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怀特:与天使共度周末

小说 译作
孙仲旭 发表于:
《从街角数起的第二棵树》,上海译文出版社
(二战期间发生在某间医院的插曲) E.B.怀特 著 孙仲旭 译 对于波士顿的一个无所事事的人来说,动手术的好处之一,就是有资格在手术前一天晚上就住进医院。简而言之,这让他不再流连街头。我得到命令,须于星期四下午三点前去住院部登记入住,尽管到第二天上午八点我才会失去鼻甲骨。这让我得以在舒服的环境下彻底休息十七个钟头,空度了后半个下午,腋下出汗,用盖布擦干湿漉漉的手掌。让我感到惊奇的,是一系列奇怪的事情,让一个人不偏不离地走向一次并无大碍的不幸事件,例如鼻部手术。至于要失去一块鼻甲骨(听上去好像海军有可能用到他们的小型巡洋舰上),我根本没感到很遗憾。事实上,人到中年,对自己身上的几乎每一部分,他都会毫不犹豫地交给有关当局。到了我这把年纪,拿掉什么东西正是求之不得。长着中鼻甲骨过了半辈子,除了最爱斤斤计较的人,谁都会觉得够意思了。 我想医院在剑桥那边,但是又拿不准,因为我开车出去时,情绪很低落,每逢这种时候,我从来不会留意自己去了哪儿。不管怎么样,医院那边很不错,靠近一条水流和缓的小河(十有八九是查尔斯河),正好在我的窗户外面,有一棵漂亮的大橡树。病房很小,我也如此。床是可以摇起来的标准床,配齐了可以抽出来的床单、橡胶垫、呼叫钮等等。我原想着床头应该有一只天鹅,就像公园里的游船那样,不过就算没有天鹅,比起在波士顿临时去找时通常预期的,这样的住处还要更理想一点。 好像没什么好理由马上就睡觉,我就只是手里拿了本《大西洋月刊》坐在一张踏脚凳上。过了一会儿,有位护士进来。 “我是马尔奎尼小姐。”她通知我说。 “我叫怀特,”我回答道,“我的体温是九十八点六(*华氏度,相当于37摄氏度),脉膊是每分钟七十二次,血压是低压八十,高压一百四,除了我对所做的事情感兴趣时,那样的话血压会急升。我来这儿做鼻甲骨切除术,”马尔奎尼小姐过来坐到我旁边,她把听诊器挂到脖子上,拿出一根铅笔和一张空白表格就冲我来了。 “你的职业是什么?” “作家。”我想了想说。 这位护士露出心知肚明的微笑,一位女士在没有因为男士和他们小小的自负而轻易上当时,就会那样微笑。接下来,她开始详细登记我的衣服和个人物品。关于我的衣物,她好像有点拿不准。“你裤子里面穿的是什么?”她问我,一边沉思着把铅笔在嘴里蘸。 “我想不起来了,”我回答道,“穿衣服好像是很多年前的事,今天早上好像是一百万年以前。” “嗯,你肯定穿了什么。我该怎么写?” “佩斯利围巾?”我这样提议。她想一想写下了“内衣”,然后把清单递给我让我签名。之后她为我量了体温、血压和脉搏。我的体温是九十八点六,脉博是每分钟七十二次,血压是低压八十,高压一百四。“你还是睡觉吧。”她意味深长地说。马尔奎尼小姐就走了。 躺在床上,我感觉放松而惬意,跟我想象死后会感到的一样。我没躺多久,又来了位护士。她身穿实习生制服,一脸高贵的样子,一个人在干活很多却无分文报酬时,就会表现得那样——当然,她正是如此。她端详了我一番。 “你的卡片上写着你是个作家,”她开口了,“可是我从来没听说过你。” “你是专门来念叨我没能混出名吗?”我问。 “不是,我来是给你擦背的。”她关上门,我大度地允许她给我擦背。后来我拿到一份镇静药,浑浑沌沌地一口气睡将过去。 手术做得不错。从我的病房到手术室的那一趟,我走得很高兴,因为对于一个活动范围被严加限制的人来说,不管怎样出去一趟,都会感到开心。吗啡让我话多起来,我们在走廊上等手术医生赶来时,我和护工旁若无人地猛聊了一通渔具。那间医院里有几位身份很显赫的人作义工,这位护工看着面熟。我不能一口咬定就是,但我想那是索顿斯托尔州长。这年头,就连在床上,你都永远说不准会碰到谁。几分钟后,看到主刀医生出现在楼里的另一边,有人叫州长继续往里推。他刚把我往通往手术室的门里推了一半,有位护士看到了,不满地咂嘴。“不,不,”她不耐烦地说,“那间是做胆囊手术的。” 州长又把我拉出来,我们去另外一间碰运气。我小心地用手捂着腰,想来胆囊在那个位置。好像一切正常。主刀医生很快来了,就开始工作。在我熟练的指引下,就我所知,该切除的他都切除了,不该切除的他都没切除。这次做得很完美,甚至在手术中间,我得知他的父亲和我太太的娘家人有亲戚关系——不是血缘上,而是在波士顿这里,神秘的线将其儿女愉快而且令人满意地缠结在一起。 因为是战时,医院里当然也不轻松。一个平民住进去,占用宝贵的空间,浪费护士、实习护士、护士帮手和灰衣女士(*指红十字会的义务女医务人员)的时间和力气,仅此就让他感到难堪。不过我发现医院里也有种新的活力,就其本身而言,跟以前一样仁慈和决断,但在每一方面,都称得上离谱。病人入院时,会收到一本小册子,提醒他医院里人手不够,要求他别去没必要地麻烦护士。但凡他有一丝良知,就会不折不扣地照做,决心不去按呼叫钮,除非他就要血流尽而死,要么是房间里失火。他在惟形势紧急才算例外这方面走极端,以至于长远来说,跟他在较为放松的情况下相比,他造成的麻烦可能同样多。我下手术台后还不到两个钟头,吗啡的作用还很强,鼻子还在流血,我就不知不觉下了床,拄了根撑窗户的杆,去跟一扇气窗短兵相接了,我喜欢跟敌人交手时荒唐的兴奋感。考虑到我的身体状况,出这种力气远非我所能够,我勉强及时躺回被窝。她们发现我下过床时,走廊上下喧闹一时。 至于日常琐事,大部分都是我自己做的。每天早上,我起床后就开始收拾房间,整理好,做了早上在病房里需要干的十几件事。先是弯下身子爬到床底,捡起夜里积起来的浸血的纸巾,这些纸巾在垃圾篓周围掉了一圈,令人丧气,是我夜里未能投中目标的结果。然后我把夜里盖的毛毯漂亮地垫好,放进橱柜最下面的抽屉里。我还把床摇起来,橡胶垫折痕压平,垫单掖紧,枕头拍成原状,《大西洋月刊》弄平整,还把菊花换到白天插的花瓶里。烟灰缸也要倒干净,脏毛巾换掉,把暖水瓶从它位于床脚的冷冷坟墓里拖出来。有天早上,就像时不时那样,我突然一心追求整洁而欲罢不能,花了有一个钟头时间趴在地上,把以前某位住客留下的发卡清理干净。这活干着有意思,可是跟所有家务活一样,也能累坏人。 尽管医院里似乎人手紧张,而且无疑也是如此,可是依我看,有一个部门配员过多,那就是擦背部门。在擦背一事上,显然既无计划,亦无规律——只是在护士有心情而且能抽出几分钟时,往其日常工作中增加的一种服务而已。有天上午十到十二点之间,我的背部给擦了三次,分别由三位仁慈的天使所擦。但是很奇怪的是,当天上午我的背部不需要擦。我起床后像以前一样干了家务活,等到最后样样干好,在十点差一刻爬回到床上后,我的背部血液在奔流,需要的只是自个儿待一阵子。我一声没吭地接受了三次擦背,可是袭击的猛烈程度和频度让我的鼻子出血更厉害了。午饭端来时,我累得吃不下。刚过午饭时间,有位从来没见过的护士——位大个头、热心肠的女孩——款步走进病房,开始把铺盖剥掉。 “怎么了,护士?”我问。 “我要给你擦背。”她回答道。 “你看,”我一边说,一边虚弱地把床单往里掖。“咱们就让这背呀什么的歇几分钟,你说好吗?” 然而大多数时间,时间一天天、一个钟头一个钟头地过去,一个大活人也看不到。因为爱国,我很少按铃,所以很少有人来看我。有次我洗了个澡,是手术后的第二天。有位护士一大早来了,她一句话没说,猛地把小衣柜门拉开,拿出一个盆子、一条毛巾和一块香皂。 “你能洗澡吗?”她说话干脆。 “近几年我一直能。”我回答道。 她把洗澡用具放到架在床上方的粗糙桌子上,递给我一条毛巾。“脱掉上衣,从上往下洗。然后把裤子卷起来,从下往上洗。”她厉声说道,“别把床弄湿了!” 等到她走得看不见了,我悄悄下床把盆子端走,把水倒掉,进了我和另一个人共用的浴缸,放了一浴缸水,美美地洗了个澡。护士们可真是形式主义者啊。 关于这个特别愉快而且有益健康的周末,记忆中最经常想起来的,是某个夜班护士奇怪的查房一事。听说她午夜时来上班,七点钟下班。她习惯在早上五点前几分钟进我的病房,当时我尚在安眠药控制之下,她啪的一声打开灯就给我量体温。她进来时,我会艰难万分地坐起身子,在灯光下傻乎乎地眨着眼,张开嘴让又细又直的体温计放到我又厚又卷的舌头下面。这位护士——她的名字以“A”打头,以某种有刺灌木的名字结尾——极为恬静地站在一旁,在量体温所需的漫长的三分钟里,一直安详地俯视着我。她嘴角流露出微微笑意,兼有嘲笑和纵容。新的一天过早开始,就在这个万般难受的时辰,她忠实地履行她可笑的职责。灯光下,她纹丝不动,沉着冷静,显得既疯狂,又美丽。她似乎——当然不可能——完美无暇。我在药效控制下的意识徒劳地想把她的相貌归类时,温度计抵着我的舌头,水银柱开始缓慢而费时甚久地向着正常标度爬升。我现在根本想不起来她长得高还是矮,头发是黑色还是金黄色的,姿色平平还是漂亮,可是在她平静而不合理地关心我的体温这件事上,在那个不合理的时辰,她就是美丽和荒谬的化身,生活便是如此微妙地混合着。我住院的最后一天早晨,我打破了神秘的沉默,以前我们这种仪式一直为沉默所包围。 “大姐,”我总算能咕咕哝哝地说出话来,让温度计无情地跟我的门牙磕碰。“干吗天不亮就把我弄醒,来上演这出不痛不庠的哑剧?” 她的表情一直没变,不过我字字清晰地听到了她嘴里说的话:“眼下正在打仗,老兄。”她说,“我下班前要量二十六个体温,我从你开始量,也没什么鬼理由。” 我露出一丝自豪的微笑,举起右手做了个“V”字手势,就像我在照片上看到丘吉尔所做的。然后药效又控制了我,醒来时,她已经走了。第二天,我也走了。
© 版权声明:
本译作版权属于译者孙仲旭,并受法律保护。除非作品正文中另有声明,没有作者本人的书面许可任何人不得转载或使用整体或任何部分的内容。
最后更新 2013-11-28 10:48: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