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到一切:董启章的宇宙大爆炸

杂文 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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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报》(2014年7月20日)

让我们来想象一个24岁的董启章。这位今年香港书展的“年度作家”在当时刚刚当了两年中学教师,正在港大比较文学系念硕士,关于普鲁斯特的论文尚在酝酿中。一切都不确定。一段茫然的时期,但也是阅读和写作的好时光。1991年12月,他写出了人生中第一个短篇小说《西西利亚》,次年六月发表于《素叶文学》杂志。随后,因为一次偶然的机缘,其时正在港大任教的也斯先生读到了董启章的文章,便鼓励他将作品投到关梦南先生所编的《星岛日报》“文艺气象”版。一切就是这样开始的。 文学宇宙初露端倪 若带着一些后见之明回头重看董启章的早期作品,比如这本《名字的玫瑰》(1992年初版、2014年6月联经再版),你会发现:虽然这些短篇作品在体量、复杂性或成熟度方面无法媲美2005年后创作的“自然史三部曲”,但董启章文学宇宙中的那些母题——人与物、人与世界的关系、身份与扮演、创造与命名、真实与虚构、默想与行动、性别的模糊性等——皆已初露端倪。 在处女作《西西利亚》中,一位百货公司会计对公司里有意于他的女同事安琪利亚无动于衷,却爱上了服装店里的一个塑胶模特儿,每日下班后从对面咖啡店窥看,并给模特儿写信。而“她竟然回信了,她的名字是西西利亚。”信是服装店的女店员回的,为了会计的幻想,她“不能自已地跟他一起织造西西利亚的故事”。一个人爱上了物,另一个人又扮演了物,《西西利亚》就这样在虚实之间展开。这不啻十四年后《天工开物·栩栩如真》里“人物世界”的雏形:在“人物世界”中,每一个人都被自身物的特征所定义与规制,每个人都有其“物性”。 “根据旧约创世纪,神以命名创造了天地。无论我们相信世界是神创造的与否,这里道出了一个真理:在名字之前,世界并不存在;在世界之前,也没有名字。”《名字的玫瑰》可能是董启章对于命名的执迷之始。《在碑石与名字之间》中说得更明确:“在碑石与名字之间,存在着的是故事。”而董启章2014年的新作《美德》将这创造与命名间的对位关系生衍到了极致:在仅四万余字的篇幅里,密集地出现了近100个人物,其中有些人仅有一个名字而已;但有了这些名字,故事就仿佛会随之而来,一如创世纪,这是董启章文学宇宙的创造法则。 《名字的玫瑰》是董启章文学宇宙里的“一”——当时的他还处于一种试图突破成规、但自身理念尚未完全成型的原初状态,受卡尔维诺、佩索阿、艾柯等大作家影响的痕迹仍清晰可见(在标题中即有清晰指涉,如《名字的玫瑰》、《看(不)见的城市》等)。

重塑香港的前世今生 在1994年获台湾《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的《安卓珍尼:一个不存在的物种的进化史》及1995年获联合报文学奖长篇小说特别奖的《双身》后,董启章的创作焦点也转向了香港本身。当时正值香港回归前夕,他的“V城系列”四部曲——《地图集》、《梦华录》、《繁胜录》和《博物志》——将对于香港的思考置于历史语境中,用虚实交织的笔法将叙事与论述杂糅一处,拆解并重塑了香港的前世今生。 就在“V城系列”写作及出版的那几年(1996到2002年)里,董启章的生活也发生了剧变:香港电台主持人张灼祥找来董启章代替自己与中大副教授黄念欣一同主持一档读书节目,结果两人相识相爱并于1997年结婚。2002年儿子出生,董启章为之取名“新果”——出自其伯乐也斯先生同年出版的散文集《新果自然来》的标题。 或许是为了平衡写作与生活,在“V城系列”中,董启章尝试了一种“单元组合式”的写法,即以千字左右的短文来合成一个整体。这种写法与南宋时期的笔记体颇有渊源——“V城系列”的四个书名皆暗示了这点,但若要定义“V城系列”究竟属于哪种文体,却又是一桩难事——它们诚然是某种意义上的笔记,但又兼具叙事性,带有虚构的色彩。 《地图集:一个想象的城市的考古学》是该系列中最出色、也最丰富的一本。它的副标题与《安卓珍尼》的“一个不存在的物种的进化史”有着巧妙的对位,仿佛在暗示无论是物种的进化史还是城市的变迁史,皆有想象或虚构的成分在内。全书分为“理论篇”、“城市篇”、“街道篇”和“符号篇”四个部分,将一本正经杜撰的博尔赫斯或卡尔维诺或福柯式的地图学理论与带有浓烈个人情感的经过伪装的“记忆考古”并置,在严肃的玩笑及玩笑的严肃里,藉由“未来的过去”关照“九七的当下”,从而赋予了这个“当下”更多的可能性及更丰富的视角。 除了这几本直接以香港为主角的书,董启章的小说背景几乎也全都设置在香港,因为在他看来,“发生在本土的事,定必有其世界性”。即:在微小的、地区性的事件里,一样有着普遍的、世界性的意义。

寻找最接近的一种世界模式 “V城系列”之后,董启章在2002年到2003年间分别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衣鱼简史》和长篇小说《体育时期》。从读者或评论者的角度看,这两部作品都已具有相当高的水准,标示着一位作家成熟期的到来;但对董启章来说,它们或许只是他的文学宇宙大爆炸前所作的热身和盘整。甚至在2011年(“自然史三部曲”后)出版的文论集《在世界中写作,为世界而写》的序言中,他仍然自称为“后新人”:“处于永续的成长中,无时无刻不困惑和挣扎,往复于肯定与怀疑之间,以此拒绝心死,也拒绝安逸。”——这段话中自然有谦虚的成分,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由此看见了一名优秀小说家不断寻求突破的野心。 2005年出版的约30万字的《天工开物·栩栩如真》是“自然史三部曲”的首部,董启章称之为“二声部小说”。第一声部是由十三种物件构成的章节——收音机、电报、电话、车床、衣车、电视机、汽车、游戏机、表、打字机、相机、卡式录音机和书。皆是城市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却对V城有重要意义,有点像麦兜动画片里会插入的那种黑白镜头。第二声部则是“人物世界”,主角栩栩是一位有“物件性”的人,如同路易吉·皮兰德娄笔下的人物,她走上了寻找作者之路。

如果说《天工开物·栩栩如真》有浓重的社会/家族史意味,那么2007年出版的第二部约60万字的《时间繁史·哑瓷之光》则充满了对于时间及平行世界的哲思——能量在膨胀,可能性在诞生。第一部里叙事者的分身之一“独裁者”成了主角,三个声部“哑瓷之光”、“恩恩与婴儿宇宙”和“维真尼亚的心跳”采用音乐的形式和结构创造了一种多元体,展现了“多种历史的可能性”(与V城系列的观点一脉相承)。

而到了2010年第三部上篇、约52万字的《物种源始·贝贝重生之学习年代》,董启章愈加大胆:他以十二场读书会——书目包括歌德的《威廉·麦斯特的学习年代》、大江健三郎的《燃烧的绿树》和《再见,我的书》、萨拉马戈的《盲目》、阿伦特的《人类的状况》等——为线索串起整本类“演说体小说”,由众人大段发表观点,探讨如暴力、屈辱、爱情、人际等诸多议题。在《印刻文学》2010年3月号刊登的一篇对谈中,董启章指出,由人物来发表长篇大论有两种功能,“一是他们如何看自己,二是他们如何看世界,及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就好像他们是荷马史诗里完全表里如一的人,是“没有深度但却立体的全人”。 “自然史三部曲”印证了董启章在《为什么要写长篇小说》中论述的小说观,即长篇小说最接近一种世界模式。他创造众声喧哗的、有众多“可能的真”的、“写作同时是行动”的世界,是为了“去抗衡或延缓世界的变质与分解,去阻止价值的消耗和偷换,去确认世界上还存在真实的事物,或事物还具备真实的存在,或世界还具备让事物存在的真实性。”

写不完的书,其实早就已经写完了 按照原来的计划,《学习年代》的后篇、即整个“自然史三部曲”的终结篇名为《和平年代的战争》,将有近百万字长。然而,董启章在进行了两三次尝试后改变了计划。今年五月初,他出版了一本名为《美德》的小书,仅有176页、四万余字,并配有插画师梁伟恩绘制的47幅人物肖像。 终结篇的故事发生在2023年6月至2024年6月间,这本《美德》是一个引子、或者说是“前言后语”——它交错讲述了第一天和最后一天这两天里发生的事。《学习年代》里的雅芝as贝贝不再是主人公,她摇身一变为在咖啡馆里读《神曲》的何知恩(董启章也花了整个2013年重读了《神曲》英意对照版);而主角则变成了神秘的攀石少女石兼美(她将在伊甸园的天台上做一个名叫“悬解”的行为——即悬挂并解开一面条幅,当然也暗示着“悬念的解开”)以及在一个剧场舞台般的咖啡馆里工作的林秉德(他将成为董启章群像式书写的观察员)。 《美德》中虽然对情节透露不多,却通过一场僧道两人关于“黑先生”的谈话来自我指涉、自我说明了“自然史三部曲”的写作状况。按照僧人的说法,“自然史三部曲”并没有虎头蛇尾,而是“蛇尾又生出虎头来”。而那部书将化整为零地分为《贝贝重生》、《爱菲旋转》、《不二自在》、《花严世界》及《爱与诚》等五本先后出版,代表了五个合一,即“情理兼备,知行合一;悲智双运,道艺合一;他我不二,心物合一;虚实互入,空有合一;真幻互证,天人合一。”——这真是对董启章文学宇宙的最好概括。 道人最后说,“写不完的书,其实早就已经写完了。”僧人答,“一即一切,一切即一。”道人又说,“一花一天地,一字一世界。”最后,“两张沉思的脸容没入烟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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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更新 2014-07-21 14:52: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