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天使搏斗

作者:
宁宵宵
作品:
写作的女人危险 (其他 译作) 第3章 共6章
发表于:
图书《写作的女人危险》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4月
弗吉尼亚•伍尔芙要求属于女作家的私人空间和物质独立,对于写作来说,这些要求并不过分:只有这样才能产生一种艺术,它既不陈腐又不拘谨,它并非完全自然主义地呈现生活,而是说服读者相信——这就是真实的生活。总而言之,能够劝说人们的主要论据不是故事的可靠性,而是女作家本人与她的作品是否完美无瑕。可靠性代表着真实、令人信赖的作者身份和自然而然、合乎情理。但是如果“可靠”代表着不对其他人产生留下印象或产生影响,那么世界上就不存在任何靠得住的人。这些作品值得一读再读,因为我们每次拿起文学作品时,都不自觉地受到他人观点的影响。同样没有哪个作家敢说自己写的“全是自己的东西”,每个人首先都是读者。 “唯一谈得上可靠的,只有依据自己制定的规则去生活,最终创造自我,并活得像一个神话”,这么说简直就是对神灵的不敬。我们的存在和存在的条件都不是自己能够决定的。我们后天对它的改变也只能事后弥补或是暂时影响我们的性格。通常来讲,我们不能预见这些改变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 我们和我们的作品无法做到完美无瑕,不管从道德上,还是从美学和存在目的上来说。完美无瑕意味着坚定不移、未曾受到一丝损伤并且不容践踏和侵犯。只有上帝才能这样活着,将丰富的人性与反抗精神和意志力结合在一起。 可是,弗吉尼亚•伍尔芙却主动将这种完美无瑕视为作家的脊梁。一位支付不起账单或逃避纳税的女作家可能不是一个好公民,却不妨碍她成为一个完美的作家。或许无法承担个人生活的状况使得她的洞察力和敏锐性有所下降,或许悲伤、无助和愤恨偷走了她的情感,她分不清作品中的对与错,女作家的头衔将工作提升到艺术的高度。 一位女作家时常能够感觉到,周围的人认为她的所作所为是不合理和疯狂的,因为她是一个女人,对女人来说世界上有那么多比写书更重要和紧急的事情。而这种不认可不仅会使她们的心灵受伤,也会给作品带来影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在作品的漫无边际中感受到她们的恼怒,在文字的不精准中发觉她们的伤痕,在她的辩护中捕捉到一丝苦涩。完美无瑕或许是另一种生活观念的代名词,我们能够从简•奥斯汀的小说中遇到这样的主人公,她们坦率、果断、幽默。 完美无瑕的先决条件便是放弃自己的精神状态,不要所有外在表现都围绕着自己的情绪旋转(正如西尔维娅•普拉斯所擅长的那样)。而这种自我控制的能力也取决于多方面的先决条件:物质的、社会的、心理的和意志上的。弗吉尼亚•伍尔芙对此从未感到疲倦,她始终强调:诗歌天才并不能随心所欲地飘往任何他想去的地方,而是需要满足物质条件,才能促成精神上的自由,而这两点结合起来才能孕育出伟大的文学作品。如果不经历苦涩和伤痛,只依靠无端的自由,这意味着创作时与真我还保持着一定距离。但是为了弱化作品中的自我影响,每个人总会定下一些条条框框,哪些领域是自己在创作时不能碰,这实际上就是在自我设限。很多人不愿意谈起饥饿感、外在的压力和内在的强迫感,也不愿意描述那些必然经历的错误,哪怕它们激励了创作者的意志力。文学并不是从享乐原则出发,也不是从全能的“我”出发。 对于创造性来说,必要和自由的表达永远是一对矛盾体,弗吉尼亚•伍尔芙对此有一个非常贴切的比喻:杀死房中的天使。这是她1931年在伦敦“妇女联合服务会”的演讲中所提到的,演讲的题目为《女性的职业》,当时距离她的49岁生日只有几天了。在这次登台畅言中不仅提到了她的职业生涯:她是怎样走上写作之路的,一路上遭遇了哪些障碍和坎坷,哪些往事令她印象深刻。影响她的有几个著名的英国女作家,简•奥斯汀和乔治•艾略特。而为她开辟道路的还有许许多多有名或无名、已经被人遗忘的写作的女人,她们引导着弗吉尼亚•伍尔芙的脚步。 在20世纪初,女作家已不再是什么先锋职业,“所以我发现,当我开始写作时,并没有遇到什么实质上的障碍。写作已经成为一项令人瞩目但又无害的工作”,起码对弗吉尼亚•伍尔芙来说是这样。“就像是用羽毛挠痒痒,写作对我的家庭生活影响不大,也不会引起财务紧张。”正相反,她们还可以利用稿费和版税来贴补家用。因此,她还有什么理由不沿着前人铺就的道路,勇敢地迈出自己的步伐呢? 然而,即使是田园牧歌也具有欺骗性。当她尚未拿起笔时,幻象就接二连三地出现了。它们干扰着她,刺痛着她,折磨着她。弗吉尼亚•伍尔芙尝试了各种办法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多少次当她为了一篇散文在稿纸和灵魂之间挣扎时,她将墨水瓶狠狠地掷向它,那无形中控制着她的东西。往往在这时,虚构的自然对她伸出援手:“将幻象置于死地实在是太难了,远远比战胜现实艰难。”这种无谓的抗争不断提醒着伍尔芙,为了杀死这头寄生在她体内的野兽只有一个办法——结束自己的生命。她并不需要为此站在道德的审判席上,她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正当防卫;在这种情况下,她只能信赖和依靠自己。 “杀死房中的天使,这也属于女作家的职责之一。”写作与生活,正如女作家所言,首先在与幻象的斗争中达到平衡,而这斗争事关生死,只能有一个胜利者。 谁是房中的天使?它并非男人,而是一个替男人发言的女人。让我们听听她都说了些什么。她说:女人就应该全心全意地做到温柔可爱、善解人意、随时准备好奉献甚至牺牲自我、作为完美和谐的象征而存在。弗吉尼亚•伍尔芙则认为,这些统统是对创作的抵损,所以必须将她杀死。时至今日,我们愿意将“房中的天使”视为昔日留给我们的遗产,那是对传统婚姻中的爱情唱颂歌,也为我们勾勒出旧时家庭妇女充满美德的形象。而弗吉尼亚•伍尔芙始终认为她只不过是“男人和女人出于教化的目地,为了满足人生中某一阶段的需要,而联手打造的理想化女性典范”。 在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观绑架之下,弗吉尼亚•伍尔芙所处的位置无法看到,房间里的天使还有另一张面孔——她代表着暴力、死亡或是乌托邦,并不是每个女人都有气力将她扼死。 那么,今天人们是否战胜了“房中的天使”?让我们假设身边有一个人回答“是的”,正如70多年之前,弗吉尼亚•伍尔芙所希望的那样,不断取得阶段性的胜利。但是事实真的如此?这位女作家如愿从谎言和欺骗中解放出来,所有的思考与写作只为了重新成为自己?“但是,什么才是自己?我的意思是说,什么才是女人?”抛弃传统的女性形象仅仅是第一步,它可以看作是女性作家追求完美的一座里程碑。第二步应该是诚实地说出自己的热情与欲望,还是像弗吉尼亚•伍尔芙所说,说出女性身体的真相。身体写作是她那个时代的男人和女人都不能碰触的禁区,从这一点看来,今日的我们已经取得些许进步:在过去的70年出现了一系列女性,她们敢像D.H.劳伦斯一样写作,她们挑战礼教、无所畏惧,像《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作者(D.H.劳伦斯)或是《钟形罩》的女作者(西尔维娅•普拉斯)那样。 还有一个问题,弗吉尼亚•伍尔芙并没有直接提出来。在人们的传统观念里:写作的男人通常需要缪斯女神,她们专为灵感源泉服务。那么,谁又能成为写作的女人所依赖的缪斯呢?男人吗?是否有过,或者,是否将会有这样一种男人,愿意为了文学的未来而接受这一重要的角色?弗吉尼亚•伍尔芙认为,文学的未来命悬一线,它取决于“男人会为此做出多大贡献,他们是否容许女人自由平等地发出自己的声音”。那么究竟什么样的男人可以成为女人的缪斯?伍尔芙回答说:“他们应该是这样一种男人,能让一个女人放下所有恐惧,活得完全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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