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瑟伯：我们不得不推的那辆车

詹姆斯•瑟伯 著 孙仲旭 译 很多写自传的人——包括林肯•斯蒂芬斯和格特鲁德•艾瑟顿——描述了他们家经历过的地震。我没法这样做，因为我们家从未经历过地震，不过在哥伦布市，我们经历过跟地震特别像的一些事。我特别记得我们家那辆里奥牌老汽车带来的麻烦事，那辆车除非推很远一段路之后突然合上离合器，否则就发动不起来。之前我们能用曲柄轻松地把它发动开，但是那辆车用了太久，现在非得先推车，然后合上离合器才能发动起来。当然，这样做需要不止一个人，有时候得多达五六个人，全看道路的等级以及脚下的状况。那辆车的非同一般之处，在于离合器和刹车是同一个踏板，于是很容易在车发动后，又让它熄了火，结果还得再推一次。 我爸爸会为因为推车而胃不舒服，经常没法去上班。他从来不喜欢那辆车，甚至在它还新的时候也是，他就像二十年乃至更久以前的我，对所有汽车都不了解，不放心。我上的那所学校的学生经常能认出路过的每一款汽车：“托马斯飞人”，“打火石哥伦布”，“史蒂文斯•杜里埃”，“漫步者”，“温顿”，“白汽船”等等，我从来做不到。我真正感兴趣的唯一一辆车，是我们所称的“做好准备的人”在市里到处开的那辆车，是一辆大型的“红魔”牌，车背开门。“做好准备的人”是位不修边幅的老先生，长得瘦，眼神狂野，声音低沉，经常拿着扩音器对着人们喊，要他们为世界末日做好准备。“做好准备！做好准备！”他让人吓一跳的劝告会在最出乎意料的时候、最令人吃惊的场合，像夏日惊雷般响起。我记得曼特尔剧团在殖民地剧院上演《李尔王》时，在埃德加的尖叫、李尔王的咆哮和弄人的吵嚷之外，又加上了“做好准备的人”大喊大叫的声音，他从楼座某处站起来也开了口。剧院里一片漆黑，舞台之外电闪雷鸣。我和我爸爸在场，我们都忘不了那一幕，大致是这样： 埃德伽：汤姆冷着呢。啊，哆啼哆啼哆啼。愿旋风不吹你，星星不把毒箭射你……恶魔害得好苦！ （一声雷鸣） 李尔王：什么！他的女儿害得他变成这个样子吗？—— “做好准备的人”：做好准备！做好准备！ 埃德加：“小雄鸡坐在高墩上，”呵罗，呵罗，罗，罗！ （一道闪电） “做好准备的人”：世界末日快到了！ 弄人：这一个寒冷的夜晚将要使我们大家变成傻瓜和疯子！ 埃德伽：当心恶魔，孝敬你的爹娘—— “做好准备的人”：做好准—备！ 埃德伽：汤姆冷着呢！ “做好准备的人”：世—界末日快到了！…… 他们最后找到他把他赶了出去，他还在大嚷大叫。当年在我们的剧院里，有过几次这种场面。 不过还是说回那辆汽车吧。我最快乐的记忆，是我们这辆车开了八年后，我哥哥罗伊从餐具间拿了好多东西，用一块方形帆布兜着，晃晃悠悠地吊在底盘下面，还绑了根绳子，一扯绳子，帆布就会兜不住，那些铁啊锡啊的东西就会噼里啪啦掉到地上。罗伊的这个小计谋是想吓吓我爸爸，我爸爸总是怀疑那辆车会爆炸。那个计谋很完美地实现了，是在25年前，可是它属于我的人生中为数不多的几件事情之一，能让我觉得如果可以，愿意再活一次——现在我想我是做不到了。罗伊扯那根绳子，是在一个怡人的下午，三四点钟左右，在靠近第十八大街的布莱登路上，之前我爸爸取下帽子，闭上眼睛，正在享受凉爽的微风。那些东西噼里啪啦掉到沥青路上，效果极佳：刀子、叉子、开罐头器、做馅饼的平底锅、锅盖、饼干刀、长柄勺、打蛋器一古脑漂亮地掉下去，哗啦一下，声音持久而喧闹。“停车！”我爸爸喊道，“没法停，”罗伊说，“发动机掉了。”“天哪！”我爸爸说，他知道那意味着什么，要么说他知道那句话听上去可能意味着什么。 当然，那件事到头来并不乐呵，因为最后我们得开车回去把那些东西拣起来，就算是我爸爸，也知道汽车机件跟餐具室里的东西不一样。但是我妈妈区分不了，我外婆也不能。例如，我妈妈觉得——要么说是知道——开车没油危险，会烧坏阀门什么的。“我看你们胆敢没油开来开去！”我们出发时，她会跟我们说。对她来说，汽车、油和水差不多都是一样，这一事实，让她眼里的生活既让人感到迷惑，又危险。然而她最害怕的，是那架胜利牌留声机——在《约瑟芬乘着我的飞行器来》流行时，我们家有一台很早期型号的。她觉得那台留声机有可能爆炸，给她解释过听留声机既不用汽油，也不用电，却没能让她放心，而是让她害怕起来，她只会觉得那台留声机是用某种新奇和未经测试的机械驱动，很可能爆炸，让我们都成为两眼发直的爱迪生的危险试验的牺牲品和烈士。相对而言，她跟电话机相处得还好，当然除了有暴风雨时，那种时候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她总是把话筒摘下来吊在那儿。她天生有那些混乱而毫无根据的担心，因为她自己的妈妈在晚年时害怕得要命，怀疑电在家里滴得到处都是，却看不见。她声称开关开着的话，电就会从空插座漏出来。她会到处去把灯泡拧进去，如果亮了，会提心吊胆地马上去把墙上的开关关掉，然后继续听电台上的皮尔森节目和人人节目，感到心满意足，因为她避免了一次不仅会花很多钱，而且危险的漏电。怎样都没法把这件事跟她解释清楚。 我们那辆可怜的里奥牌汽车最终下场很惨。我们把它停在有轨电车经过的一条街道上，离路沿太远。当时是深夜时分，街上暗。开过来的第一辆有轨电车躲不开，把那辆疲惫的老汽车顶了起来，就像一条猎犬可能会咬住一只兔子那样，无情地撞上，不时松开一下，一秒钟后又把它抓紧。轮胎卜卜嘶嘶响，挡泥板哧哧啦啦响，方向盘像鬼魂一样飞起来，悲哀地一声啸叫，消失在富兰克林大街方向，螺丝钉之类的零件像轮转烟火的火星一样乱迸。那真是一番奇观，不过当然让大家也看得伤心（除了有轨电车的司机，他生气了）。我觉得我们有几位垮了，哭了起来。肯定是因为有人哭了，才让爷爷闹得很厉害。他脑子里的时间全弄混了，汽车什么的，他从来不记得看到过。大家说话、激动和哭泣，显然让他得出结论是有人死了，他不肯放弃这个错觉。我们努了很大力想分散他的注意力，这样过了快一个星期后，他事实上还坚持认为继续推迟葬礼是全家的罪过和耻辱。“没有人死！那辆汽车给撞碎了！”我爸爸在第十三次给老人家解释情况时这样喊道。“他喝醉了吗？”爷爷严肃地问。“谁喝醉了？”我爸爸问。“泽纳斯。”爷爷说。他现在给尸体都安上名字了，是他的弟弟泽纳斯。事实上，泽纳斯早就死了，但不是因为醉酒驾车。泽纳斯死于一八六六年，他是个很有诗人气质的敏感的小伙子，内战爆发时二十一岁，他去了南美。如他写信回来所说，“只是一直等到打完仗”。战争结束了，他回来后，得了让栗子树病死的同一种病，去世了。当时只得请一位给树治病的医生来往他身上喷药，这是历史上唯一这种病例，我们全家人都感受深刻：全美国再没有别的人得过这种病。我们中间有人觉得泽纳西的命运，可以说具有诗意，理当如此。 这么说吧，现在既然爷爷知道谁死了，再跟他住在同一个家里却装作什么都没发生就越来越难办。他会大发雷霆，威胁说除非马上举办葬礼，否则他要写信给卫生委员会。我们意识到得想点办法才行。最后，我们说服爸爸的一位朋友乔治•马丁打扮成一八六几年时人们的样子，穿上当时的衣服，冒充是泽纳斯叔公，为的是让爷爷放心。那个冒名顶替的人留着连鬓胡，戴着海狸皮做的高帽子，看着不错，让人印象深刻，跟我们家相册上一张银版摄影照片上的泽纳斯不无相似之处。我永远也忘不了那天夜里：晚餐过后，这位泽纳斯走进客厅，爷爷当时正跺着脚走来走去，他个子高，长着鹰钩鼻子，嘴里骂骂咧咧。那位刚进来的人伸出两只手。“克莱姆！”他大声对爷爷说。爷爷慢慢转过身，看着那位不速之客哼了一声。“你是谁？”他问，声音低沉而有力。“我是泽纳斯！”马丁大声说，“你的弟弟泽纳斯，身体好好的，健康着呢！”“泽纳斯个屁！”爷爷说，“泽纳斯六六年就死于栗子树病。” 爷爷会有这种突如其来而且是思维特别健全的时候，通常比他在其他时候更让人下不来台。那天夜里他去睡觉前，明白了是那辆老汽车给撞了个稀巴烂，是汽车被毁让家里乱了一下子。“车给撞得七零八散，爸。”我妈妈跟他说，形象地描述了那场事故。“我就知道会，”爷爷恼火地说，“我一直要你们去买辆波普—托莱多牌汽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