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上学》 (试发表)

其他 创作
. 你以为你是谁? — 一中学同学 那天扳着手指头数了数,发现长这么大,在学校里度过的年头竟比其它所有年头加起来还长。看来如果想对自己有个交代,只要把上学期间的一些事说说清楚,也就八九不离十了。本想把小学、中学、大学和研究生的事分开来写,又想了想,一共没几件,报一报流水帐也就差不多了。 (一) 小学五年分在三个地方上。前两年半在一个大城市,正赶上文革,乱哄哄的,加上年纪小,什么都没记住。后来跟父母下放去了农村,在乡下上的三年级和四年级。乡下的小学共有四个年级,只有两间教室,土坯墙,稻草顶,标准的茅草房。一般住家草房的窗户是在墙上打个小洞,白天透光,晚上用稻草堵上。可是教室窗户怎么弄的?洞小了光线不足,洞大了冬天会冷。我至今也想不起来教室窗子的洞究竟有多大。一年级人比较多,占一个教室。二,三,四年级在一个教室上课,分坐三排,只有一个教师,他同时教语文、算术和画画课,这边做题,那边讲解,此起彼伏,有条有理。体育课嘛就是在土场上跑一跑跳一跳。 对小孩子来说,农村的生活和城里差不了太多。我当时最不喜欢的事有两件。一是由于水土不服,身上起了许多小红疙瘩,奇痒无比。二是下雨天上学,路上淤泥有一尺多深。一脚下去,漫过膝盖。从家走到学校,总得摔上三四个跟头。当然,回家的路上还得再摔上三四个跟头。我妹至今还保留着一张那时的毕业照。全校二十多个学生,分两排站在一堵写着标语的白墙前。她站在前排,手捧一本毛主席语录,长裤的裤腿从裙子下面露了出来。因为那天上午下雨,我妈怕她摔跤把裙子摔脏了影响照相,给她在里面穿了条长裤。 那时正是文革中期,城市里闹得很凶,乡下到是相对安静,但政治运动还是有的。不过农村的政治运动更像是娱乐活动,给大家单调的生活增添了不少色彩。一开大会,队里干部按官职大小,先后上台作检查。大队会计上台后,先说了一通和当前正在开展的运动有关的话,接着就说:“我由于毛泽东思想没学好,去年贪污队里两百多块钱,还腐化妇女二十三名。”台下嗡嗡声顿时大了起来,男人们开始转着脑袋四处看,就见几个正在纳鞋底的小媳妇把头低了下来。大队会计检查完了还没下台,第二小队队长已一步窜上台来,他先冲大家一笑,接着说道:“和秦会计一样,我毛泽东思想也没学好,上馋下也馋。吃了队里喂牛用的豆油和鸡蛋,还腐化妇女六名。”台下有人开始笑出声来。我看上台的人与其说是作检查,不如说是在演节目。脸上都带着炫耀的神色。 五年级需要去公社上,来回十里路,正在发愁这得摔多少个跟头,母亲病重,不得不去大城市看病。我因为要照顾她,也跟着进了城。于是,病房成了教室,教材是《三国演义》、《水浒》和一套《十万个为什么》。老师们就是和我妈同病房的病人和家属。现举一个学成语的例子。一天,两个阿姨同时坐在便盆上小便。因为便盆是金属的,声音清脆悦耳。同病房一个只比我大一点的小病号脱口而出:“异口同声。”我正把这个成语和眼前的事作联系,坐在便盆上的一个阿姨头都不抬地跟了句:“出口成章(脏)。” (二) 要上中学了,父亲四处托人,总算找到一所中学可以让我借读。入学后,每天被一群男生追着打,原因是我的乡下人口音。追得我楼上楼下,教室里外乱跑。不光在学校里跑,回了家还得跑,跑着去买菜,跑着去医院,我想我长跑的基础肯定是那会儿打下的。 后来发明了考试时用复写纸写答案这个新技术,提高了工作效率,每次考试都能送出五份以上的答案,大得人心,在学校不再每天都被追得跑来跑去了。再后来发现,和老师搞好关系要比和同学搞好关系难多了。高中的语文老师兼着班主任,她喜欢用小评论的方式和班上的坏人坏事作斗争。有一天我发现她的一篇小评论里有我的影子,马上也写了个小评论与之呼应。当时少年气盛,也没用个笔名什么的。结果直到高中毕业也没能入团。 混了五六年,终于混毕业了。为表示我不再考试的决心,我把我唯一的一只钢笔给砸了。乡下口音刚改过来,又得准备插队下乡了。当时的理想很具体,学一门能为贫下中农服务的手艺,就不用每天下田干活了。小时候下乡虽没干过农活,但知道这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研究了半天,选中了理发这门手艺。道理很简单,第一,是人都需要理发,贫下中农也不例外;第二,这门手艺还比较容易,无需拜师学艺。因需要积累资金,于是先去水果店卖西瓜,并用第一个月的工资置办了一套理发家伙。为了对贫下中农负责,先拿邻居家的小容子试了试。这小容子不到十岁一个小人,却鬼精,理完发后非要照镜子。一照,嘴就咧开了,我连忙递上两片西瓜,他才没哭出声来。 一天,我正坐在店里卖瓜,初中语文老师路过瓜店,见我就说:“小韦,你怎么还在这儿卖瓜?别人都在复习考大学呢。”“考大学?真有这回事?”我忙问。“真的,骗你干么?快回去复习去吧。”回家和父母商量了一下,第二天赶紧去把临时工辞了,先去商店买了一只钢笔,准备复习高考。 和两个小兄弟组成了一个复习小组,这两个人原先和我关系一般,其中的一个当年还是围截我的总指挥,直到高中才有了交情。无奈几个从初中就跟着我混的小兄弟考试时长期受惠于我的答案,产生了依赖思想。听说高考考场非常严,抓着递条子的马上取消考试资格。为了我的安全,毅然决定不参加高考。这让我想到电影里的一个场景,一个红军战士背着一个受了重伤的战友在撤退,追兵将至。受伤的战友说:“不要管我,你跑吧。”红军战士说:“不,要死死在一起。” 受伤的战友一看不行,忙拔出一把小刀把自己杀死了。 复习地点定在我家。为叙述方便,先把我家的居住环境作个交代。那时我爸已被落实政策,在我们居住的城市管着烟、酒、糖和其他一些和民生有关物资的分配大权,住房条件有所改善。我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但进我房间先得经过厨房,而且,我的床头正对着我们小院的公共厕所,好在墙比较厚,闻不到异味。 那时的复习程序大概是这样,早上六点起身,先看一会儿书,然后去我毕业的中学上补习班。中午回家吃饭,下午接着上补习班。吃完晚饭,三人在我的小房间复习。尽管不停地喝浓茶,十点一过,大家就开始打呵欠。那时有一部南斯拉夫电影,叫《瓦尔特保卫塞拉热窝》,里面的瓦尔特是个武打高手,见人就是一通拳打脚踢。每当我们困得实在不行时,就跑到院子里活动一下,先撒泡尿,再打上一通瓦尔特拳。回来后又能接着学上两个小时。所以我认为,我和另一个小兄弟之所以能考上大学,瓦尔特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当年参加高考的人很多,所以要参加初考和复考。复考完没多久,还没见着分,就让填志愿,规定一人只能填三个,由于不知道考了多少分,有点难填。我给我的两个小哥们出了个主意,抓阄。并规定,抓着什么填什么,不许反悔。于是,把几十个学校和专业做成小纸团,关了门,关了灯,对着各路神仙拜了拜,开抓。我以身作则,先抓了一个,就着窗缝透过来的光一看,是个兽医专业,马上说这个不算。正吵着,我爸一脚把门踹开,开了灯,大吼一声,一把把纸阄都扫到地上。接着,就给我填志愿。他当年对自动化非常感兴趣,认为要实现四化,首先得自动化。所以才有了我今天的Double E职业。要是我爸当年还知道杨振宁、李政道和诺贝尔奖,我现在还不知道趴在哪个学校做博士后呢。我这儿不是在调侃学物理的,我对学物理的非常尊敬,因为我老婆就是学物理的,当年她就是沾了李政道的光才来到美国的,是物理促成了我俩的美好姻缘。 高考那段时间正赶上我妈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病危,整天是忙完这个忙那个,乱糟糟的。入学通知书还没见着就让去体检。体检的前夜正好又该我去医院值夜班。记得我当时犯了半天嘀咕,怕第二天体检通不过。我妈终于没能等来我的入学通知书,不过她是带着我一定能考上大学的信念离开这个世界的。 收到录取通知书后,着实风光了一些日子。到处有人请吃饭。席间还得向小弟弟小妹妹们传授考大学的经验。传授什么呢?家长们不觉得瓦尔特拳会对考大学有帮助,有一次无意提到抓阄的事,招来叔叔阿姨们一阵白眼。只好胡乱编些故事应付,说得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家长们才开始点头称是。 父亲那段时间心情特别好。一听到邻居在议论谁家孩子考上大学了,他马上干咳两声,凑上去聊一阵。我妈要是还在,决不会像他那样沉不住气。她是解放那年大学毕业的,知道上大学是怎么回事。关于我爸的学历,有好几种版本。他最常用的如下:上中学时闹学潮,被学校开除,十七岁参加新四军,并在抗大毕业。所以也算是个大学生。根据我的观察,此版本漏洞甚多。首先,它太像电影小说里说的事情。如果他真的是抗大毕业,怎么混到现在还是一个七品芝麻小官。依我看他最多只是去抗大旁听了一两门课吧。 总之,考上大学是我一生中最大的一个转折点,我是在后来的生活中逐步体会到的。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先把后面的一些事提前说一说。记得上大学后第一个暑假回家,第二天我爸给了我两包牡丹牌香烟,说:“同学来了随便抽抽。”我当时的心情是远不能用“吃惊” 两字来形容。我上高中的时候偶尔抽点烟,若让我爸撞见,不免被骂上一顿。无非是你要想抽烟,得先有本事挣钱,等你挣得和我一样多了才能抽等等。我现在只不过上了半年大学,一分钱没挣,他却给了我两包牡丹牌香烟! 还有一件事也发生在那个暑假。一天,几个中学同学约我下河游泳。我换了游泳裤刚去推自行车,我爸从房间里冲出来,把我们大骂一顿,问我们还想不想活了。吓得同学骑上车子跑了。没上大学时,我夏天几乎天天下河游泳。不光是游泳,有时还从十几米高的桥上往下跳。前胸后背常拍得通红,我爸从来没管过。这才上了半年大学,小命儿顿时值钱了许多。 俗话说,没有不散的宴席。风光了不到一个月,就打点了行装,告别了同学,先坐汽车,后坐火车,去北京上大学了。 (三) 到了北京,学校有专车来火车站接我们,同车的大多来自农村或小城市,见到宽广的长安街和沿街高大的建筑,不免有点大惊小怪。与他人相比,我还算沉稳,上中学的那段经历对我很有帮助,毕竟不是第一次乡下人进城了。 对南方人来说,北方的很多东西都很新鲜,比如,暖气和窝头。吃了窝头容易口渴,再被暖气一烤,嗓子眼很受不了。入学刚两个星期,新鲜感还没过去,班主任就说要来一个摸底考试,只考数学,并对大家说,不要紧张,只是随便摸摸底。可是没有一个人不紧张,这可是入学后的第一次考试,而且,被人摸底的时候是很难随便得起来的。考试被安排在一大教室,试题到手猛一看,不比高考题难。第一题是一道应用题,最后归结到解一个二次方程。解出的两个根怎么看都不顺眼,一个一千多,另一个负的零点零零零几。总觉得解错了。当年计算器还没有问世,大家人手一根一尺来长的计算尺,计算验算都很花时间。最后终于说服自己这两个根就该是这样的,半个小时已经过去了。后来听班主任讲,这是我校文革前的经典摸底题。中学生都习惯了正三负五这样的根,如解出我前面描述的那种根,第一个想法就是解错了。而在解决实际问题时,哪来那么多整数解。类似的题目还有两三个,考试结果可想而知,全班三十来人,有人得了不到二十分,平均分数不到五十,如果大家分数都低也就罢了,但有一同学考了满分。后来才知道他在农村教数学就教了七八年。进校没多久,就把高等数学给免了。尽管班主任做了许多工作,成绩发下来的那天,我们宿舍六人没一个晚上能按时入眠。我考了七十分,虽然离一百分甚远,却是我们宿舍的最高分,所以在一片翻身叹气声中率先睡去。但心里大概还惦着那个一百分,睡得不是很踏实。半夜醒来,听见我睡在上铺的兄弟长吁短叹,辗转不眠。再后来听班主任说,让大家睡不着觉也是摸底考试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杀一杀来自各地的学子的傲气。 与后来的大小考试相比,那次摸底考试算不了什么,但它留下的印象至今难忘。我们那一届的学生都非常用功,主要原因是有一些大年龄的同学深知这一机会来之不易。在他们的带动下,大家都如饥似渴地学习。我每周比别人多两小时的学习时间,原因是我是我班唯一的党外团外人士,不需参加每周一次的党团活动。那年头大家在学习上都暗自较劲,一分一秒的时间都不浪费,看见我周五下午背着书包去上自习,几个和我同龄的同学开始对中学时积极争取入团有点后悔了。才高兴了一学期,就被班主任发现了,愣说我政治上有了很大的进步,把我给发展了。尽管学习很紧张,到了大三的时候,我还是分了心去谈恋爱。于是,上晚自习不再只是对知识的渴求了。 除了学习和谈恋爱,也开始注意培养自己的业余爱好。讲座听多了,开始对当年选工科有点遗憾,觉得要是学个音乐或是学个美术什么的多带劲,上学跟玩似的。后来,美院一个老师的一席话才使我改变了想法。他说,学工科多好,你可以有各种爱好,可以爱好音乐,可以爱好美术,还可以爱好文学。反过来,如让学美术的来爱好微积分,没几个会乐意的。 学工的不但可以爱好音乐和文学艺术,还可以爱好理科的学问,比如物理。我们宿舍的老林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对物理的爱好要用专业爱好来形容才恰当。他把一半以上的时间花在对物理的研究上,晚饭经常只吃两个馒头,不吃菜,省下钱来买物理书。一天,只有我俩在,他在宿舍里来回度步,原来就比较黑的脸更黑了,眼睛里倒是不时地闪出一道亮光。我正琢磨他是不是发烧了,他突然对我说:“韦忐,我想我终于把永动机给发明出来了。”见我面露不信,他忙拿出一笔记本,给我看他的演算过程。只见里面动能势能不停地转换。我中学没学过物理,仅有的一点物理知识是从高考补习班死记硬背来的。所以,他才讲了两页,我就已经云里雾里了。老林也看出来了,忙跳过推导,翻到最后一页,只见代表损耗的字母L已等于零了。老林刚要合上笔记本,突然一拍脑门,说:“不好。”我忙问:“推导有问题?”他说:“推导没问题,我忘了件大事,这永动机要是开起来,停不下来怎么办?”我一想也是,这可是永动机啊。大概是财力物力的原因吧,直到大学毕业也没见着老林的永动机。 说到老林,不由得想到另一件有趣的事情。有一阵我们宿舍闹老鼠,很多人的箱子被老鼠咬破。我们决定向老鼠宣战。因为是学电的,最先想到的是架电网。后来由于实施上的困难以及安全方面的考虑,放弃了这一方案。我上铺的兄弟的办法是把饭盆用一短棍支着,里面放上诱饵,再在短棍上系根绳,趴在床上等着。你别说,还真罩住一个。可是,盆一打开,又让它给跑了。渐渐地,我们都放弃了和老鼠的战斗。每天一熄灯,就听见老鼠在床下明目张胆地咬箱子。但奇怪的是原来闹得最凶的老林床下却是出奇的安静。最后才发现,老林对老鼠采用了绥靖策略,每周定期往床下扔一个馒头。 年轻人大多爱赶时髦。我们那时候的时髦之一是喝咖啡。为此,我和女朋友专门跑到北海公园后门的一家咖啡厅。交了钱,咖啡端上来一看,淡淡的,和学校食堂的刷锅水颜色差不多。这怎么能行?跑这么老远,就为了喝这刷锅水?几经交涉,终于给换了两杯。再一看杯里,漆黑的,尝一口,比中药还苦。没办法,这可是我们自己要的。为了表示我们对咖啡很在行,我俩故作轻松状,一边聊天,一边硬着头皮把它给喝完了。一出门,就觉得头昏,像喝醉了酒一样。只好互相搀扶着往车站走。想到店主为了教训我们,不惜浪费那么多的咖啡,不由得相视一笑,便看见对方被咖啡染黑了的牙齿。 回过头来看我写下的东西,觉得有点提不上劲。究其原因,是因为爱情故事讲得不多。好在还没有结束,赶快补一段与爱情有关的故事。 我班那位在摸底考得满分的同学各门功课学得都很好,被我们称为“猴脑子”。由于脑子好使,加上只有抽烟和喝茶这两项不花时间的业余爱好,比谁都有时间。入学不久他就开始搞对象。对象嘛就是我班的女生们。我班共有六位女生,年龄相对比较大,最小的也比我大两岁多。“猴脑子”搞对象就像他作数学题一样,条理清晰。他把六名女生研究了一番,找出最优的一个,开始进攻。进攻的方法是帮助该女生补习数学,作为回报,该女生帮他洗些大件衣服。一两个回合后,“猴脑子”便开始给她写情书,一写就是厚厚的一本。该女生不说肯,也不说不肯,照旧挂着蒙拉丽沙式的微笑,该来补习就来补习,该来洗衣服就来洗衣服。弄得“猴脑子”整日火烧火燎的。过了一段时间,他发现找不到最优解,马上退而求其次。如此这般,把我班六个女生中的五个挨个追了一遍,方式和结果都出奇的相似。一天,我和他开玩笑,问他为什么不去追那第六个,他憋了半天,蹦出一句话来:“实在是太丑了。” 大四刚上了一半,便开始说考研的事了。那时候大家的学习热情非常高,一听说考研,就像在食堂里见了红烧肉一样一哄而上。全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同学都要考,加上我女朋友的父母都是做学问的,本来对我俩谈恋爱就有意见,我如连个硕士头衔都混不到,将来肯定过不了关。也就跟着复习考研了。 我报考本校研究生。一共要考六门课,数学,英语和政治,外加三门专业课。录取线是总分过三百六,三门专业课要够一百八,可以有一门不及格,但不能低于五十分。 我最担心的是考政治,大学期间,我们一共学了三门通称为政治的课,分别为党史、马列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每次考政治,我都在及格线上挣扎。复习时花的时间并不少,背了一堆答案。但政治这玩意真奇怪,看上去似是而非,你觉得背的答案全用上了,其实早已张冠李戴了。 果然,六门考下来,就政治不及格,五十二分。按说也过了录取线,可是系领导还是专门找我谈话,我心想,当年你们拉我入团时,说我政治上如何如何好,现在又不行啦?表面上还得深挖政治不及格的思想根源,才混过这一关。 老林报考北大物理系,三门力学考下来总分加起来一百来分,只好到南方的一个大学教电路原理去了。同宿舍的其他同学也都将要各奔东西。我那时已考上本校研究生,只要换个宿舍就行了。所以帮着他们打点行李。想到在一个宿舍住了四年多,从此天南海北,大家都有点伤感,于是凑了钱去饭馆吃了一顿,并在饭桌上把四年来相互间的一些恩怨给了结了。 (四) 考上研究生后,有如释重负、终于走到头的感觉。那一年我国文革后的第一个工学博士还在写毕业论文,所以有一个硕士学位也说得过去了。这么想着,人不由得松了下来。但也没把钢笔给砸了,还得用它接着写毕业论文呢。正巧其他考上研究生的同学和我想法相同,于是,生日聚会顿时多了起来。我系那一届新招的硕士生一共十个,所以每隔一,两个月就有人过生日。那年头大家每月有四十六块钱的收入,聚会总要买些啤酒喝,有时还会加一瓶白酒。想起上大学时遇上个大事,加个五毛钱的小炒就已经很了不起了,真是天壤之别啊。 上研究生比上大学轻松许多。特别是第一年,课程不多,这种安排的本意是让大家有时间阅读一些文献资料,为第二年写论文作准备。但读不读就要看各人的自觉程度了。时间多了,加上经济基础的提高,对上层建筑的要求也随之提高。我已不能满足只在学校里听讲座,周末常去看个画展或听个交响乐什么的,有一次还跑到天桥剧场听了一场歌剧。 说老实话,那时我对艺术的欣赏和追求还处于装点门面的阶段。有一次在美术馆看画展,一幅油画前聚了很多人。我现在已经忘记画的内容了,但当时看得很认真,还煞有介事地把自己的想法说出声来。听了我的议论,旁边一个背着画夹,看上去很年轻的小伙子马上和我搭话,先对我的观点表示赞同,然后又加以引申。我俩站在一旁聊上了。俩人都在搜肠刮肚地往外掏词,想把对方给震住。聊了一会儿才知道,小伙子是河南农村的,叫尚平君,住在北京学画,夏天要考美院。俩人越聊越近乎,他说下周末一帮学画的在他那儿有个聚会,邀请我参加。 那一天,我特意买了瓶红葡萄酒和一些熟菜赶到他的住处。他在一个正在撤迁的民宅区里租了间房子住,房子很破旧。几个和他年纪相仿的已先我而到,正忙着往一木板搭成的桌子上放菜。沿墙一字排开三个脸盆,里面盛满散装啤酒。那次聚会聊了些什么,何时结束以及我怎么回校的,我一点印象也没有了。只记得一次又一次地往厕所跑,把喝下去的酒吐出来,回来接着喝。后来尚平君考上浙江美院,我俩时有联系,最后一次和他通信,我已来到美国,他寄来一组他在进行行为艺术的照片,他老僧入定一般坐在操场中央,四周是燃烧着的桌椅。 扯远了,回过来讲讲和学习有关的事吧。我导师是文革前我校最年轻的副教授之一,经过一场文革,年龄长了十来岁,但还是个副教授。所以他十分用功,对我要求也高。我中学语文没学好,不管写什么东西错别字总是很多,认真的读者可能已跟在后面帮我收集了一箩筐。导师为了我论文中的几个错别字,经常大老远的骑车来宿舍找我。有时赶上我出去听音乐会或看画展,只好给我留条子。为了治一治我错别字多的毛病,在修他的专业课时规定,不考试,只需交一份报告。不管内容对错,先给一百分,然后每个错别字扣一分。一份不到十页的报告,我一共写了十五个错别字,被扣了十五分。其实,真正的错别字只有六,七个,但其中一个字在报告中出现了八,九次。从此学会了不管写什么,尽量不要用相同的词和字。 上研究生后不久的一天,导师告诉我说,在美国和我们作同样研究的一个美籍华人教授要来中科院计算所讲学。说实在的,导师说“和我们作同样研究”这句话有点言不符实。那年头国内做研究还处在拾人牙慧阶段。而且,能看见的外国文献起码已有两年的历史。所以拣来的都是些旧牙慧。但对国内而言,大家都在同一起跑线上,写出文章来照样登学报。我的导师追随这位美国教授的研究已有多年,但从未谋面,所以很兴奋。从学问上讲,他应该是我导师的导师,我得叫他师爷才是。 为了准备这次讲座,我找到“师爷”的一篇论文,苦读了两天。你别说,老天不负有心人,还真让我发现了两个漏洞。想到到时可以借提问出出风头,心里不免乐滋滋的。 是日,像掖着个小炸弹,我怀揣那篇论文,和导师一起骑车去中关村听讲座。一见“师爷”,吓了一跳,和我想象的形象相差十万八千里。他看上去三十刚出头,穿一件浅色带大方格子的西装,花领带,一付变色镜,整个一个港澳青年。 按计划”师爷”要讲两天半。头两天,他都在介绍他的最新研究课题和成果。我这才发现,我看的那篇论文里讨论的东西,是“师爷”三,四年前的研究成果,他现在对它已不感兴趣了。我只好把想出风头的愿望压了下去。 讲座的最后半天,“师爷”总算把新课题都讲完了,因为还有点时间,就讲起他研究小组的成长过程,提到一些旧课题。我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扔出我的小炸弹,果然起到了预想的效果。“师爷”听完我的提问,推了推有点下滑的眼镜,停了一会,走下台来,拿过我手上的论文看了看,又想了想,终于点了点头,肯定了我的疑问。并对我说,待会儿完了可以去他住的宾馆继续讨论。 讲座结束后,“师爷”坐着小汽车先走了。我和导师骑车赶到友谊宾馆,“师爷”已在那儿等了一会儿。在他忙着给我们泡茶时,我犯开了嘀咕,我只读了他一篇论文,要是讨论超出了这篇论文的范围,我可是一点准备也没有呵。想不到他开门见山地问我,想不想去他那儿念书。并说什么考试都不需要。 说实话,我那时不怎么想出国的事。不是不想出国,只是觉得这种好事离我实在太远太远。这出国不像考大学和考研究生,有根线在那儿放着,过了你就可以出。它涉及许多其他问题,比如,海外关系、国家政策、领导意志等等。如果整天在那儿想一些不可能的事,对自己的大脑和胃口都不太好。 听了师爷的话,有一块馅饼打在后脑勺上、想转过身来赶快接住的感觉。一回头,见导师正看着我呢,忙定了定神,说:“这事还得由我导师决定。”导师满意地笑了笑,说:“我看先在我这儿打点基础,等硕士毕业了再到李先生那里深造。”就这样,在北京一个晴朗的下午,在友谊宾馆的一间客房里,导师和师爷对我的命运作了安排。导师和师爷还有些合作的事要谈,我就先告辞了。 回学校的路上,我车子蹬得飞快。路旁的树木和灰色的楼房显得特别漂亮,全身轻飘飘的。我想吸完毒后最多也就是这种感觉吧。从那时起,喜欢上了一首叫做《乡村之路》的美国歌曲,里面有这么几句歌词:“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to the place I belong. West Virgini……,” 因为“师爷”在Virginia 一所大学教书,我想到了西 Virginia,离Virginia 还会太远吗? 我爸在我上大学和研究生的这些年也没闲着。首先,那位一直和我爸有谣传的阿姨终于成了我的继母。我从心里开始理解我父亲,我妈从我懂事起就不停地生病。这么多年来,他带着三个孩子一个家,城里农村不停地变动,也真不容易。他的工作又有了变化,去一个大学新成立的烹饪系当系主任,还闹了个副教授的头衔。成了知识分子。我想这并不是他有这方面的造诣,而是对他进一步落实政策的结果,同时也沾了那年头各方面都还不正规的光。我知道他一直喜欢烧菜,可是去烹饪系教学生烧菜实在是太离谱了。他也有自知之明,只开了一门叫做烹饪美学的课,在中国菜的色香味上作文章,讲一些不着边际的东西唬唬人。 正是由于这个副教授头衔,我爸竟然先我一步出国,去日本转了一个月。回来时路过北京,顺道来看我。那时候出国也没什么钱,他只好收集了些旅馆里用的小牙膏,小梳子之类的东西送我。一天,我和他去逛北京城。他穿着那套已经穿了一个月的西服,玩得很开心。午饭时,为了对得起他那套西装,我特意带他去东单的一家西餐店吃西餐。吃完,我抢着付了钱。走出店门,他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包中华牌香烟,抽出一根递给我,又掏出从日本带回来的打火机,为我点上火。我想正是从这一刻起,我有了自己已经是一个男子汉的感觉。 命运并没按导师和师爷为我安排的那样发展。硕士毕业后我没能去Virginia那块属于我的地方找师爷深造,而是去了中国西南部的一个城市,在一个研究所上班。原因很简单,当时国家的政策是硕士生必须工作三年才能出国。 (五) 我这人有一个特点,或者干脆就叫优点好了,就是遇到不顺心的事,难过一会儿也就算了,所以对出不了国的事也没太耿耿于怀。我去工作的研究所,是一个地方单位。同事大部分有大学学位,有一些同事看上去很年轻,却自称“高工”。后来才知道,所谓的“高工”不是高级工程师,而是高中生加工人的意思。这些年轻人大多有点家庭背景,所以才能在这种单位上班。 工作没多久,就和这帮“高工”以及几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大学生混在一起。我虽然没有家庭背景,但工资最高,算是扯平。而且,我还有一个硕士学位,那年头大家开始尊重有学位的了,加上我花钱也比较大方,很快成了这帮人的头。 这几年的事和上学无关,本想一笔带过。但考虑到它处于我的两次研究生生涯之间,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所以还是花点功夫写写。现在离我再次上研究生还有一段时间,先来讲讲这期间发生的一些事情。 研究所的工作一点也不忙,我同时兼着团委和工会的文艺委员。上学时培养起来的一些业余爱好反而比专业知识还有用。每月买一次电影票,每两周组织一次舞会,再加上一些棋牌和球类活动。我还让所里买了一把小号,说是要组织乐队。每天吃完晚饭就在单身宿舍的楼顶上学吹号,直到很多有家的同事到所里反映才作罢。 有一次,省科委所属的几个所搞联欢,在一起演节目。一个唱美声的女高音唱了几只歌,唱得很好。我对唱歌也有点爱好,上研究生时正赶上一个中学同学来北京上音乐学院,我跟她和她的同学正经学了半年美声唱法。所谓正经学,也就是每周末去她那儿一趟,学上个一小时,然后一伙人出去吃饭看演出。对音乐学院的学生来说,看演出是学习的一部分,所以票都是免费的。 话说回来,演出一结束,我找到那个女高音,本想交流交流。不知道怎么搞的,刚交流了一会儿,就成了互相攻击。那女高音歌虽唱得好,话却说不过我,很快就占了下风。她便开始人身攻击:“看你唱歌啥样子哟,噘着个嘴,像个猪八戒。”这女高音说的倒是实话,我唱歌是和音乐学院的学生学的,他们看我找不准位子,加上时间有限,于是走捷径,让我噘着上嘴唇唱,最后落下个毛病,不噘嘴唱不好歌。 从女高音那儿受了点刺激,决定把这噘着嘴唱歌的毛病改掉。找出当年唱过的意大利歌曲《Caro mio ben》重新唱,这是一首学声乐的入门曲,翻成中文是《我亲爱的》。学声乐的都要先唱这首歌,这有点像学画的要先画画石膏鼻子一样,打基础用。里面有一句歌词“Sospira ognor”,翻成中文是“不停地唉声叹气”的意思,发音却和“沙士比亚尿”非常接近。所以我一唱这首歌,“高工”们马上起哄,说:“韦忐又在沙士比亚尿了。” 一天,发现所里多了几个年轻女孩。一打听,才知道她们是新疆油田来的,要在我们所进修两个月。她们住在和单身宿舍紧隔壁的招待所,我们这些男单身晚上常去她们那儿坐坐。说到男单身,也得提一下女单身,我们所当时有两个女单身。大学毕业后已工作了两年,还是单身,不由让人联想到水果摊上挑剩下的桃子。尽管“桃子”们对我们常往招待所跑嗤之以鼻,我们还是和这帮女孩打得火热。 眼瞅着两个月的进修期就要结束,一些事情开始接二连三地发生。先是公认最漂亮的一个叫小叶的女孩不再和我们一起吃晚饭了。原来她向一个和她来往比较多的男单身表明了心迹,而这男单身却觉得他们之间只是一般的朋友关系。我从来不喜欢这小子,看上去眉清目秀的,背地里专干些鸡零狗碎的事。我亲眼看见他帮小叶洗头发。小叶弯着腰,双手挠着粘满皂沫的长发,他贴着小叶后面站着,举着一盆水,慢慢往她头上浇。 没两天,又听说另一个男单身想不开,吃了大量的安眠药,幸亏被及时发现,才没出大事。他从小在农村长大,大学毕业后分配在我们所,和我在一个部门,平时沉默寡言。记得两年后在我的出国告别聚会上,他突然冒出一句:“到了美国,帮我们多吃点鸡大腿。”别人马上说:“你别外行了,鸡大腿在美国最不值钱了。”当时他和上面提到的那个男单身住同一宿舍,小叶刚来的时候他就看上她了,大概是自信心不足吧,一直没敢吱声。后来看见小叶遭到室友的拒绝,忙去向小叶表白。不想小叶对他没兴趣,情愿回新疆也不和他搀和。 其他的几个女孩也开始单独活动。但大家心里都明白这不会有什么结果,说不定她们在新疆都是有男朋友的。只是想到马上要回新疆那个苦地方了,有点不甘心。在她们回新疆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在她们的住处为她们送行。大家聊了一会,便没了话题。有人说:“韦忐,给大家唱只歌吧。”我那时唱歌的嘴型已基本改好,就唱了一个叫《离别》的歌。开头的两句歌词是:“离别时刻已经来临,只留下梦一般的回忆。”轻轻地唱出来,还是很动人的。第一段的结尾有个小高潮,“再见,再见,亲爱的人,相恋的人儿怎能忍受别离。啊你就将去远方,可记得我爱你。”第二段和第一段旋律一样,但转了个调,更显得如诉如泣,开头就是一句:“请你不要把我忘记,我心中深深怀念你,往日爱情犹如……”我还没唱完,就听见两个女孩在下面抽泣起来。其中一个抹了抹眼睛,挤出一丝笑容,说:“都怪你,这时候还唱这种歌。” 我开始喜欢我这种说故事的方法了。就像拎着个大面口袋,看见有趣的东西马上拣起来,放进去。放多少都没事,只要互相不磕磕碰碰就行了。 尽管有这么多的活动,时间还是多得花不掉。月头发了工资,三天两头的和“高工”们出去喝酒。月中快没钱了,就改下围棋,打麻将。 不知不觉地两年就混过去了,渐渐有了点虚度年华的感觉。上了那么多年的学,考了那么多试,就为了在一个远离家乡的地方买买电影票,组织组织舞会和唱唱“沙士比亚尿”?于是,又想开了出国的事。向师爷扔炸弹已是四五年前的事了,后来一直没联系,他还记得我吗?周末,狐朋狗友们都回家了,就夹着一本托福教材,找一小茶馆,要上二两白酒三两熏猪头,一边喝,一边背几个托福单词。好象每个托福单词都是一块垫脚石,背够数量就可以去美国了。 我的一个师妹,晚我一年硕士毕业。毕业后没去工作,直接联系出国。我还在这瞎玩呢,她已经去师爷那儿攻博士了。或许她从我们国内导师那儿听说过我当年向师爷扔小炸弹的故事,觉得这间接地帮助了她。或许她在师爷那儿作研究需要个帮手,或许……总之,在我正万念俱灰,走头无路的当口,她给我来了封信,说李教授还记着你呢,想不想出来呀等等。 我忙回了信,说非常想出国。师妹办事干净利索,没多久就收到入学通知和资助证明。我拿着材料找到所长,正好党委书记也在,书记对我说:“年轻人想出国是件好事,我们一定支持,这事党委还要开会讨论一下,很快会给你一个答复。”我嘴里说着谢谢,心里想,很快?起码得两个礼拜。 答复来得比我想象的快得多,不到一个星期,所长就告诉我,经党委研究决定,我暂时不具备出国的条件,主要是政治思想需要进一步提高。这真是兜头一盆冷水,把我热了一个礼拜的心浇了个冰凉。看来不管我怎么蹦,怎么跳,也跳不出政治这个如来佛的手掌心。 我本想花很大的篇幅来写我争取出国所经历的艰难。但每次想到这些事,心跳就加快,胃里的东西也往上翻。而且,本来写点东西是为了娱乐大家,何必把大家心里弄得不痛快?所以决定从简。从收到录取通知书算起,折腾了大半年,在和师爷的学校申请了两次延期后,所里终于批准我自费公派出国。报到省科委,省科委说今年的出国名额还没去教育部拿,叫我回去等着。我知道这一等有可能会等白了头,忙说教育部我认识人,可以帮他们跑一趟,也算自费公派,不需报销出差费。 我爸有个熟人在教育部工作,但已多时不联系,也不知道他在不在北京。我当时管不了这么多了,买了张机票就往北京跑。下了飞机先到教育部,找到管出国名额的办公室,进门一看,坐在靠窗口那张桌子办公的人我认识!他大学和我是一届的,但不是一个系的,我们住同一宿舍楼,有时还在一起打排球。但我忘记他叫什么了。这时他也把我认出来了,大概也不知道我叫什么,就上来和我一个劲地握手,问我干什么来了。听我说完后他说:“你真是运气好,我正管这事。”真是县官不如现管。第三天,我就带着全省的出国名额回来了。 回到所里,大家见我三天就从北京把名额拿回来了,都很惊讶。通常,办这样的事怎么着也得一两个月。领导开始转弯抹角地打听我在教育部都认识谁。我故意吞吞吐吐,含糊其词,弄得就像真的认识个大人物。从此,不再有人给我出国设障碍了。 因为是自费公派,到处借上钱,买了够穿两年的内衣外衣,又去黑市换了美元买机票,一切办妥后还剩下二十二个美元。反正到了美国有资助,实在没钱还可和师妹借一点,也就不太在乎。倒是生怕夜长梦多,加上已过了春季入学时间,所以急急忙忙逃也似的离开了中国。 (六) 到了美国,正赶上师妹去师妹夫那儿休假。我想等着看一段师兄妹异国喜结良缘的读者可能会有点失望。我不是在卖关子,只是忙着写自己的事,腾不出手来写师妹在美国的爱情故事。师妹夫也是师爷的学生,他和师妹在师爷的试验室一见钟情,喜结良缘。师妹夫已拿到硕士,开始上班挣钱了。师妹临走前安排好了我的住处,并安排好人去机场接我。 师妹给我安排的住处是个汽车房子(trailer),先向没见过汽车房子的读者作个简单介绍。汽车房子不是汽车,但装上轮子就可以被拉着走。停在一个专门的地方,接上各种管子就可以住人。在美国常听见大人教育小孩时说:“你现在不好好学习,长大了什么本事都没有,就只能去住trailer了。” 不用我多说,大家就明白了。师妹让我住trailer,并不是因为我没什么本事。而是考虑到我刚来,不会开车,她找的trailer走路三分钟就到系里。同住的是两个大陆来的学生,我房间里一张单人床,一张小写字桌和一把椅子。房间是小了点,但有一块地毯。尽管已辨别不出它原来的颜色,觉得还是挺不错的,这毕竟是我第一次住有地毯的房间。 安顿下来后就去系里见师爷。由于太多的感激之情,说起话来反而显得言不由衷。师爷也没和我多客套,问候了几句,就交代我跟一个波兰来的学生一起做项目,并说每周三上午有半小时的项目讨论时间,有什么问题可以在那个时间问他。见完师爷出来后,心里觉得空空的,大概是还不太习惯美国的人际关系。 时隔四五年再次坐进课堂,第一个感觉就是累。在美国一堂课也就一小时,可我不到十五分钟就开始等下课,不时回头看钟。这里我不得不先讲一下我的另一个大学同学。他和我同年,当时在我班也是学得非常好的一个。这小子一心想出国,当年我还在北京听音乐看画展呢,他就在四处寄信联系出国。可总也是不顺,我也不知道我在外地工作的那三年他都干了些什么,反正弄到后来,和我前后脚出来,而且是去学一个和物理有关的专业。他和我联系,想转学来我这儿。我就去和师爷说了。师爷笑着问我:“他和你比,谁更好?”我一本正经地回答:“他比我好多了。”这小子来了后,上课比我还累,他往课堂一坐,不到五分钟就开始打盹,十分钟后醒来,就有点听不懂了,马上举手提问,引得满堂笑声。我这才体会到大学时那帮大龄同学的艰难,快三十的人了,每周都要上二十来小时的课。我们当时还觉得他们不行,考不过我们。 出国都一两年了,我还常做一些和出国有关的恶梦,比如,一不小心就又回到中国,不是忘了带护照,就是领导让先工作一年再回美国。不做梦的时候常想,我最终能出国,竟是由一些偶然事件促成的,要不是当年向师爷扔了个小炸弹,要不是我师妹突然想到我,要不是拿出国名额时碰上大学同学,要不是……每次想到这里,背上总要出些冷汗。 汽车于美国人就象吃饭于中国人一样贯穿你的一生。你若问一个中国人他这辈子是怎么过来的,他会这样回答你:“小的时候家里很穷,常吃不饱。成年后负担重,上有老,下有小,有好吃的也舍不得自己吃。现在老了,钱是有了,可是再好的东西也吃不上两口了。”同样的问题去问美国人,他会告诉你:小的时候就希望有一老爸爸开的那种车,十六岁学开车时是辆什么样的车,去毕业典礼做坐的是什么样的车,平生买的第一辆车又是……许多人写美国的事也都要提一提开车,好象不这样就没来过美国。我想我也不能免俗,不过我不准备讲自己开车的事,而是要讲一讲室友修车的故事。 我校地处山区,到处是上坡下坡。我来后不久室友刚换了辆手排挡的车。开过手排挡车的都知道,上坡起动非常难,弄不好就熄火。这老兄车开得跌跌撞撞,有时还打电话给我另一个室友,请他帮着把死在坡上的车开到平坦点的地方。有一天早上起来,他突然发现车没了,我们一起出去帮他找,就看见他的车躺在山坡下的小水沟里,原来他前一晚停车忘了拉手刹车了。 不到半年,他的车就坏了,拖去一查,是引擎坏了,修一下要一千块,当时他买这辆车也就这个价钱。正赶上暑假,有时间,就决定自己修。结果汽车零件拆了一客厅,我们进出都得绕着走。忙了三个月,还真让他把拆开的引擎给装回去了,不过却多出三根管子,不知该往哪儿接。他跑到车行,想借个安装图看看,人家开口就要五百,这小子一想,为了省一千块钱,我忙了三个月,他这一张图就要宰我五百,不干!回来对我说,车行的人说了,三根管子接不接都没事,要我用我的车帮他充电起动。我心想,这引擎是汽车的心脏,如果你去做心脏手术,做完医生对你说,手术很成功,就是有两根血管不知该接哪,算了,打个死结,不流血就可以了。你干吗?我就说,用我的车没问题,但你得自己来。他在那儿忙着发动,我躲在一棵大树后面等着听响。不一会儿,就听见马达声,探头一看,就见他打开前盖的车里冒出一股黑烟,但车竟然发动起来了。看来美国车真是皮实,少两根管子照样开。不过,他心里总是不踏实,开了一会,正赶上开学,连忙卖给了一个新来的大陆留学生。 亲爱的读者们,如果你们很有耐心地读到现在,细心点的可能会问,根据你的流水帐算一算,你现在怎么着也得三十好几了。除了在大学那一小段没头没尾的爱情以外,通篇不见与异性有关的东西。你是不是有点毛病?是这样的,我没有什么毛病。如果把成与不成的恋爱算上,怎么着也有过十来次,其中的几次如写出来还是蛮精彩的。只是考虑到爱情这东西的不确定性,写起来有点麻烦。热恋期间人的心智混乱,说出来的话现在想想都还脸红。我一直很纳闷,有些作家写起恋爱来,当时说了什么记得清清楚楚。对话精彩,一环扣一环。我真想让他们下次谈恋爱时带着个录音机,回来听听自己当时都说了些什么昏话。失恋后又开始钻牛角尖,感叹人生,写出来你们会觉得我是在故弄玄虚,玩深沉。如果这篇文字受到欢迎,我会考虑趁热再写一篇与爱情有关的,走畅销的路子,连名字我都起好了,就叫《恋爱,恋爱》。 还是来谈谈在美国做学问的事吧。从师爷那儿拿个博士有点难,不管你原来有什么学位,进来后他就给你装个定时器,没五年休想离开。他常对我说,作研究就像是在挖隧道(他用的是dig a tunnel这个句子),不能看见出口在哪儿了你再挖, 如果你一挖就看见光了,那就不叫隧道。他的意思是说太容易的东西不算研究。我对他的比喻不敢苟同,你想,要是角度没算好,你可能挖一辈子也见不着光。另一种可能是还没见着光,就先见着岩浆了。我本想再跟他讨论讨论南辕北辙这个成语,看了看他的脸色,就算了。 师爷最大的爱好是钓鱼。他厨房壁炉上方挂着三条制成标本的鱼,每条都有二十来磅。鱼的旁边有一个嵌在有机玻璃里的卡片,说明这条鱼是那年那月在那个湖里钓的,当时天气怎样,用的是什么样的鱼饵,几磅的鱼线等等。这有点像我们和别人吹嘘自己的业余爱好,我围棋已下到业余四段的水平了,我投到杂志的文章已登出来了,我的高音已唱到降B了等等。有一年圣诞节前夕,他叫上我和另一个学生去钓鱼。他船上有个小声纳,一会就发现了鱼群,一网下去,打上来二,三十条两三寸长的小鱼。我正琢磨着是用来油炸还是烧汤,师爷让我打开一冰盒,盛上水放小鱼。他说这是鱼饵,是用来钓大鱼的。我们在湖上钓了三四个小时,一条大鱼也没钓着,同来的那位同学开始坐立不安,最后实在忍不住了,红着脸问到:“李教授,我们什么时候靠岸?”师爷问到:“怎么,肚子饿啦?”他忙说:“不是,我要小便。”师爷皱着眉头说:“湖这么大,哪儿不能尿。”那天直到结束,我们一条鱼也没钓着,我本想让师爷再网一网小鱼回家烧汤,看他情绪不高,也就没敢开口。那位同学却因这次钓鱼落下一个毛病,经常想尿又尿不出来,不知道现在治好了没有。 因为没钓着鱼,回来的路上师爷就给我们讲他的钓鱼经,他说他钓鱼从来只用七磅的线,我插了一句:要是钓上大鱼,线不会断?他有点得意地说:“大鱼上钩后,开始都在拼命挣扎,你这时要赶快放线,等它不动了,你轻轻收一收线,它又开始挣扎,你再放线。几个回合下来,鱼就没劲了,乖乖地被你拎上来。”我突然领悟到师爷钓鱼和培养我们用的乃是同样的方法,每当我们被他逼得太紧,觉得受不了了,他就会放松一下对我们的控制,说两句好听的,免得断了线。当他发现我们玩得太过分,不认真干活,就敲我们一下。一紧一松,一松一紧,最后我们都像上了勾的鱼一样,乖乖的不再挣扎了。 有一阵,师爷迷上了跳舞,从大陆招了两个女学生,周末常在家开舞会。我的业余爱好再次派上用处,成了他的交际舞老师。师爷年轻时歌唱的也不错,最拿手的是猫王的《Are You Lonesome Tonight》,每次聚会总要一展歌喉。有一次我在试验室学他唱这只歌,用了点夸张的手法,大家都很开心,唱到一半,观众的笑声嘎然而止,我一回头,就见师爷铁着张脸站在我身后。后来师爷的学问越做越大,手下小老板就有六七个。最热闹的时候硕士和博士生加起来有六,七十个。家庭舞会自然也就开不起来了。我毕业后每年开会都能见着师爷,最近几次见着,他越来越有师爷的派头了,一身深色西服,开会很少进里面坐着,走到那儿都有一帮当年和现在的学生簇拥着。见了我总是笑眯眯地说:又胖了,或者是问:太太小孩都好吧?有几个听说过我的学生会过来叫一声大师兄,我心想:真没礼貌,当年我在友谊宾馆见师爷的时候,你们怕是还穿着开裆裤呢。怎么着也得叫我声师叔吧。 五年的学业说快也快,前两年选一些课,以替公司做项目为主,项目比较简单,不能用作毕业论文,但我资助的一大部分是公司给的,也就没什么好抱怨的。第三年终于做了些有意思的项目,论文也就有了样子。后面两年一边做项目一边和师爷打毕业拉锯战。五年一到,师爷一下子变得通情达理了,我就毕业了。我对自己说:这下该上的学可是都上完了,也没钢笔好砸了,都用计算机了,赶紧挣钱去吧。 那一年,我三十四岁。 6-30-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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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更新 2018-11-06 15:41:18
VANCA
2017-12-30 09:18:30 VANCA (a Perfect Cosmopolitan)

印象深的地方:1,把唯一的一支钢笔砸了。2,考上大学是一生中最大的转折点,这是后来逐步意识到。3,每个托福单词都是垫脚石。4,没写恋爱的原因。5,业余爱好的重要性。以上。认真读完这篇这么好看的文章。

西早
2018-11-06 15:41:18 西早

好看有趣喜欢,想看《恋爱,恋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