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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尔维娅·普拉斯 著 孙仲旭 译 你永远忘不了那一天，无论你怎样想去忘记。每当夏天又来，天气暖和得可以去划船时，你总是会想起来。当六月中的第一片蓝色到来时，那一天就出现在你的脑海中，生动，清澈，似乎是透过眼泪看到的…… 你和琳达正在去湖上划船，是这个季节第一次去。你们走向船屋……走到木板朽烂的码头，木板斜斜地没入水中……走向码头边空的小划子，小划子像是里面浅浅的碗豆荚一样漂浮着……你不再往前走，颤颤悠悠地上了一条小划子的船头，琳达上到船尾，这条轻飘飘的小船在你们脚下晃晃悠悠，急于出发。这是六月里那种完美的一天，你想描述，却一直未能做得很好。就拿刚洗过的被服用品的气味来说，拿雨后开始干起来的可爱的绿草气味来说；就拿草地上变化多端的点点闪光来说；舌头上薄荷叶凉凉的味道；花园里郁金香边缘清晰的鲜亮颜色；绿色的树阴，薄的时候是黄色的，厚的时候是蓝色的……眼睛都看花了……太阳热热地照在你的皮肤上……水体像是用玻璃装的蓝色，反射出令人眩目的阳光之箭……令人兴奋……泡泡上升，迸破……滑动……经过船头的水畅快地唱歌……晃来晃去的一块块颜色：这一切都要去爱，去珍惜。那样的一天，永不再来！ 你们把小船划到一个小湾处……你们顺水而漂……你往后躺，闭上眼睛挡住阳光，阳光热热地照在眼睑上……你眯眼看着阳光，你的睫毛上有彩虹之网。水有节奏地拍打船头的声音让你感到平静，还有摇晃……还有滑动……你们漂近岸边。 突然你听到说话声……不会弄错……男孩的声音。你的血管中一阵激动的颤抖，你突然感到紧张。你和琳达突然警觉起来。冒险即将开始。你把头发弄平整，偷偷往四周看。一点没错，另外一张小划子在你们后面绕着湖岸划……两个男孩……怎样耽搁一下？怎样碰巧停一下？你们正在漂向的湖岸陡峭，长满杜鹃花……诱人的一簇簇鲜红色、白色花朵垂在湖面上方，在水面上留下黑色倒影。琳达声音发颤地说：“我们摘花。”没说别的……四个字……你们俩心领神会。你在小划子上站起来，伸手去揪花时，危险地晃来晃去，还在笑着……把花茎胡乱弄断……你们始终在笑……也许有点太兴奋了，但是你们笑得哈哈响，摘着花，特别想扭头看，却又不是很敢。自始至终，你心里始终有种甜蜜的兴奋感。说话声音大了一点，你听到有一位在说：“我们过去看，看看那两个女孩……”你这时摘杜鹃花时多了点小心，有意想表现得优雅而又冷淡。“你们好！”你们身后一个温暖的男孩声音说。你们都突然转过身，装作吃了一惊。“哦，你们好……”你屏着气说了出来，坐下时，差点把小划子弄翻。接下来呢？你紧张地想现在该怎么办？但是接下来的事自然而然就发生了。你看着琳达，她开心而紧张，笑得咯咯响，把挡着眼睛的金发撩到后面。你看着那个男孩……近看不算帅……但是挺好。两条小划子并在一块儿一起一伏的，你们来回说了些毫无意义的话。但是你笑了……知道他们觉得你可爱。你们逗那两个男孩……你们谁划得更快？他们笑着对望了一眼。我们比赛吧，你提议道。噢，不，那不公平。他们两人之一会为你划船。你高兴地抗议，他们坚持。你私心里希望那个黑头发的会过来跟你在一起……他轻轻松松地跨了过来，坐在后面。巴克，他叫这个名字。另外那个男孩唐假装呻吟一声。“我可没法一个人划。”他看着琳达。那让琳达感到高兴，她装作犹豫不决，说：“我可以过去吗？”不过她也跨过去了，一切都完美。你往后靠在枕头的地方，面朝那两个男孩，你跟琳达交换了得意的眼神。你以前从未遇到过这种事，学校里的男生没有一个对你这么好。你专心看着巴克，他长得瘦，脸色苍白，黑眼睛，黑色头发像是细绳一样，但是你没有注意到他的头发没有梳好，他脸色苍白；你总是看着他的眼睛。这是个男孩……在一条小划子里为你划船……他喜欢你。巴克马上被笼罩在梦幻一般的薄雾中。一分钟一分钟过去，他越来越令人心动。你把那个烦人的想法（“究竟别人会怎么说？”）撇到一旁。你总是在笑，显得神秘，而且——你觉得是——在卖弄风情。 这时阳光没那么热了，你无法把黄昏往后推。船屋出现在远处。你们四个人同时想到那个问题……怎样付钱？你有了个让你感觉不舒服的想法，那就是你们应该再换过来划，单独过去，然而你身上荒唐而不正常的那部分不肯如此。干吗不证明一下自己的力量？干吗不呢？“你们划那条船得出多少钱？”巴克言语简洁地问。你和琳达又很快地对视一眼，心领神会。“出钱？”你装作无知地支吾道。“你们得出钱吗？”说了半天才让那两个男孩相信你们没钱，可是你把钱包藏在口袋里玩这个游戏。巴克在前面划，问你话，他眼睛死死盯着你，目光灼热。“要是我们没有来，你们究竟会怎么办？”你看着他，心里翻江倒海，热度冲击着你的太阳穴。这有点变得让你感觉太不自在了。又尴尬又生气而流出的泪水模糊了你的眼睛，又热又多，其中的盐分刺痛了你的眼睛。奇迹般的，他的脸色又变得柔和。“噢，管他的，别哭。我会给我们这条出钱。我只是不想让他们知道我们带了钱。”你心里感觉古怪，在这样的慷慨面前，感觉自己很渺小、小气。你想说：“对不起，那全是假话。”但那些话就是说不出口。他现在信任你。他表情友好，你不能……你不会……告诉他事实而改变那一点。“哦，巴克，”你说话结结巴巴，情绪让你说话艰难。“我们到那里的时候，帮我下船，就像你跟我是老朋友，好让那个人觉得我们一直都认识。” “当然，当然。”他说。那条小划子稳稳靠上码头，那个人在等着。你无法看着他。扭着头从小划子出来上了码头，几乎没有意识到巴克帮你上去，并给那个人付了钱。你开始离开那里，心里感到惭愧，也讨厌自己。他叫你。琳达和唐刚刚一起上来。你走在她旁边，那两个男孩沿着那条边上有树木的路跟过来，走在绿色遮阳篷和又长又凉爽的树阴中。你们低声说话。你们现在能怎么办，你想知道。这样小气之后该怎样弥补？你们走得更快了。“别想跑掉。”巴克在你们身后语气平静地说。你没来由地感到惊慌失措而两腿发软。“我要告诉他们。”琳达悄声跟你说。 “不。”你气咻咻地说。你怎么能跟她解释事情的原委……巴克有多么相信你？一切都会破坏掉……毁掉。但是琳达转身面对他们。你们全都停下脚步。那个下午因为等待而变得沉甸甸的。你想尖叫，压过琳达跟巴克和唐说话时带着悔意的声音。“我们只是开玩笑，我们一直有钱，但是只为了证明我们不是小气到家，我们现在就把你们的钱还给你们。”那种沉默令人难受。现在不能再看巴克，不能告诉琳达她做了什么事。她怎么能继续说下去？但她还是说了。“如果我们把钱给你们，你们就别跟我们计较了，好吗？”巴克的语气平静得让人感到危险。他跟你说话，只跟你说话。“这么说，在小划子上全都是装出来的？”你的眼睛盯着地面，耳朵里有种奇怪的尖鸣声。你无言地点点头。那个下午在你周围碎成玻璃般的百万片，绿色、蓝色和黄色的碎片在你周围带着恶意舞动，上升，盘旋……令人窒息、压抑的颜色小片。你意识到那两个女孩接过钱，转过身，在那条路上越走越小。你和琳达在那里站了一会儿，看着。当有人不转身、不回头地消失在路上时，会让人有种很决绝的感觉。琳达满意地叹了口气。她做了应该做的事，顺利成章地不再去想着这件事。但是你，你在她身边不说话慢慢地走。你究竟怎么去跟他解释这件事？你怎么能跟她解释你不只是通过没出钱的事背叛了别人？一条空旷的路让人有种很荒凉和决绝的感觉。你继续不说话地往前走。

（Luke 按：2000年译的一篇文章） 茱迪思•海里斯 著 孙仲旭 译 很少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那就是父母的教导是否重要？这种很少有人提出疑问的情况直到一年前，当我的著作《抚育的假定》（Nurture Assumption）开始在美国作为重要新闻见报后才改变了。在这本书里，我表达出的看法是父母抚育孩子的方式并不能对他们的孩子成长为什么样的人产生决定性影响。尽管这像是异端邪说，但我还是认为，如果孩子不肖，父母不应受谴责，而如果孩子有出息，父母也不能居功。 最近，两个男孩带着枪来到了科多拉多州的利特尔顿（Littleton），先是打死了十二个人，到最后他们也自杀了。当十几岁的少年做出这种事情时，他们的父母立即成为千夫所指的对象。人们都在怀疑他们的父母做了什么样的错事，但是在这一起事件中，和其它类似事件一样，找不到有什么证据能证明他们父母有那么一点点过错。那两个利特尔顿男孩的父母是负责任的父母，关注此事的人们无法解释为什么他们的孩子变成了杀手。我深信这事与那些孩子在学校的经历有很大关系，他们在学校中受到同伴的排斥，被视作外人。 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使我发现，遭同伴排斥会对孩子产生可怕的负面影响。直到我受到同班同学排斥之前，我曾是个活跃外向的小孩。我的身材和年纪比起来要瘦小，我也是班上年纪最小的。在我八岁之前，我家搬得很频繁，八岁之后的四年里没有一个同学愿意搭理我。仅仅在一年之内，我就变得怯懦和内向了。 像是见到灵光的显现，我顿悟到孩子们的朋辈群体对他们的影响，并形成了一些有争议的见解，那是1994年1月20日当我正在读一篇关于青少年犯罪文章的时候。这篇文章说，青少年违法如此常见，以致于已经被视作正常行为了。作者又说他们这样做是他们渴望拥有成年人的势力和特权。我想道：“等会儿，这可不对。青少年做这些事不是因为想显得像是个大人样，如果他们想显得成熟，他们会去做那些乏味的成年人所干的活儿，如整理应洗衣物或计算应交税金额。青少年违法或者留奇异的发型等是因为他们想借此来蔑视成人的规矩和事务。 我突然想到，孩子们的行为不是由他们向他们的父母看齐的渴望所驱使，而是因为想互相看齐。孩子们会认同和他们自己类似的群体，而自外于其它的群体：青少年和成人不一样，男孩和女孩不一样。到最后，青少年一般都会变得正常，那是因为他们长大了，这意味着他们的朋辈已经不再是青少年了。 当人们分成群体时，群体之间的敌意是正常的后果。当青少年和成年人之间产生摩擦时，这一点很容易看得出来。但是我发现这个过程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了。社会学家威廉•考萨罗就描述过幼儿园的四岁孩子怎样合伙串通起来捉弄老师开心，他还表明即使非常年幼的儿童也会很快形成他们自己的一种文化。孩子们是相互学到这一点的，而不是从成年人那里。 我发现，进化论决定了孩子不会变成他们父母的小克隆人，而是变成一个更大群体（他们的伙伴）之中的一个重要成员。这是我们人类作为物种进化和存活的必经之路，这也是之所以孩子们更关心家庭之外事情的原因。在进行研究时，我发现父母对他们的孩子所做的只有短暂和有限的影响，这跟普遍看法是截然相反的。父母之言可能在能够影响孩子们在家里的行为，但是他们的这些行为并不一定会带到家庭之外。所以孩子们从他们的朋辈和外部世界里学到的从长远来说具有更重要的影响，原因在于那是他们在成年后要在其中生活的环境。 这一点可以从最明显地从那些父母跟附近人们多少有些不一样的孩子们身上看出来。比如说移民的孩子们，他们可以轻易而举地学会当地文化和他们朋辈的语言。他们会试图将这些带回到家中，要是他们的父母不去试着理解他们时，这些孩子们就会在家里使用他们原来的语言，而在外面使用当地语言，毫无困难地在两者中间转换。但是在他们成年后所使用的语言将会是外界的那种语言，即他们朋辈的语言。 如今，父母们都快要被各种建议淹没了，因为专家们认为父母是孩子们的生长环境中最重要的部分——这就是抚育的假定。提建议的人们告诉父母永远不要打孩子，即使他们只是在孩子的屁股上拍一下，也会使父母觉得非常愧疚。但是在六十年前，提建议的人们警告不要“溺爱”孩子，打屁股不仅被看作是一种权利，而且是父母的一项义务。 在我小时候——我生于1938年——绝大多数的美国人认为用毛刷或皮带打孩子是绝对正常的。现在我有一个三岁的外孙女，她从来没有被肉体惩罚过。这种养育孩子方式的重大变化究竟带来了什么呢？今天孩子们的攻击性减弱了吗？心态更好吗？更快乐吗？可叹的是并非如此，即使绝大多数人们养育孩子的方式跟以前他们曾祖父母养育孩子的方式很不一样了，这一点会让你怀疑那些向父母提建议的人们是不是搞错了。 许多父母将教导孩子树立像“辛勤工作是好事”和“说谎不好”这样的态度归功于自己，但他们忽视的是邻居的为父母者也正是这样教导他们的孩子的。孩子们的确从父母辈那里学到东西，但不一定是从自己的父母那里，更合适地说是从作为父母的整体那里。 心理学家肖洛姆•艾什在20世纪50年代作过一项针对群体趋同性的实验。艾什的每个实验对象跟其它几人进行对比实验。这个试验对象相信他人也是实验对象，但实际上他们是跟研究者串通好的，并被告知在被问及几根线条中哪根最长的时候要给出错误答案。许多实验对象对他们自己眼睛所看到的不再相信，改变了自己的判断以和其它人趋同。有趣的是，最容易向自己趋同心理屈服的实验对象不是十多岁的孩子而是十岁以下的儿童。 现在的父母们背负着沉重的包袱。他们被引导着觉得他们应该为自己孩子的任何不对劲情况负责。我写作《抚育的假定》就是要让父母们不再对他们自己不能万事做到感到内疚。父母们应该对自己宽容些，而不应成为孩子们的奴隶。他们的后代成为什么样的人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由他们决定的。 好消息是父母不会毁了他们的孩子，坏消息是他们无法让他们的孩子变成完美的人。 附： Nurture Assumption封底简介 当孩子有出息时，父母有几分功劳？而当孩子不肖时，父母应承受多少谴责？茱迪思•海里斯所带来的信息会改变为人父母者的生活：“抚育的假定”——即那种认为孩子们成为什么样的人除了遗传以外，是父母如何将他们抚养成人的结果的信条——不过是个文化奇谈。这本精彩之作向我们关于孩子及父母那从未置疑的信条提出了极大的挑战，而且提出了对于孩童时期的崭新观点。 海里斯用从一个新颖的看法出发，研究了真实孩子们的真实生活，说明了是家庭以外的经历，即跟他们的朋辈在一起的生活经历是最为重要的。父母们不能让他们的孩子社会化，是孩子们让孩子们社会化。茱迪思•海里斯以雄辩和幽默的写作解释了为什么父母对确定他们的孩子将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方面影响很小。 《抚育的假定》是本重要的也是读来引人入胜的书，它结合了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灵长类动物学、进化生物学的真知灼见，从而提供了一种对于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以及如何成为这样的惊人新观点。 作者介绍： 茱迪思•海里斯，1938年生，哈佛大学心理系博士生肄业，以前为儿童教育教课书编写者。《抚育的假定》（Nurture Assumption）精装版出版于1998年8月（平装书1年后出版），马上登上了畅销书榜并引起很大的争论，许多报刊杂志对其有佳评，包括《纽约人》，《纽约时报书评》，《纽约书评》，《时代》，《泰晤士报高教增刊》，《洛杉矶时报》，《新闻周刊》，《新共和》等。此书曾入选普利策奖非小说作品并已被译为超过13种文字，茱迪思•海里斯因为它获得美国心理学会最高荣誉——乔治•米勒奖。

[美]史蒂文·米尔豪瑟 著 孙仲旭 译 1 那幢新建筑耸立在镇郊，位于挨着购物中心的那个地块。并非像有人所说，我们当时对它一无所知，后来才吃了一惊。怎么可能呢？它就在那儿，挨着购物中心，工程很大，高高的围墙只是挡住了一部分，每天都有卡车进进出出，还不用说本地报纸上刊登的广告，要我们准备好迎接大事件。我甚至好像记得在挖土方现场某处看到过一块广告牌，上面有表格有照片，不过我现在没法打保票说有过。所以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它让我们猝不及防，似乎我们天真无知，似乎它就像奇迹一样，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在我看来，他们指的是当时，我们真的没怎么关心它。事实上，我们知道那种地方，我们去那种地方去了好多年，我们干吗要关心另外一个这样的地方？然后还有名字本身。“下一步”，这个名字让我们很多人心里来气，让我们心存疑虑，甚至满怀愤慨。那个名字似乎微笑着对你说：“我知道我让你无法抵挡。”而且还要狡猾地挤一下眼睛。所以我想说我们当初并不关心它，那并不完全是真的，因为在我们的不关心中，掺杂了一种恼火感，被人以某种方式对待时的一种抵制。但是我想准确地说，在它终于开业后，我们中间有很多人根本不急于去那里。 当然，我们中间那些躲着不去的人肯定会听到一些事情，根本免不了的。那就好像我们把什么都不去了解当作一件正经事去做，就像我们很讨厌它才会那样做。它有什么好讨厌的？只不过是镇郊又一处那种地方，开业时大张旗鼓，它也模糊地承诺过生活会更美好。我们几乎不去听哪些说法，然而公平地说，有几件事凸现出来，让人感觉奇怪。人们说，你进了那些门，会发现自己置身于一间巨大的办公室，有很多格子间，每个格子间里都有人，还有过道通往四面八方。我们听说的另外一件事，是那地方本身在下面，在地下室。那样安排，让我们觉得古怪，一楼有格子间，下面有货架。在我们真的开始去看一眼之前，我们真的想到它时，主要就是那一点。 我们的确去了那里，就像我们一直知道自己会去一样，部分是去亲眼看一看，部分是我想是去向自己证明我们躲着不去，并非想要表达某种观点。当然，有几个人是那样做的，他们有自己的理由，跟他们一直有的理由相同，但是对于我们其他人，还没有看到那个地方的人，则并非那样。我们不着急去，如此而已。我们发现的是常见的那种停车场，常见的那种又长又扁地扩张开的建筑，有很多玻璃门。最先让人感觉不一般的就是格子间，跟我原来想象的就很不一样。那些格子间不像我原来想象的一样正式而过于井井有条，而是随意的，几乎像是过节似的，一片一片聚集到一起，有宽宽的过道通向往下的电动扶梯那里。每个格子间都装着三面彩色玻璃板，一面开着，那样可以看到他们，从上面也能。让我吃惊的是里面看上去非常舒服、诱人——有些里面有几张扶手椅或者小沙发，有些里面有张桌子和椅子，但都有一点点居家色彩，会吸引你的眼睛，例如一盏带着流苏灯罩的台灯，或者儿童画，或者一碗橘子。所以当你走路经过那些格子间时，有种想进去看一眼的冲动。这儿那儿，你能看到有一男一女，当一个男的或者女的跟他们讲话时，他们专注地往前倾着身子。甚至在第一次去看时，我在走向电动扶梯时，记得想到应该抽时间走进一间格子间，看看那些究竟是怎么回事。 电动扶梯往下走，很下面，经过了别的往上开的电动扶梯。坐扶梯的长长那一路，你有种感觉是四周的货架在往上升，越升越高，直到被灯光淹没看不到了。如果你以某种方式看东西，会产生一种错觉，显得货架在动，而你站着不动。这是“下一步”最早期时，但是地下那层已经有了个外号：“底下”。人们会说：“你去过‘底下’吗？”而不说：“你去过‘下一步’吗？”所以我第一次乘电动扶梯下去时，我想：现在我正在看着它，“底下”。到最下面时，你会感觉像是站在大海的海床上，想要仰望天空。我后来得知，天花板本身有一百八十英尺高。你能看出建筑师已经尽其所能，来消解那么高而产生的令人沮丧的感觉——过道宽得几乎像是街道，这儿那儿，管理人员还开辟了“放松角”，那是几处开阔的地方，放了沙发和扶手椅，人们坐在那里读报纸或者喝机器里接出来的摩卡或者榛果咖啡。有几群人忍不住往上盯着看，就像到了大城市的小镇孩子。我也盯着看——我不在乎别人会怎样。那里似乎你想要什么都有，但是比起你在其他地方所发现的，这里的东西要多得多，应有尽有。我喜欢看着大型装货平台在货架那里从地板到天花板上下移动，每层货架也许有二三十英尺高。装货平台的样子就像四面都没有封起来的货梯。那里还有带扶手的走道，跟货架平行，在高高的头顶。在很高的上面，几乎看不到的地方，身穿黄色工作服的职员在把货物卸到装货平台上。下面，穿着褐色衬衫、打着深绿色领带的年轻职员在过道上走来走去，想跟你对上眼神，想了解他们可以怎样为你服务。 但是我去那儿，完全没想让别人为我做什么事，我去那儿是——嗯，这件事不好解释。我想我去那儿是随便看看。你不由得会注意到的一样东西是购物车，比一般那种更深更宽，漆成鲜红的颜色，如果你需要更多地方，前面还有特制的折板。更好的是双层购物车，高高大大，到你胸口那么高，推起来轰隆隆作响。你有种感觉是经营那个地方的人全想到了，大方面以及小方面。我想我在大海的海床上时，纳闷过还有没有别的地方能让他们发挥本领。 后来发现他们的确还是有地方的，尽管跟我有可能料想的大相径庭。我当时一路走过去，走过一条又一条过道，就像你在这种地方会做的。突然，一切都没有了，我不知道怎样可以说得更好。货架就是没有了，我不是说我遇到了一堵墙，那至少算是一样东西。我是说还有一片空旷而黑暗的地方。借助高高的天花板上的荧光灯，你还能往那边看得很远，可是再远就什么都看不到——一片黑暗。离货架尽头大约一百英尺远的地方，是一道工地围墙，围墙那边，我能看到挖掘机和自卸卡车的上半部。在货架和围墙之间，我看到了泥土、石头，几个锯木架，地上还放了顶安全帽。你有种印象是那些地方准备好扩张了，最终也的确扩张了，不过甚至在当时，就有传言说在你看不到的地方正在挖地下室，也划出了地块。 2 我第一次去那里看过之后，离开时，不知道自己有何感觉，这件事本身就值得考虑一下。总的说来，我不怎么喜欢又大又吵闹的地方，不过我想买什么东西时，还是会去那里。但是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大得比大还大，大得让大这个词不再有什么意义。它意味着旧词不再适用——你需要新词，需要新的感觉。你无法马上就知道该如何衡量它，而你对别的地方则能做到。 所以在接下来的几天、几周里，我都在琢磨它，想把它弄明白。有一件事我知道，那就是我对那些格子间感到好奇。我喜欢它们的风格，喜欢它们耐心地待在那儿，等着你走进去。进来呀，它们说，进来看看我给你们准备了什么。我还一直想着那次乘电动扶梯慢慢到“底下”，货架升起来，还有那一切消失在黑暗中，留下一种承诺，即还会有更多。我不喜欢的，是所有那些货架极高的高度。我不喜欢感觉自己身处一个地方的底部，我也许永远都离不开那个地方。可是我想让我感到不安的，是知道自己还会回来。准确点说，并不是这一点。我不介意知道我还会再去看那些格子间或者乘坐电动扶梯下去。我介意的是那个地方本身似乎知道我会回去，它——“下一步”——很有自信，很明白它对人们的影响。那是我避而远之的主要理由，第一次和第二次去那里的间隔长得不正常。 当时，我在斯隆与威尔逊公司的理赔部工作。有一天过了中午才吃午饭时，一位同事告诉我们说她最近买东西全都改去“底下”了。她说她考虑过，想好了对她来说这样最方便。有很多人也有同样的感觉。有人说他看不出有什么方便之处，因为你要想到下面，只能经过那些格子间。然后又有人说他觉得那些格子间是那个地方的意义所在。我问他那样说是什么意思时，他回了句“哦，你懂我的意思”便什么都不肯多说。 那是我避而远之的又一个原因。无论你是走出自己的家，还是走在人行道上，都不免会听到人们提起那个地方。人们说，他们真的挺能帮助人的。人们说，“底下”总是在改进。装货平台已经正在更换成更好的设备，每天都有新开的部门，木匠们在那片黑暗的地方干得热火朝天。我就像你们会做的，听着人们那样说，但同时又没有在听，我抗拒。我想到了别的事情，我知道被所有那些说法带着走并不是件好事。 后来有一天我又去了，没有任何理由不去。我没料到外面有了新变化。这时从玻璃门到停车场有加顶篷的走道，似乎是前来迎接你，把你吸引进去。柱子上挂着监视器，能看到人们走过去。柱子之间，白色花盆高高挂起，贴近拱形顶，里面满满地开着粉红、黄色的花。在里面，格子间几乎还跟我记得的一样，不过那里比以前更忙碌。但是要么是布局改变了，要么是我进来的门口跟上次不一样，因为我只走了一小段路，就察觉自己到了一片挺开阔的地方，像是一个公园，有一簇簇树木，枫树、橡树和几棵我认不出来的什么树，散布着野餐桌，还有一条里面有石头的溪流，这一处那一处，还能看到开着窗口的食物供应点。这是餐饮园，在这里，你可以买块排骨或者一盘泰式炒饭或者里面有碎核桃的圣代，可以在树下的野餐桌上吃掉，要么在一条曲曲折折的小路上散步，路上有些地方宽了一点，放了张木制长椅。从餐饮园那里看不到格子间，除非你在靠边的地方。一家一家人在树下坐着吃东西，孩子们在蹚水，那个地方，有种放松、平和的氛围，让我想到小时候跟父母去河边在松树下面野餐。你马上可以看出就是那种东西能够吸引人，就像一个炎热的夏日人行道上有遮阳篷。我觉得我想坐到小溪边休息一会儿，就像一个远道而来的旅人一样。后来在树荫吸引我进去之前，我强迫自己转过身，因为事实上我并没有长途跋涉而来，走的路根本不远。 我吃惊地发现自己又到了一间间格子间那里，全在那儿，目光所及之处，一间接一间。一路走过去时，我注意到许多隔板上挂着小小的标语，例如：“我们永不停步。”或者“总是更好，总是最好。”并非所有标语都像那样——有些比较柔和一点，例如“我们会照顾您。”或者“您把操心的事情留给我们。”我开始去寻找一些居于中间的，没有努力想说服我相信什么事的，最后我进了一个格子间，那里有条小标语：“欢迎来到‘下一步’。” 一个三十岁上下的年轻男人从桌前站起来跟我打招呼，他穿着一件薄薄的运动夹克，打一条朴素的领带。他请我坐下来，坐到一张有着软软的垫子的小沙发上。他仍然站着，跟我解释“下一步”很重视为来访者着想，希望尽可能为我们提供服务。我想喝杯咖啡吗？他说，我完全可以不把他对我要说的话记在心上，可是他向我保证听他说一遍是值得的。说到这里他坐了下来，说他希望我不介意他跟我实话实说。我让他说吧，我无所谓。然后他说，人们可以分成两类：对自己的生活不满意的和满意的。不满意的想满意，满意的想更满意，因为即使是那些满意的人，内心也有些不满之处，限制了他的满意程度，让他们感觉有缺憾。他说，“下一步”准备帮助这两种人都能实现目标。他说话时，眼睛直视着我，带着既认真又友好的关切之情，不过有一两次，他在想到一个词或者在说出一个短语前，略微把头扭开一点望向别处。我注意到这种习惯给他所说的增加了一点戏剧特点，他在把头往后甩时，又加强了那种效果。我看出他很擅长做自己在做的事，无论是什么。他在说话时，我问自己这是否是个不满意而想要想满意的人，要么是个满意而想要更满意的人，要么是个界于两种人之间的人，如果那是有可能的话。 接着，他用很客气的语气说他希望我能允许他问我几个问题。我跟他耸了一下肩，说没问题，干吗不呢，他就问起我的工作、住宅、健康、退休计划，以及在我考虑起自己的生活时，感觉自己的满意程度如何。他说在“下一步”，有很多机会可以提高我的生活质量，每一天及长期而言都可以。有些人从他们正在干的那类工作直接跳槽到“下一家”干同一类工作，工资更高，投资机会也很多。别的人更喜欢参加提供给所有层次人们的培训计划。另外还有一些人对于改变感到心中无数或者担忧，有些计划是针对他们这种心中无数或者担忧的情况。他说他自己一开始，抗拒过改善自己的生活，所以他了解那种忧虑会带来妨碍。他要我填一张表格，问到的问题包括我的薪水、我的住宅估价多少，以及我在工作及个人生活中感觉到的满意或者不满意程度如何。我会在三周内收到一封信。这次见面（如果这个词用得正确）结束时，他站起身跟我握手。“我们相信我们能提供帮助。”他说。当我露出微笑，回答说我不需要帮助时，他又像之前那样看着我说：“我们正是那个意思。” 乘坐电动扶梯下楼时，我还在想着那些话，但是甚至在往下时，我就注意到了改变的迹象。在我的下方，电动扶梯两侧，我看到一个拱面把两条过道连接起来。只是到了最下面时，我才开始看出这样做的用意：每个拱面都是一道顶篷，在离头顶大约二十英尺的高度延展开来。每条过道上方都有拱形顶篷，贴着货架边，安装了射灯。我马上知道，那些拱形顶篷是为了消除货架给人的压迫感觉，看到“下一步”明白自己所犯的错误后，已经做了什么事来弥补，这让我感到高兴，但那不是我全部的感觉，同时我也感到不安——也就是说，为“下一步”打动了我而不安，为它让我感到高兴而不安，如果可以那么说的话。 后来我意识到新顶篷带来了另外一种变化。装货平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排黑色的，有点四方形的面板，沿着货架的一溜都有，高度及腰。每个面板上有一块屏幕和一红一白两个按钮。一位店员走到我跟前，向我解释怎么使用。你按一下红色按钮，一排排简单的图片——一座收音机闹钟，落地灯，写字台文具盒——出现在PD屏幕上。他说PD代表产品展示。你用手指触摸一幅图片，那种产品的各款型号就出现在屏幕上。你用触摸来选择想买的那一款，一件商品就从上面的货架掉下来，掉到你脚边的一个箱子里，这个箱子跟各个货架相连，上面有个把手，可以拉开来。那些面板被称为“虚拟盒”，由智能卡驱动，“下一步”的会员能领到智能卡。 PD屏幕前有人排队，这里那里，有种弄不清楚的样子，但总而言之，我觉得装货平台被取代是个好主意。过道的顶篷让你忘了高高耸立的货架，箱子容易打开，一旦人们掌握了窍门，PD屏幕也容易使用。我琢磨设计工程师们肯定发明了让高高在上的商品掉下来时的缓冲方法。后来我看出自己正在被吸引进去——像我这样，对这种地方没兴趣的人。然而就在我收回自己的心思，警告自己得小心别被“底下”所吸引时，不觉一路走过去，一边听着物品掉到箱子里的声音，一边寻找这一切哪里到头。 有一阵子，我感觉几乎在过道上迷路了。过道都不算长，但总是以直角接着一排排货架。我想，这就像新的过道顶篷一样——是想让你在地方很宽敞时，不让你感觉不自在。你能看出他们想弱化那种大的感觉，把它拆成小小的片片相连的地段。我接着左看右看时，意识到在“底下”的这儿那儿，有着凑在一起的几处收款台。我想到了一个问题，我对自己之前没有想到过而吃惊。他们怎样把购物车弄回楼上？你能看到购物者拿着袋子乘坐上行电动扶梯，可是更大的东西怎么办？比如割草机、烧炭的烤炉、健身自行车和阿迪朗代克休闲椅，积起来的购物车怎么办？一个穿着褐色衬衫、打着绿色领带的店员肯定是注意到了我的困惑，走上前问能不能帮到我。听了我的疑问之后，他领着我去了凑在一起的几处收款台。在那些收款台的后面，有一条条他所谓的“回程”。他解释说那些是专门设计的电动扶梯，每一级宽宽的，就是用来放大件物品和全部购物车。他说，出口正对着“回程”，全都位于上面建筑的外围。你乘坐自动步道上去，可以把你带到停车场。 我穿行在各条过道上时，注意到我经过了许多“放松角”，从我第一次来过之后，那种地方好像数量增多了。有些RC——人们是这样叫“放松角”的——现在有着样子古怪的东西：宽宽的圆柱形柱子，六英尺高，四周都是屏幕，播放的是“底下”不同地方的图像。在屏幕上，你能看到人们在往他们的购物车上装东西，查看“虚拟盒”，往前走。一位店员告诉我，那些柱子被称为“观察塔”，之所以树在那儿，是为了让过道协调员了解顾客流量。我向他道了谢，继续往前走。我正在想着那些塔时，突然发现自己到了一条过道的尽头，再次看着黑乎乎的地块。但是甚至在这儿，也有些改变。 那片缺少植被的泥土地平平整整的，空气中有股柏油味。在阴影中，我看到一辆黄色的铺路机缓缓开动，后面有个大大的滚轮。工地围墙已经没有了。更远地方，我看到有一片黑色的树木，我能看到摇曳的灯光，那些灯似乎一闪一灭，隔着树叶看灯时会那样。出于某种原因，大概是因为那些传言吧，在我看来，掩映的灯光，似乎是位于那边黑暗中一个看不见的镇上的街灯和居民家中窗户那里的灯光。另外，在购物车的咔嗒声和邻近过道人们的说话声中，我好像还听到某个夏夜时隐隐约约的声音：从开着的厨房窗户那里传来盘子磕碰的声音，一声喊叫，关上纱门的声音，昆虫低沉而单调的鸣叫。 我转身走回“底下”，里面很亮堂，一直能听到商品掉进箱子的声音。过道上从这头到那头，都能看到人们正在从箱子里取出商品放到购物车上。接着，当我站在那儿看着购物者，听着一个看不见的镇子传来的声音时，我觉得我就要理解什么事情。当你夜里站在沙滩上，看着黑色的浪，了望夜色与水面在何处融合时，就会产生那种感觉，只是我当时站在一百八十英尺之下，在“底下”的边上，看着整个一条过道，我当时就要了解的事情跟商品落进箱子的声音和树木那边灯光掩映的样子有关，但不管是什么，我未能把握住，就在一切的边缘那里。 我第二次去看过又回来了，似乎我航海去了另外一个国家，回到家里，回到熟悉的灯旁熟悉的椅子那里。在格子间的会面，“饮食园”，PD屏，树木间掩映的灯光，在夏天某个周六下午明亮的光线下，那一切都似乎是奇怪而且不可能是真的。在我住的这个街区，你能听到小孩子在玩投接球的游戏，电动树篱修剪机在响着，锤子重敲的声音。我真的去了我去过的那里吗？整个去的那一趟，都贯穿着另外一种感觉，一种难以确定的印象。我觉得这是种警觉和印象，似乎我不知道刚刚看到的是什么。哦，我知道我看到了什么，我不是指那个意思。可是还有别的我没有看到的东西，在我看到的东西的后面或者在其中间的东西。我怎么能解释呢？格子间，“底下”，那全都开始对我起作用了——这一点很清楚。但我知道我不会再去那里，暂时不去。无法解释为什么，可是就好像那地方力量太强，以至于如果你再去，会不管怎么样被捉到。 3 在这段躲着不去的时间，我在理清自己的印象时，邮件中收到一封来自“下一步”的信。我当时花了很多时间想弄明白我所看到的，结果完全忘了那份表格的事。事实上我没有忘掉它，没有完全忘掉。它还在那儿，就在我脑子里别的事情旁边等着我，可是我当时尽量不去注意它，而是望向另一边。信封里有一位副经理写来的一封信，还附上了那张表格的复印件。那封信中称在研究了我的工作经验、薪水和我在生活中的期望之后，管理部门准备给我一份跟我目前所做的类似的工作，在信息部，薪水高出不少。还有一项在职培训计划，培训中，我将学会怎样收集家庭用品部每小时的销售量并输进一个数据库。工作两年后，我还有机会被提拔到更高的职位，享受更多福利。 这封信给我留下了跟我第二次去那里后同样的印象，它让我感兴趣，而且不仅仅感兴趣，它搅乱了我的心，然而同时又让我警觉。事实上，我对于自己在斯隆与威尔逊公司的工作根本没那么满意，在那里，工作时间长，升职规定模糊，未来也不明朗。在过去半年里，公司动不动就裁人。所以不难看出那封信为什么让我感到不安，那就像有人在你耳边悄声说什么话。它让我想抽身而去——让我想观望一下。这倒不是说在当时，那封信是我心里唯一想着的事，因为那段时间，我刚开始听说卖房的事。 我们听说镇上的房子正在被出售给“下一步”，然后他们又把房子卖给高级雇员：产品推广经理，销售管理人员，购买趋势分析员，顾客品味工程师，包装协调员，消费者期望指导者一类的人。对了，这件事本身并没有任何令人吃惊之处。住房市场发展良好，一直有房子卖出买进，这样说是有道理的，即在我们这个镇上班的人应该也住在这个镇。不过呢，还是有一项事实需要考虑，一则信息需要我们在心里反复琢磨一下。我们首先知道，卖房子的人最近全部都被“下一步”雇用，他们除了从事技能要求低的工作如底层店员、货架装货员、过道清洁员、柜台售货员、屏幕监察员和保安协调员之外，还从事如信息收集员，顾客行为记录员、产品展示开发员和顾客满意度调节员这样的中等工作。 我们得知的第二件事，是卖掉房子的人搬到了下面住，房子是以很公道的价钱租给他们的。想想这样也挺有道理——新员工现在去“底下”上班近多了。他们不再需要开车到上面的停车场，走过格子间，坐好久的电动扶梯到货架那里，而是可以一直待在上班所在的同一层。即使这样，我们这些住在上面的人还是忍不住纳闷你怎么能放弃镇上的一座房子来住到地下。我们努力去想象时，看到了下面的黑暗，黑暗和郁闷。后来我们听说——但还只是谣言阶段——和地上的家比起来，下面的家也有一些优点。据说，新房子有一流的厨房，配有上面平滑的多头炉、花岗岩面的台子、不用手拧开的电动水龙头、装修好的地下室、大屏幕娱乐中心、配有雪松家具的硬木地露台。作为租约规定的一部分，房东要保养专门栽培的草坪、保养管道、修理电灯器具和电热护壁板。在下面，温度总是适中，从来不下雨，你家门前的步行道上再也不会有冰。甚至有人说起对健康方面的好处，因为你不用担心像因为日晒过多而引起的基细胞癌之类。然而，我们还是难以想象看不到阳光是种什么样的生活，不过我们听说照明系统特别好，当然你在午餐休息时间或者下班后或者休假时，完全可以上来进入有阳光的世界。 我现在回过头看时，难以摆脱这种想法，即肯定有过一刻，各种情况处于平衡点，当时事情本来还可能向着别的方向发展，所以如果我们当初更有远见，对正在发生的事更警觉，也许能够阻止事情发展得过头。我们中间有不少人相信这一点，有人跟信得过的朋友在一起时，甚至时不时大声说了出来。我自己有过同样的想法，然而现在，我真的想起来时，觉得从来不曾有过那个关键时刻，反正被我们忽视了，而觉得从一开始，事情就确定下来，长远说来，无论我们有可能会做些什么，无论什么，都不会有什么影响。 难以记清楚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我很肯定接下来听到的是“发现”，一开始不是那么叫的。当时，那只是人们在街上、餐馆和卧室里谈起的一件事而已。三个十几岁的少年在“下一步”的后面随便走动，那里有一堆堆木制的货物托盘，送货卡车进进出出。那几个孩子被保安赶走了，但是之前，他们看到了像电冰箱那样大的板条箱被慢慢运到下面。这件事本身根本没什么奇怪之处。我们知道商品需要以这样那样的方法运到下面。当人们在镇那头的一座老仓库后面新发现一座电梯时，这件事就值得猜度一番了。接下来的几周内，又发现了第三座、第四座电梯，一座是在镇上另一侧的一座被废弃的工厂后面，另外一座是在北边树林中的一片空地上。触动我们的，是这几处运货电梯相隔遥远。还会有别的吗？我们想到有一个地下隧道系统，商品在隧道中运输。我们中间有些人觉得要么那些电梯也许直接通向下面那个镇的卸货站。 不管是怎么回事，我们镇上的人开始变得不安起来。谁拥有我们下方的地带？我们想知道。“下一步”把我们脚下的土地全买了吗？我们举行全镇会议，有人发了脾气。有人声称如果你拥有四分之一英亩的地块，你就拥有你这块地下面四分之一英亩大小的地方，一直往下，你能往下多深都可以。有位质疑的人问那是否意味着你拥有一直往下的地方，直到熔化了的地核，然后一直到另外一边的部分地球。最后终于决定了镇下面的土地，从十八英尺再往下的，属于镇上，可以或售或租。有很大一部分已经租给了“下一步”，收益让我们这个镇在各方面都受益。的确，行政委员会中有三位成员已被“下一步”聘为顾问，这导致又开了几次会。作为一次全镇投票，大批镇民都参加了投票，支持把租约延续下去，据说那符合双方利益。 同时，整个镇上的房子都在被售给“下一步”，后者接着把房子卖给中上阶层的雇员。新的房主保留了庭院以及外面的东西，但是逐步把一座座房子变成办公场所，原来的客厅就成为办公室。如今有可能在你家附近找到一位代表聊一聊，而不是开车去那些格子间。另外一项好处，是在下面购买的任何一样物品，都可以方便地退货给那些新办公室中的一间，只隔几个街区。 因为在每一片居民区都在发生这些事，我想尽量把这一切都弄明白。我知道整个镇上即将迎来大变化，可是我不知道那对我们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我唯一有把握的，是一切都发展得太快，我想找回以前那种什么都慢吞吞的感觉，就在发生那么多变化之前。我甚至不再去购物中心，那里离“下一步”很近，似乎之所以在那儿，就是为了吸引人们去它的竞争对手那里。另外，购物中心也在改变，它开始有种半被废弃的样子，就像夏天结束时破败的游乐场以及座位上有弹簧伸出来的老电影院。空购物车横七竖八地留在停车场上。就连在镇另一侧的我去购物的那家大超市也让我觉得萎缩了，缺少生气，闷闷不乐的人们动作迟缓地在这里漫步，拖着脚走。药房那里，地上掉了个瓶子，周围是一摊黏稠的红色液体；在男士服装区的一条过道上，头顶有盏灯猛闪，就像夏夜时看到的不闻雷声的闪电。 4 有个周六上午晚些时候，我开车去了“下一步”。那幢建筑变样了。到处建起了新的侧楼和扩建部分，还开了一些很大的入口，大块的玻璃从过梁接到了屋顶。整个建筑侧面有高高的白色塔楼，塔楼顶上有雉堞，就像城堡顶上那样。每座塔楼上都飘扬着一面蓝色旗子，上面有白色字母“NT”。在新的侧楼和入口里面，有标着各种服务的隔间及柜台：银行业务，抵押业务，各种人身保险，眼睛护理，葬礼安排。以前的格子间在往里更深的地方，但是现在有很多上面挂着诸如“贷款”和“投资顾问”之类的牌子。 过了一会儿，我走到以前的餐饮园所在的地方，现在是个大得多的公园，用锻铁尖柱围栏围了起来。你能看到里面有喷泉、帐篷、餐馆、凉亭、旋转木马，甚至还有个小动物园。入口的大门上挂了块牌子，写着只有“下一步”的员工及其直系亲属才可以入内。 在下面，在“底下”，购物者从一个屏幕走到另一个屏幕前寻找要买的商品，商品掉进桶里。我注意到有几项改进：PD屏幕上方那排货架上，我看到有小小的不锈钢小圆盘，大衣钮扣大小，我得知那叫做监听器或称“ASU”，可以让远处监听站的职员能偷听和记录顾客对商品的反应。这儿那儿，在过道的尽头或者开阔的广场上，我注意到有样新东西：红色的铁柱，跟停车计时器一般大小，顶上有个面板，有读卡孔。如果你插进你的菜单卡——可以在任何一个格子间以公道的价钱买到——电脑会替你选择要买什么，选择是基于你的购物历史和申办卡片时提交的一张详细的调查表上的答案。尽管这套系统尚处于早期，这幅景象本身还是打动了我：顾客被邀请去体验那种购物氛围，却根本不用去像购物本身那样辛苦一番。你在收款台附近选中你那辆已经放了东西的购物车，这时你可以把不想买的东西拿出来。你把菜单卡插上后到你挑出你那把购物车之前，可以惬意地在放松角坐一坐，或者走向“底下”的尽头，那边正在发生很大变化。 过了货架那边，已经看不到有哪里不平整。地面铺好了，一直接到灯光掩映的那一带黑色的树木处。我的左边右边，目光所及，全是铺了沥青的地面。到处有人在工作，在往柱子上安装监控摄像头，在给种有灌木的安全岛上做工程扫尾工作，收拾好接着宽宽过道的带篷的引道。我询问一个工人（是个穿着深蓝工作服的年轻人），他告诉我再过一周就可以使用。我表示惊讶时，他解释说在这里生活的人——他的手向着树木那边一挥——很快就能把车直接开到“底下”的任何一处，停在这里，没有什么门阻挡就进来了。这片地方已经有些地方开始使用。过道会二十四小时开放，所以那些灯光明亮的货架可以一直展示，不过过道尽头无门的入门那里，会安装防盗探测器以防盗窃。铺好的地面整个包围着“底下”，而哪边都是镇子，就在树后面。 我问他有没有可能看一眼镇子时，那个年轻人哈哈大笑，说我已经在其中了，“底下”就是下面这个镇的中心，人们就住在它的周边。这时，他的胳膊幅度很大地挥了一下，似乎涵盖了那些树、掩映的灯光和全部的黑暗地带。但是我自己也能看到下面这里是什么样，如果我想去看的话，我只用走过铺好的地面走进树木间，人们一直在那样做。 后来发现那些树形成了一片小树林，中间有曲曲折折的小道，还有一条路穿林而过。这儿那儿，树枝上吊着一盏盏嵌玻璃的灯笼。在另外一边，我踏上一条灯光明亮的街道，它跟那一溜树木平行，又有别的街道以直角岔开。我看到了那些住宅，门廊上面开着灯，亮堂的院子里有小孩在玩韦弗尔棒球或者在喷水器下面跑。院子里靠近白色尖桩篱栅处，柱顶上装了灯笼。每座房子都有泛光灯照下来，我注意到所有屋檐那里都装了长长的荧光灯。一条狗躺在私人车道上，一位年轻的妈妈推着一辆婴儿车走在人行道上。尽管光线不好，我还是意识到这是夏天的下午三四点时。高高的头顶上，有隐藏的灯照下来。有个男的站在一条泛光灯照亮的私人车道上，正在用软管冲洗他的汽车。街道边上有带横杠的电线杆，从电线杆到房侧的电线在街灯照射下反着光。 除了感觉是白天，却看到了夜晚的灯光，其他一切都让人感觉很熟悉：小孩子在玩，喷水器在转动，一个男孩骑车经过。这不是我们那个镇，因为那些房间和院子都有点变样了，但是感觉这里是我们那个镇的一个版本，一个由我们那个镇生出来的镇，一个自身更为协调的镇，那是我们的镇子绝不可能达到的。你能看出这部分是因为规划者努力达到的某些效果所造成，例如老式的电话线杆，横杠上装有玻璃绝缘体，而不是新式的铁线杆，再如有着球形玻璃罩的街灯，根本不花哨，但是让人联想到更好的时候。多数住宅的前廊上，有老式摆动式沙发椅，我甚至看到了前门处的牛奶盒。你能看出他们想把你带到过去，你不由得会欣赏那种总体上的效果，即使在你已经看出了他们意图何在。上面，在我们的镇那里，即使是最好的时候，你也能感受到可以说是种忧虑感，紧张感，那种感觉从房子里流到街上，往上进入树叶。我不知道那种忧虑感来自何方，但有时你几乎能够听到它，就像一根电线中的嗡嗡声，在炎热的蓝天下的夏日午后，或者春日的黄昏，在前门砰的响了一声到电话铃响起的那段宁静时光中。当然，那只是种印象而已。然而在下边这里，你似乎可以躲开那一切，过上另外一种不同的生活。 我走到一个街角，那里有两个梳着金色辫子的小女孩坐在街灯照亮的一张桌前。她们在卖柠檬水，柠檬水盛在一个反着光的玻璃罐里，那个水罐让你想到围裙和做甜饼干的生面团。我当时口渴——她们把纸杯子倒得满满的。我喝水时，抬头看了一眼天空，那里有隐藏起来的灯柔和地照着。我不知道那些灯到夜里会不会调暗，要么始终不变。我把杯子放下，扭头扫了一眼走来的方向。隔着那一排树，我看到“底下”那里无数的货架，灯光通明，在黑暗中耸立起来，就像古老平原上的一座城市。 我回到“底下”那边，乘电动扶梯到了格子间那里，然后走出去到了停车场。太阳光强烈得我得用手遮着眼睛。热气从沥青地面和汽车上升腾起来，汽车一排排停着，在阳光下亮闪闪的。我记得才几年前，停车场还是购物中心附近的一片原野，长着深深的草和野翠菊。二十年前，购物中心本身还没有，镇的这一带当时还是农村。再往前，谁晓得呢，是野猫和印第安人的地盘吧。一切都在变化，不可阻挡。我向我的汽车走去时，有种感觉是如果我扭头，会看到机器正在拆毁我身后的建筑，树起铁柱，把玻璃板高高吊起在空中。 后来几天里，我忙着自己的事，什么都没考虑。但是肯定心思也没有闲着，因为几天后，我接受了那封信中所提供的职位，两周后开始接受在职培训。培训是在一楼，在新扩建部分的一间小办公室里。开始培训后过了一周左右，我把我的房子卖给了“下一步”，价钱比市场价更高，我签字入住了下面新居住区的一座房子，那里地点不错，远离接货仓库。那一片比我习惯的要小一点，但是那座房子的厨房里有张花岗岩面的台子，有着密封的三层窗户，前门廊上还有张摆动式沙发椅。除了保证金和头一个月的房租，别的什么我都不需要支出，他们甚至会报销搬家费。有一阵子，我不习惯从我所住的新居住区开车到树林那边的停车场，进入“底下”，坐电动扶梯下去，在扩建的那边一路走到办公室。但是从好的一面看，我不用换楼层就能购物，培训计划管理得极好，我知道一旦我干起新工作，就会过得更好。 那段时间，我有时还会去看一看旧镇，那里一天天在变化。主街上的小店铺没有了——波利塔诺的杂货店，克莱恩的男士用品店，烟草店和报刊摊——但是那条街一改衰退之相，变得欣欣向荣：老的地方现在成了“下一步”新的特殊商店，上面镇上的人可以不用去“底下”，而是在这里购物。镇郊那家购物中心已被改造成“下一步”的一座办公楼，开了新的主要入口，还增加了第二层。购物中心旁边“下一步”的旧建筑关门装修，只开着一扇门能让人进去。我看到门里面，工人在为一幢五层楼的办公楼架起隔开里面的墙壁时，用螺栓把钢梁固定在柱子上。一楼那里，正对着打开的那扇门处，以前的格子间只剩下几个。隔着锻铁围栏，我看到一块平坦的泥土地延展开去。 镇上的房子也在变样，现在只有几幢还当住宅用的属于高级别雇员拥有，他们如今也在盖侧房、增加楼层，建起上面的露台和装饰性的塔楼。我看到了能放三辆车的车库，前面的走道两边有石狮子，门廊上有高高的白色柱子，有着彩色玻璃窗的门和维多利亚时期风格的气窗，像旅馆一样的鸟巢吊在遮荫树的枝干上，园丁跪在天竺葵苗圃旁干活。 几周后，我开始工作了，地点在接着“底下”的两间过道的一座附属建筑中。那是一年零三个月之前的事了。工作时间比我原先预料的要长一点，因为除了正式的上班日朝九晚五，还有规定的工作，每天下班前必须完成，所以你延长上班时间，以适应工作。幸好可以省出一点时间，因为开车回家不远。鉴于我上下班都得经过“底下”，可以顺路买下一周所需的东西。到了周日，我有时会去上面那个镇看一两个小时，不过我通常累得只是付一付账单，玩玩填词游戏。 我上一次上去时，去看了以前住的那一带。到了我那条街，几乎没认出我住过的房子，它现在是三层楼的，接着卧室那边，建起了有飘窗的侧房。街对面，几个高中男生在一条私人车道上打篮球，后面一幢高高的白色房子拔地而起。我站在路缘那里看着他们。他们长得高，动作敏捷，头发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然而触动我的，是他们身体上的优雅特点和动作的流畅性。后来我意识到了别的什么，肯定一直都是那样——不停地善意取笑，轻松地嬉戏，那似乎是产生于流畅的动作，除非那是流畅动作的另外一种形式。我想在下面我那个镇上，好久没听到过那种声音。 我站在那儿看着时，一位身穿黑色制服的保安从街角那边溜达过来，要我报上员工号码。“准备待挺久吗？”他递回卡片时问道。他把指尖别到腰间宽宽的皮带下面，好奇地看着我。“我们上面没有多少你这样的人。”他说。 最近，我的工作让我一直很忙碌，通常八点之后才能到家，还有很大压力让自己去做更多的事，让他们瞧瞧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你在这样一个正在发展壮大的机构工作，就得想到会这样。他们想让你努力工作，他们认为谁都得努力工作，如果你松松垮垮，就会被警告。警告三次，你就出局了——没有工作，没有住房，因为他们不会续租给你，你得搬到别的镇上，好给下位员工腾地方。他们在这里可不是开玩笑。在把家用产品、电器和建筑材料销售率输进数据率而度过了漫长的一天后，我喜欢回家后四肢摊开躺在沙发上，有时候还没做晚饭，就在电视机前睡着了。我周六上半天班，通常下午也工作几个小时，周日不上班时，我去补买东西，干家务活。 有时，我推着购物车漫步在“底下”的过道上，要么周日下午坐在家里开着灯的前廊上那张摆动式沙发椅上时，会突然想到我以前所住的上面那个镇。我童年时的家历历在目，那里有深而凉爽的地下室和充满阳光的厨房；还有后来住的房子，房后封起来的阳台，从那里能看到梓树，我记得有弹性的梓树叶子，绿色的荚果垂下来还有阳台纱窗上的光影变幻。我喜欢想着那两幢房子，但那并不等同于想再住到那里。它们属于另外一段时期，如此而已。有人谈论起那段时期的口吻，就好像他们谈起过去的一切那样，似乎它有种特殊光芒。好吧，它没有那种光芒，你无法再次看到那种光芒，它业已不在。如果你伸过手去，根本什么都感觉不到。 下面这里，一切都按部就班，不过也有些变化。以前的“回程”半年前左右已经停掉，最后一座电动扶梯最近也停了。人们有怨言，可是既然上面没有人到“底下”，干吗还要开电动扶梯呢？再说，你要是想上去一会儿，还可以爬楼梯嘛。下面这里有些居住区管理得不到位，特别是靠近送货仓库那里，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有货物往下运，卡车一直来来往往。有时“底下”这里某样商品走俏，例如煤气烧烤炉或者植物生长灯，他们也不像以前那样快地补货。你可以去投诉处填张表，但是去那个地方挺费事，而且排的队很长。 你听到人们说上面更好，但是我对那里并不了解。关于别的地方，人们难道不总是这样说吗？我甚至听到别人说我们下面这里的人长得不一样，我想一定程度上的确如此。像我们那样生活，肯定会变得肤色苍白，只能指望这样，当然除了使用晒黑灯和护肤霜的那些人身上不自然的黑色。有人说，再过三十年，我们会全变成长着胖腿、眯着小眼睛的白色软绵绵的东西。那些人是经常想让你去他们的健身房或者尝试某种神奇健康疗法的人。的确，有时我们身上有种疲惫感，一种沉重感。你在“底下”能看得出来。前不久的一天夜里，我看到我所在那幢附属建筑里的一个女人只是站在那儿，在一条过道的中间，塌着肩膀，一动不动，眼睛哪儿都没看，垂着胳膊。但是在每周六天，每天都上好长时间的班之后，你又能指望什么呢？那样可以解释何以有很多人有着那样一张脸，眼神呆滞，嘴部肌肉松驰。人们感到累，就是这么回事。他们不上班时，走得慢腾腾的。他们勾着下巴，臀部的肉越长越多，往下发展到堆到鞋面上。这都是不可避免的。就像有人所说，如果下面这里人们一天到晚都生病——头疼、感冒什么的——他们可以马上去“下边”外围那间新诊所看病，以后再补上工作。你会以为上面的人从不生病。依我看来，觉得这山望着那山高，那样对你没有任何好处。也许上面的情况的确不一样，也许上面的人们以另外的方式过日子，没有我们的烦恼。说到我自己，和我在上面时比起来，我现在并没有过得更糟糕，因为卖了房子，银行存款增加了，不过上班时间比我预料的要长，街灯总是会坏掉。一棵树倒下来压住你时，你得等上几周，才会有一辆车侧标着“NT”的卡车开来把树吊起来。完全不能否认他们在街道修补上动作迟缓。有时，你听到人们说起会有改善措施，例如高架单轨铁路系统，会完全让路面不走车辆，但是我并没有抱以极大期望。我对那些到处冒出来的算命摊和流行一时的鬼和灵魂没有兴趣，对经常听到的新的崇拜（例如“第四个千禧年”和“末日先知”）也是，不过我想人们不上班时，需要做一些事情。情况不像我当初所想的这样，但上面的情况也不算十全十美，远远不是。至于工作嘛，每个人都上班，你上班一直到你倒下。就是这么回事。再过九个月，我就应该被提拔了，有很大机会搬到旁边的办公室，有着正对那块地方的大窗户。 前不久，我们听说“上头”（那是我们对上面那个镇的叫法）的最后的一幢房子也卖掉了。传闻说有人在别的镇看到了外联部的现场人员，他们去看购物中心，拍照，询问购物者。人们提到有计划要建成新的地下社区。你听说有更大更好的“底下”、连起来的隧道，我们镇下面还有镇。对于这一切，都难以确定该怎么看。现在正是一个有趣的时候。

[美]史蒂文·米尔豪瑟 著 孙仲旭 译 沃尔特•拉舍。九月的一天傍晚，沃尔特•拉舍在市里辛苦工作一天后，在火车站停车场走向他的汽车时，一个男人从两辆汽车之间走出来，走到他跟前，狠狠掴了他一个耳光。惊呆了的拉舍尔一动没动，那个男的转过身动作敏捷地走掉了。拉舍是个大块头，六英尺一英寸高，肩膀宽厚，脖颈粗壮，自从他上六年级以来，就没人敢打过他。他现在还记得吉米•库比克有次当胸推了他一下，他拳头一挥，狠狠打过去，打破了他的鼻子。拉舍尔往周围看了一圈。那个人不见了，几个通勤旅客正慢悠悠地向他们的汽车走去。有一阵子，他有种感觉，即整件事都是他做梦梦到的：突然出现那个陌生人，掴耳光，消失。他脸上火辣辣地疼，那个人掴他耳光掴得狠。拉舍上了自己的车，开始往家开。他经过了铁路高架桥下面，穿过了主街，然后行驶在两边是枫树和槭树的街道上，他一再想到停车场的那一幕。那个人有五英尺十英寸左右，体型匀称，穿一件褐色双排扣风衣，没戴帽子。难以想起他的脸，不过他根本没想去遮掩，事实上，他曾死死盯着拉舍。让拉舍尤其能想起来的，是他的眼睛：眼神坚毅而无情，准确地说，不是愤怒。那人打了他一下，狠狠地，然后就走开了。拉舍把车开到路边停下来，在后视镜里检查了一下自己的脸。他不能肯定，但是那面脸颊显得有点发红。他把车开回街上。那人肯定是他当成了别人，一个疯子，一个没有按时吃药的精神病，应该一直被关起来。可是他看上去并不疯狂。也许是位客户，身处困境，对于在很糟糕的市场上自己的投资组合感到不满。要么也许拉舍得罪了谁，自己却茫然不知，那个人从市里一路跟过来，都是因为一句尖锐的话，一个不耐烦的眼神，一个刺人的短语。他没有耐心跟笨蛋还有街上遇到的陌生人打交道。那个人直直地看着他。拉舍会跟妻子讲讲这件事。他们已经在这里住了26年，他从未遇到过这种事。正因如此，人们才会远离城市，坐好久的通勤火车。离海滩还有几个街区时，他拐上自己家所在的街道，那边的街灯已经亮了。他从火车站开车过来时，肯定整个镇上的街灯都亮了，他怎么会没有注意到？那个人趁他不备袭击了他，他没时间做出反应。他不喜欢那个人的眼睛，不喜欢想到自己站在那里什么都没做。报警很可能已经太晚——那个人会已经跑得远远的。安娜会知道该怎么做。拉舍把车开上停车道，在越来越暗的车里面一动不动地坐着。那个人曾经死死盯着他，绝对没错。他应该照他嘴巴上来一拳。当初吉米•库比克的脸上就打了两周绷带。拉舍尔走过石板路，走上接着前廊的台阶。在门厅那里，他闻到了烤牛肉和罗勒的味道。他还是把那桩不幸事件留到晚饭后再说吧。那个人径直走到他跟前掴了他一个耳光，狠狠地。挂起帽子时，拉舍明白了不能跟正在朝他走来的安娜提这件事。“凯蒂打电话了——她周六来，我说好啊。我是说，不这样我又能怎么做？噢，詹科维奇留了个信，他说他一直找不到你，想让你给他回电话。给我，那个给我。你今天过得好吗？” 我们这个镇。我们这个镇的南面，接着一个多沙的公共海滩，对着长岛湾的大海，北边是一片松树和橡树林，东边是个工业城市，那边有些街道两边都是失修的砖制工厂建筑，窗户被砸破，这些街道接着的居民区，那里新的大型十层公寓楼旁边，就是改建过的两家分住的住宅楼，两层都有游廊；西边是个富翁住的镇，那里的房子是坐落在乡间小路旁的五卧室住宅，那边有私家海滩、一个配有室内、室外练习场的骑术学校，另外还有个游艇俱乐部，浮码头上停泊着机动船和比赛用的帆船。我们倾向认为自己居于中间。目前的情况，是兜里有钱、日子过得滋润的富人住在海边和萨斯卡塔克山上，但是也有挺多不张扬的居住区的人们辛苦干活，努力保持收支平衡。这样去想，有一定程度的自欺欺人，我们对此都完全意识到了——认为自己居于中等，这样想让我们感到舒服，不过根据统计数字，人均收入方面，我们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不少。尽管我们位于去曼哈顿的通勤路线上，但我们中间还是有不少人就在这个镇上或者离这儿不超过半小时车程的小城市上班。我们的草坪大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我们的街道路面情况良好，每年一次，戴着橙色帽子的人站在工程车伸臂末端的篮子里为我们修剪树木。我们的配套学校属于国内一流——我们懂得教育的重要性，给我们的教师待遇很好。我们的主街上生机勃勃，有咖啡馆、餐馆，除了七号公路上那间新的购物中心，镇上还有一间大型百货商店。因为我们位于通勤线路上，我们没有感觉被隔离在中心之外，没有感觉就像被拴在了佛蒙特州或者缅因州，不过我们同时感到高兴的是离开了城市，为我们有着林荫街道、家庭旧货甩卖和每年一度消防队晚餐的小镇氛围感到自豪。我们这里有新的半导体公司总部，还有高品位的小商店，不过你可别误会，我们这里根本没有什么古怪之处，除非你要说我们十七世纪以来的公共绿地，还有一些修复的十八世纪就开始有的小旅馆，据说乔治•华盛顿在那里住过一晚。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自己能住在这样一个镇上是幸运的，这里犯罪率低，而且总是开车不用开多远就到了海边。我们也明白对于一个外地人，对于一个感到失望或者不开心的人来说，在一个过得不如意的人眼里，我们这个镇也许有点自鸣得意，甚至有点自以为是。我们理解在像我们这个镇上，也许有很多地方让那样一个人看不惯。 夜里。那天深夜，睡在妻子旁边的沃尔特•拉舍醒了，马上想到42年前操场上的那一插曲。他清楚之极地看到了吉米•库比克：往后梳着的黑色浓发，轻松而随意的步态，带着不屑的嘴角，睫毛长长的大眼睛。库比克的肱二头肌又长又细，左右上臂都有一条从上到下的静脉。他穿着黑色的牛仔裤和一件紧身的T恤衫，袖子卷到了肩膀上。他向沃尔特走来，微笑中略带嘲弄，快到他跟前时，伸出一只巴掌，在空中做了个推的动作。他并没有碰到沃尔特，然而沃尔特感觉到那种嘲弄与挑战。那个夏天，沃尔特长高了六英寸，他的肩膀正在变得浑厚，他感觉到胳膊里的力气，几乎像是怒火。那个嘲弄的动作像块玻璃一样，割进他的身体，他走到吉米•库比克面前打了他的脸。库比克的黑色眼睛中，露出吃惊与感到疼痛的眼神，似乎在说：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库比克没有朋友。打那以后，他就躲着沃尔特走，一个人站在校园角落的一棵树旁边。拉舍躺在床上想：过了那么多年，有可能是他吗？这是个荒唐的想法。那个身穿双排扣风衣的人的头发是黄中带红的颜色，脸上棱角分明，眼睛带点灰色或者蓝色。肯定是别的人，某个伺机报复的人。他脑子里又出现了那一幕：吉米•库比克向他走来，他的胳膊上看得见静脉，那个在空中一推的动作。库比克并没有碰到他。所有那些，都发生在另外一段时间，另外一段人生。安娜背对着他躺在那儿，她的头发像波浪一般堆在枕头上。街上有辆小汽车开过去，让一道细细的光带掠过一面墙，接着又掠过天花板。 罗伯特•萨特利夫。大约16个小时后，罗伯特7:38分到了火车站，比他通常到达的时间晚了一小时。停车场上的灯已经亮了，尽管余晖让天空呈现出灰色。他下班晚——明天的设计展示很重要。晚饭后，他还需要几小时来把他准备给他们看的3个标志再微调一下，最后再修饰一下。他会给每个人都发6页纸的陈述，有的有图案，有的没有。这样，他就会给他们一种错觉，以为自己积极参与了决定取舍的过程，以为他们对最后的产品有所贡献，而他逐渐把他们向第三个图标引导，他们必定会喜欢上的那个：一道金黄的圆圈围着一个偏黑咖啡色圆形，似乎你是在从上往下看一杯咖啡，而在中央，是个经典的简单图案，有五条粗粗的黄线条：地平线，一个半圆，代表初升的太阳，还有3道太阳的光线。咖啡和早上，一天的咖啡和活力，一个新起点中的活力，全都包含在一个视觉上有冲击力、与众不同、适合出现在各种地方的图标中。它印在一个两英寸宽的名片上很完美，在一面10英尺高的广告牌上或者大货车车厢侧面也一样效果不错。他脚步匆匆地走下平台下面的台阶，在橙色灯光照耀下，石头上有暗淡的反光。他会大声地谈一谈前两种设计，平淡的和抽象的，然后用必定胜出的那种来打败前两种。他的车停在靠近停车场上较偏的地方，离一根电灯杆不远。他手伸进口袋掏钥匙时，听到有人向他走来。萨特利夫转过身，那个男人举起手臂，照着萨特利夫的脸打来。萨特利夫听到那个耳光响亮的声音，就像一声枪响。“嗨！”他喊了一声，但是那个人大步走开。他的脸上火烧似的。那个人狠狠地打了他，但不是打了一拳，他并没有攥成拳头。萨特利夫愤怒地开始跟过去，又大喊了一声，然后停下脚步。这不是他的做事方式，他完全知道自己的做事方式。萨特利夫往周围看了一圈，揉揉脸，上了自己的汽车。他很快驶出停车场，转到主街上，左转上了莱丁南街，在警察局那里停了下来。一个身穿双排扣风衣的男人，没戴帽子，5英尺10或者11英寸高。短头发，褐色皮肤，有点黑，难以说清楚。脸上刮得干干净净，三十几岁，完全不认识。他们会马上派辆车过去。萨特利夫向那位警官道了谢，又接着往家里赶。整个这件事让他恼火的，是人们喜欢他，乐于跟他交往，这是他取得成功的一方面。从上幼儿园那么久远的时候起，就一直是这样。到上高中时全都体现出来了：他创造了百米赛跑的新记录，在《玻璃动物园》中扮演汤姆——“把你的蜡烛吹灭，劳拉！”——春季舞会之后，在桑德拉•哈丁家客厅里的壁炉前把她干了。然后是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哈佛商学院。现在他是别人瞩目的对象，一个处于事业上升期的人，但总是跟人友好地打招呼，跟每个人都说话和气。那个人当时愤怒地看着他，萨特利夫努力去想那有可能是谁。萨特利夫擅长记人脸，那个人他不认识。萨特利夫爱妻子、女儿以及自己的工作，艾米出生前几个月时，他有过短暂的一次出轨经历，但那是两年前的事，没有对方的丈夫出现，也没有兄弟出现，她表现得不错，失望，但没有记恨。他没什么好自责的。谁会这样做？他脸上感觉热辣辣的，那个人打得狠，却没有攥成拳头，没有想从他这里抢走什么。一个离谱的错误，警察会处理的。 早餐时。早餐时，沃尔特翻过《每日观察者报》的一页时，看到了一条小消息：“格林菲尔德台地233号的罗伯特•萨特利夫7:41在火车站停车场遭到一个男人袭击，不明身份的袭击者掴了他一耳光。警方在寻找一个身高约5英尺10英寸至11英寸、黑色短发、穿一件褐色双排扣风衣的男人。”拉舍尔扫了一眼妻子，她正在给自己倒第二杯咖啡。他有了种强烈的、令他感到振奋的如释重负感，几乎是感激。那个男人并非单独跟他过不去，并非只针对他。拉舍认识萨特利夫，但不熟。萨特利夫比他年龄小，跟另外一群人一块上下班坐车，几年前从市里搬到这儿。他们早上在火车站月台上点头致意，在五金店打招呼。拉舍的如释重负感突然变成了不安。那个男人的头发是浅色的，不是黑色。更有理由他现在应该站出来，说说他所知道的。萨特利夫根本没提眼睛的颜色。那些细节一点点涌进他的脑海：失色的愤怒眼睛，绷紧的嘴巴，肩带上的扣子，在前面挽结的腰带。去报警是不容易的，因为他得解释为什么之前没说。最好考虑一下，再等上一两天吧。一定得阻止那个人。没有这种破事，人们就有够多担心的了。拉舍伸手去端咖啡时，没有端到杯柄，让杯子在杯托上响了一下。安娜抬头看。“没什么。”他说。“我没说什么呀。”她说。 查尔斯•克劳斯。查尔斯•克劳斯是西部体育服装公司的销售经理，他黄昏时从市里回来，走下台阶，走进停车场。那天早上早餐时，他已经读过了报纸，跟奇普•海因斯和鲍勃•祖思曼一起去市里时，跟他们聊过这件事，福思曼说：“总是因为一个娘儿们。”克劳斯则没那么肯定。祖思曼很有其人本色地使用一个词：娘儿们。克劳斯扫了一眼那一排排汽车，从火车站的建筑一直到远处铁丝网围墙那里。太阳已经落下，但天空还是淡淡的灰白色——路灯还没有亮。两英尺外，一辆越野车的红色尾灯突然亮了，克劳斯停下脚步，让那辆车倒出来。他纳闷——并非第一次——每年在这种地方有多少人被撞。停车场是设计上有效率但存在缺陷的一个例证：你找到办法把尽量多汽车弄到一个封起来的地方，然而任何一个走向或者走离一辆车的人，总会面临被一辆退出来的车碰到的危险，任何解决方案都不实用。有天夜里他想到了：一种空中走廊系统，各有楼梯通向每辆汽车。他可以申请专利，赚他一大笔。这天早上，他还自个儿笑过。克劳斯扫了一眼，没有多少藏身的地方：只是一排又一排汽车。沿着围墙长着臭椿树、漆树灌木丛，斜坡上还有个大大的垃圾桶。要想袭击你，一个男的得蹲在两辆车之间，很容易就会被发现——特别是在这个时辰，有20多个人正在走向各个地点，抄小路，四处看。但是夜里就不一样了。上面有凹槽的电灯柱互相隔得太远，高压钠灯不像负责公共设施的人所设想的跟卤素灯一样亮。可是嗨，一分价钱一分货啊。藏得让人看不见并没有那么难。想到这里他感到生气。他十年前搬到这个镇，是因为这里治安好。孩子可以进好学校，有很多公园，有海滩，哪里都治安良好。所以人们才搬到郊区，所以你放弃了柜台上有一罐罐美味腌菜的熟食店。如果他想花时间去担心日落后在停车场会遇到什么事，那还不如搬回布鲁克林住呢。等他下周从芝加哥飞回来，整件事情都会烟消云散。要去住的那间酒店有全国最好的健身房之一，大大的窗户居高临下俯视湖面。就在前面，一个男人绕过一辆小货车的后部。克劳斯扫了一眼。那个男人大步走向他，扬起手，狠狠掴了他一耳光。他看了克劳斯一会儿，然后转过身脚步敏捷地走开了。那是种带着敌意的冷冷眼神。克劳斯等着那个男人消失不见——他肯定是躲到了一排汽车后面——然后掏出手机报了警。 咖啡馆与饭馆。第二天，我们在《每日观察者报》的头版读到了这次事件。我们早就记住了那次事件，罗伯特•萨特利夫报警的那次，当时我们觉得是误会，是个离奇的错误，很快就会解释清楚。第二次袭击则要严重得多，似乎是某个蓄意计划的一部分，不过到底针对什么尚不清楚。整个镇上，人们都在谈论这件事：在咖啡馆和饭馆，在加油站，在邮局和CVS药店，在高中的走廊上，在购物中心种在花盆里的树旁边的板条长椅上。我们都纳闷那究竟是谁，那个眼神愤怒地出现在我们中间的陌生人。有人提出那个人精神上不稳定，在演出某种个人化的戏剧。其他人则坚持认为他认识受害者，埋伏在那里等他们。然而还有为数不多的一群人声称袭击是某种形式的社会宣言：他们说这绝非偶然，袭击者选择了人多时候刚到傍晚的停车场，当时商界人士拎着手提电脑从城市回到他们树木茂密的郊镇。大家都认为这两起事件令人不安，停车场需要警方一天24小时监控。 两段描述。从两段描述中，我们得知袭击者为男性，高加索人种，身高5英尺9英寸到11英寸，长得结实，胡须刮得干净，短发，肤色是浅褐或者深褐色，梳得整齐。他有着褐色或者灰白或者蓝色的眼睛，鼻子直直的，长相英俊，下巴略微突出。他也许有30到35岁。两位受害人都认为那个男人显得生气。他穿了件米色或者棕褐色双排扣风衣。据克劳斯所言，腰带是绑着的，不是扣着。萨特利夫对腰带拿不准，却对那件风衣记得很清楚。那是25岁到60岁的火车乘客谁都有可能穿的那种——是件昂贵的风衣，剪裁合身，风格保守，但是漂亮。 理查德•埃默里克。第二天早上6:45分，理查德•埃默里克把车开到火车站自己的车位那里停下来，手伸向车门拉手时又停住了。他扫了一眼手表：晚得没办法再回去了。他犯了个错误，但至少及时发现了。他傻得没怎么想，就穿上了自己的双排扣风衣：预报说早上有雨，时不时还下得挺大，到中午时是大雨。但是自从出现了那个一再掴人耳光的人，穿一件双排扣风衣注定会引起别人怀疑。没错，埃默里克是一头金发，而且不是很短，但谁又知道“短”指的是多短，再说，人们都是粗心大意的。他脱下那件风衣，搭在胳膊上下了车。那样更糟糕：在这个寒冷的早晨，那件风衣本身就引人注意，似乎他想以某种方式掩盖，似乎事实上他在想要这样做。他往周围扫了一眼，把风衣叠成接近四方形的一块，很快地夹在胳膊下面。这样更糟糕：他要让这件风衣没法再穿，也根本没能让它没那么扎眼。天空比刚才更黑了：绝对是快要下雨了。埃默里克打开车门，把后尾箱打开，走到车后面。他把风衣抖开，叠了两下，放在尾箱两个上面印有黄色野花的环保购物袋的上面。他关上后尾箱，按了一下车钥匙上的锁车键，然后就向火车站走去，此时雨点开始落下。 雷蒙德•索伦森。那天下午，还差一点点时间才到一点钟时，有线电视修理工雷•索伦森在午休时间快结束时，从第一清教徒银行伯奇伍德大街分行走出来，他去那里把薪水支票存进去，然后在柜员机上取了80元，这些钱会让他过上两天，包括买张彩票。周日兼职做园艺工作的收入应该能让他过完这周，不过他的汽车分期付款已经迟交一个月，他或许得从储蓄账户里取钱还掉他的信用卡欠款。天是阴的，有50%机会要下雨；他得开车出镇，去湖边某处宅第检查电缆。他朝自己的卡车走去时，一个男人从水泥隔离带上长得高高的一排灌木那里走来，走过两辆停着的小汽车中间，然后朝那间银行走去。他走向索伦森时，一转身面对他，开始举起一只胳膊。只是在那时，索伦森想起当天早上在报纸上扫了一眼的那篇文章。他当时觉得有意思，但是跟他毫无关系。那个耳光掴得如此突然，如此之狠，以至于有一阵子，他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等到他喊了一声：“他妈的怎么回事？！”那个身穿双排扣风衣的人已经走开了。索伦森开始跑着追赶他。那个人走上隔离带，消失在一棵灌木后面。后来，索伦森跟警方说那个陌生人好像消失得无影无踪——尽管也许他有时间走到那片地方的另一头，爬过隔开银行与其后一幢房子的围墙。索伦森搜遍了隔离带上的每棵灌木的后面，他在那片地方走来走去，围着银行转了一圈，然后回到他的卡车那里，发动汽车去干活了。等到他5:45回到家后，他才又读了一遍那天的报纸。他考虑了一下，然后打电话报警。 在火车站。正当雷蒙德•索伦森注意到有个人从第一清教徒银行外面隔离带上的灌木丛后面走出来时，一辆警车在慢慢开过火车站停车场上的小道巡视。几小时后，又有一名警察出现在火车站，他踱来踱去，眼睛张望着一路排过去的汽车。5:00时，第三名警察站在过街天桥上，在那里能够俯视铁路、门式起重机、红砖建筑的火车站、路缘边的的士和顺着铁路线沿伸几个街区那么长的停车场。他的肘部靠在锻铁栏杆上看着下面的动静。天空正在放晴。男男女女都快步走向自己的汽车，小心地张望；有很多人搭伙走，他们一个个到了自己的汽车前时，人群规模越来越小。6点钟时，保安灯亮了，比通常早了一个小时。在灰白色天空和强烈的灯光下，那些汽车的车顶和发动机罩像糖果一样亮闪闪的。最后一班火车凌晨2:57分到。半轮月亮悬挂在深蓝色的天空上，像是又一盏保安灯。 第二天早上。第二天早上，我们在《每日观察者报》上读到雷蒙德•索伦森被袭击一事后感到恐慌，因为这次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离火车站很远。更令人不安的是，这次打破了第二种模式：这一次，受害者不是在市里有份高薪工作、正从市里回来的一位商业人士，而是一位在镇上度过午餐休息时间的身穿制服的工人。我们意识到我们本来从中得到某种安慰的，是以为袭击局限于发生在日落之后的火车站停车场，当时，身穿价格昂贵的西装的人坐通勤车回家吃晚饭。突然，一直局限在狭窄范围里的我们的愤怒与焦虑势不可挡地冲将出来。这个陌生人下次会在哪里袭击？发生在银行外面的这次袭击，似乎支持了某些人的观点，他们认为袭击是随意进行的。别的人则声称显然得反过来说才对。有些人曾坚持认为袭击者专挑穿西装、打领带的坐通勤车的人，把袭击这种人当作一种社会抗议，他们不得不放弃或者修正自己的观点，而那些提出袭击者认识受害者的人没觉得有什么理由要放弃自己的解释。有种新看法认为那个陌生人真正的兴趣，是通过散布恐惧和嘲笑警方来扰乱公共秩序。 那件风衣。那件风衣引起了一些疑问，我们中间无人能够回答。如果在袭击罗伯特•萨特利夫和查尔斯•克劳斯时，那个男人穿着保护脚尖的工作靴、牛仔裤，在T恤衫外面再套一件领子没扣的格子纹法兰绒衬衫，我们也许能接受关于抗议的解释：袭击者，一个蓝领工人，对我们这个镇上的白领因素心怀不满。然而因为那个人穿了件时髦的风衣，腰带在前面挽个了结，所以穿的像是一位商界成功人士，很可能住在我们这个镇上，乘坐我们的火车，要说那是抗议社会或者等级制度，就难以让人接受——当然，除非那个陌生人有意这样打扮，使得在火车站停车场时，这件衣服本身不会引人注意。第三次袭击——我们还不知道袭击沃尔特•拉舍那次——使得我们对事情的感觉更复杂了。一个穿得像商界人士的人袭击了一个身穿工作服的有线电视维修工。那意味着什么？我们想，也许那个陌生人失业了，满怀激愤，在把自己的受挫感向着一个仍然幸运到有工作的人身上发泄。也有可能，那件风衣跟那个人和他的目的完全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犯下了错误，也就是赋予一件衣服一种意义，实际上却毫无意义。 在五金店。周六下午，《每日观察者报》报道雷蒙德•索伦森被袭一事后过了6小时，沃尔特•拉舍站在五金店看着一排排电灯开关板。正当他在掂量是买老式铜制开关板好呢，还是展示的颜色鲜艳的新的钢制开关板好时，住得跟他家隔两座房子的琼•萨默斯去找挡风雨条时经过他这个过道。琼•萨默斯犹豫了一下。他好像在专心地看开关板，她不愿意打扰他，即使是打个招呼；而另外呢，既然她停下脚步，她觉得不搭理他没礼貌，特别如果他刚好用眼角看到她。所以琼没有进那条过道，而是站在一条过道上叫了一声：“哎，你好。”接下来发生的事让她吃了一惊。沃尔特•拉舍突然往她这边扫过来一眼，像是偷偷摸摸的样子，然后就又去看他的开关板了。他们不算是好朋友，可是他们做了好多年邻居，总是会愉快地聊一两句。琼•萨默斯大步向有挡风雨条的那条过道走去，之所以要买，是因为她需要安装在楼下的浴室窗户上。沃尔特•拉舍的行为迹近无礼，但似乎又不能准确地说是无礼：似乎是古怪，可他并不是个古怪人。琼•萨默斯努力不去想这件事，但是故意等到她拿准了拉舍尔已经离开这间商店后，才去收款台那边。 一丝失望。随着那一周平安无事地过去，我们纳闷那个人是否因为有警察在而被吓跑了，要么是否他现在低调行事，在等待下次机会。也有可能他报了仇——不管是什么样的仇。跟我们松了口气的感觉一起来的，还有一丝失望，因为尽管我们摆脱了他——如果我们真的摆脱了他——我们仍然对我们未能抓到他而感到恼火，也为我们完全未能了解他是谁和他想干什么而感到不安。我们中有很多人对他销声匿迹公开表示高兴，而背地里，却承认如果我们镇上发生的是更严重得多的事，我们会更高兴，只要是我们能够理解的，比如杀人。 受害者。即使我们越来越习惯了跟这几起事件有关的“受害者”一词，我们开始自问这个词跟我们对实际发生之事的感觉对应到了何种程度。没人怀疑过那三个男性所经历的事是不应该的，甚至太过分了，然而这一点又确实如此，即几次袭击是精心做了限制的：没有抢东西，那个陌生人也没有造成身体上的伤害，而是马上就走开了。应该说，住在我们这个镇上很安全。我们对自己安全感到自豪，决不容忍犯罪。然而我们是世界的一部分，未免也要去面对严重的问题：猥亵儿童，达到重罪程度的攻击，强奸，甚至在过去两年中，还发生过两起谋杀案。掴人耳光所代表的罪行顶多也就是A类行为不规。因此用到“受害者”这个词，有可能夸大了一种行为的后果。这种行为尽管令人不快，然而以全局观之，实在份量很小。即便如此，在我们多数人眼里，那种袭击之突然、耳光的力度、显然具有的随意性、被掌掴之人因此产生的愤怒及无助感，所有这些，都说明那几个被掴耳光的人的确是受害者，尽管属于一种奇怪的类别，我们一直没能弄明白。 许多记耳光。尽管我们已经读到了那3记耳光——罗伯特•萨特利夫、查尔斯•克劳斯和雷蒙德•索伦森被掴的那3记耳光——但我们知道耳光总数大大超过了报纸上报道的那几记。那3记耳光是看得见的、公诸于众的耳光，进入警方记录和《每日观察者报》版面的。可是跟那几记耳光并存的，还有无数看不到的耳光，隐藏的耳光，那些仅仅存在于我们心里。另外那些记耳光一遍又一遍打在罗伯特•萨特利夫、查尔斯•克劳斯和雷蒙德•索伦森脸上，也打在我们自己的脸上。我们想象那只手扬起来，胳膊挥动，巴掌打在脸颊的血肉上。我们听到了耳光的独特声音，柔中带刚的脆响，就像抽鞭子的声音。我们想到了木头折断，冰块破裂，想到了关于远方战争的电视镜头，夜里刺耳的枪声。我们走在购物中心一间服装店的过道上时，当我们坐在镇上某间咖啡馆的卡座上时，听到周围都是隐隐约约的耳光声。我们夜里躺在床上时也听到了——在有汽车路过、远处传来收音机声音和高速公路上卡车开过时，没那么清晰——我们这个镇上另外的耳光，在一片寂静中齐声响起，就像黑暗中火堆发出的噼啪声。 莎朗•汉兹。周一下午，当警车开进开出银行、超市、汽车销售点和医院的停车场时，安德鲁•巴特勒高中的4年级学生莎朗•汉兹在枫树街和彭罗斯街的路口跟凯尔西•多纳休挥手告别后，继续走路回家。篮球训练得不错，不过两次跳投她都没有投中。这天晚上，她要跟戏剧社的人在学校礼堂开会，另外她答应过妈妈在她回来后，她会帮忙把那堆商品目录全部翻一下，为黛布拉姨妈找件粗线毛衣，这位姨妈即使在她心情最好时，也难以取悦，遇到生日更是难以让她满意。那天忙得连一分钟空闲时间都没有，没办法，她得投身一些事情，她的男朋友对此不乏啧言，然而她就是这样的人，至少现在是这样，不过谁晓得以后会怎么样呢？但是她喜欢这样走长长的路回家，似乎一整天里，只有这时她是一个人。即使在她上了漫长的一天学，练过两小时篮球后，她仍然感觉自己双腿强壮，体内充满能量。她抄近路穿过高速公路高架桥另外一侧的小公园时，心情愉快地看着那一排三个秋千、有着塔状物、绳梯及滑梯的攀爬设施和椅背上搭着一块栗色头巾的板条长椅。人们以为自己认识她，事实上却不认识。他们觉得她喜欢让朋友包围着她，很多朋友，然而尽管她爱自己的朋友，每个都爱，甚至对没完没了有烦恼和爱抱怨的珍妮•特雷德韦尔也是，但是她也很喜欢独自从学校走回家的这段时间，她关掉手机，背着书包，头发在背上一起一伏，手臂摆动，紧身的衣服突出了她的两腿。既然有资本，干吗不炫耀一下，她知道自己有资本，所以很喜欢课间时走在走廊上，也很喜欢穿着有弹性的上衣和牛仔裤走在走廊上，要么夏天时在海滩上穿着系带式比基尼走在水边硬硬的沙地上，人们扭头看她，朋友们在挥手，海鸥掠过水面。她走出公园，开始走在林边路上时，愉快地听着她的浅褐色皮靴靴后跟踏在树荫下人行道上的声音。林边路上都是大房子，坐落得离街道挺远。草坪上有拔地而起的高大树木，百页窗像翅膀一样往外推开。她走在树龄长的悬铃木的树枝下面，那些树的树干颜色是很好看的绿色和米黄色，让你想伸手摸一下，似乎它们是又大又软的动物。哦，有时候她会有奇怪的念头，可笑的念头，她跟谁都不会提。她扫了一眼自己的手表：再过五六分钟就到家了，刚好够时间给几个朋友发发短信，给莫莉打电话说说周五晚上的事，晚饭前再读完《美国民主》中的一章。她快走到牧场溪路时，一只松鼠蹦蹦跳跳地跑过一条电话线，一个男孩滑着滑板冲上一条私人车道，在她左前方，一个长相帅气的男人从一棵树后面走出来，她习惯看到比她年长的男性露出微笑。那个男人朝她走来，停下，一记耳光打在她脸上。那一下打得疼，她感觉到自己的头歪向一边，感觉自己想放声大哭，或者对着天空尖叫——只是尖叫。莎朗举手去摸自己的脸，似乎想揉一揉。从来没人打过我，从来没有。等到她想喊救命时，那个人已经消失不见。 胆大。正当我们自以为理解了在银行停车场发生的袭击一事时，林边路上发生的这件事让我们深受震撼。本来我们不安地接受了从火车站停车场到银行停车场这一突变，而且我们也已经开始理解从高收入的坐通勤车上下班的人改变为打两份工的工人。现在，规律再次改变：新的受害者是女性，袭击地点是在一条安静的住宅区街道上。我们觉得那个陌生人正在有意而且是狡猾地扩大其作案范围。因为难道他不是通过最近这一次动手，宣布不再有谁是安全的？当然，我们谴责这次针对莎朗•汉兹的袭击，认为是懦夫行为，我们对此行为的不公平而义愤填膺。然而，我们中间也有人察觉到更具威胁性的一点：一种胆大妄为的因素。说那样做胆大，是因为这次袭击的地点距离我们家更近，似乎袭击者在向我们的房间和窗户走来。说那样做胆大，最突出的，是因为受害者在力气上，根本不是他的对手。似乎他想让我们知道他不再将自己局限于针对那些也许会自卫的人。 安娜•拉舍。在厨房里的台子上，安娜•拉舍在一个樱桃木碗里拌沙拉。她意识到自己并不渴望听到丈夫把车停到自家车道上。他们以前也有过相处不算和谐的时候，然而这种沉默，这种拒绝跟她说说他为什么事情操心的做法又不一样。嗯，沃尔特在心情最好时，也不是个很爱有话直说的人。他外在的举止之下，总是有着让人捉摸不透的特点。那都不算是新情况，新情况是躲避的眼神，闷闷不乐的凝视，淡淡地讲着办公室的轶事，一点也看不出愉快的样子。晚饭后，他清理餐桌，把餐具放进洗碗机，然后就去待在他的书房里。她纳闷是否这就来了，有名的中年巨变：渴求冒险，跟穿着高跟鞋靴子的金发女秘书有染。她记得几个月前他给她看过的一幅漫画，上面的妙语他觉得逗，然而她也注意到那个坐在老板大腿上的无脑金发女郎一对乳峰傲然耸立。她把沙拉拿进餐厅。墙上挂着一幅沃尔特妈妈的画像，她佩带着两条珍珠项练。谁家会在餐厅里挂那样一幅肖像？突然，她纳闷起这一切是否都是自己所造成的——她最近感到累，情绪化，有点爱发脾气。安娜走进厨房时，听到那辆汽车拐上车道。她能感到自己全身的肌肉都绷紧了，似乎察觉到有危险。 无助。接受《每日观察者报》记者采访时，莎朗•汉兹提到了被袭击时的那种无助感。“当时我觉得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她说，“我完全在他掌控之下。”她又说她现在知道了被一个男人凌辱是什么感觉，她跟每个地方有过这种经历的女性都心有戚戚焉。她说那个陌生人危害社会，呼吁每个人都跟警方全力配合。她请我们去看看她的博客上的最新一篇博文，期望读到我们的评论。那篇文章旁边配有莎朗•汉兹的彩色照片：漂亮的女孩，金色直发，大大的褐色眼睛，随和的笑容。她脸上有一抹红宝石般的颜色，让我们想到那一记耳光。莎朗•汉兹被袭击，我们有很多生气的理由。同时，我们有种感觉是那篇采访展示了一位自信、沉着的年轻女性，完全没有因为我们关注她而不高兴。 对于耳光的分析。我们中间有些人倾向让自己与某一具体事件的戏剧性保持距离，把耳光本身视为一种现象，趋于从中看出两种互相对立的特点。首先，在我们看来，耳光是种有所保留的形式，一种拒绝：表现出的是有意不去施以更具破坏性的一击。其目标，不是去打断一根骨头或者打出血来，而是这两种情况均没有。一记耳光的具体证据——脸上发红——完美地表达了其意义——那是血的迹象，却不用流血。同样，耳光带来的疼痛是更厉害但并未施加的疼痛的迹象。但是换个角度看，耳光并不仅仅是有所保留，而且透露了什么，所透露的，正是让人知道有更大的力量蓄而未发。知道这一点，就能了解耳光的非凡之处和它所施加的深层侮辱。它让受害者接受一种本来有可能更严重的惩罚——事实上，如果不接受挨耳光，那种惩罚会更严重。耳光要求受害者始终屈从，绝对克制。受害者在一位主宰面前，精神上屈服了。在这种意义上，耳光是内在性的，更接近一个单词，而非击打。刺痛感会过去，红色会消退，然而看不见，伤痛仍在。耳光的意义正在于此：它真正的作用起在暗处，看不到，在内部。 瓦莱丽•科茨洛夫斯基。两天后，晚上9:05时，瓦莱丽•科茨洛夫斯基坐在她家厨房里的桌子前，呷着一杯放了薄荷的茶水，正在完成早餐时就开始做的填词游戏。她喜欢7:00到家，看信件，完成填了一部分的填词游戏：有时在店里开九小时店，关店用了一个小时之后，早餐时似乎模糊而又拿不准的线索变得清楚了。她一周六天都在名为“现在你看看”的寄售商店上班，那间店是她跟她姐姐合伙开的；另外还有财产估价的副业，有时需要她在夜里或周日匆忙赶过去。她们需要请个女孩子帮忙，但生意一般，她姐姐想等一等再说，她姐姐总是想等一等再说。她们真正需要的，是彻底重新布置一下。老式裙子挤在一起挨着后墙挂着，独脚桌和梳妆台上放满了糖碗、蛇皮钱包、做成战士和渔夫形状的象牙坠，墙角那里的高脚柜让一摞毛皮衣服挡住一半，而沿侧墙放的特价桌子上乱放着瓷茶壶、古董黄油碟和有着风景灯罩的灯。东西需要清清楚楚地展示，不要挤在一起，不过怎样在店里的狭窄地方做到这一点则另当别论。那张夏克摇椅和前面那四张一套的套桌可以挪到后面，给一架最好的大衣和短上衣腾地方，但是你去试试跟她姐姐说吧。所以她喜欢回家玩填词游戏，不管有多累，她都有精神，利用这一点，她在睡觉前可以沉浸在填词游戏中，分散一下注意力。一天到头，她感到累，累到了骨头里，这一点毫无疑问，特别当她姐姐带上那种指派人的语气时。她讨厌那种语气，似乎索菲亚总是十三岁，瓦莱丽十一岁。她们都快四十岁了，索菲亚长得也能让人看得出这一点，你能看到从她的鼻子到嘴角深深刻下了纹理。瓦莱丽的皮肤像女孩子的那样光滑，那也没有给她带来什么好处。她回到家时心绪不佳。她热了剩菜当晚饭吃，看了遍邮件，都没什么价值，除了某家新开的厨房用品商店送的十元优惠券，她一直想去那间商店看看。她也跟她父亲打了个电话，天晓得聊了多久，她父亲报怨没人给他打电话，尽管她每天晚上都会打，不管多累。这时她会在那里一边呷着放了薄荷的茶水，一边做填词游戏。9:15时，她把杯子放进水池，拿起那张折起来的报纸，推开通向客厅的弹簧门，她喜欢在客厅里完成填词游戏，坐在扶手椅上，脚放在脚垫上。她走进客厅时，一个人影朝她走来，举起了手，就在她心头涌上恐惧之前的那一刻，她很清楚地想到：这不公平，我是个好人，遇到这种事的应该是她。 “好妹妹”。第二天，这件事就传遍整个镇上：瓦莱丽•科茨洛夫斯基被袭击，她家被侵入，某种底线被越过了。我们想象那个人监视着这幢房子，等待夜晚降临，摸索着走过房侧那边的院子，走上通往后游廊的台阶。警方的报告指出，他是从一面未锁的窗户溜进来的。我们都知道那意味着什么：他正在逼近。这件事本身就够让人心烦意乱的了，更不好的，是我们有很多人都认识瓦莱丽•科茨洛夫斯基，在她的店里待过。她被大家称为“好妹妹”，在你问起一个中国花瓶或者来自上世纪50年代的旧唱片机时，跟她说话让人感觉轻松。你看得出，她心肠好。怎么竟然会有人想伤害她？可是一旦我们问起这个问题，我们就明白了直到这一刻，我们都始终有种隐秘的希望。别人被袭击，也许有某种理由，不为我们所知的什么事，也许那能够解释何以受袭。也许他们每个人——甚至是莎朗•汉兹——都做过什么应当受到惩罚的事，但是对“好妹妹”的袭击完全是种无法解释的暴行。就好像我们一直生活在一种错觉中，对“好妹妹”的袭击似乎并非针对她，而是针对我们，针对我们的错觉。我们一直希望有种解释，一种容易的解决方法——但是他难道不是警告我们不要感情用事？如果是这样，他那么做奏效了，我们恨他，想让他死掉。 对那件风衣的另外一种观点。瓦莱丽•科茨洛夫斯基对那个袭击者的描述，清楚说明了那是同一个男人，穿着同一件风衣，事实上清楚得让我们开始纳闷他为什么从未尝试改变自己的形象。他想让我们认出来是他打了我们耳光吗？如果说一开始，他选择了双排扣风衣是为了在火车站混同于坐通勤车的人，到现在，那件风衣起的作用恰恰相反：它正是危险的象征，这个标志如此生动地跳将出来，使得双排扣风衣在我们镇几乎完全绝迹。我们觉得部分说来，这就是他的胆大之处。他躲过警察，进入我们的家，穿的正是那件最不可能躲过人眼的衣服。这样去想，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是这一标志而不是别的？他本来可以穿一件风雪衣，戴着滑雪帽，他本来可以选择什么都行。双排扣风衣是在郊区居住、乘坐通勤车的人的标志，推而言之，是我们这个镇的标志。他是想说他是我们中的一员吗？要么他不是我们中的一员，而是为了戏仿，才轻蔑地穿了这种风衣的某个人？ 我们这些未被掴耳光的人。当然，我们同情那些被掴耳光的人，不可能不去想象那一刻：那个陌生人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危险呈现，举起的手掴过来。我们想知道随着那一声响亮的耳光声和那个陌生人走开，他们必定感觉如何，那些不走运的人。我们想知道当那个人眼睛里带着愤怒向我们走来时，我们自己会怎么做。我们明白自己对受害者的同情中，存在着一丝优越感，一种居高临下感，幸运者注定会对没那么幸运的人有这种感觉，我们尽量不去因为逃脱了他们的命运而过于开心。我们还明白了另外一件事情：尽管我们对被漏过感到高兴，尽管我们这些人还根本不曾遇到过丑陋的事，却仍然时不时会纳闷是否他们比我们更走运。毕竟，他们的磨难已经结束，他们接受了考验，不用去害怕还有什么，而我们，无辜的我们，未被掴耳光的我们，行走在一个处处有危险的世界上。就好像他们知道我们不知道的什么事，有时，我们甚至有点羡慕他们。 沃尔特•拉舍与脚步声。沃尔特•拉舍走在火车站的月台上，一只手拎着手提电脑，另一边胳膊下面夹着一份《纽约时报》。天快黑了，他下班晚。下午时，他再次精神恍惚过，谢天谢地，没有打盹，但是也接近了，坐在那里半闭着眼睛，太阳穴处砰砰作响。这个时辰人仍然很多，那些人走近通到停车场的台阶时，他能感受到一种紧张的警惕感。这时，橙色的灯光照亮了停车场，让一切看上去都像舞台布景，在等候演员上场。他自己在进了停车场向B区走去时，根本没感到有什么焦虑，只是有种乏味而沉重的愤怒感。警方一筹莫展，这么久了，一点线索都没有。这个镇不再像以前了。他第一次从市里搬过来时，这里仍然有种藏在通勤线尽头的老式小地方的感觉。现在有了卖高消费产品的零售商在争夺黄金地点，老式杂货店没有了，报摊没有了，冒出一间又一间公司总部，老房子被拆掉，建起接着地界的大房子。亚洲人搬进较新的居住区，他们全是专业人士，都很上层次，甚至有了点印度特色，那个穿着玫瑰色纱丽的女人的派头像是个外国女王。无论如何，那个穿着双排扣风衣的陌生人也是其中一分子，似乎他跟别的一切被冲到这里。这全是拉舍的胡思乱想，他思路不清。拉舍走向三排以外自己的汽车时，听到身后不远处有脚步声。这个时辰，在这座停车场，听到身后不远处有脚步声不算不正常，然而这不是正常的时候。拉舍感到自己的整个背部上半身绷紧了。那个脚步声更近了。他慢慢扭过头，似乎在挪动一个沉重的东西。他看到一个穿着一件长长的衣服的男人快步朝他走来。拉舍转过身，迈前一步，张着巴掌狠狠地掴在那个人脸上。他的手掌啪的一声打在肉上，把那张脸打得歪向一旁，让那个身子往后倒在一辆汽车上。他感觉获得了极大的安慰，似乎在经过漫长而辛苦的一天后，浸到了暖暖的浴缸中。过了一会儿，他看到那件衣服是一件双排扣羊毛大衣，黑色的，没有腰带，脸不一样，年纪更大。甚至在他往前一步开始快速说起什么时，他就明白这全是必要模式中的一部分，一阵疲惫感涌上他的心头。 沉默。我们在《每日观察者报》上读到这次袭击事件时——两个人都很快被捕——当我们得知沃尔特•拉舍自己以前被掴过耳光却没有站出来时，我们不知道哪种情况更让我们感到不安，是他袭击了去马马罗内克看望妹妹后回来的丹尼尔•埃廷格医生，还是他长期掩盖信息，而那则信息本来可能对警方有用。沃尔特•拉舍当时马上报警的话，穿着双排扣风衣的那个人也许就会被抓到，要么至少在警方监控和大家提高警惕的情况下，他不至于会一次又一次去袭击人。确实，罗伯特•萨特利夫快速的反应完全没能阻止那个陌生人，事实上，我们在更认真地考虑了这件事情后，一点都不认为沃尔特•拉舍去报警能够改变事情的进程。不管怎样，他的沉默让我们感到困扰，但我们也难以定义是怎样让我们感到困扰。是否他用沉默来承认我们许多人所感觉到的那几次袭击中的黑色事实，即那是种严重到无法承受的侮辱？我们试图想象沃尔特•拉舍一天天守着他的秘密，而警车在每个居住区的街道上巡逻，市民守望委员会看到任何陌生人都会报告，每天的社论中，都在呼吁镇当局采取更多保安措施。我们想到沃尔特•拉舍开车离家去上班，心里揣着那桩秘密。我们想象那个秘密是只毛烘烘的尖牙齿小动物。我们不知道被人掴耳光而守口如瓶是什么感觉。我们不知道夜复一夜，沃尔特•拉舍躺在床上感觉自己的秘密在噬咬他时，心里有过什么想法。 不可避免。我们如今预期会有下一次袭击，感觉那是不可避免的。父母开车送孩子上学，陪他们从街上或者停车场走到教学楼那里。最后一节课结束后学校的放学铃响起来时，父母们在前门外面一脸严肃地等着。邻里守望小组的成员在人行道上走来走去，展示他们蓝黄两色的袖箍，那是维持治安的标志。警车在街上漫无目的地开，不时会让我们停下来，问我们有没有注意到什么不寻常的事情，任何事情。人们被要求锁上门窗，室内、室外的灯整夜都要开着，时刻保持警惕，看到什么可疑行为都要报告。要么是我们采取的措施有效，要么是那个男人只是按照自己的时间表行事——我们无从知晓——但是一天天都平安过去了。我们试图预测他的下一步，我们想象那是更严重的违法行为：也许是深夜时入侵一间卧室，我们在睡觉，他进来掴我们耳光，我们醒来会看到他那双愤怒的眼睛瞪着我们。要么既然他已经掴了一个高中女生和一个独居的女人，他会挑一个孩子。他会发现独自一人在院子里玩耍的小女孩，他会高高扬起手，耳光掴得如此之狠，让她扑通一下倒在地上。我们紧张地吃早餐，在镇上快步走路，听到极其微小的声音就会扭头。 口袋。大家都明白在目前的氛围下，穿一件双排扣风衣是愚蠢乃至危险的。任何人穿这样一件衣服，都注定会招致怀疑。所以被舍弃的衣服就那么挂在那里，在前门边的大衣架子上，要么是用木头衣架挂在门廊上的衣橱里与地面平行的一根杆上：木头衣架，上了清漆、带有可以旋转的亮锃锃的铁挂钩，薄薄的合金衣架，结实的不锈钢衣架。挂着的双排扣风衣两边是羊毛大衣、尼龙风雪衣、有着人造毛领子、中间絮棉花的大衣、羊毛衫、皮制短夹克、水兵式短外衣、带帽子的皮大衣、灯芯绒运动夹克。双排扣风衣挂在那里，几乎被忘掉，然而没有被完全忘掉。有时我们想到那些被舍弃的双排扣风衣时，不由得会生出一些奇思异想。我们想象那些双排扣大衣有能力离开我们的衣橱，夜里在街上漫游。我们看到它们就像不肯休息、不快乐的鬼魂在镇上漫游。某种心情下，我们想象它们被一阵大风席卷而去，它们旋转着升到空中，我们那些被舍弃的双排扣大衣，它们转了一圈又一圈，袖子挥动着，下摆拍打着，口袋里的东西掉下来，就在夜间的房顶、有着无人值守的救生员座位的黑暗中的海滩、大街上车尾刹车灯高高的上空，各种东西如下大雨般洒下：午餐收据，挂在带有小手电的钥匙环上的钥匙，一条条口香糖，叠起来的列车时刻表，小包的腰果，用蜡纸裹着的半块苹果酒味油炸饼圈，地铁卡，太阳镜盒，能量棒，写在废纸上的电话号码。 马修•丹尼斯。马修•丹尼斯，二十五岁，是《每日观察者报》的记者，查尔斯•克劳斯电话报警后，他被指定报道掴耳光事件。火车进站时，他一下子从座位上站起身。他那天下午在曼哈顿度过，此时在乘客最多时赶回来。这都是他的老板的主意：跟早晨的人们一起坐车进城，听他们说话，感受一下那种情绪。坐火车回来，支棱着耳朵，给我们描述一下火车上的谈话，还有停车场上的谈话。这份报纸的销量直线上升，大家都在追着读报道。马修本来反对整个安排，最好去居民区走访一下，采访一下住在塞斯卡塔克山的高级管理人员，跟沙尔比萨店边上的加油站的人聊聊，但是他又有什么资格拒绝免费进一趟城呢，再说，他已经听到几段挺好的对话，大部分都已经在他的手提电脑上打出来了。大家都有一套理论：那个人下一次出击会在午夜，那个人当过警察，那个人在为一个纪实电视节目炒作。在马修看来，那个攻击者遵循一种规律，规律为何，却难以摸清。他一开始掴了四个男人的耳光，然后转向女人；他从停车场开始，然后改到镇上的一处停车场，改到居民区的一条街道，改到夜里去一间客厅。似乎他喜欢做的，是让人们有所预料时，突然又改变方式——他喜欢让整个镇措手不及。马修走在月台上，跟查理•克劳斯说了几句话。后来他在台阶旁站了一会儿，看着下面的停车场：灯亮了，不过天空依然是黄昏时的那种蓝色。人们小心地三五成群地走，往四周看，弄清楚有什么状况。一个男的走上前向他借个火。马修一年前就戒烟了。那个男的三十四五岁，脸上棱角分明，长得结实，要不是他穿的是一件拉链拉起来的夹克衫，有可能他就是那个陌生人。一个女的笑了起来，那是种声音尖而紧张的笑，好像是为演戏而排练的一声笑。“我丈夫来接我。”他听到有人说，“我现在不在这儿停车了。”马修走下台阶。早上时，他先是把车停到车站附近，马上又改变主意，选了个更远的地点。他需要跟许多人一起走，听人们在说什么，研究他们的脸庞。他在这家报社的工作绝对是临时的，直到遇上更好的，或者直到他能够开始写一本书，但他还是挺喜欢这件工作，也许有什么前途吧，这种事情永远说不准。他听到一声似乎是强忍住的喊叫，马上转过头，只不过是个女孩子穿着高跟鞋绊了一下，紧紧抓住了男朋友的胳膊。大家都在一边四处张望，一边在心里想着那个陌生人。马修自有一套看法，他有时候这样认为：每个人都有秘密，自己做过的一件丢脸之事，他们之所以害怕那个陌生人，是因为他让他们想起了那件事，比如自己在大学做过的宁可忘掉的事。他朝他那辆车走去，弯下腰隔着玻璃看了一眼——他有种想法，就是那个陌生人藏在停着的车里，他知道怎样打开车门——把钥匙插进车门。他听到脚步声，一声砾石碎裂的声音，他兴奋而带着强烈的好奇心转过身。那个穿着双排扣风衣的人已经扬起一只手，当手掌啪的一声重重掴在他的脸上，让他流出眼泪时，马修看到那个陌生人眼中无情的怒火，似乎正在宣布一项判决。 聪明之极。第二天我们在《每日观察者报》上读到了那则判决，马修•丹尼斯在里面详细记叙了他模拟乘通勤车、听来的对话、他走向那辆汽车，还有袭击的细节。他不只报道了这次事件：他说那个陌生人回到火车站停车场，证明他有一个聪明之极的计划。袭击者引导我们相信他一心是要进入我们的家，要去攻击我们最缺乏防卫能力的镇民，要去侵犯我们最深层的隐私。在我们准备好听说下次袭击之事时，当我们的警方和守望委员全力关注我们的街道和房屋时，他大胆回到了他似乎已经放弃的最初的作案地点。这样做，不仅让他没有被发现，并且让我们重新考虑起那几次袭击的含义。那个掴人耳光的人远远不是使得人人自危：他的目标不是哪个人，而是这个镇本身。在袭击者心目中，这个镇主要但不是全部由坐通勤车的人所代表，所以7次事件中，有4件发生在火车站停车场。如果想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他会把自己的袭击范围扩大许多。另外乍看上去，会觉得7个受害者差别很大，实则未必。尽管不可能原谅他袭击了莎朗•汉兹和瓦莱丽•科茨洛夫斯基，但是重要的是要记住莎朗•汉兹的父亲是位公司法律师，她在一所资金无忧、声名远扬的公立高中上学，是社区一分子的标志，而瓦莱丽•科茨洛夫斯基也并不是个拿最低时薪、没有医疗保险、不享受福利的工人，而是一家小生意的老板之一。马修•丹尼斯自己是本地报纸的记者，那意味着在这个镇怎样自我展示这一点上，他是有份参与的。似乎跟其他受害者不一样的是雷蒙德•索伦森，然而问题正在于此：索伦森是生活在我们这个欣欣向荣的镇上的其他所有人，在社会等级上占据较低位置的那些人，有时候得干两份工作以能够购物、支付账单。马修•丹尼斯说，这就是袭击的目的，是为了惩罚有过错的人，而不仅仅是居于上层的人，受害者所犯的过错，是居住在我们这个镇。那篇长文的最后，希望我们会少去考虑一点我们的安全，而是更多去考虑为什么我们会犯下这个过错，住在我们这样一个镇上。他自己心里根本没有愤恨，并誓言做个更好的人。 没有过错。尽管马修被袭的细节让我们极感兴趣，我们读这篇文章，却主要导致了不耐烦与憎恨。我们觉得马修•丹尼斯对袭击他的人有种不正常的同情心：我们信不过他对那个人动机方面的分析，重读那篇文章时，我们开始怀疑袭击本身的某些细节。夜里在停车场看到一个愤怒的人扬起手打我们时，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会感到一种“强烈的好奇心”。我们对马修•丹尼斯没有愤怒而感到困惑和被激怒。他的分析中，同样缺少愤怒，这一点过于明显，对于我们的同情，还没有对那个人的多，而那个人袭击了我们的邻居，破坏了我们的平和，吓坏了我们的孩子。第二天早上，愤怒的来信出现在《每日观察者报》编辑部，谴责马修•丹尼斯，质疑刊登这则报道的编辑的判断力。尤其让我们恼火的，是文中暗示我们大家也许都有过错，应当受到惩罚。说到底，我们不是袭击了敌方一个镇、犯下强奸和杀人罪行的某个革新者团伙，我们不是有烟从集中营烟囱冒出来就扭头不看的被动的镇民。不，我们是一个郊区镇上平和、遵纪守法的居民，努力在一个艰难的世界上养儿育女。那个男人是罪犯，必须被绳之以法。第二天早上，一则社论承认了这次抗议风潮，声明某篇文章中的观点并不一定就是《每日观察者报》的。我们越去想这件事，就越是感到马修•丹尼斯的报道冒犯了我们，所以愤慨之际，我们忘了那个陌生人又出手了一次。 等待。我们再去等待，就像人们仰望天空，看有没有暴风雨。这一次，我们察觉有所不同。如今在镇上有愤怒——能感受到它就像风。我们对于街道上存在愤怒而生气，生警察局的气，生要我们为自己辩护的记者的气，而他们的职责，是向我们提供事实，而把自己的破想法窝在肚子里。你能感觉公共场所有种紧张之感，饭桌上有种不安感。位于镇中心的那所邮局的对面街角，有十来个人站在那里举着“让我们的街道安全”和“加强警力”的牌子。有个束着马尾辫、蓄胡须的男人举着块牌子，上面印着很大的红字：“末日将至”。人们动不动就发脾气。图书馆的停车场上一辆车倒车撞上了另外一辆，引发了一场斗殴。我们早早上床，躺在那里聆听。我们在黑暗中醒来，拉开窗帘，从我们的卧室窗户望出去，看那些亮着灯的房子：前门廊的灯，客厅里的灯，车库门上方的泛光灯，似乎我们这个镇整夜都在开派对。 来自上帝的惩罚。随着这阵安静期出现的，有种情形发展得较为离奇，即冒出一些尖厉而狂热的声音，把那个陌生人当作上帝意志的报信人。《每日观察者报》的读者来信栏目中，有封信的署名为贝弗利•奥尔山，信中声称我们这个镇正在因为其罪恶而受到惩罚。我们意识到有一些名字如“耶利哥的女儿”、“天堂主人的先知”的小团体，也许那些团体一直有。“天堂主人的先知”团体宣称那个陌生人是上帝派来警告我们他心中有愤怒，除非我们改过自新。就连我们中间有的把那些想法斥之为无知或者幼稚的人，也免不了会想到那个陌生人就像一位愤怒的父亲，在为我们做了或者没有做的某一件事惩罚我们，要么是为了别的什么事，我们应当知道，却并不知道。 包裹。马修•丹尼斯被袭后的第七天，一个上面写着“警察局收”的包裹被放在邮局台阶的最高一级上，时间在从午夜到早上5点之间。早上5点时，一个来上班的运邮件工在他开的卡车上注意到了这个包裹。那天上午晚些时候，邮局的人碰了一下头，认为要请警察来。关于这件事的传言，最早出现在马修•丹尼斯的新主页上，可是我们得一直等到第二天的报纸才能读到详尽的报道。那个包裹用牛皮纸包着，上面没有写回邮地址。警方确认那个可疑的包裹没有危险。回到警察局后，他们仔细拆掉牛皮纸，发现包着的，是用一个用白色绳子绑着的普普通通的纸板盒。盒子里是一件褐色双排扣风衣，叠得整整齐齐，未附纸条。尽管没有证据，但几乎没什么疑问，这件衣服是那个陌生人的。请来了服饰专家，在实验室做过检验，也在进行全面调查。同时，我们不知道那个陌生人想让我们怎么想。他在宣布从此不再袭击人呢，还是在警告我们，让我们等着他以另外的伪装重新袭击。有一两周，我们过得心神不定，对极其细微的迹象都保持警惕。第三周快结束时，随着树叶变成黄色、红色，太阳挂在冷冷蓝天上照耀着，我们开始感觉心里慢慢卸下了包袱。 不满。尽管我们能感觉自己正在向着生活的正常轨道前进，感受到所有那些熟悉的快乐与忧虑，然而同时，那种不完整的感觉却挥之不去。我们觉得正确的结局，应该是抓到那个陌生人，他应该给我们一个解释，那是我们亟欲听到的。我们会认真地听，沉思着点头，然后我们会忘了他。我们却只有一个不合适的结局，这个结局有很多不确定因素，也就是说，根本不是结局。警方的调查一无所获。我们问自己那个陌生人走了，是因为他觉得如果继续下去，不可能不冒着被抓到的极大风险呢，还是他之所以走了，是因为他已经完成了为袭击7个人而仔细制订的计划。即使我们知道他离去的原因，我们还是不知道他一开始为什么要来。他想从我们这里得到什么？我们做了什么？从某些方面来说，袭击结束比袭击本身还要令人不安，因为几次袭击本身总是含有一种暗示，即他会被抓到，真相大白，而袭击一结束，那种始终伴随着袭击的希望也没有了。这种意义上，袭击结束，只不过是它持续下去的另外一种方式——以这种方式，是无法被制止的。 被掴耳光的7个人。到这段时间，当我们不自在地寻回我们以前对各方面的感觉时，镇上开始到处都有人会聚一聚，为了讨论和分析最近发生的事。在市政厅和我们两所中学的礼堂，召开过大型公众会议，在商界协会、兄弟会一类的组织、美国女儿会的本地支会，在伦理文化协会、犹太人团体中心，在第一公理教会和无暇受孕教会都举行过聚会，更不用说在客厅、书房和装修过的地下室里举行的私下几个人的聚会。这种聚会上，经常有被掴耳光的7个人中的某位作为特邀嘉宾出席，除了沃尔特•拉舍，他从来不接受这种邀请，甚至理都不理。嘉宾讲15到20分钟，然后回答听众的问题。那个陌生人出现时，他有什么感觉？那记耳光有多疼？你害怕他也许会杀死你吗？他想证明什么？就连瓦莱丽•科茨洛夫斯基在打破沉默后，也走上了讲台，令人吃惊的是她精力充沛。发言者中最受欢迎的是莎朗•汉兹，她的金色长发从肩膀上披落下来，搭在她那件樱桃红、翠绿和纯白三色的衬衫上，另外还有受到争议的马修•丹尼斯，他穿一件旧的运动外套，一件未扣领扣的衬衫，一条没有皮带的牛仔裤和白色跑步鞋，另外他喜欢在我们前面走来走去，用猛砍的手势和突然转身面对听众这样的动作来加强语气。时不时，甚至会有一位发言者出现在某个边缘团体那里，例如“天堂主人的先知”协会，该协会已经开始吸引更多人入会，如今在租来的会堂里开大会。我们坐在听众席上看着一位讲话者时，有时候会有一种奇怪的羡慕之心，似乎不知怎么，因为没有被掴，我们未能参与某个重要的时刻，不知怎么，因为自己的谨慎，而躲过了被召唤参加冒险。同时，我们明白自己正在遗忘那些心神不安的日子里的准确感觉，那些日子，正在滑进历史，带上了一幅多愁善感的乡村画（题为《红色谷仓与云》，《早上坐雪橇》，适合挂在银行、医院候诊室和办公楼大堂的墙上）温暖而柔和的色彩。 花朵绽放。有天早上在火车站停车场，似乎是悄悄说好的，双排扣风衣又回来了，褐色，米色，浅褐色，从一辆又一辆车上下来，就像失色的花朵绽放在清晨的光线中。理查德•埃默里克本来在门廊上穿上了那件双排扣风衣，可是他停下来认真想了一下，然后又脱掉了，重新挑了件领子镶羊皮边的黑色羊毛外套，这件衣服，他通常是选择在一年中更晚的时候才穿的。他在停车场走出自己的汽车时，马上明白自己做错了。他的手指有把风衣腰带两头挽到前面时，有受力的感觉。明天的天气预报是早上有小雨，他会做好准备。 成功与失败。那记耳光开始变得模糊，因为就连它们在我们脑子里的回音也变得越来微弱。这时我们想知道是否自己已经从磨难中走了出来。当然，把那称为磨难有点言重了，毕竟我们没有被谋杀，没有被强奸，也没有被伤害、被捅一刀或者被抢劫。我们只是被掴了耳光。即使这样，我们还是受到了侵害。我们难道不是感觉在我们的街道和家里，别人以某种不容置疑而又谜一般的方式侵犯了我们？所以，当袭击似乎结束时，我们觉得自己从某种磨难中走了出来，尽管我们还是拿不准自己有什么感觉。有时在我们看来，那个眼里有愤怒的陌生人了解我们的什么事，我们自己却并不知道。有时我们想知道关于我们，他是否想对了，不过我们并不知道他想对了什么。更多时候，我们排斥这种想法，责备自己未能抓到他，未能阻止他一再袭击我们。在这前后，《每日观察者报》上刊登了一篇社论，文章署名为“本报编辑”，里面讨论了关于陌生人的这个插曲，最后写道现在结束了，我们应当“从中汲取教训”。编辑们没有告诉我们有可能学到什么，除非是需要在我们这个镇上有更多警力，他们也没有告诉我们应该想到向哪个方向前进。所以在袭击似乎已经结束时，我们如释重负的感觉也是种未能解脱的感觉，我们成功的感觉也是种失败的感觉。成功与失败两者完全不可混淆，也是失败的成功根本什么都不是，我们不知道该怎样把握。因此我们想知道：我们到底从中学到了什么？我们只知道我们镇上发生了什么事，永远不可能让它不发生。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当这一切都远远留在我们身后时，我们也许会走在一条街上，在吐露新芽的枫树、椴树的树枝之下。在门廊那里，门廊柱和树枝映在玻璃前门上，前门尚未换成纱窗门。这时，会有这样一个想法冒出来：他有可能站在那棵树后面。我们就更仔细地看着树根一起一伏地向着人行道伸来，看着在草地、街道和远处房屋的衬托下，树皮边缘清楚呈现的地方。当我们在吐露新芽的树枝下面一路走来，树上还绽放着以蓝天为背景的黄绿相间的花朵，从树后，随时会现出一侧肩膀，胳膊举起，一只手猛地向你脸上打来。

[美]史蒂文·米尔豪瑟 著 孙仲旭 译 他九岁了，快满十岁，长得又瘦又高，肩胛骨就像装在纸袋里的东西一样，往外突着，蓝色泳裤是新的，这儿太紧，那儿太松，但是那一切又有什么所谓？重要的是他在这儿，站在野餐桌边，太阳照在河面上，松针和河水的气味浓烈，哪儿传来一声喊叫、一阵大笑还有收音机上放的音乐声。他的爸爸正在清理烧烤炉里的灰烬，妈妈和姐姐正在把毯子铺在阳光下的草地上，离野餐桌不远，奶奶正在把一张铝合金折叠椅搬到一棵高大的松树那边，那棵树长在通往河边的一道陡坡边上，而他正在做他最喜欢做的，他真正擅长的，即站在那里什么也不做。有几秒钟，大家都忘了还有他，有时候会这样，你努力不去提醒别人你在这儿。他很喜欢这个地方。野餐桌上，放着那个胖乎乎的暖水瓶，靠下边处有个喷水孔。游完泳后，他会按喷水孔上的一个按钮接一纸杯粉红色的柠檬水，发出的声音挺好听：“夫嘶，噗嘶。”他能看到野餐篮里有两盒热狗，一瓶切碎的甜泡菜，一瓶芥末酱，几个小圆面包露了出来，一盒奥利奥饼干，一袋棉花糖，侧着露出来的纸盘子，一个折着口的牛皮纸袋，也许装的是樱桃。整整一周，他都在盼望这天。这样再好不过：夏天时出去一整天，去滨河公园——熟悉的房子和空地不再无所事事地待在那里，而是隔着车窗看到它们向你移来，晒暖的座位热得隔着牛仔裤也能让你感到发烫，从停车场走向河岸上方的野餐区时，你的脚底感觉到地面把你的脚底往上推。然而他现在到了这儿，就在此地，他的牛仔裤扔在后排车座上，T恤衫塞在他妈妈的草编袋子里，阳光照在野餐桌的一道边上，桌上剩余地方都是松树的荫凉，奶奶已经在支起椅子。所以这一天就要开始了，他在炎热的夜里看着路过的汽车照射的一道道光掠过他的墙壁时盼望的这一天，他到了这儿，他赶到了这儿，准备好开始了。 但是由谁来说任何事情真正开始？你可以说，在他们路过上面有“印第安湾”字样和一把印第人战斧轮廓的木制广告牌（树在一段弯路上，牌子中央从上到下有两道黄线，还有装有红色射灯的褐色木柱）时，那天就开始了。要么也许是当那辆车倒着开上行车道的斜坡，轮胎摇晃着上了齐膝深带刺灌木之间的人行道时，一切就开始了。要么，如果是在那之前，当他早上醒来，那天就像整个夏季到下午就郁闷的每天一样，在他眼前展开时开始的，那又如何？不过他只是在玩，只是闹着玩，因为他完全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在他下水时开始。那是一个又一个夏天以来，他跟自己达成的共识，定好了。那天从水里开始，其他一切都导向那个时刻。 并不是说他有那么迫切想赶快开始那一切。既然他到了这儿，既然事实上等待已经结束，他喜欢把走向他一直在等待的那一刻的兴奋感再延长一点。他甚至不会游泳，抱着轮胎内胎不撒手，蹬脚。他喜欢那样，挺好的，他拿得起，放得下。不，他关心的，每次都让他感到激动的，是知道就是这样，就像他提前跟自己达成共识的那样，期待已久的河边这一天就要开始了。一切都在导向这个时刻，另外，就像一件事情导向其他事情，有种电荷，一种嗡嗡声。他全身都能感觉到。越接近，就越是有这种感觉。 在这方面，十三岁的茱莉娅跟他不一样。她铺好三张毯子不久，就会跑到陡坡边上，蹦蹦跳跳地跑下去，跑过那段窄窄的地面。她总是那样，热情投入到什么上去——钢琴课，采蓝莓，野外徒步，在海滨游乐场玩碰碰车。她觉得他小心，太矜持，甚至胆小，很可能真的是这样，但也有可能是别的什么：他喜欢慢慢积累，因为那样发生时，一切都让人感觉重要。这是否意味着他身上还有点没长大的样子，有一天那是要消失的，就像他突出来的肩胛骨和球形脚踝骨？ “来吧，帮下忙，队长。”茱莉娅说。他不再是无人看到了。茱莉娅不喜欢别人站在边上无所事事。他拎起毯子一角，还没明白过来，她就绕过野餐桌，朝奶奶坐着的那棵松树方向走去，她爬下陡坡看不到了。一秒钟后，又看到了她的头，接着是她全身，除了她的脚，然后她又有了脚后跟、脚趾。她没有停下来，而是一直走得河水没过她的膝盖，弯下腰把水往胳膊上撩。他甚至能看到她的红色泳衣在水中的倒影破碎了。河面微有涟漪，也许是因为白桶那边有一艘快艇开过而造成的。他爸爸跟他说过豪萨托尼克河是条有潮汐的河。他记得那个词：有潮汐的。他看着的涟漪有可能是潮汐吗？豪萨托尼克。他喜欢说那个词，喜欢拉长“托”那个音，让他想到老电影里一列火车驶过一道拐弯。茱莉娅扑进水里，开始朝水桶那边游去。 “你也快点去，吉米。”他妈妈说，“这儿没事了。”他知道该开始了，你不可能把事情永远拖延下去。他走到太阳地下的几条内胎那里，拿起歪靠着另一条的那条，捏了捏上面蒙了层灰尘的橡胶，以确认不漏气。然后开始把一条内胎颠簸着滚过草地，绕过野餐桌，向奶奶坐的那棵松树滚去。 这段路不远，树荫很浓，还有点点阳光漏下。他走在软而易断的松针和海绵般的松球上，松球顶着他的脚底，似乎他走在卷起来的袜子球上。地面感觉又硬又有弹性。奶奶坐在一棵大松树旁，那棵松树略微前倾，似乎有一天它开始往前倒，却又改变了主意。左边有另外一棵松树，也往前倾，两棵树可以说形成了一个相框，围着阳光照耀下的河面和对岸远处长着树木的小山。一切都让人有兴趣：浓荫下面那个大松果的一头在阳光下有反光，那根沾了淡红色的冰棒棍掉在一条疙疙瘩瘩的树根旁边。奶奶的椅子不是放在前廊上又长又重的那张，可以调整位置的，不，她带了那张小的，直背，很容易一拉就能打开。她穿着深蓝色的游泳衣和一双草编的拖鞋，脚趾涂成了粉红色，她浓密的头发可以说是奇怪的有点白，也有点黄的橙色。她总是哈哈笑着说她染发剂没用好。她坐在靠近陡坡边的树荫下，两腿晒太阳，书放在膝上。她的手指在关节那里曲着，她喜欢举起来给他看，看看：关节炎。那张椅子上十字交叉的条条是白色和灰绿色。他向她走去时，她扭过头，一只手按在书上，好不让它合上。 “这么说好人哪，你要下去了吗？你看茱莉娅到那边了。”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让人们这样说话：队长，好人。是他身上的哪一点。他姐姐这时到了桶边，在仰游，蹬着脚，两只手往后划。“对，好人啊。”他说，奶奶就像他想让她做的，从喉咙深处发出沙哑的笑声，笑声中带着赞许。这一家人都说话风趣，你得时刻打起精神。如果他起床晚了，他爸爸会这样说：“昨天夜里出去喝酒回来晚了，呃，吉姆？”要么“看哪，儿子起床了。”他站在奶奶旁边，用指尖让内胎保持平衡，他把一切都看在眼里：奶奶手腕上的手镯，一个是玳瑁的，一个是银的，她的手指肿胀，关节处疙疙瘩瘩；经过那张椅子直到陡坡边缘的几英尺宽的地上长着一团团草，软塌塌的，看上去被晒热了；粗粗的松树根扭动着伸出斜坡，一根白色绳子吊在树根上。看到这些东西都不错，但有时你看不到。它们在导向某件事情时，你就看到了。 他往陡坡的边缘——世界的边缘——走了几步。在他身后，是坐在椅子上的奶奶，铺满松针的地面，野餐桌，其后是阳光照耀下的毯子，一片田野——但是干吗到那儿就不说了？康涅狄格州在他身后延展开来，比尔德斯利公园动物园里的猴笼，路上有石桥的麦里特主干道，然后到了西一百一十街的奶奶家，如果你再往远方，密西西比河，派克峰，加利福尼亚。这样挺好玩。你可以往两个方向都这样。他前面是斜坡，河边有沙有土的地方，茱莉娅在仰游。然后是白色的桶，对面河岸长满树木的小山，越过小山，是康涅狄格州的另一边，去科德角某种名叫神秘海港的地方看捕鲸船的那一趟，大西洋，非洲。他喜欢站在那里考虑这些事情。他在阳光下严肃地盯着河面、皱紧眉头时，喜欢在心里想象自己的形象，他用指头扶着内胎的上端，另一只手架在臀部，站在密西西比河岸边的哈克贝利•芬啊，一个勇敢地背着一箭袋箭的印第安人准备下去跳上独木舟。 但是他不可能一整天都站在那儿。茱莉娅正在靠着一个桶休息，她看着他。她一只手搭着凉篷，另一只手向他挥动。来吧，队长！奶奶的眼睛从书本上抬起来看他。另外，他也想让在印第安湾的这一天开始，他真的想，即使从他到这里后，他一直努力在做的，就是尽量把它往后推。到河边有两条路，一条是那棵松树的另一边硬硬的土路，大人们走那条路，要么直着走下土质松软易碎的斜坡。他用胳膊牢牢地夹着内胎迈过边缘，半是滑下去，半是跌跌撞撞地走下去，感觉到暖和而多沙的土末落在脚面，让他想起盐末洒到手里的感觉。他到了那里，他做到了，他站在一块橙色的沙土地上，小得称不上是沙滩。人们去的沙滩上有真正的沙子，有毯子、沙滩伞、海水、饮料摊、海鸥、死螃蟹、沙洲、浪。这里是河边，各个地方都不一样：这里是橙色的沙土地，再往下是大石头和香蒲草，别的地方水边就有树和草。这个没名字的地方感觉比沙滩更柔和，更安静，更偏僻。斜坡在他身后，颜色绿中带褐的水在他面前，白色的桶略微上下浮动，似乎河水在呼吸。 他开始滚动内胎往前走。再走九步或十步，他就到了水边。他能看到水面的细浪。如果他不知道这是一条河，他会觉得自己是站在湖边。弯向水面的树枝把两边的河弯都遮住了，你看到的，是边上有着长满树的小山的一面湖水，远处的岸边有几幢小房子，一座码头，有个身形渺小的人在那里钓鱼。他把内胎滚过沙土地，这里鹅卵石太多，但是看不到一丛丛柔韧的水草，看不到紫黑色蚌壳。一个绿色的空可乐瓶直直竖在那里，显得格格不入。它属于沙滩，歪在沙里，在毯子旁边，它投下了绿色的影子。模糊的脚印，一块光滑的扁平石头，适合打水漂。兴奋感在加强，他几乎走到了那里。 到水边后，他停了下来。他看好不让细浪在涌上来时碰到他的脚趾。透过河水，他能看到阳光把波纹的图案映在河底，像是光线形成的铁丝网。是这条河了，他的冒险开始于此，到了这最后一个地方，他最后一次停下脚步。 一切都导向这个时刻。不，错了，他还没到那个时刻呢，它就在他前方。这是在结束等待以及他迈进一直等待的事之前的一段时间。他吸进河水的气味，深深地吸进鼻孔。自从他今天早上醒来，自从上周那天他爸爸下班回来，手里拎着公文包还没放下就说天气不变的话，他们周六去印第安湾以来，他就一直在接近这个时刻，那就像等着去游乐场。再过一秒钟，等待就结束了，那天就正式开始了。这是他一直盼望的，然而到河水边上这里，他不想让等待结束，他想竭力挽留。他站在河岸上，颜色绿中带褐的细浪消失在他的脚趾头前面。太阳在照耀着，茱莉娅在挥手示意他往前走，白色的桶轻轻地一起一伏，他想做的，是回到上面有印第安战斧的那块木制广告牌处，开始等待看到河岸。 他这是怎么回事？干吗不能像茱莉娅那样做？他很喜欢这一天，不是吗？现在他随时都会站在齐膝深的水里，用手哗哗响地撩来撩去。他会往水里走得淹到泳裤，会洒湿自己的胸口和肩膀，会跳上内胎向茱莉娅划去，会在阳光下哈哈大笑。到后来，他会扑到毯子上，感受太阳晒干他的泳裤。他会用小圆面包夹着一条热狗肠吃掉，喝暖水瓶里粉红色的柠檬水。他会因为晒太阳和感到快乐而懒洋洋的。这天结束时，他会去吱嘎作响的更衣室里换下泳裤，回家时在车上睡着，在街灯下。哪儿不对劲。他内心深处受到震动，似乎如果这天开始了，他就会失去什么东西。如果他走入水中，就会失去那种兴奋感，失去因为离他一直等待的时刻越来越近而产生的一切都重要的感觉。当你拥有那种感觉时，一切都充满了生命感，每片树叶，每块鹅卵石。可是你一开始，你就在用光一切，这一天开始从你身边溜走。他想留在一切的这一边，就守在这里。他心头一阵紧张，在阳光下，却感到一阵寒意。再过一会儿，这一天就会开始结束。一切会冲过他身边。他一直在等待的那一天几乎快结束了。他这时看到了，他看到：到处都在结束，就蕴含在开始中。他们不告诉你这件事，它藏在事情里面，在世界光亮的皮肤里面，一切都死了，没有了。太阳正在落下，这一天正在消亡。奶奶正在棺材里死去，她畸形的手交叉在胸前。他漂亮的妈妈正在变老，她的手指又粗又弯，她褐色的头发变得像白线一样。没人能阻止这样。茱莉娅正在离世，他的爸爸正在离世，那个可乐瓶正在碎裂成绿色的灰尘。一切都是乌有。如果他站着不动，如果他纹丝不动，也许他能够阻止，不让它发生。一切就会停止，没人会死。他的身体在颤抖，无法呼吸，在水边这里，他位于一切的终点。你无法活着，除非有办法拦住不让一切发生。他无法回去，因为他已经全用完了，他无法前进，因为接着就开始结束了，他被卡在这个地方。在这里，一切都了无意义，就像黑暗，就像一种疾病，正在向他涌来。他看到了不该看到的，只有成年人才允许看，这让他变老了，破坏了一切，他的太阳穴处感到砰砰响，他的眼睛感到砰砰响，他感到胸膛里正在形成一声尖叫，他就要倒在橙色的沙土地上。“喂，伙计！”茱莉娅喊道，他从嗓子眼里发出一声吼叫，迈过那条线，开始了他的这一天。

（选自《第三大道的这间酒馆》） 约翰·麦克纳尔蒂 著 孙仲旭 译 某个星期天下午，一个旅馆房间里有一个独身男的，里面有种空虚的感觉，尽管房间不大，而且放满了东西。 到三点半，《先驱论坛报》和《纽约时报》上的填词游戏都已经做完，放在地上。收音机上在播放交响乐，好像也不是很对气氛，我觉得就不对，这个星期天下午，我不想打电话给谁，害怕会碰到他们宿醉仍未全消，不想跟任何人说话，更别说让谁过去看他们。不过我想听到谁说话——不包括听播音员说话。 所以我出去买剃须刀片——我出来住旅馆，总是会忘了带——然而再去擦个鞋，好打发时间。 第六大道上那些关了门的店铺中，有一家前面有个皮包骨头的小个子男的，衔着烟斗坐在一个汽水箱上，箱子上铺了张报纸。他面前有个擦鞋箱子。我在那儿停下脚步，没说话做了个小小的手势，意思是：“擦鞋？” 他从嘴里取下烟斗，放下二郎腿然后又翘上，有点自尊心受损地说：“噢，不，噢，不！我还没有沦落到擦鞋的地步！” 他说话的语气，让我觉得对他来说，虽然已经过得够艰难，然而尊严尚存。他长得瘦削，衣衫褴褛，脸上凹陷，他好像坐在那里，想做一个可以说是第六大道上的观察者，尽量去想这样那样的事，却做得不成功。 过了一阵子，他又开口了，似乎不想惹我不高兴，因为我提出擦鞋，而他拒绝了我。“他很快就回来了，那个擦鞋的。”他说，“他很快就回来。你想坐就坐下吧。” 他住汽水箱边上挪了一下，给我腾了点地方，我没说什么就坐了下来。 我们都看着来来往往的人，多数看样子都是外地人，在往上城方向走去。那个皮包骨头的人抽着烟斗，也在用眼角瞄我，衡量我，我知道他想说话，只是在忍着。 “真是要命啊，”他手里拿着烟斗，终于开口说，“他们就那么把人逼进酒馆，即使你根本没想去，很要命对吧？” 他当时很清醒——我看得出——但是他这个人，并不是每天都清醒，远远不是，他脸上的皱纹和表情都说明了那一点。 “这个嘛——”我张口说，但不知道到底该怎样接着往下说。 “一两个钟头前，你注意到了吗？”他沉思着挥挥他的烟斗说，“开始有点下起毛毛雨，好像不会持续很久，可是我想我最好去哪儿躲一躲。我去奥托迈特餐馆，锁了！我去布赖恩特公园，想上厕所，锁了！”他沮丧地直直看着我，接着又说，“他们强迫你进酒馆，而这是世界上你最不想去的地方！我进了那里面，哎，我不能就站那儿，连杯啤酒也不点，对吧？” “对。”我说，一边尽量显得像他那样，深入思考这种情形。 “他来了，擦鞋的。”那个皮包骨头的人说着用烟斗指着几步开外一个向我们走来的老头儿。那个小个子男人站起来，又衔上了烟斗，靠着那间店铺的前门看行人。 那个擦鞋的有七十好几，他头上骨骼突出，有点大，比起覆盖其上的皮肤似乎有点太大，所以对他来说，皮肤好像绷得太紧。 “你好，皮瑟。”他跟那个皮包骨头的人说，然后坐到我面前，慢慢准备擦鞋。这个小生意做得极为随意，因为鞋刷多数没放在箱子里，而是搁在旁边的人行道上，那个蘸清洁液的刷子看上去跟它刷掉的灰尘相比，往鞋子上沾的灰尘更多。那个老头儿动作不熟练地拿起刷子时，抬头看着我，他的眼睛像是个婴儿的，嵌在一个年过七十的人的脸上。 “哎，先生。”老头儿一边把清洁剂涂上——多数都涂到了鞋带的结上，还有些涂到了袜子上——一边跟我说，“会开得怎么样？” “会？”有一阵子，我摸不着头脑，后来才明白他指的是什么。“哦，联合国？”我说，“我不知道。对我来说，那儿大部分都太复杂了。” 老头儿又涂了几秒钟。“嗯，我是这样想的，”他说，“穿着这样一双鞋的人会知道开会在讨论什么，如果他愿意告诉别人的话。” “不，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如此而已。”我抱歉地说，但是又自豪地看了一眼我的好鞋子。 皮瑟从嘴里取下烟斗跟我说：“人们为什么都要去广播城？他们去那儿干吗？他们全都去那儿，怎么回事？” “我想他们是外地人，”我觉得我得给出一个回答，就说，“他们读到过广播城，所以想去看一眼。” “噢！”皮瑟嗤之以鼻，“他们根本不知道该在什么时候去看。是在人们全在那边的冰上滑来滑去，大灯照着他们，而且还放着音乐的时候，他们应该去看看。他们根本不知道该在什么时候去看。那会儿才漂亮呢，滑冰！” 那个老头儿听了只当没听见，这时他换用别的鞋刷，进入擦鞋的擦亮阶段。“不管怎么样，我还是敢说一个穿这样一双鞋子的人，会对他们开会开得怎么样心里很有数，”他说，“会知道他们是不是开得顺利，要么互相拆台还是怎么样。” 皮瑟又把烟斗从嘴里拿出来，隔着我对那个老头儿说：“在印度，”他说，“他们那儿有个池塘，要么也许是条河吧，很神圣，他们会跳进去。在印度，有病的人会跳进去把病冶好。”他顿了一下，似乎是指望大家会表示一下惊讶。“里面有死的动物！”他又说，几乎在喊叫。“里面很多死的动物，他们就往里面跳！” 那个老头儿正在擦亮一只鞋时停下了来，慢慢抬起头看我们两个人。“是恒河，”他说，“他们是这样叫的，恒河。” “里面有死的动物，他们往里面跳，想把病治好。”皮瑟提高嗓门说。 “我知道，恒河。”那个老头儿说，然后又开始擦鞋。后来他又开口，似乎是跟鞋子说话：“我很久以前哪儿都去过。去过加尔各答，去过南美洲，去过昆士顿——现在改名了——我还去过别的地方，不过都忘了。他们叫恒河，恒河。” 皮瑟又把烟斗在汽水箱一侧磕磕，好把烟灰弄出来，然后走开一两步。 “你去哪儿，皮瑟？”老头儿问。 “去广播城，”皮瑟盯着第六大道上说。他看看天空。“再下雨的话，我就得进哪儿避雨，就得进一家酒馆，不管我想还是不想。他们反正会逼着人进去！”他迈步走开了。 老头儿看着我，一边擦完了鞋，笨拙地把破布放回盒子。“可怜的皮瑟想戒酒，过得很难受。”他的语气十分宽厚，“想戒酒时，可怜的皮瑟满嘴胡扯。” “哦，我明白了。”我说。我给了老头儿一枚两角五的硬币，尽管本来没想付那么多。他感谢了我，我要走时，他站起身来。 “我希望开会开得顺利，”他说，“这儿那儿，肯定会意见不一致嘛。”

艾拉·雷文 著 孙仲旭 译 代表迎新社的女士至少有六十岁，但是干起活来动作麻利，像个年轻人（姜黄色头发，红色嘴唇，穿一件日光黄的裙子）。乔安娜面前的她眼睛和牙齿都亮闪闪的，她对乔安娜说：“你们真的会喜欢这儿！这个镇子挺好，人也挺好！你们做出了最佳选择！”她的褐色肩挎皮包很大，用旧了，有些地方已经磨损。她从包里取出东西递给乔安娜：一袋袋早餐饮料粉和汤粉包、装玩具大小的一盒环保型去污剂、能在本地二十二家商店使用的一本折扣券小册子、两块肥皂、一叠除臭贴—— “够了，够了。”乔安娜说，她站在门口，两只手都拿满了东西。“别拿了，不要拿了，谢谢您。” 迎新社的那位女士把一小瓶古龙香水放到别的东西上面，接着又在自己的包里找（“别拿了，真的。”乔安娜说），取出一副粉红色框的眼镜和带刺绣装饰的一个小笔记本。“我负责写‘新居民简介’。”她说，一边微笑着戴上眼镜。“给《记事报》写的。”她在包的底部找，掏出一只笔，用涂了红指甲的拇指按了下笔尾。 乔安娜跟她说了她和沃尔特是从哪儿搬来的，沃尔特是做什么的，在哪间公司，皮特和金的名字及年龄，他们出生前她做过什么工作，她和沃尔特上的哪所大学等。她站在门口，两只手都满满地拿着东西，听不到皮特和金的声音，她说话时，不耐烦地左右换了换身体重心。 “你有什么嗜好或者特殊兴趣吗？” 她正要省时间地说没有，但又犹豫了一下，一个全面的回答印到本地报纸上，也许能成为给像她那样的女人——潜在的朋友——看的广告牌。她在过去几天中遇到的女人（附近几家的）都很友好，乐于助人，但是似乎她们都一心做家务。也许等到她跟她们再熟络一些，就会发现她们也有较深远的想法和关心之事，不过也许树起广告牌是个聪明的做法。所以嘛，“对，有几种，”她说，“我一有机会就打网球，我还是个半职业的摄影师。” “哦？”迎新社的那位女士说，一边记了下来。 乔安娜露出微笑：“那指的是有家代理公司在代理我拍的三张照片。”她说，“我对政治及妇女解放运动有兴趣，很感兴趣，我丈夫也是。” “他感兴趣？”迎新社的那位女士看着她。 “对。”乔安娜说，“很多男的是这样。”她没有搬出对两方都好的那种解释，而是往门厅方向伸着头去听：家庭活动室那边，传来电视中的观众笑声，皮特和金在拌嘴，但是没必要去干涉。她对迎新社的那位女士报以微笑。“他也对划船和橄榄球感兴趣，”她说，“另外他收集早期美国的文件。”沃尔特也应该占半块广告牌。 迎新社的那位女士写下来，然后合上笔记本，按了一下那杆笔。“真的挺好，埃伯哈特太太。”她说，一边微笑着取下眼镜。“我知道你们会爱上这儿的，”她说，“我想真心实意地跟您说一声：‘欢迎来到斯泰普福德镇。’如果需要我提供关于这里的商店和服务的任何信息，请随时打电话给我，号码就在折扣本的封面上。” “谢谢您，我会的。”乔安娜说，“谢谢您给我这么多东西。” “试用一下吧，都是好产品！”迎新社的那位女士说。她转身要走。“那就再见了！” 乔安娜跟她道了别，看她沿着那条弯弯曲曲的步道走向她那辆旧的红色大众车。突然车窗那里出现了几条狗，黑棕两色兴奋的猎獚，又跳又叫，爪子顶着窗玻璃。比大众车更远处，有块移动的白色吸引了乔安娜的眼光：隔着栽了小树的街道，在克莱伯鲁克家楼上一个窗户那里，一块白色又动起来，离开一块窗玻璃后又填入下一块窗户：有人正在擦洗窗户。乔安娜面带微笑，以备唐娜•克莱布鲁克正在看她。那块白色移动到较低的一块窗玻璃那里，然后是旁边那块。 那辆大众车轰的一声冲离路缘，让她吓了一跳，乔安娜退进门厅，屁股一顶关上了门。 皮特和金拌嘴的声音更大了。“拉屎！拉肚子！”“哦！别说了！” “别吵了！”乔安娜大声说，一边把满满两手拿的试用装产品放到厨房里的桌子上。 “她在踢我！”皮特喊道，金也喊着说：“我没有！你这个拉肚子！” “马上停下来！”乔安娜说着走到观察窗处往里面看。皮特躺在地板上，离电视太近，金站在他旁边，满脸通红，忍着没有踢他。两人都还穿着睡衣。“她踢了我两脚！”皮特说，金大叫道：“你把电视换了频道！他把电视换了频道！”“我没有！”“我正在看《菲利克斯猫》！” “静一下！”乔安娜命令道，“绝对安静！完全—彻底—安静！” 他们看着她，金的眼睛是沃尔特那种大大的蓝眼睛，皮特的是她自己那种严肃的黑眼睛。“风驰电掣地冲到终点！”电视声音很大。“没电了！” “第一，你们离电视太近。”乔安娜说，“第二，把电视关掉，第三，穿好衣服，你们俩都是。外面绿色的那是草地，照在上面的黄色是阳光。”皮特急忙站了起来，粗鲁地按了一下电视控制板那里，让电视画面消失，变成一个越来越黯淡的光点。金哭了起来。 乔安娜叹了口气，走进家庭活动室。 她蹲下来把金拥抱得贴近自己的肩膀，隔着睡衣揉着她的背部。“哎，好了好了。”她说，“你不想再去跟那个乖孩子艾莉森玩了吗？也许你又会看到一只花栗鼠。” 皮特过来撩起她的一络头发，她抬头看着他说：“她在看电视时，你别调频道。” “哦，好吧。”他说，一边用一只手指在那络头发中间缠绕。 “另外，别踢人。”她告诉金。她揉了一下她的背部，然后想去在她躲开的脸蛋上亲一下。 轮到沃尔特洗碗，皮特和金在皮特的房间里安静地玩，乔安娜很快冲了个凉水澡，穿上短裤、衬衫和运动鞋，梳了头发。她扎头发时，瞄了一眼皮特和金：他们坐在地板上玩皮特的太空站玩具。 她悄悄走开，走下新铺了地毯的楼梯。这个夜晚挺不错，拆箱和收拾工作终于做完了，她感觉凉爽，身上干干净净，还有几分钟空闲时间——幸运的话，有十到十五分钟——也许可以跟沃尔特一起坐在外面，看着他们的树木和两点二英亩。 她在门厅处来回走了走。厨房里面整整齐齐，一尘不染，洗碗机在呼呼隆隆地响。沃尔特在水池边，他的身体向窗户那边倾着，在往凡•桑特家张望。他的衬衫上有一大块汗迹：像只耳朵向前折着的兔子。他转过身，吃了一惊，接着笑了。“你在这儿多久了？”他问，一边用洗碗布擦着手。 “我刚进来。”她说。 “你像是换了个人。” “我就是这个感觉啊。他们玩得像天使一样。你想出去吗？” “好吧。”他说着叠起洗碗布。“不过只能出去几分钟。我要过去跟泰德聊一下。”他把洗碗布搭到架子上的一根杆上。“所以我在张望。”他说，“他们快吃完饭了。” “你要跟他聊什么？” 他们到了院子里。 “我正想告诉你。”散步时，他说，“我改变了主意，我要加入那个男人协会。” 她停下脚步看着他。 “有太多重要的事情都是以那儿为中心，不能不参加啊。”他说，“本地的政治事情啊，慈善活动啊之类的……” 她说：“你怎么能加入一个过时、老式的——” “我在火车上跟几个男的聊过，”他说，“泰德，维克•斯塔夫洛斯，还有他们给我介绍的别的几个。他们都认为不让女人参加这种事是过时的做法。”他挽着她的胳膊，两人继续散步。“可是唯一能改变这一点的途径，就是从内部。”他说，“所以我要协助去做到。我星期六晚上就要参加。泰德会给我简单介绍一下委员会中都有谁。”他拿出烟请她抽。“你今天晚上是抽烟还是不抽烟？” “哦——抽烟。”她说着伸手接过一根。 他们站在院子里最靠外面的地方，蓝色薄暮下，蟋蟀在鸣唱。沃尔特打着打火机，给乔安娜点烟，然后自己也点着。 “看看天空吧。”他说，“我们花的每一分钱都值了。” 她去看——天空中有紫红色、蓝色、深蓝色，可爱——接着她看自己的香烟。“组织也能从外部改变。”她说，“你去组织请愿，去抗议——” “但是从内部更容易。”沃尔特说，“你会看到的：如果跟我聊过的那些男的具有代表性，它很快就会成为人人都可以参加的协会。男女一起打扑克，台球桌上做爱。” “如果跟你聊过的那些男的有代表性，”她说，“它应该已经是人人都可以参加的协会了。哦，好吧，去参加吧。我去想想标语牌上该写什么。开学后，我有大把时间。” 他搂着她的肩膀说。“先忍一阵子吧。如果半年后还是不接纳女性，我就会退出，我们一起游行，肩并肩。‘性爱，可以；性别歧视，不。’” “斯泰普福德镇落伍了。”她说着伸手拿过野餐桌上的烟灰缸。 “不算糟糕吧。” “等我真的开始行动再说吧。” 他们抽完烟，挽着胳膊站在那里看着他们家草坪中间宽宽的步道，草坪边上是紫红色天空衬托下的黑色树木。树干之间透过灯光：从下一条街（收获道）那边房屋的窗口照过来的。 “罗伯特•阿德里说得对。”乔安娜说，“我感觉很受限制。” 沃尔特往凡•桑特家看了看，又眯着眼看他的手表。“我要进去洗一下。”说完亲了一下她的脸。 她转过身，扳过他的脸亲了一下他的嘴唇。“我要在外面待几分钟。”她说，“他们不老实的话，你就吼一嗓子。” “好吧。”他说。他从客厅那扇门进去了。 她抱起胳膊，用手搓揉两边的胳膊：这个夜晚变得更凉了。她闭上眼睛，头往后一仰，呼吸着草、树和清新空气的味道：沁人心脾啊。她睁开眼睛看着深蓝色天空上的一颗小星星，在她头顶上万亿英里的地方。“星星亮，亮晶晶。”她说。下面的歌词她没说完，但想到了。 她希望他们能在斯泰普福德镇过得快乐，皮特和金在学校表现出色，她和沃尔特会认识好朋友，找到满足感；希望沃尔特不介意坐通勤车上下班——不过首先呢，搬家的整个主意是他先提出来的，希望搬离城市——那个肮脏、拥挤、罪案颇发的城市——会让他们四个人的生活变得更丰富，而不是像她担心的，变得窄化。 她听到有声音，也看到有人在做什么，于是朝凡•桑特家走去。 在厨房门口透出的灯光衬托下，卡罗尔•凡•桑特是个黑色的身影，她正在压紧垃圾桶的盖子。她朝地面弯着腰，一头红发亮闪闪的，她抱起一块又大又圆的东西（石头）放到垃圾桶盖上。 “嗨！”乔安娜叫道。 卡罗尔直起腰，站在那里面对着她。卡罗尔个子高，腿长，看上去像是没穿衣服——但是身体轮廓边上，能看到光从她背后照出那件裙子是紫色的。“谁呀？”她叫道。 “乔安娜•埃伯哈特。”乔安娜说，“我吓着你了吗？要是吓着了，对不起啊。”她走向分隔开她和沃尔特与凡•森特家地产的栅栏。 “嗨，乔安娜。”卡罗尔说，她说话带着新英格兰味的鼻音。“不，你没有吓着我。今天晚上挺好的，不是吗？” “是啊。”乔安娜说，“我已经拆完箱、收拾完了，这样就更好了。”她得大声说话：卡罗尔一直待在她家门口，还是离得太远，无法舒舒服服地交谈，即使她自己这时已经在接着木栅栏的花圃那边。“今天下午，金跟艾莉森玩得很开心。”她说，“她们相处得很融洽。” “金是个可爱的小姑娘。”卡罗尔说，“我挺高兴艾莉森在隔壁就有这么一个好的新朋友。晚安，乔安娜。”她转身要进屋。 “嗨，等一下。”乔安娜喊道。 卡罗尔转过身。“怎么了？”她说。 乔安娜真希望花圃和栅栏没有挡在那儿，好让她往前走得更近。去他的，要么卡罗尔也可以来到她那边的栅栏前嘛。她在那间亮着荧光灯、挂着铜锅的厨房里有什么火急火燎的事？“沃尔特正要过去跟泰德聊聊。”她大声对卡罗尔像是裸体的身影说，“等你让孩子们睡下后，干吗不过来跟我喝杯咖啡？” “谢谢，我也想啊。”卡罗尔说，“可是我得给家庭活动室的地板打蜡。” “今天晚上？” “直到开学前，只有晚上才能干。” “嗯，干吗不等一下？只剩下三天了。” 卡罗尔摇摇头。“不，事实上，我已经拖得太久了。”她说，“上面全是擦痕。另外，晚一点泰德要去男人协会。” “他每天晚上都去吗？” “差不多吧。” 天哪！“而你留在家里干家务活？” “总有这样那样的活要干。”卡罗尔说，“你知道是什么样。我现在得去收拾完厨房了，晚安。” “晚安。”乔安娜说，然后看着卡罗尔——看得到她太大的胸部侧面——走进厨房关上门。她几乎马上又出现在临着水池的那扇窗户处，在调整水量，抓过什么东西擦洗。她红色的头发弄得整整齐齐，反着光；她的鼻子窄窄的，那张脸显得在沉思（还显得聪明呢，去他的）；随着擦洗的动作，她紫色衣服下面的大乳房一跳一跳的。 乔安娜又回到院子里。不，她不知道是怎么样，谢天谢地。不要像那样，一个有强迫症的家庭主妇。又有谁能怪泰德会利用这样一个主动要求被利用的傻瓜呢？ 她可以怪他，她可以的。 沃尔特穿着一件薄夹克从家里出来。“我看我去不会超过一个钟头左右。”他说。 “那个卡罗尔•凡•森特的话让人信不过。”她说，“她没法过来喝杯咖啡，因为她得给家庭活动室的地板打蜡。泰德天天晚上去男人协会，她却是待在家里干家务活。” “天哪。”沃尔特摇着头说。 “跟她比起来，”她说，“我妈妈就是凯特•米利特呢。” 他哈哈大笑。“晚点见。”他说完吻了一下她的脸，然后穿过院子就走了。 她又看了一眼她那颗星星，这时更亮了——去干活吧，你，她这样想道——然后进了屋。 他们四个人星期六上午一起出去，拉上安全带，坐在他们一尘不染的新旅行车上；乔安娜和沃尔特戴着太阳镜，谈论着商店和购物，皮特和金把他们那侧的电动窗户开上开下，开上开下，直到沃尔特要他们别弄了。那天有种流光溢彩的感觉，是秋天的标志之一。他们开车去了斯泰普福德镇中心市场（白色板墙的殖民地时期风格店门脸，漂亮得像是明信片），去买能使用折扣券的五金器具及药物；然后沿着九号公路去一家很大的购物中心——给皮特和金买能使用折扣券的鞋子（等得可真够久的！），然后去一处用不了折扣券的儿童攀缘构架玩；然后沿着东桥路去一间麦当劳餐厅（巨无霸，巧克力奶昔）；然后再往东一点，去买古董（一个八角形茶几，但没有证书）；然后在斯泰普福德镇上整个东南西北都转了一下——铁砧路，冷溪路，哈尼卡特路，海狸尾路，伯吉斯岭——让皮特和金看看他们的新学校和以后会去上的学校（乔安娜和沃尔特在找房子时就全看过了），从外面根本猜不出来的无污染垃圾焚烧站，野餐区（那里正在修建一个公共游泳池）。应皮特要求，乔安娜唱了《你早，星光》，他们都唱了《麦克纳马拉的乐队》那首歌，到最后那部分，每个人都模仿一种乐器。后来金呕吐了，但是通知沃尔特得够早，他靠边停车，及时给金松开安全带，把她弄出车外，谢天谢地。 那让大家都安静了。他们又开车穿过斯泰普福德镇中心市场——开得慢，因为皮特说他也可能也要吐。沃尔特指着白色板墙建筑的图书馆，还有历史协会那座两百年历史的白色板墙小屋。 金从她那侧车窗往上看，她把一颗吮薄了的圆圈糖挪离舌头，说：“那个大的是什么？” “那是男人协会的地方。”沃尔特说。 皮特侧着身子，把安全带扯得不能再扯了，弯着身子去看。“你今天晚上就是去那儿吗？”他问。 “对。”沃尔特说。 “你怎么去那儿？” “有条私家车道，还能往上开。” 他们跟上一辆卡车，有个穿着卡其布衣服的男的站在敞蓬车厢里，胳膊伸到卡车两边。他的头发是褐色的，一张瘦削的长脸，戴眼镜。“那是加里•克莱布鲁克，不是吗？”乔安娜问。 沃尔特短促地按了下喇叭，一只胳膊伸出窗户挥了挥。他们街对面的邻居弯下腰看他们，露出微笑，挥了下手又抓住卡车。乔安娜也面带笑容挥了挥手。金喊了一声：“您好，克莱布鲁克先生！”皮特喊道：“杰罗米呢？” “他听不到你说话。”乔安娜说。 “我真想也那样坐卡车！”皮特说，金说：“我也想！” 那辆卡车吃力地左转爬陡坡上山时，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加里•克莱布鲁克不自然对着他们微笑。那辆卡车上装了半车小纸箱。 “他在干吗，炒更？”乔安娜问。 “如果他挣得像泰德说的那样多就不会。”沃尔特说。 “哦？” “什么叫炒更？”皮特问。 那辆卡车的刹车灯亮了，车停了，左转灯闪烁着。 乔安娜解释了什么叫炒更。 一辆小汽车冲下山来，那辆卡车开始拐弯穿过了左侧车道。“那边就是私家车道吗？”皮特问道，沃尔特点点头说。“对，就是那条。”金把她那面车窗又调低了一点，一边喊道：“您好，克莱布鲁克先生！”他们开车经过他时，他挥了挥手。 皮特松掉安全带扣，跪在那里跳来跳去。“我什么时候也可以去那儿吗？”他往后面张望着问。 “嗯，对不起。”沃尔特说，“不让小孩子去。” “乖乖，那里有道很高大的围墙！”皮特说。“就像《霍根的英雄小队》里的！” “好不让女人进去。”乔安娜说，她目光前视，一只手扶着太阳镜的镜框。 沃尔特笑了。 “真的吗？”皮特问，“是那个目的吗？” “皮特把安全带取了。”金说。 “皮特——”乔安娜说。 他们开上诺伍德路，然后往西上了冬山道。 作为原则，她什么家务活都不准备做。上帝知道，并不是说没有很多要做的，而且有一些她真的想做，例如把客厅里的书架收拾好——但是今天晚上不做，不，先生，那完全可以他妈的以后再做。她不是卡罗尔•凡•桑特，也不是玛丽•安•斯塔夫洛斯——她推着吸尘器经过楼下的一面窗户时，去把皮特的窗帘拉低。 不，先生。沃尔特在男人协会，可以；他一定要去参加，他还得每星期去一两次去改变它。可是他在那儿时，她所做的家务活，不会比在她出门去哪里时他会做的更多（至少这第一次不会）。下次再碰到有月亮的晴朗夜晚，她就会出去：去中心市场那里，给那几处殖民地时期风格的店门脸照几张定时曝光照片。（五金店不规则的窗格玻璃也许会让月亮的倒影摇晃不定，也许晃得有趣。） 所以一等到皮特和金睡熟了，乔安娜就去地下室，在储藏室量尺寸，做计划，那里将是她的暗房。后来她又上来，去看了看皮特和金，然后给自己倒了杯兑奎宁水的伏特加拿进书房。她拧开收音机，调到某个正在播放伤感却好听的理查德•罗杰斯式音乐的电台，把沃尔特的合同和别的东西小心地从书桌上的中间地方挪开，拿出放大镜、红铅笔和她在离开城市之前抓紧时间照的照片底片小样。多数都是浪费胶卷，照的时候，她就怀疑会是那样——她赶时间时，从来照得一点都不好——但是她发现有一张真的让她感到兴奋，拍的是一个拿着公文色的西装革履的年轻男性黑人恶狠狠地看着一辆开过他身边的空的士。如果把他的表情放大得好，另外如果她把背景再调黑一点，以突出那辆模糊的的士，那有可能是张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照片，她有把握代理公司愿意代理的一张照片。那种戏剧性地表现种族紧张关系的照片挺有市场。 她用红铅笔在那幅小样旁边打了个星号，又去看别的不错的，要么至少部分不错的，可以剪裁一下。她想起她的伏特加兑奎宁水，就呷了一口。 十一点一刻时，她累了，就把她的东西放到书桌上她那一侧，把沃尔特的东西放回原处，关掉收音机，把杯子拿进厨房冲洗了一下。她去看看门关好了没有，关了灯——除了门厅的那盏——然后就上楼了。 金的大象掉在地上，她捡起来塞到她枕头旁边的毛毯下面，又把毛毯拉到金的肩膀那里，动作很轻地抚弄她的头发卷儿。 皮特仰面躺着睡，跟她之前去看他时一模一样。她一直等到看他的胸口起伏才走，把他的门又开大一点，关掉走廊上的灯，进了她和沃尔特的房间。 她脱了衣服，把头发辫了一下，洗澡，抹面霜，刷牙，然后上床睡觉。 十二点二十五，她把灯关掉。 她仰面躺着，左腿左胳膊往外一摆。她想念躺在她身边的沃尔特，可是凉爽的床单光光滑滑，又宽又阔，感觉挺舒服。自从他们结婚以后，有几次她是一个人睡的？没有多少次：他为马伯格—唐利维公司的事情出差，她跟皮特和金在医院的那几次；停电的那天夜里；她为伯特叔叔的葬礼回家的那次——在十年多一点的时间里，也许总共有二十到二十五次吧。那种感觉不错。天哪，那让她感觉像是乔安娜•因格尔斯。还记得她吗？ 她纳闷沃尔特是否快喝醉了。加里•克莱布鲁克所乘的那辆卡车上是烈酒（要么那些纸盒子装烈酒太小了？）。不过沃尔特是坐维克•斯塔夫洛斯的车去的，所以就让他去喝醉吧。倒不是他真的很可能会；他几乎从来没有。但是如果维克•斯塔夫洛斯喝醉了怎么办？诺伍德路上的急转弯—— 噢，瞎想，干吗要担心呢？ 床在摇晃。她在黑暗中躺着，看开着的卫生间门那里更黑的黑色，还看到梳妆台上的拉手反着光，而床正在以稳稳的节奏摇晃着她。每次摇晃，都伴随着弹簧轻声吱响，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是沃尔特在摇晃！他发烧了！要么他d.t.发作吗？她转过身，支着胳膊向他侧过身，盯着他看，一边伸手过去摸他眉毛那里。他只看到眼白的眼睛看着她，马上又移开了；他整个身体都从她身边移开，她看到的毛毯在他裆部位置支起的帐篷不见了，而代之以他臀部的线条。床不摇了。 他在——手淫吗？ 她不知道该怎么说。 她坐了起来。 “我还以为你d.t.发作呢，”她说，“要么是发烧了。” 他侧躺着没动。“我不想叫醒你。”他说，“过两点了。” 她坐在那里，让自己的呼吸恢复正常。 他待在床的他那边，默不作声。 她看着这个房间，光线来自皮特和金的卫生间里的夜灯，这里的窗户和家具轮廓模糊。她把辫子往下拉直，用手揉着腹部。 “你可以的，”她说，“叫醒我。我不会介意。” 他什么都没说。 “天哪，你不用那样做。” “我只是不想叫醒你。”他说，“你睡得正香。” “好吧，下次叫醒我。” 他又仰面躺着，帐篷不见了。 “你那个了吗？” “没有。”他说。 “噢，”她说，“那，”——她对他笑了一下——“现在我醒了。”她躺到他旁边，转身对着他，伸过胳膊搭在他身上，他转身面对着她，他们拥抱，接吻。他嘴里有股威士忌味。“我是说，考虑周到挺好。”她在他耳朵边说，“可是天哪。” 结果这次成了他们最畅快的一次——至少对她来说是这样。“哇，”她从卫生间回来时说，“现在我身上还软绵绵的。” 他坐在床上抽烟，对着她微笑。 她跟他一起钻进被窝，在他胳膊下面舒服地躺着，一边把他的手拉向自己的乳房。“他们干吗？”她说，“给你放黄色电影还是怎么样？” 他笑了。“没那么好运。”他说。他把他那根烟放到她嘴边，她抽了一口。“他们打扑克赢了我八块五。”他说，“他们谈论规划委员会关于东桥路的邪恶意图，让我耳朵都快听出茧子了。” “我还担心你会喝醉呢。” “我？两杯苏格兰威士忌。他们喝酒不厉害。你干吗了？” 她跟他说了，还提到自己对那张黑人照片所抱的期望。他跟她说了他遇到的几个人：凡•桑特夫妇和克莱布鲁克夫妇都推荐的那位儿科医生，一位杂志插图画家，斯泰普福德镇上的名人主要就是他，另外两位律师，一位精神病医生，警长，中心市场的经理。 “那位精神病医生应该支持让女的参加。”她说。 “他是支持，”沃尔特说，“维里也支持。我没去探别人的口风；我不想第一次去，就表现得太像是个激进分子。” “你什么时候再去？”她问——突然又担心（为什么？）他会说明天。 “我不知道，”他说，“听着，我不会像泰德和维克那样，把它当成一种生活方式。我再过一星期左右再去吧，我想。我说不好，它真的有种小地方特点。” 她微笑了，跟他依偎得更紧。

直到大约六七岁前，我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外婆家，在特里尼达的一个乡间小镇上。后来我们搬到了首都西班牙港，还是住在我外婆家，在伍德布鲁克区。我立刻爱上了我所看到的伍德布鲁克街头生活和市里的生活秩序：清晨在大街两旁清洗阴沟，市政的蓝色马车每天来收垃圾。我外婆家的房子建在高高的混凝土柱子之上，有一个前游廊，吊着蕨类植物，栽在敞口的铁篮子里，底部衬有铁丝网或者椰子树顶新枝的硬质外皮。蕨类植物吊在游廊上，好处是能遮挡，一早一晚给它浇水成了那幢房子里的例行公事。混凝土的台阶上方，罩了一个用沥青处理过的瓦楞铁顶棚，一直往下接到大门和人行道上。站在台阶上的扶栏那里，街上还有街上的人可以一览无余。我很熟悉那些人，虽然我从来没跟他们说过话，他们也从来没跟我说过话。我逐渐了解了他们的穿着、风格和说话声音。 十六年后在伦敦，有段时间我情绪低落，开始觉得我永远也无法走上作家之路。我想到了那条街和街上的人，他们让我写出了我的第一本书*。 那本书写的是那条街的“平面”景象：在我所写的内容中，我跟那条街凑得很近，跟我小时候一样，摒除了外界。甚至在当时，我就知道还有别的观察方式，也就是说，如果我退后一步、两步或者三步，看到更多场景，那就需要另外一种写法。更复杂一点，如果我想探究我是谁，街上的人是谁（我们那里是个移民小岛，文化及种族上都呈多样化），就需要另外一种写法。事实上，我的写作把我带向了那种复杂情况。我的写作生涯全在英国度过，这一点必须承认，这也必定是我的世界观的一部分。也必须承认，我做过很多次旅行，我无法假装作为作家，我只了解一个地方。我曾经面对过压力，要去那样假装，但是在我看来，那是种虚假的世界观。 我这一辈子，时时不得不考虑各种观察方式，以及这些方式如何改变了世界的格局。（孙仲旭 译） *即《米格尔大街》（Miguel Street）。 《作家看人》选读：http://book.douban.com/subject/3572745/discussion/14664708/

（选自《摸彩》，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 雪莉·杰克逊 著 孙仲旭 译 这节车厢几乎空了，让那个小男孩可以一个人坐一排座位，她妈妈坐在过道对面的座位上，跟小男孩的小妹妹在一起，这个婴儿一只手拿一块烤面包片，另一只手拿着一个拨浪鼓。她被一条带子安全地绑在座位上，她可以坐直身子，往周围看，她慢慢往旁边歪倒时，那条带子会拦住她，让她半倒不倒，直到她妈妈转身把她扶直。小男孩往窗外看，在吃一块饼干，那位妈妈在安静地读书，头也不抬地回答小男孩的问题。 “我们在一条河上。”小男孩说，“这是一条河，我们在上面。” “好啊。”他妈妈说。 “我们在河上的一道桥上。”那个小男孩自言自语道。 别的很少几个人坐在这节车厢里的另一头，如果其中任何一个人有机会沿过道走过来，那个小男孩都会眼睛扫一圈，然后说：“嗨。”那个陌生人通常也会跟他说：“嗨。”有时候会问那个小男孩喜不喜欢坐火车，甚至会跟他说他是个不错的小男子汉。这些话会让小男孩不高兴，他会生气地又往窗外看。 “那里有头奶牛。”他会说或者叹口气说，“我们还要坐多远？” “现在不是很远了。”每次他妈妈都这样说。 有一次，拿着拨浪鼓和烤面包片（她妈妈不时会给她一块又一块）而很安静也很忙的那个婴儿往边上歪得太远，撞到头哭了起来，她妈妈所坐的那里，一时又喧闹又忙乱。小男孩从自己的座位上出溜下来，走过过道拍拍妹妹的脚，求她别哭，最后那个婴儿笑了起来，又吃起烤面包片来，小男孩从妈妈那里得到一根棒棒糖后，又去车窗那里。 “我看到一个女巫。”过了一会儿，他对他妈妈说，“外面有个又老又丑又坏又老的大个子女巫。” “好啊。”他妈妈说。 “一个又老又丑的大个子女巫，我让她走开，她就走开了。”小男孩又说，用的是安静地自言自语讲什么事的口吻。“她过来说：‘我要把你吃掉。’我说：‘不，你做不到。’我就把她赶跑了，那个可恶的老女巫。” 这节车厢外面那扇门开了，一个男人走进来，小男孩不吭声了，抬头去看。那是位已过中年的男人，样子长得讨人喜欢，白头发，他身上的蓝西装只是略微有点不整齐，是因为坐了挺久火车造成的。他拿着一根雪茄，小男孩说“嗨”时，那人用雪茄向他比划了一下并说：“你好啊，孩子。”他正好在小男孩的座位旁边停下脚步，小男孩伸长脖子往上看。“你在往窗户外面看什么？”那个男人问。 “巫婆。”小男孩马上说，“又老又坏的巫婆。” “我明白了。”那个男人说，“看到了吗？” “我爸爸抽雪茄。”小男孩说。 “男人都抽雪茄。”那个男人说，“有一天你也会。” “我已经是个男人了。”小男孩说。 “你几岁了？”那个男人问。 听到这个永远有人问的问题，小男孩怀疑地看了那个男人一会儿，然后说：“二十六。八百四十八。” 他的妈妈不看书抬起头。“四岁。”她慈爱地看着小男孩说。 “是吗？”那个男人对小男孩有礼貌地说。“二十六。”他向隔着过道的小孩妈妈点了点头。“那是你妈妈？” 小男孩往前倾着身子看，然后说：“对，是她。” “你叫什么？”那个男人问。 小男孩的脸上又露出怀疑。“耶稣先生。”他说。 “约翰尼。”小男孩的妈妈说。她等着与小男孩的视线相逢，紧皱着眉头。 “那是我妹妹。”小男孩跟那个男人说，“她十二岁半。” “你爱你妹妹吗？”那个男人问。小男孩盯着看，然后那个男人绕过座位边，挨着小男孩坐下来。“哎。”那个男人说，“我给你讲讲我的小妹妹的故事好吗？” 那个男人挨着小男孩坐下来时，小男孩的妈妈本来不安地抬头看，这时又安静地去看书。 “跟我说说你妹妹吧。”小男孩说，“她是个巫婆吗？” “也许。”那个男人说。 小男孩兴奋地哈哈大笑，那个男人往后靠着坐，抽了口他的雪茄。“以前，”他开始了，“我有过一个小妹妹，就像你的一样。”小男孩抬头看着那个人，听到每个词都点头。“我的小妹妹，”那个男人接着说，“长得很漂亮，很可爱，世界上我最最爱她了。所以我跟你说说我是怎么做的好不好？” 小男孩点头点得更起劲，他的妈妈从书本上抬起眼睛露出微笑，在听着。 “我给她买了一座摇马、一个玩具娃娃和上百万根棒棒糖。”那个男人说，“然后我把她拉过来，两只手掐着她的脖子，我把她掐啊掐啊，直到她断了气。” 小男孩倒抽一口凉气，他妈妈转过身，她的笑容正在消失。她张口要说，那个男人又说下去时，她嘴巴又合上了。“然后我把她拉过来，把她的头割下来，我拎着她的头。” “你把她切成碎片了吗？”小男孩大气不敢出地说。 “我把她的头、手、脚、头发和鼻子割下来。”那个男人说，“我用棍子打她，把她打死了。” “等一下。”小男孩的妈妈说，但是正在这时，那个婴儿往旁边歪倒了，等到小男孩的妈妈把她扶直时，那个男人又说起话来。 “然后我拎过她的头，把她的头发全都揪掉，然后——” “你的小妹妹？”小男孩急切地提示。 “我的小妹妹。”那个男人语气肯定地说，“我把她的头放进一个笼子，里面有头熊，熊把她的头全吃了。” “把她的头全吃了？”小男孩问。 小男孩的妈妈把书放下，走过过道，站在那个男人的旁边说：“你究竟以为你自己在干吗？”那个男人有礼貌地抬头看，她说：“滚开。” “我吓坏你了吗？”那个男人问。他低头看着小男孩，用肘部捅了他一下，他和小男孩都哈哈大笑。 “这个人把他的小妹妹切碎了。”小男孩跟他妈妈说。 “我很容易就能叫列车员来。”小男孩的妈妈跟那个男的说。 “列车员会吃掉我妈妈。”小男孩说，“我们会把她的头剁了。” “还有小妹妹的头。”那个男人说。他站起身，小男孩的妈妈往后站，让他从座位上出来。“再也别来这节车厢。”她说。 “我妈咪会把你吃了。”小男孩跟那个男人说。 那个男人哈哈大笑，小男孩也哈哈大笑，然后那个男人跟小男孩妈妈说：“借过。”然后从她身边走过，出了这节车厢。“我们还得在这辆老火车上待多久？” “不会很久了。”那位妈妈说。她站在那里看着那个小男孩，想要说什么，最后她说：“你坐好点，当个好孩子。可以再给你一根棒棒糖。” 小男孩急切地从座位上爬下来，跟着妈妈回到她的座位那里。她从手袋里的一个袋子中取出一根棒棒糖。“你该怎么说？”她问。 “谢谢。”小男孩说，“那个人真的把他小妹妹切成碎片了吗？” “他只是逗你玩。”他妈妈说着又急切地加了一句，“只是逗你玩。” “很可能，”小男孩说。他拿着棒棒糖回到自己的座位那里，又开始往车窗外面看。“很可能他是个巫师。”

（选自《摸彩》，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 雪莉·杰克逊 著 孙仲旭 译 戴维·特纳做什么事都动作幅度不大，但是麻利。他从公共汽车站那里开始，沿着这条大道脚步匆匆地往他住的那条街走去。走到街角那间食品店时，他犹豫了一下：有件什么事情。黄油，他想起来了，也松了口气。这天早上，他沿着这条大道走到车站时，一直在告诉自己黄油，晚上回来别忘了买黄油，经过食品店时记着买黄油。他走进食品店，等着轮到自己，一边看架子上的罐头。罐头猪肉香肠又有了，还有腌牛肉丁。一整盘小圆面包吸引了他的眼睛，后来他前边那个女的走了，店员转身面对他。 “黄油怎么卖？”戴维认真地问。 “八角九。”店员张口就来。 “八角九？”戴维皱了皱眉。 “是这个价。”店员说。他的目光越过戴维，去看下一位顾客。 “请给我来四分之一磅，”戴维说，“另外再来半打小圆面包。” 拿着他那袋东西回家时，他想，我真的不应该再去那里买东西了：你会觉得他们已经跟我够熟，应该更有礼貌一点。 信箱里有封他妈妈写来的信，他把信塞到那袋小圆面包上面，上去到了三楼。玛西娅的公寓里没有亮灯，那是这层楼上另外的唯一一套公寓。戴维走到自己的门前，打开门，进门时啪的一声把灯打开。像每天晚上他回家时一样，今天晚上，这套公寓看上去温暖、亲切、感觉好：小小的门厅那里，有张漂亮的小桌子和四张精挑细选的椅子，还有淡绿色墙壁衬托下的那盆小金盏花，墙壁是戴维自己涂的油漆；再往里是小厨房，再往里，是戴维读书、睡觉的大房间，那里有天花板总是让他感到烦恼：某个角落那里会往下掉灰泥，世界上没有什么力量能让它不那么刺眼。戴维用以安慰自己的，是这样一个想法，即也许如果他选择的不是一幢褐石房子里的公寓，灰泥就不会往下掉，但是话又说回来，就凭他出的钱，在任何别的地方，都租不到有门厅、大房间以及小厨房的公寓。 他把袋子放到桌子上，黄油放进冰箱，圆面包放进面包箱。他把空袋子叠好放进小厨房里的一个抽屉。之后他把外套挂进走廊上的衣橱，进了大房间——他称那里为客厅——打开书桌上的台灯。在他心里，形容这个房间的词为“可爱”。他一直偏爱黄色和褐色，自己把书桌、书架和茶几油漆了一遍，甚至也把墙也油漆了一遍，也曾在市里到处寻找跟他心目中一模一样、有点像粗花呢的褐色窗帘。这个房间让他感到满意：地毯是华丽的深褐色，跟窗帘中颜色最深的线相得益彰，家具几乎是黄色的，沙发床上的床罩和灯罩是橙色。窗台上的一溜植物给了这个房间所需的绿色调；此时，戴维正在寻找一件装饰品，好放在茶几上，不过他心仪的，是一个浅浅的透明花盆，可以再种上金盏花，但是在他买了银餐具之后，那种东西他还买不起。 每次走进这个房间，他都感觉这是他所拥有过的最舒服的房间；跟每次一样，他让自己的眼睛慢慢扫视一遍这个房间，从沙发到窗帘到书架，想象茶几上有那个绿色的花盆。看到书桌时，他叹了口气。他从笔架上取过钢笔，从整齐地放在书桌文件架上的便条纸中拿过一张，然后认真地写道：“亲爱的玛西娅，别忘了今天晚上你要来吃晚饭。我六点左右等你。”他在这张便条上签了个“D”，然后拿起玛西娅公寓的钥匙，它放在放铅笔的平底盘里。他有玛西娅的公寓的钥匙，因为洗衣工来或者修冰箱、电话或者窗户的人来时，她从来不在家，得有人让他们进来，因为房东不乐意拿着通用钥匙爬三段楼梯。玛西娅从未提议过要一把戴维的公寓的钥匙，他也从未主动提出给她一把。让他高兴的是，进入他家的钥匙只有一把，安全地放在他自己的口袋里；它给他一种愉快的感觉，硬硬的，小小的，那是进入他暖和而舒适的家里的唯一途径。 他让自己的前门开着，走过阴暗的走廊到了另外一套公寓那儿。他用钥匙打开门，把灯打开。他踏进这套公寓时，感觉并不舒服；它跟他的公寓一模一样：门厅，小厨房，客厅，它一再让他想到第一次到自己的公寓时的感觉，当时想到要仔细做来的家务活，让他几乎绝望。玛西娅家里东西少，还乱放：最近一位朋友送给她的立式钢琴别别扭扭地放着，一半在客厅，因为那个小房间太窄，而大房间里太凌乱，哪里都没办法舒舒服服放下；玛西娅的床没收拾，一堆脏衣服放在地上。窗户开了一整天，报纸被吹到地板上，乱七八糟，到处都是。戴维关上窗户，看着报纸犹豫了一下，然后很快走开。他把那张纸条放到琴键上，出去后锁上门。 进了自己的公寓后，他心情愉快地开始做晚饭。前一天晚上，他做了点炖肉晚饭时吃，大部分还在冰箱里，他把它切成漂亮的薄片，摆放在一个盘子里，用香菜叶当装饰。他的盘子是橙色的，跟沙发罩颜色几乎一样。他做色拉时心情愉快，用的是橙色盘子里的生菜，再加上黄瓜薄片。他把咖啡放上去煮，切好土豆片去煎，然后，随着晚饭在令人愉快地做着，窗户开着，好让煎土豆的味道飘出去，他心里美滋滋地布置起桌子。首先是桌布，当然是淡绿色的。然后是两条干净的绿色餐巾。每个座位前面都放了橙色的盘子和正好配套的杯子和茶托。那盘小圆面包放在中间，还有样子古怪的盐和胡椒调料瓶，就像两只绿色的青蛙。两个玻璃杯是从廉价商店买来的，但杯子上面有细细的绿色条纹——最后小心翼翼拿过来的是银餐具。一步步、不急不躁，戴维在为自己购置一整套银制餐具：有节制地从两人用的开始，然后再添置，直到现在够四个人用还多，不过还不完全够六个人用，沙拉叉和汤勺还不够。他挑的是种稳重而漂亮的花纹，这种花纹跟任何一种餐桌摆设都相配。每天早上，他吃早餐时都会感到得意，从使用一个亮闪闪的银勺子吃柚子开始，然后吃烤面包片时用一把抹黄油的小刀，用一把沉甸甸的餐刀打破蛋壳，然后喝咖啡时，用一把干净的银勺子，往咖啡里面加糖是用一把专门用来舀糖的勺子。银餐具放在一个防锈的盒子里，在架子上高高的一格，这一格只放了这个餐具盒。戴维小心地把盒子拿下来，取出两人用的一套，放在桌子上令人目不暇接——餐刀，叉子，色拉叉，还有吃馅饼用的更多叉子，每个地方放一把勺子，还有分食用的餐具——舀糖用的勺子，用来分土豆和色拉的很大的叉子，叉肉的叉子，还有分馅饼的叉子。桌子上放全了两个人有可能用到的餐具后，他把餐具盒放回架子上，后退一步，把一切检视了一遍，欣赏那张闪闪发亮、干干净净的桌子，然后进客厅去读他妈妈写来的信，等着玛西娅。 玛西娅还没到，土豆就煎好了。后来门突然哗啦一声打开，玛西娅喊了一声到了，带进了新鲜的空气和紊乱感。她是个漂亮的高个子女孩，嗓门大，穿着一件脏脏的雨衣，她说：“我没忘，戴维，我只是跟平时一样，回来晚了。晚饭吃什么？你没疯，对吧？” 戴维站起来接过她的大衣。“我给你留了张纸条。”他说。 “没看到。”玛西娅说，“还没回家呢。什么东西，好香。” “煎土豆。”戴维说，“什么都准备好了。” “天哪。”玛西娅一屁股坐到一张椅子上，脚往前面直伸着，胳膊往下垂着。“我累了。”她说，“外面冷。” “我回家的时候正在降温。”戴维说。他当时正在把晚餐往桌子上放，盛肉的浅盘，沙拉，盛煎土豆的碗。他从小厨房到餐桌那里来来回回，没弄出很大声响，也避开了玛西娅的腿。“我想我买了银餐具后，你还没来过呢。”他说。 玛西娅身子往餐桌那里一扭，拿起一把勺子。“漂亮。”她说，一边用手指滑过花纹。“吃饭用这个舒服。” “晚餐准备好了。”戴维说。他为她把椅子拉开，等着她坐下来。 玛西娅总是肚子饿，她也没去欣赏分菜用的银餐具，就把肉、土豆和色拉放到她的盘子里，开始大口吃了起来。“一切都很好。”她说过一次，“食物很棒，戴维。” “我挺高兴你喜欢。”戴维说。他喜欢握着叉子的感觉，甚至喜欢看到叉子移向玛西娅的嘴巴。 玛西娅幅度很大地挥了下手。“我是说一切，”她说，“家具，还有你这个舒服的地方，还有晚餐等等。” “我喜欢一切就像这样。” “我知道你喜欢。”玛西娅说话中带着悲哀，“有人应该教教我，我想。” “你应该把你的家收拾得整洁一点。”戴维说，“至少装上窗帘，把窗户关上。” “我总是记不住。”她说，“戴维，你是最棒的厨师。”她把她的盘子推开，叹了口气。 戴维高兴得脸都红了。“我挺高兴你喜欢。”他说，马上又笑了起来。“昨天晚上我做了个馅饼。” “馅饼。”玛西娅看了他一会儿，然后说，“苹果的？” 戴维摇摇头，她说：“菠萝的？”他又摇摇头，因为他等不及要告诉她，就说：“樱桃的。” “天哪！”玛西娅站起身，跟着他进了厨房。他小心地把馅饼从面包箱里拿出来。“这是你做过的第一个馅饼吗？” “我以前做过两个，”戴维承认道，“可是结果发现这个比那两个都好。” 他把那个馅饼切成几大块放进另外的橙色盘子里后，她开心地看着，后来就拿着她那个盘子回到餐桌前，尝了馅饼，不说话比划着表示赞赏。戴维尝了他的馅饼后挑剔地说：“我觉得有点酸。当时糖用完了。” “完美。”玛西娅说，“我一直喜欢很酸的樱桃馅饼，这个根本不够酸。” 戴维清理了桌子，倒了咖啡，他去把咖啡壶放回炉子上时，玛西娅说：“我的门铃在响。”她打开公寓门听，他们都听着她的公寓里门铃在响。她按了戴维公寓里管开下面门的蜂鸣器，从很远的地方，他们能听到沉重的脚步开始往楼上走。玛西娅让这间公寓的门开着，又去喝咖啡。“很可能是房东。”她说，“我又没交房租。”当那个脚步声到了最后一段楼梯的上面时，玛西娅叫了声“喂？”一边坐在椅子上往后靠，好从那扇门往外看到走廊上。后来她说：“哎呀，哈里斯先生。”她站起身走到门前伸出手。“进来吧。”她说。 “我只是想着可以过来坐一下。”哈里斯先生说。他块头很大，他的眼睛不安地落到餐桌上的咖啡杯和空盘子上。“我不想打扰你们吃晚饭。” “没关系。”玛西娅说，一边把他拉进屋。“只不过是戴维。戴维，这是哈里斯先生，是我的同事。这是特纳先生。” “您好。”戴维礼貌地说，那个人仔细打量他，然后说：“您好。” “坐吧，坐吧。”玛西娅在把一张椅子往前推。“戴维，再给哈里斯倒一杯怎么样？” “请别麻烦了。”哈里斯马上说，“我只是想着可以过来坐一下。” 戴维正在拿来一个杯子和茶托，并从那个防锈的盒子里拿出一把勺子时，玛西娅说：“你喜欢自家做的馅饼吗？” “哎，”哈里斯先生向往地说，“我已经忘了自家做的馅饼是什么样子了。” “戴维，”玛西娅开心地喊道，“给哈里斯先生切一块馅饼好吗？” 戴维没吭声从银餐具盒里取出一把叉子，拿下一个橙色盘子，往盘子里放了一块馅饼。这天夜里，他原来的计划也不具体，如果外面不是特别冷，也许去看场电影，至少就玛西娅家里的状况跟她简短地谈一谈。哈里斯先生稳稳当当地坐在椅子上，戴维默不出声地把馅饼放到他面前时，他欣赏地盯着看了一会儿，然后才品尝。 “哎，”他最后说，“这个馅饼真是不简单。”他看着玛西娅。“这个馅饼真好吃。”他说。 “你喜欢？”玛西娅谦虚地问。她抬头看着戴维，隔着哈里斯的头顶对他微笑。“我以前只做过两三个。”她说。 戴维举手要抗议，可是哈里斯先生转而问他：“你这辈子有没有尝过比这更好吃的馅饼？” “我想戴维不会特别喜欢。”玛西娅坏坏地说，“我想他觉着太酸了。” “我喜欢是酸的。”哈里斯先生说。他怀疑地看着戴维。“樱桃馅饼就得是酸的。” “不管怎么样，你喜欢吃，我挺高兴。”玛西娅说。哈里斯先生吃完最后一大口馅饼，喝完咖啡，然后又靠后坐着。“我真的挺高兴我顺路过来了一下。”他跟玛西娅说。 戴维想让哈里斯先生走的愿望不知不觉变成想让他们两个人都快点走：他干净的家里和漂亮的银餐具，本来就不是方便让玛西娅和哈里斯先生一起那样傻乎乎地闲聊。玛西娅隔着桌子伸直胳膊过来，他几乎是粗鲁地从她手里把咖啡杯端走，拿到厨房，回来又去拿哈里斯先生的杯子。 “别费事了，戴维，说真的。”玛西娅说。她仰起脸看，脸上又带着微笑，似乎她和戴维在密谋对付哈里斯先生。“明天我全洗了，亲爱的。”她说。 “当然是了。”哈里斯先生说。他站了起来。“以后再洗。我们进去吧，找个舒服地方坐下来。” 玛西娅起身把他领进客厅，他们坐到那张沙发床上。“快点过来吧，戴维。”玛西娅叫道。 看到自己那张漂亮的桌子上放的全是脏盘子及烟灰，让戴维无暇旁顾。他把盘子、杯子和银餐具端进厨房摞在水池里。因为受不了想到那些东西再放下去，让上面的灰尘逐渐硬化，他就系上围裙洗了起来。时不时，他在清洗、擦干和收起什么东西时，玛西娅会大声叫他，有时候是“戴维，你在干吗？”或者“戴维，你全都放下来坐一坐好不好？”有次她说：“戴维，我不想让你把那些盘子全洗了。”哈里斯先生说：“让他洗吧，他挺乐意。” 戴维把洗干净的黄色杯子和茶托放回架子上——到现在，认不出哪是哈里斯先生用过的杯子了；一排排干净的杯子中，认不出哪个他用过，哪个让玛西娅的口红弄脏过，哪个盛过戴维的咖啡，杯子里剩下那点他是在厨房喝完的——最后，他把那个防锈的盒子取下来，开始把银餐具放进去。一开始是把叉子全都放进那些小凹槽，每道槽里放两把——等到购齐一套后，每道槽里会装四把叉子——然后是勺子，漂亮地一把摞一把，放进属于它们的凹槽，餐刀是平着放，全朝着一个方向，插在盒盖上的特殊带子里。黄油刀、分菜勺和切馅饼刀都各就各位，然后戴维把盖子放下来盖住闪闪发光的漂亮的那一套，把盒子放回架子上。拧干刷碗布、挂好擦碗毛巾、取下围裙后，他就全干完了。他慢慢走进客厅，玛西娅和哈里斯先生凑得很近地坐在那张沙发床上，正聊得起劲。 “我爸爸名叫詹姆斯。”戴维进来时玛西娅这样说，似乎以此结束一场争论。戴维进来时，她转过身说：“戴维，你一个人把那么多盘子都洗了，真是好人啊。” “没关系。”戴维不自然地说，哈里斯先生不耐烦地看着他。 “我本来应该去帮你的。”玛西娅说。出现了一阵沉默，后来玛西娅说：“坐下吧，戴维，好吗？” 戴维听出了那种语气，是一位不知道跟你说别的什么，或者你来得太早或者待得太迟时一位女主人会用的。他本来想用那种语气跟哈里斯先生说话。 “我跟詹姆斯刚刚正聊到……”玛西娅刚开始说，却又笑了起来。“我们在聊什么？”她转身对着哈里斯先生问。 “也没什么。”哈里斯先生说。他眼睛还看着戴维。 “好啊。”玛西娅说，她声音小了下来。她转而对着戴维，脸上露出灿烂的微笑，然后又说了遍“好啊”。 哈里斯先生从茶几上拿过烟灰缸，放到沙发床上他和玛西娅之间。他从口袋里取出一根雪茄，然后对玛西娅说：“你介意我抽雪茄吗？”玛西娅摇摇头，他轻轻拆开雪茄，咬掉一头。“雪茄烟对盆栽有好处。”他嘴里噙着雪茄点着时，含糊不清地说，玛西娅哈哈大笑。 戴维站了起来。有一会儿，他想他要以这样的话开头：“哈里斯先生，谢谢您……”可是到最后，当玛西娅和哈里斯先生都看着她，他真的开口时却是：“我看我最好该走了，玛西娅。” 哈里斯先生站起来开心地说：“真的很高兴认识你。”他伸出手，戴维无力地握了一下。 “很多活要干。”戴维说，比心里所想的语气友好很多，玛西娅又对着他微笑，似乎两人在合谋，然后她走到书桌前说：“别忘了你的钥匙。” 戴维惊讶地从她手里接过她的公寓的钥匙，跟哈里斯先生道了晚安，然后就走向公寓门口。 “晚安，亲爱的戴维。”玛西娅大声说，戴维说：“那么好的晚餐，谢谢你了，玛西娅。”出去后就关上了门。 他走过那段走廊，进了玛西娅的公寓。钢琴仍然放得不当不正，报纸仍然在地板上，脏衣服乱放，床也没收拾。戴维坐在床边，到处看了一遍。这里又冷又脏，他痛苦地想到自己暖和的家时，模模糊糊听到从走廊那头传来笑声和搬动椅子时跟地板的摩擦声，后来又听到他的收音机在响，也是隐隐约约的。戴维疲惫地弯腰从地上捡起一张报纸，接着开始一张一张收拾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