌陷，整部车掉入近50平方米的水坑。根据《中国日报》发布的新闻图片，坑里满满全是水，从水量和水质来看，应该不是污水和雨水，而是自来水，恐怕地下的供水管破裂有一段时间了。地下供水管破裂导致的路面坍塌，一般是因为跑冒渗漏出来的水将周围的土质泡软，土壤可溶物质流失、颗粒之间的空隙进一步缩小，在人们没有察觉的时候，地下土已经变得像泥浆、流沙一样，向下淌，形成了完全无支撑力的空腔。在这些地面上，地砖、沥青路面、表层路基都是强撑局面，随时可能塌掉。 从2012年4月北京发生了一名女性掉进人行道深坑，并被破裂的热力管线涌出的热水烫伤并致死的恶性事件之后，中国各地关于道路坍塌的报道就络绎不绝，随便一搜“地面塌陷”四个字就能看到在马路上、人行道上甚至普通人的家里出现了一个个大坑、深洞，人、生活物品、车都被拽下去。 导致地面塌陷的原因有不少，地下管道破裂只是其中之一。一般的地下金属管道由于建造的时间、用料质量的差别，寿命相差很大，有的一两年就需要维修，寿命最长的大概也只有20年左右，外加上防腐涂层和管道阴极保护也只能延长十几年寿命。现在城市地下土壤及水环境的恶化、细菌密集、氯盐融雪剂渗透、沥青等封闭路面形成的氧浓度差、金属间电极的腐蚀电池作用，都对管道有着很强的破坏力；尤其是北方城市，寒冷气候里，胀冻的循环变化会让管道的情况恶化加速。中国改革开放之后重新进行一轮建设的城市中，大多数老旧的地下管道在最近这几年正好到了容易发生问题的时间段，2012年－2013年正好到了一个集中爆发的时间点 。 路面坍塌的第二种常见情况，是周围动土工程导致土壤松动基础承载力骤减。2012年9月，北京地铁安远门站B出口出现了40平方米地面塌陷，虽然塌陷并不太深，只有十几厘米，但与地下工程关系很大。而可能影响地基紧实度的工程不止地铁，建造超高层大厦的时候，往往需要动用机械在地下挖深桩，机械长时间的强力震动能够把周围一定范围的土基全部振松。中国还有一些地区，比如，广州的白云区，曾经是矿业开采频繁的地区，采矿导致地下存在采空区域，这种情况在进行城区建设的时候未得到妥善处理，加上当地土壤的岩溶特质，2008年曾经发生过多起、大面积的地面塌陷。 这些城市中的兔子洞，通常在坍塌之前，地面上已经出现了裂缝，但并没有人特别重视这种信号。 与地面塌陷一样值得注意的是桥梁的安全。2012年8月，哈尔滨阳明滩大桥的引桥在仅有4辆货车通行的情况下侧塌，场面令人毛骨悚然。官方公布的事故原因是货车超载，近500吨的重量集中在引桥单边，导致荷载的集中和不均衡，只有少量媒体报道提到了多名不具名的专家对桥梁设计的质疑。 以目前中国的工程验收水平，许多城市建设工程发生事故，是因为设计的不合理与不适用，而非用了豆腐渣的材料。桥梁设计和它背后的结构设计都是复杂的学问，这些设计的基本原则是尽可能保证桥梁的安全：一方面结构设计要满足国家标准对构筑物各部分承载能力的规定，标准里根据构筑物的重要等级提出了不同的计算加权系数，来确保最终建成的构筑物的承载能力大于它可能遇到的荷载，这就像要稳妥地举起100公斤的杠铃，我们规定必须由能举起110公斤甚至140公斤的人来做；另外一方面，结构设计的一个重要学问在如何设置“多余约束”——一根绳可以吊起来的东西，要多拴上两根绳，这不仅为力的传导提供更多选择，避免那唯一的一根绳断掉之后会造成无法挽回的局面。这本应该像桥梁的两道安全屏障。 可是在中国桥梁设计的实践中，前者标准不难达到，但结构力学的情况却可能很复杂，一旦多余约束设置无效甚至缺少多余约束的保护，仍然可能会由于突然的力和力矩的作用发生毁灭性的事故。 哈尔滨阳明滩大桥的引桥使用了独柱式的支撑方式，2004年，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副院长穆祥纯在论文《论城市桥梁结构的安全度和耐久性问题》中提到要对这种结构小心，单侧高荷载情况下，可能发生支座脱空。再加上，根据公开资料，阳明滩大桥中间为了节省预算修改过一次设计，工期也从3年改为18个月。这座问题大桥揭示出一种危险的做法：结构设计能达到国家标准的时候，但在 “多余约束”方面偷工减时。 除了设计方面的问题，中国城市中的桥还面临着严重的老化问题。一般桥梁使用25年，基本就已经进入了老化期，需要重新整修维护，何况在最近的25年里，中国城市是在以飞一般的速度发展。许多桥梁正在超负荷服役。以北京为例，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设计建造的二环路立交桥，即使早期建造质量过关，现在的行驶量已经远远高于了当初的设计标准。那个时代谁能想到北京每个月会有新增两万辆汽车——这还是在北京施行了“摇号政策”之后的数量，北京目前平均每月摇号分配两万个车辆指标。 翻看有关北京立交桥的论文，看到的信息让人吓一跳。比如，在2011年4月发表于《市政技术》期刊的《复兴门立交桥拉压支座更换技术》一文，提到2008年对北京复兴门立交桥的原有支座进行了现场检测及荷载实验，结果发现“在车载环境下，梁体随时有开裂、断裂的风险”，“车行荷载将造成梁体损坏及墩台拉裂”。2012年10月，北京路政局网站上有关1991年建成的万柳桥大修结束的消息中则提到，它在2010年的桥梁结构检测里被评定为D级，按照《公路桥梁承载能力检测评定规程》的说法，D级意味着“缺陷影响了结构的工作性能和整体性”，与E级的“危桥”只一线之隔。 幸运的是，北京自2004年发现道路桥梁的安全问题之后就在不断进行维修，根据媒体报道，北京2012年进行了“十路七桥” 的大修。北京市交通委员会的网站上仍然在进行道路桥梁维修工程的招标，看上去，2013年的维修工作仍然在进行。但是北京之外呢？ 桥梁老化的原因，竟然和前文所述地下管道有相似之处。在寒冷地区，对桥梁产生威胁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除冰盐的腐蚀，这些融雪剂造成的盐环境，会加快混凝土的破坏速度，而在南方，酸雨又起到了同样的破坏作用；再者，由于一些早期桥梁设计对防水不重视，容易导致结构渗水、漏水、积水，钢筋锈蚀、混凝土胀裂。 看到道路坍塌和桥梁垮塌的新闻，我总会想起一个很老的电脑游戏：《模拟城市》。我是游戏中的“市长”，我把商店、小住宅乃至高楼大厦放在喜欢的地方，指定那一片是工厂、这一片是CBD，我建造摩登大都市或风情小镇，总有那么几分钟它们看上去美不胜收，在其中生活的小人儿安居乐业，作为“市长”，我的属下、市民、报纸媒体都在对我歌功颂德，我不由得心花怒放，成就感遍布全身。可惜，很快，整个城市没有什么合适的地方继续进行建造，而不得不进入运转和维护的阶段，我这个“市长”，每几分钟都会收到路面破损、立交桥堪忧的急报，不得慌忙地花钱派人去做耗时间的整修。当我完全丧失耐心的时候，我的城市平面上会同时出现好几个大黑洞，不时从音箱里会传出急救车和有人落难的哀号。 黑洞的出现，像一些看不见的暴徒，随时冲出来，捣毁人民在城市中的安全感。在游戏里，我从有钱修而不愿意去修，自以为多建魁伟的高楼就能让别人继续歌颂我；之后没人买账，没有人愿意待在丧失基本安全感的城市里；最终因为我懒得进行基础设施维护的城市，居住人口锐减，经济实力逐月下降，我没钱修也无力再修；城市最后变成了灰突突的一片，黑色的大洞填满了所有街道，也吞噬了市民所有的信心。 游戏并非现实，却有可能言中现实。道路坍塌和桥梁坍塌频发是一个信号，希望中国的城市决策者和设计者不要等到恶性事故频发到无法挽回时，再回想“也许之前应该那样做”，道路和桥梁的问题无非是检测和维护，不是没有工具和方法，不论是设计上的问题，还是各种复杂情况导致的老化与失效，都不是不能事先发现端倪并加以预防。

独眼 现在一把年纪了，但我仍然每周不看几本漫画就难受。尤其是最近，我所能接触到的日本漫画从风格和题材上越来越广泛，好作品非常多。这次挑出的四部，都很好看，有的看着看着会不自觉地舔舌头砸吧着嘴，有的适合上厕所或者睡前看，有的逼得我把所有事情都放下，还幽幽地流出两行老泪。 深夜食堂 作者 : 安倍夜郎 出版社 : 小学館 有人可能会觉得在电视剧已经火到这个地步之后，再看这部原作漫画有点儿晚了，如果我告诉你，电视剧一季的内容只相当于一本半的漫画，而这个系列现在已经出了9册，你会怎么想？脸上有疤的大叔开了一间半夜开张营业到清晨的小饮食店，除了猪肉味噌汤定食之外，没有特别固定菜单，只要你想吃的，又赶上店里正好有食材，老板就会做给你。漫画里没有一个俊男美女，他们是有故事的普通人，陪酒女、大胖妹、牛郎、公司职员、异装癖在深夜食堂里举筷执杯，人生故事娓娓道来，波澜不惊又让人一阵阵心头暖。除了这些，每个小故事言语间附带的菜谱，大多看上去又美味又容易实现，看得人嘴馋手痒。 罗马浴场 作者 : ヤマザキマリ 出版社 : 台湾角川 ヤマザキマリ对于历史题材手到擒来，“浴场”是个令人吃惊的新鲜角度，尤其是让古罗马时代的浴场设计师一再溺水穿越到现代日本。他目睹了“扁脸人”对于在洗浴、泡澡、温泉疗养方面的种种创造，一次次穿越回古罗马，勤勤恳恳地用他所能获得的材料、所能使用的方法改善古罗马的浴场。很少见有这么专注的漫画，没有乱糟糟的多角情感，只认认真真讲关于“浴”的事，里面罗马人的生活场景栩栩如生，哈德良时代的君主、战争、关键人物都在历史中确实可查。谈不上学习到了多少真知识，但是，这让看似荒诞不经的故事，变得可以理解，以严肃的态度逗着玩，才让人笑得真。 竹光侍 作者 : 松本大洋/永福一成 出版社 : 小学館 这个故事以神秘而剑术出神入化的武士为主人公，充满了荣誉感、家族、仇恨、希望、信念、“要守护的人”这些看似老套的主题。可是，“老套”常常是打动人的标准配置，每个人心里都有，每个人都会被触动。永福一成的原作故事写得很动人，松本大洋的画法更让人眼前一亮，他的风格在当下的日本漫画界独树一帜，将日本传统画风与现代抽象的形式感结合，分格简洁明朗，场面调度准确，画面速度感十足，在黑白之间，能感到雪的冷，血的红，剑锋的声音，澎湃的恨与内心想藏也藏不住的珍惜。 REAL 作者 : 井上雄彦 出版社 : 尖端出版社 翻开之前，以为这是井上雄彦又一部讲篮球的漫画，但我错了。这是一部关于人怎么从逆境里走出来的漫画。遭遇车祸不能再行走的女孩，导致她受伤的坏男孩，得了骨肉瘤失去了一条腿的运动员，原本在学校称王称霸却因意外瘫痪的“优秀生”……因为病、伤甚至或者是笨，这些人探了生活的底，问着“我为什么这么倒霉”也问着“我还能怎么样”，想着不想活却又渐渐地重新认识了自己。篮球、轮椅篮球在这部漫画里寄托了强烈的对胜利的渴望，是并不健全的主人公们坚持活下去的意义所在。没有伟光正的高姿态人物，大家都是在平凡的家庭和生活中突然被剥夺了一些重要的东西，慢慢地、非常缓慢地度过了最绝望、孤独的阶段，有了克服局限、拼死一搏的强大气势，这个成长、变得结实的过程让人感动不已。

文 独眼 编辑 困困 基于“虚构”历史而成的建筑，是否可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在中国，这种事情是可能的。 2012年11月底，中国国家文物局发布了最新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这份名单与2006年公布的35个项目的那一版相比，剔除了已经申报成功的项目，增添新项目，总数达到45个 。这份名单可以看作是中国“申遗”的预选名单。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第17届大会上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提出将全球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需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加以保护的文化和自然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1988年加入《公约》，总计已有43项遗产入选。 2012年的这份“预备名单”透露出的信息量很大。比如，它去掉了山西几地联合推举的“晋商大院”——因为其中几处院落虚构了一些建筑——这像是回归了评价遗产价值的“真实性”标准；扩展了“丝绸之路”涉及的遗产地，这该归功于历史研究和论证的成果；但是，“江南水乡古镇”从4个增加到10个，其中几个尚且籍籍无名，看上去给人希望借世界遗产申报发展旅游的印象。名单里的最后一项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志莲净苑与南莲园池。 实际上，这两座园林都是基于“虚构”的历史而建，建筑年龄也没有超过20年。它们是参照了山西、敦煌、日本等地的唐风建筑设计建造的“仿唐”寺庙和园林。志莲净苑的历史据说可以追溯到1934年，但如今的这座寺庙，1989年至1998年陆续建造了十年，2000年才开放。作为志莲净苑托管项目的南莲园池，2003年开始建造，2006年开放。这两组建筑作为一个文化遗产项目列入名单，一举刷新了我国文化遗产认定的“年龄”界线。 名单发布之前，“申遗热门”的“十大名楼”在民间和文物建筑保护界已经备受质疑。这十座建筑是：黄鹤楼（武汉）、岳阳楼（岳阳）、滕王阁（南昌）、大观楼（昆明）、蓬莱阁（烟台）、鹳雀楼（永济）、天心阁（长沙）、阅江楼（南京）、钟鼓楼（西安）、天一阁（宁波），它们无一例外都进行过大规模改造维修，部分保留了少量古代建筑遗构的几栋在历史方面还算有迹可循，可是，黄鹤楼、滕王阁、天心阁是1980年代中后期重建的，年轻的阅江楼、鹳雀楼是2001年、2002年重建开放的，它们都使用了钢筋混凝土仿木结构，有些建筑内部配有电梯。这些做法丧失了建造技术、工艺、材料的历史真实性，由此带来的一些结构性的“改良”甚至带有了虚构历史的成分。最终，“十大名楼”都没有出现在预备名单上。 什么样的建筑算遗产和古迹？ “十大名楼”即使在建筑上有这样那样的历史问题，仍然都建造在有史料可以为佐证的地点上，它们确实包含了区域历史和文化信息。可是，香港的志莲净苑与南莲园池是在没有过唐代古建筑也没有真正与其建筑样式相关的历史文化可追溯的地点上生造出来的，“仿唐”样式虽然经过了很多专家考证、设计研究，在没有图纸和实物留存的时代，仍然是带有虚构和推测性质，它们更像是当代人对唐代建筑研究成果汇集成的模型。 澳门在2005年成功申报成功了“澳门历史城区”，一直是世界遗产城区环境管理的一个优秀范例，这次香港项目的入选给人一种“地域平衡”的安慰色彩。 目前来看，中国还没有“世界遗产”相关项目的直辖市和省份，就只剩下上海和海南。根据已经申报成功的世界遗产名录和两批由建设部发布的《中国国家自然遗产、国家自然与文化双遗产预备名录》，唯有上海和海南缺席。本来上海江南造船厂曾经在世博会之前，有意让国家文物局论证船厂作为近现代工业建筑遗产申报世界遗产的可能性，以增加和上海市政府谈判的筹码，但最终不了了之。 入选“预备名单”并不意味着会申遗成功，其中耗费的时间甚至可能是几十年。根据国家文物局公开的申报计划，2013年中国将向世界遗产大会申报自然遗产“新疆天山”和“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2014年申报在《预备名单》上的文化遗产项目“大运河”。以每年一项文化遗产的申报速度，列于目前这份《预备名单》上的项目全部申报完，很可能需要等几十年。 中国目前拥有43项世界遗产，排在意大利和西班牙之后，算是所谓的“遗产大国”。在中国加入《世界遗产公约》的最初几年，申报世界遗产的工作进展得比较顺利，最多时一次通过了6个项目，大部分年份会有3、4项通过审议，保持着较好的通过率。 2000年，在澳大利亚凯恩斯举办的世界遗产大会上，通过了《凯恩斯决议》。它限制全世界每年申报世界遗产的总数为30项，已有遗产的缔约国每年只能申报一个项目，没有遗产的缔约国可以申报2至3项。这个决议想为负责遗产审查的国际机构节省工作量，又想解决“缔约国之间遗产数量不平衡”的问题。这份决议带着一种政治平衡意味，也潜在表达了尚没有遗产地进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国家对于遗产大国的不满。意大利代表提出抗议，认为《决议》有违《世界遗产公约》的出发点和核心精神，难道不是保护具有“普适价值”(universal value)的遗产才是最重要的吗？但这些意见挡不住更多“遗产小国”的拥护。之后经过4年的动员、游说、斡旋，2004年在中国苏州举办的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主导提出的《凯恩斯决议》修改方案通过了：每年申报总数的限额变为45项；已有遗产的缔约国每年可以申报一个文化遗产项目和一个自然遗产项目。这算是多少缓和了一点儿中国的遗产申报危机。 此后，每年的中国对于世界遗产的申报都变得非常谨慎，产生了许多策略性的变化。比如，鼓励跨省、跨国遗产，鼓励像“文化景观”这种跨界的项目。重点只有一个，就是申报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一个项目没通过，就会造成名额的损失，浪费一个省甚至几个省数年的准备和等待。 就中国而言，申遗成功的关键是两个方面：根据世界遗产评定标准阐述遗产本身的价值，这通常取决于遗产地自身的状态、知名度和申报文件上的说理功夫；另外重要的一点是遗产所在省份的能力，这不仅是保护和管理，甚至包含了外交能力。 2007年，广东“开平碉楼与村落”作为“世界文化遗产”进入了《世界遗产名录》，第二年，才轮到福建土楼。其实，无论在国内外，福建土楼的名声要比开平碉楼大得多，申报世界遗产的呼声更大，1999年就开始准备申遗，每一个步骤都比开平领先一年时间，但多数土楼保存和管理状况并不理想，环境清理整治的工作进展缓慢，很快就被广东追上了。根据一份名为《开平碉楼及村落申遗大事记》的公开信息，开平碉楼的申报得到了地方和广东省政府非常强力的支持，同时民间——尤其是华侨——在产权托管、调查研究、保护经费上也给了力所能及的便利和帮助。在世界遗产大会上，广东代表感情充沛地讲述了离家万里去打工的海外华人如何回到开平建造中西形式结合的碉楼，这1800多幢样式奇特的建筑对于海外华侨来说是寄托“故乡情”最重要的实物，从这个角度突出了碉楼的具有代表性的“普适价值”。只用了11分钟，碉楼就通过了审议，成为了“世界遗产”。 另一个政府公关斡旋的实例发生在“重庆武隆申遗”过程中。 同样是2007年的世界遗产大会，在“中国南方喀斯特”的项目中，云南石林、贵州荔波、重庆武隆三个遗产地联合申报，其中拍摄过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外景的武隆，虽然风景幽美，但喀斯特地貌的特点却没有另外两地那么具有代表性。颇有一些国家的专家代表对武隆是否应当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有看法。根据当时《新华网》的报道，在武隆准备申报世界遗产的初期，去当地勘察的国内外专家指出过在保护区内留有许多农户和宾馆，对保护工作不利，于是，武隆县在80多天里“搬迁农户6家、拆除宾馆等设施16家，碎石场12个、关闭景区企业3家，改造核心区步游道7公里多”，但即使这样，按照《重庆晚报》上武隆县风景管理局副局长周涛的说法，2007年5月底，“从小道消息得知IUCN（国际自然保护同盟）写的评估报告建议将云南石林、广西荔波作为第一批次申报，而将武隆纳入第二批次，大家急得团团转” 。7月，在世界遗产大会现场，中国代表团继续四处做工作却收效甚微，一位当年在大会现场的专家透露，代表团甚至讨论拿掉武隆让其他两个遗产地联合申报以确保成功通过的可能性。随团主管申报的重庆市副市长余远牧如坐针毡，承受着“掉脑袋”的压力，不得不打电话到国内，动用国内的关系寻找外交方面的渠道来帮忙。具体国内在短时间内做了哪些工作不得而知，最终，重庆武隆作为“中国南方喀斯特”，进入《世界遗产名录》。

文 独眼 编辑 困困 张永和创造了中国当代建筑界的许多个第一。他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批出国学习建筑学的人之一，但只有他回国开设了第一家独立个人事务所；他是第一个把“解构主义”介绍给中国建筑界的人；他是第一个尝试将美国新的建筑教育方式引入中国、组织创建北京大学建筑学研究中心，对抗以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为首的奉行巴黎美术学院鲍扎建筑教育体系的人；他是第一个在威尼斯双年展上展出作品、第一个在国际著名院校建筑系担任要职、第一个担任有“建筑界诺贝尔奖”之称的普利兹克建筑奖评委的中国人；也是第一个涉足家居用品、饰品、服装设计等领域并与国际高端品牌合作的中国建筑师。 如此多的“第一”，或许让他称得上“中国当代建筑之父”的名号。 在9月29日的“张永和+非常建筑：唯物主义”回顾展的开幕招待会上，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馆长田霏宇正是这样称呼张永和的——“中国当代建筑之父”，与形容华揽洪那一代引导一种新的建筑形式和设计方式的“中国现代建筑之父”不同，说的是张永和在现今中国建筑圈内的无可替代的人脉和影响力。 在展览的现场，有一面墙充分展示了这种影响力。整面墙用很小的字写满了名字，这些人都曾经在张永和门下学习，其中大多数人都曾在“非常建筑事务所”——张永和创立的工作室里工作过，有很多是正在崛起的中国未来最有名的青年建筑师们。比如，曾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设计了万科馆的“多相工作室”，四位主创建筑师都曾跟随张永和学习和工作。当天到场的建筑师近百位，从三十出头到六十几岁的都有，来自全国各地，不仅有像刘家琨这样体制外的执业建筑师，也有很多建筑设计大院的总建筑师。这种一呼百应的气势，大概当下的中国建筑圈里，只有张永和有。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大展厅成了张永和和“非常建筑”的工地现场。设置了六个构造清晰的“建造过程”，每个建造过程的下部是现场浇筑的成果，分别是两组混凝土、两组石膏、两组夯土，有着粗野、曲线、密纹、夹层等等不同的效果，在构筑块体上方，用木构架托起的，正是原来浇筑的模具，这种表达，像是对分层式轴测图的戏仿。现场给人的感受超越了视觉的范畴，里面有点儿暗，有目标的微黄射灯、带木刺的木条搭成的支架、表面有气泡孔洞和裂纹的块体，都让我想起建筑工地；木头、混凝土、夯土、石膏，作为展品的玻璃窗，制作特殊模具的橡胶、细密的波纹板，这些是建筑上常见的材料，具有不同质感，散发出不同的温度和气味。 不同于常见的建筑展“白空间”展览的老路，这是只属于张永和和他的非常建筑的展览。目前中国的建筑设计纠结于形式审美和各种现代、后现代思潮，张永和却是最倡导回归建筑本身的“建造”的建筑师，眼前这些“建造过程”正是建筑本质上“材料、建造、形态、空间”最微缩的形态。营造空间的意图也可以与他在2001年设计的梁思成百年纪念展相映，那时他在中国美术馆的展厅里设计了灰砖墙形成内院，木板墙形成外院的暗喻北京城的空间。“唯物主义”展的每个建造过程形成了自己相对独立的空间，内部有着各不相同的流线，图纸展板朝向里侧，形成了对外封闭的暗示，这像六个胡同区块，分别被命名为“单车公寓”、“不理想城”、“无间造”、“无尽院”、“后窗”和“圣人书房”。木构架之间和块体的宽台上展示了从1983年至今的248张图纸、68个模型、6个装置、近几年张永和为品家家品做的葫芦系列、为Alessi设计的荷叶盘、与服装品牌例外合作设计的服装，以建筑空间为内容的首饰，以及他为成都双年展而作、后来发表在《天南》上的剧本《第三警察局》和它的模型，这些是他和他的非常建筑在居住、建造、城市、传统、感知和文化方面的思考、实践与成果。 加上以非常建筑的五个项目为场景拍摄的武侠风微电影《影捉影》和开展时由非常建筑的成员作为模特展示服装秀，完成了对“唯物主义” 三个层次含义的具象化，按照张永和的话说，这三层含义是，对中国意识形态层次“唯物主义”的隐喻；当下市场经济中弥漫的“物质主义”；以及最根本、与建筑牵扯最深的“材料主义”。 “唯物主义”展，像一个GIF动画，截取了张永和和非常建筑三十年来的关键帧，这些图像里有张永和小时候生长的胡同环境，有他在美国受到建筑教育时的作业和建筑实验，事务所成立后的一个个建筑，他再从建筑设计衍生出别的类型的设计——首饰、服装、家居用品，不一而足。立起来的不是一个建筑师或者建筑事务所的功劳簿，而是经过了精心“建筑”设计的历史演义，像极度丰富、生气勃勃的生活，有建筑、有艺术、有文学，有无尽的可能，也有对未知无所畏惧的好奇。 张永和有自己明确的主张：建筑必须与正在发生的趋势保持距离，更独立，更天真，更好奇，也更有趣。他不是非要用某一种建筑材料不可，曾经用过砖、木头、极细的钢柱，他最近又即将完成一座玻璃钢住宅（在他之前，玻璃钢还没有被用来做过真正的建筑），同时还在做着夹层夯土的实验；不是非要用某种特定的造型，他在建筑立面上做过分割游戏，曾经用砖的前后错位建立了交错凹凸又均质的质感，却保持着对空间、运动和透视错觉的沉迷。 比如，在吉首大学综合教学楼的项目里，他以支摘窗为原型，设计了从灰砖墙上突出向下斜45度的玻璃窗，窗两侧用木板封住，窗上的斜面覆盖上板瓦，信守“逻辑不同、功能不同的面使用不同材料”的方式，像从墙面上推开来一个口，效果让人惊诧得感觉不到这是传统符号。 “教父”的称呼可能过分了，更准确地说，张永和是中国建筑界是一个学长，有着包容的个人性格和建筑师人格。他为人随和，不大谈论艰深的哲学问题，观念贴近建筑本身——“建筑就是如何盖（房子）”，这是形形色色的建筑师们愿意和他结交的原因。像“唯物主义”展所展示的那样，他在沿着一条从年轻时代就开启的路线进行建筑思考，不受世界潮流、社会经济左右。这在近三十年的中国建筑界里非常难得，大多数建筑师在不断变换自己的路线，迎合领导、迎合市场，时不时自觉或无意识地模仿日本、美国、瑞士、荷兰的设计，或是生搬中国传统建筑符号。张永和在三十年里，无论是对空间组合和展现形式的研究，还是对建构、构造、材料的发掘，都有半研究半尝试的态度，他既没有动摇，也不蓄意强调自己的坚定，乐在其中，自是悠然。

文 独眼 编辑 困困 刚刚结束的第五届“世界建筑节”（World Architecture Festival，简称WAF）充分呈现了经济低迷情况下的建筑行业现状：表面上风光无限，但是每天无数人挂在嘴边的是“当前具有挑战性的经济形势”，“焦虑”成为建筑行业的关键词。 “世界建筑节”是拥有老牌建筑杂志《建筑评论》(The Architectural Review)的英国Emap媒体集团在2008年创建的；今年的这一届举办于10月3日—5日，会场设在新加坡滨海湾金沙酒店的会议中心，整个建筑群由著名建筑师摩西·萨夫迪(Moshe Safdie)设计，裙房相连的三座超高塔楼在55层（200多米）的高度托起了泰坦尼克巨轮般的空中花园。有超过60个国家的1500多名建筑师、设计师来参加世界建筑节，今年世界建筑节主办方收到了531个项目，比去年少了170多个。 今年整体的建筑设计水平和以往相差不多，但也能看出经济的低迷对于建筑行业的冲击，多数项目更谨慎小心。其中300个项目入围短名单，展板围绕着两个大展厅，建成项目的地点集中在经济平稳的地区，而前几年在世界建筑节上吸引了不少目光的中东欧国家的设计作品变得少了很多，具有经济实力的跨国设计集团的项目倒是变得多了起来。 与中国有关的项目数量明显增多，共有18项位于中国的项目入围，从旁证明了中国是世界经济的热点。建筑节的第一天，曾因设计了在福建两座敌对家族的土楼之间的桥上书屋而获得“阿卡汗建筑奖”的清华大学李晓东教授，讲解了他设计的“篱苑书屋”——这是一座位于北京远郊山野间的小建筑，建筑面积很小，形体简单，玻璃幕墙外用农村烧火的柴禾杆覆盖住了全部立面。美丽的山野风光加上带有野趣的坦荡清新气质，再加上诸如通过基金会筹资和捐赠图书来“针灸式”地提高中国农村文化水平这样的解释，让这个项目获得了年度文化建筑奖。此后，凯达公司(Aedas)设计的北京艺术家村美术馆获得了“年度未来项目文化建筑奖”；澳大利亚HASSELL设计的宁波东钱湖筑岛方案设计获得“年度未来实验项目奖”，他们的另一个项目，天津滨海交通枢纽获得“年度未来项目设施建筑奖”。 建筑设计行业是一个非常容易受经济形势影响的服务业，这让身处世界建筑节大聚会的建筑师们散发出喜气洋洋又拼了老命的“推销员”气息。大家四处发名片，获得某个年度奖项之后更是立刻告知，像公布一个天大的喜讯。 纵观目前比较热门的建筑界全球性活动，“世界建筑节”确实是一个更加开放的聚会。威尼斯双年展，那是一次建筑师扮演艺术家或者学者的盛装舞会；普利兹克奖，每年只给最受上天眷顾的那一位建筑师，无异于万人挤一座独木桥，而建筑设计团体完全没有获奖的可能性；阿卡汗建筑奖，以前它只授予伊斯兰文化圈的建筑，2010年这届才刚刚真正“走向全球”，而下一次颁奖，要等到2014年；国际建筑师协会大会？那是三年一次以国家为单位参加的“奥运会”，与个人建筑师无关。即使网络如此发达，留给建筑师们凭借自己的力量堂堂正正崭露头角的机会并不多。 在有着严格的明星体制和马太效应的建筑界，世界建筑节给了尚籍籍无名的建筑师一次展示自己、为自己的设计振臂疾呼和辩护的机会。它频率高、奖项多，不限制设计者投奖项目的个数，一个项目也可以申报多个类别，参与的门槛只有报名费和参赛费而已。入围项目的建筑师们在交纳了继续参加比赛的费用之后，亲自到现场来讲解自己的项目，回答三位评委的现场提问。其他建筑评奖，多数采用提交照片、图片资料的形式，再认真一些、经费更宽裕的则由评选委员会派出代表或让评委亲自去建筑现场，以最终的表象来评价建筑设计的优劣或建筑师水平的高低。 最终的“2012年度建筑大奖”授予了由威尔金森·艾尔、Grant Associates、 Atelier One及Atelier Ten联合设计的新加坡滨海湾花园植物冷室。它们一个叫“花之穹顶”，另一个叫“云之森林”，建筑表面以钢和玻璃为主，最大程度上优化了观景视野，内部应用了最新的可持续性建筑技术，配备水流收集和过滤系统，培育了22.6万株植物。这个项目确实显得与众不同，虽然评委强调了它的技术性，但这座建筑本身通过内部的景观设计带给人强烈的视觉和体感上的冲击，水气弥漫，异样的植物萦绕，有一种刻意营造的天堂和梦境结合的不真实效果，其中一个内部有好几层楼高的瀑布。它们所在的滨海湾花园是一个大型植物园，收集展示了全世界大部分植物，与紧邻的金沙酒店一起，构成了散发着富裕和金钱气息的城市景观。以往世界建筑节的年度大奖更容易授予有人文关怀倾向的文化建筑，但这一次，像是对经济不景气的消极抵抗。 围绕今年“反思与更新”(Rethink and Renew)的主题，世界建筑节组织了一系列对谈和演讲，希望建筑师们来探讨建筑如何为新的周围环境带来有益的影响，城市如何在现有条件下更新肌理。最引人瞩目的是，围绕城市化和城市发展的问题，大部分建筑师讲的都是他们在中国做的项目和他们对中国的看法。西班牙EMBT建筑事务所的伊格·佩拉萨(Igor Peraza)讲了他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设计的西班牙馆，反复重申技术和建构的难度以及他对中国工人能不能完成这项工程的忧虑，当然，西班牙馆还是完成了，基本上实现了建筑师的全部构想，可在演讲最后，佩拉萨却笑盈盈地在PPT里展示了连续十几张工人们在工地各处打盹的照片。普拉斯马工作室的伊娃·卡斯特罗(Eva Castro)演讲中的PPT里图面上的中文连英文解释都没有，她从他们在深圳的项目里提出的创新设计方法之一是：把城市的领导者也纳入到“设计”的角色之中。可这真让人苦笑啊，她的设想早已实现——中国每个城市的实质设计者恰恰是它当时的政府领导，这正是中国城市设计和规划无力抗拒的无奈。 总体而言，世界建筑节没有辜负执行人保罗·芬奇(Paul Finch)创办的初衷——让建筑师们能够走出自己的国家，面对面交流。五年来，世界建筑节终于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甚至在经济低迷的时候仍然可以吸引到众多的赞助商和合作者，可惜的是，很难想象这三天的对谈和演讲以后会成为建筑界学术讨论的焦点，或者对于改善建筑和城市、建筑和人的关系有特别大的启发，“反思与更新”这个主题下，有火花的思想和项目都不多。让这么多建筑师聚在一起就是了不起的事，可是，又仅此而已。 虽然漫长、看不到尽头的经济低迷徘徊在建筑届上方，在世界建筑节上获奖，除了得到一个立体“W”字样的“奖杯”之外也没有实际奖金，但这仍然是一次“苦中作乐”的盛会。在建筑节赢得一个名头，借助《建筑评论》的媒体力量，加上其他建筑媒体对世界建筑节的报道，原本可能被埋没在角落里的项目终于会被人提及，那么它们的设计者也能获得些宣传，说不定，这就是做下一个项目的敲门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