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怀特:非凡年代

散文 译作
孙仲旭 发表于:
《外国文艺》2002年第6期
E.B.怀特 著 孙仲旭 译 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三日,在海边 俄罗斯关于跨白令海峡建座坝的可笑提议,让我愉快地回想起了那片水域,还有自己年轻时的一些计划及愚行。许多年前,我曾穿越那道海峡进入过北冰洋,在寻找一条较长的路线,通向我本来没想去的地方。当时我还想开开眼界,而建座大坝嘛,我敢说它会煞风景的。 去那么远的北方时,我还很年轻,然而每个人离自己的生命之初相去不远时,都会有一个阶段,其间他除了自己难以把握的梦想少有坚持,除了好的身体少能凭依,除了四海为家无处可去。我生命中的该阶段持续了八年左右,而这几年中的某个夏天,我是在阿拉斯加及其附近度过的,那是一九二三年夏天。那几年我一直记日记,信手记下心里所想,并称之为我的日志——“日志”这个词,我觉得能给这本东西以一种文学和男子汉的意味,女孩子才记日记。几年前阿拉斯加升格为州时,我开始在日志里翻查一九二三年,希望能在退色的纸张上找到关于这一新州的某些予人启发之处。因此,这是篇迟来的记述——差不多晚了三十七年。我怀疑读者未必能通过阅读本文来拼出一幅阿拉斯加的图象,但是他有可能瞥上一眼年轻的日记作者,还能瞥一眼二十年代,那著名的十年几乎是场妄想发作。 几乎跟在忙碌的那几年里发生过的所有其他事情一样,我的阿拉斯加之行纯属偶然。当时我住在西雅图,失了业,我在某所报社的工作六月中旬吹了;尽管我没理由去阿拉斯加,可是也没理由避开它。从失业后到开始北方之行的那四个星期里,我的日志记载所展现的,是个兴奋地过着无根无基生活的年轻人。我曾是个最纯粹意义上的文人,不放过任何机会的诗人。天上出现的任何奇景都被我歌颂,发生任何卑鄙或不公正之事,都会受到我疯狂挥舞着的剑器那无关痛痒的攻击。我行的是正义之道,一边还在琢磨着女孩子,特别是琢磨某家餐馆的一个女侍者,名叫钱特克乐。我订了两份纽约的日报,一份《世界报》,一份《晚邮报》。夜里,我独自在连接联盟湖和华盛顿湖的运河里游泳。我很少在夜里两三点前睡觉,所持理论是如果一个年轻人能在夜里遇到有趣之事,那几乎肯定发生在深夜。白天,我在多诺霍先生所开公寓的房间里待着,阅读自学教材及军事著作,也琢磨下一步该怎么办,而且在写作。 我在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五日那天所记是这样开头的:“一个人一定要有所坚持,非如此,他就会像是一根伸着茎蔓寻找棚架的豆秧。”显然,当时我的茎蔓四向伸展,抓紧的是美,那可是个很不稳当的棚架。我当时的文风是《圣经》、卡尔•桑德堡、H.L.门肯、杰弗里•法诺尔、克利斯托弗•莫利、富兰克林•皮尔斯•亚当斯等人风格令人咋舌的大杂烩,模仿的是塞缪尔•佩皮斯。随便在哪里,我都会很顺手地用上“天可鉴”几字,并在一句话的开头用“天哪”再加逗号。 六月十九日,我记下了被《时报》炒掉一事,还有本地编辑所说的,这件工作“根本体现不了我的才能”。我当时不认为,现在也不认为它根本体现不了我的才能。作为报社记者,我几乎百无一用,当这又一座棚架在我面前塌掉时,我根本没感到吃惊。走出《时报》办公室后,我兜里揣着最后一份工资支票 “漫步”在派恩街上,我还记得我心里有种解脱感——再次漂流于生活海洋上的感觉,一种比城市里的一个房间更让我感觉自在的环境。六月二十五日,我从那本教材上剪下莫利的一组十四行诗并贴到日志上,第二首的开头是:“所以要信任诗人。”好像这还需要别人告诉我似的! 七月二日,我在日志中抄下了由我所写,并匿名寄给了马克•A.马修斯牧师的一首诗,他是第一长老会教堂的牧师,他有一次的布道让我反感,这次布道的摘要刊登在星期一上午的报纸上。马修斯博士抨击了不作礼拜的人,我则是其中一员。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天,我有违常规地变成了一个按时去教堂者,参加了第一长老会的早礼拜,以端详一番这位牧师。“他那装模作样的教导,”我在日志中写道,“让空气为之沉闷。”对我而言,真正沉闷的大概是在布道中,这位牧师根本没提收到了我那封出语尖刻的信。 有一周时间,我在赫斯特报系的《情报员邮报》工作,它一般被称为《情邮报》,我是替一个休假记者的班。我在七月十八日(夜里一点半)的记载是这样开头的:“人们难得意识到蔑视是多么可怕,直到他开始看不起自己。”我想我未必是发现自己可鄙,而只是认识到生活令人困惑,不知何去何从而已。星期五,七月二十日(夜里三点钟),出现了一则突兀的记载:“下星期一乘巴福德轮去斯卡圭。”后面没有解释或展开,只是记述了跟住在联盟湖的某个女孩共度的一个晚上(她让我吃面包和苹果冻)。 然而,我确实把那则促成我启程去阿拉斯加的报道从《情邮报》上剪下来贴到了日志上,它的标题是: 圣弗兰西斯科商会 参观阿拉斯加 然后是: 圣弗兰西斯科商会将派一代表团前往研究阿拉斯加的资源及贸易状况,该代表团今日乘巴福德号轮船由圣弗兰西斯科启程前往阿拉斯加及西伯利亚,行程8300英里,途经西雅图。代表团中亦包括来自其他城市的公民,其中有十位波士顿的资本家。此次行程由施瓦巴赫文具公司副总裁B.S.哈伯德负责。 新闻中的这条之所以吸引了我,肯定存在几方面因素。首先,这艘船将停靠西雅图,我当时是码头上的常客,对无论什么船都感兴趣;其次,阿拉斯加是在跟我家乡遥遥相对的方向,我认为在那个年龄待在家乡不合适;第三,参与其事的是某一商会,我熟于跟他们打交道。作为记者,我在许多午餐时辰,报道过多次互助会及民间团体的正午聚会。西雅图是诸如麋鹿会、鹰谊会、驼鹿会、狮子会、基瓦尼斯会、扶轮国际及青年商业协会成员活动的温床。我曾经无数次很不情愿地跟商会中人一起待过,对他们所讲的笑话小心陪笑,耐心听他们就工业发展侃侃而谈。我曾受门肯和刘易斯的影响,对商业及商人有种傲然蔑视的感觉。但当时对我而言,重要的是混进那群人换换地方,我对他们的感觉仍是不屑加傲然,尽管我也暗自羡慕他们的谋生才能。 关于巴福德轮的那条新闻里起了决定作用的,也许是她将挂靠的港口,那些名字在一个年轻人听来就是音乐:克奇坎,塔库冰川,朱诺,斯卡圭,锡特卡,科尔多瓦,苏厄德,科迪亚克,冷湾,灯塔岩,荷兰港,勃戈斯洛夫岛,普里比洛夫群岛,查普林角,安那德尔。“从诺姆开始,他们(航海者)将经过浮冰区继续前往西伯利亚东海角,然后回到诺姆。回程时,他们会停靠圣迈克尔岛、阿库坦和西雅图,全部航程需时四十天。” 四十天啊!在我看来,四十天仅仅是时光之漫长下午的一次午休,在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可以抓紧时,至少还能抓紧船。跟十个波士顿的资本家去普里比洛夫群岛——那绝对是魅力无穷!我需要的,仅仅是一份船上的工作,我也决心得到。巴福德轮按期到来并靠泊于七号码头。她在那里的每一天,我都会溜上船在走廊里晃悠,拦截高级船员并提出我什么都能干,然而过了三天,肯让我效劳的人一个也没找到。我问过后,得知花四十元可以乘头等舱去斯卡圭,那是内湾航道(*指一条沿着阿拉斯加东南部沿海内侧的航道,外侧因有不少岛屿群聚,使得航道内得以躲开北太平洋吹来的强烈海风,因而显得风平浪静,现已成为最受欢迎的游轮航线之一)的终点。这让我改变了策略:我的确有四十元,就决定完全依靠金钱的力量让我向北极区启航。一旦在船上站稳脚跟,我就能从那个有利位置开始找工作。二管事给了我一点鼓励。“船上什么事都有可能,”他说,结果被他说中了。 就这样启程去阿拉斯加,单枪匹马,没有保证能找到工作,而且很可能会被撂在斯卡圭,这是疯狂之举,但我相信需要不断碰运气,这是我当时的部分人生哲学,就是要试试运气,才能使之增强,否则它可能生锈。再者,二十年代以种种方式提供了令人振奋的氛围,支持疯狂行事。二十年代甚至说明了“疯狂的”这个词。 你可能会想,在我肯定是忙于结束各项事务,准备开始一段漫长的发现之旅的那几天里,我的日志上接下来的几段记载中,会提供一些具体情况的点滴说明。根本没有。从我宣布很快就要启程的那个星期五上午,一直到几天后巴福德轮开航时,我的日志上没什么有助于理解的言语,没有暗示做出发准备一事,没有关于衣物、金钱、朋友、家庭或任何方面的事实记载,倒是有几则警句;一首写给住在联盟湖的那个女孩的诗,写得长而认真(开头是“无数黯淡的、不可计量的岁月。”);从教材上剪下的莫利关于写作的论述(“一个孩子写得不错,一个得到高度训练并长期忍耐的表演者有时以智慧写作,是处于中间阶段之人令人震惊……”);在某个夏天的星期日写下的打油诗,写的是我在某个夏季安息日无精打采,于寄宿公寓房间内逡巡度日一事——在让人读来着急的这几页纸上,我发现的就是这些。莫利先生说对了,是处于中间阶段的令人震惊。作为日记作者,我是个悬念大师,把与我的戏剧情节相关的一切都留给读者想像。我通常都在一个对常规报道而言过高的层次上行事,当时我还没有发现事实胜于雄辩。我现在明白《时报》为何炒了我,一个坚持脱离事实写作的青年肯定会让城市报纸的编辑感到头痛。 记忆在几点上帮了我。我记得所谓结束我的事务,主要是让信贷公司收回了一辆福特车。我的其他事务可以随身携带——一架克罗那牌打字机,一本《法国抒情诗》,还有刚好能鼓鼓囊囊装进一个手提箱里的衣物。我有过一套全本韦氏词典,可我非常肯定没带——大概是让一个朋友代为保管。我所经历的最幸运之事,是我的衣物中包括一件很破旧的衬衫和一条劳动布脏裤子,如果没有这些,后来我多少会陷入困境。 巴福德轮直到星期二夜里几乎十点钟才开航,比原计划迟了三十四小时。缆绳被解开时,我站在右舷扶栏那里看着城市的灯光——波马舍百货公司的招牌,史密斯大厦的塔楼——我被突如其来的汽笛高鸣所震动,它结束了我的闯荡生活。好像就是在那之后,我坐下对出发进行了记述,在我看来相当简明。我列举了运上船的一些物品:牛肉,火腿,果仁,运往冷湾的机器,桔子,排骨以及一把理发椅。我注意到当上述最后一样东西经由踏板运上来后,站在扶栏边的一排乘客中爆发出一阵掌声(他们那时已经急切地想来些娱乐了)。 第二天傍晚太阳落下时,七月二十五日,我们经过了一艘高大的灰色船,锚泊在和渔村相距不远的一个小海湾里。哈定总统在那艘船上,是从阿拉斯加返回。一支乐队在他那艘船上奏乐,总统走到扶栏边挥动一条从夫人那里借来的手帕。此事在我轮乘客以及船员中引起轰动;在我们去向神秘北方的中途,在这样一个匪夷所思的地点看到美国总统令人放心。大约一周后,无线电报传来了他的死讯。 巴德福轮载着商界中人去北极荒原的航程是一次既单纯又奇特的游览。它是一家新的船公司的首航,就是阿拉斯加—西伯利亚航运公司,我想这家公司当时缺少乘客,就说服商会进行一次贸易之旅,并且要他们带上了太太。但巴福德轮本身无任何特殊之处,只是艘不错的小型船,战时曾是运兵舰,后来改装得既载客又拉货。她的吃水深,船上的上部结构不太多,主甲板宽敞而少有阻碍。水线以上,是占了船体总长一半的大写字“圣弗兰西斯科商会”。这个巨大的标识让她有点像是条灯塔船——只见名字不见船——而在许多荒凉的北方港口,仅有的商业是跟爱斯基摩人做的,他们涌上船,叫卖象牙裁纸刀,这个标志因此有了种怪诞和渴望的意义。 我现在知道,当时却不知道的一件事是,巴福德轮是从政府手里以分期付款方式购买的。船东一直未能付清款项,到一九二五年,她在圣弗兰西斯科的《纪事报》上被称为“恶运巴福德轮”,任何被她触及的都会失败。几位船东不仅从未付清款项,而且也未能完成这艘船的改装。我记得二层舱那里有间房,显然是运送部队时留下来的。那是个宽敞的房间,安装着真正是景象壮观的一排小便器和马桶候君使用,完全没有遮挡——是敞开式的方便厅堂,除了我少有人来,而我碰巧当时住在旁边。那是个孤零零的、能予人以深刻印象的房间。我有个看法是船东得到此船后,肯定看了一眼这里错纵复杂的管道后,决定留着不动,就算稍微动一下,也会花费一大笔钱。 我们的指挥者是路易斯•L.莱恩船长,他相貌英俊,爱好交际,以他丰富的阅历博得了女士们的欢心,并以管理船舶上的井井有条让我们放心。他去过北极地区并喜欢上了那里,处处闻名而且受欢迎。我想他很喜欢自己扮演的这个富于冒险精神的角色:一个领着一群旱鸭子和纨绔子弟去荒僻之地的牧羊人,他了解当地并得以展示他的特长,没有哪处水道狭窄得让莱恩船长无法驾驶着巴福德轮挤过去。然而,在我们的航程结束之前,我有了一个印象,即我们的船长是在异常困难的条件下工作的。强大的潮水、内湾航道上变幻莫测的水流,白令海寒冷而弥漫的大雾,孤寂且过于明亮的北极浮冰区那漂移的浮冰——这些足以让人感到紧张,但是跟渐渐笼罩乘客的又冷又白的厌烦之团云比较起来,这些都不算什么。我相信只要能让船掉头开回金门,那批乘客中有几位会很愿意付上一笔数额合适的钱。在航程中段,莱恩船长就是一个开得不怎么样的派对上的男主人。 凡是乘船观光游览,都会经历沉闷的时刻,但一般而言,乘客可以在阳光下的甲板上休息,在温暖的水池里游泳,每天或隔天登岸,女士们可以洗劫店铺,男士们可以活动一下四肢。然而,在二十年代早期沿着阿拉斯加的漫长海岸线航行的巴福德轮上,这类调剂无法提供多少,对一些人而言,巴福德轮成了一间高档次的浮动监狱——吃的不错,风景绝佳,却无处可去。一百七十几位乘客一口气坐了六星期的船,随着风景变得越来越眼熟,变得精神低落。在雾中,这种戏剧化效果让许多人没了兴致;长时间地,从主客舱几乎看不到船首,雾号整日整夜地拉响。 不管是谁策划了这次目的为扩大贸易的奇特航程,他当然也预见到了娱乐上的需求,已经尽了全力,提供的有音乐、跳舞、游戏和饮酒。音乐由“布朗六兄弟”乐队负责,那是支萨克斯小乐队,跟弗雷德•斯顿同台演出过。我有这个兄弟乐队在阿库坦捕鲸点拍的一张照片,非常清晰,他们手持萨克斯做吹奏状。冒险是由H.A.斯诺所为,他是个专猎大猎物的猎人,带上了猎象枪、摄影机和他的儿子锡尼。船上还储存了大量来路神秘的酒类。该轮的船东之一J.C.奥格登也来搭乘,这就赋予此事一种真正是旅行的气氛。然而尽管偶尔有消遣,日子却多半都是平淡无事,让人提不起精神,就连像挂靠普里比洛夫群岛观看海豹聚居地这种乐事虽经宣扬,这批贸易状况调查者中的许多人到后来却是兴趣索然;那里臭烘烘的,海豹看上去跟在动物园及马戏团里看到的一个样。许多乘客为了能到达普里比洛夫岛备尝艰辛并且花费不赀,到达时,却宁愿待在船上打桥牌。至于我,从来没有一刻觉得乏味过。社交上,我在三个连续层次上生活过,那是个逐步下降的过程,对我而言却似乎是上升:首先在观光甲板,然后是主甲板,然后是下面。我忙,可也没忙到没空记日志的程度,我也够年轻,能怀着感念和诧异之心,去欣赏阿拉斯加那广袤壮丽的风光,当时飞机还没能让它轻易可达,仍然难于一去并具有传奇色彩。 在西雅图,当我以购票乘客身份找到管事时,他分配我和另外一人住一个小房间。后来发现这位就像我,也是怪人一个——不是商会中人,而是个拉普兰人,身材矮壮,留着很长的八字胡。他身着粗布衣服,无白衬衫可穿,几乎不会说英语。“我诺姆去,”一开始他只会对我说这么多。他的名字叫伊萨克•纳卡鲁,是个宰鹿人,要去找工作。日复一日,我和伊萨克相安无事,却无话可谈,直到我的生活突然改变,开始往下堕落。在内湾航道全程,当巴福德轮沿着海角航行并躲避着明暗礁石时,伊萨克根本不参与船上的社交生活,但我参与了。我有了几位新交,在布朗兄弟演奏的动听爵士乐伴奏下跳舞,小心穿着几件干净衬衫以使其穿得尽量久些,并且展示我在贸易关系问题上的熟络(如果称不上是知识的话)。我另外还过着一种不为人知的生活,一有机会,我就缠着服务员、轮机员还有驾驶员,要他们给我一份工作干。我跟这些人的不期而遇肯定让他们摸不着头脑:在海上,一个头等舱乘客来找工作是件不正常之事,我大概比不正常还要糟糕,我招人烦。 克奇坎是我们挂靠的第一个阿拉斯加港口,是乘客幻想破灭的头一个地方。在我们船上大多数人的头脑里,阿拉斯加的形象是由罗伯特•W.瑟维斯和杰克•伦敦塑造出来的——这片土地上有深雪、冰屋、爱斯基摩人、北极熊、暴戾之徒、妓女、酒吧间、拉雪橇的斗犬、严寒和遍地的黄金等。我们不辞辛苦到来后,克奇坎是对这副悦人形象的粉碎性一击:那个村子是个气温暖和、蚊虫孳生的地方,散发着鱼腥味,连一间爱斯基摩冰屋也看不见,在码头上迎候我们的,是个松松垮垮、戴着帽子的圣地兄弟会乐队。可是管他什么形象不形象,这就是我们的边疆,早在船岸距离能传过声音之前,乘客就开始向岸上那群人喊叫着提问。我们船上的一个圣地兄弟会会员很想知道那天晚上举不举行仪式,远处来欢迎的那群人把手拢在耳后听。“我说今晚举不举行仪式?”他扯着嗓门喊,那群人却听不到。哈伯德先生——我们此次旅行的领队——也开始扯着嗓子喊,他想知道能不能找到一个克奇坎商会的代表。 暖和的阳光下,我坐在一根系缆桩上,宽容地看着这个滑稽场面。我,一个门肯及刘易斯大学的毕业生,在观看巴比特现象向北发展的奇观——一帮人来探访一片陌生之地,渴望看到的却不是陌生,而是要让熟悉之事再现。我现在还记得哈伯德先生那一刻的兴奋之情——一个身穿套装的拓荒者终于望到了边疆,激动得不可自已。这艘船被带泊时,哈伯德先生看到水手长把自己荡过扶栏,抓住一根缆索溜到了码头上。因为急于和商会代表见面,哈伯德先生踩到扶栏上并抓住了那根缆索,可是码头还在下方很长一段距离,船与码头之间仍然有条瘮人的水沟。哈伯德先生两次弯了弯腿做起跳状,两次都没了胆量。他一脸凝重之色,像是个窗台上的自杀者,很快就吸引了一批观众。有那么几阵紧张时刻,哈伯德先生将要跃上阿拉斯加之景让大家都屏息观看,却从未发生。谨慎占了热情的上风,我们和边疆的第一次交手,就以圣弗兰西斯科市士气受挫而告终。 后来,我通过踏板登岸后,我“在街上溜达”(我的日志里总记着在“闲逛”或是“溜达”),买了一本《淡淡的香水》,左拉•盖尔著。因为这个镇子有股鱼腥味,我认为这本书买得可笑。在我愉快度过的那几年里,日子就是由这类肤浅的乐趣所组成。 那天晚上,圣地兄弟会会员举行了仪式,商会开了会,船上的女士买了很多印第安篮子,巴福德轮机舱部的一个加油工成功登岸,并与某个混血女孩建立了贸易关系。“大,这么大。”他后来告诉我。(我当时正在加强与司炉工及水手群体的交往,以期被接纳。)在每个人都满足了自己的独特需求,并以自己最明了的方式得到休整后,巴福德轮收起缆绳,继续穿过亚历山大群岛的曲折海峡向北航行。当时的我,是个极不成熟和缺乏安全感的年轻人,然而当我审视自己关于克奇钦的记载,并费力地辨识出那堆字迹时,我能看出在缺乏安全感方面,并非只有我如此:我们所有人都在寻找这样那样的安慰——有些以身穿长袍参加神秘的仪式,有些以商业上的形而上学,有些则以要价昂贵的印第安篮子以及索费低廉的印第安女孩。我着迷于周遭的一切——睥睨一切,艳羡一切,傲气,胆大,却又害怕得要命。 星期天上午,七月二十九日,我们看到了塔库冰川,这是计划中值得一看的地方。我们与其成直角时,莱恩船长把船停了下来,人人都挤到了甲板上。“新郎,”我在日志中这样记道,“冲着去穿绒呢大衣,戴黄色手套,新娘子穿上了绒呢大衣以和他相配。人人都在穿着上有所讲究。沃尔特•布伦特——清真寺的要人——戴上了一顶圆边无边小帽,以防被照进以冰川为背景的照片里。” 捕鲸艇放了下去,锡尼•斯诺把它划出去拍了几张以冰川为背景的巴福德轮照片。但是莱恩船长没有轻易满足,想让在他照管之下的人们看看冰川实际上是条冰的河流,正在流进大海。塔库作为冰川,闷闷不乐地独自待着,对流入大海这件事爱理不理,它需要刺探,因此,斯诺先生被召来活跃一下气氛,他带着射象枪上驾驶台对准塔库开了火,捕鲸艇上的锡德用摄影机大拍特拍。然而什么也没有发生。在一个钟头左右的时间里,从驾驶台又随意开了几枪,乘客们满怀希望地等候在扶栏那里。后来就看够了那个懒得反应的冰川,大都陆续去了餐厅。在几分钟就到中午时,要么是因为步枪开火,要么完全是时辰已到,有一块冰确实坠入海中,溅水声挺大。已经弃守甲板的乘客又冲出去看,可是当然已为时太晚。 我站在扶栏那里凝目塔库冰川时,巴福德轮上的库房管理员也站到了我旁边,他是个不苟言笑、心事重重的人。有一阵子,他默默看着那一大堵冰墙。“你觉得怎么样?”我在枪声间歇问他。他认真考虑了我的问题,半天才答了一句:“我无所谓。”总算做出回答后,他就走向船尾继续当班了。当我们继续航行,越来越冒险深入茫茫海陆时,当大海、天空、雾、冰以及海鸥的白翅成为我们的背景时,库房管理员那字斟句酌的用词越来越说明了许多游客的内心感情:他们无所谓。 在朱诺,我观看了布朗兄弟乐队中的一位在雨中垂钓,还写了首无韵诗:“朱诺码头边绿水里的葡萄柚和桔子——葡萄柚和桔子,船上垃圾的一部分。”当时,桑德堡让我读得如醉如痴。关于阿拉斯加的城镇,我在日志中写道:“无非是山脚下的沙沙响声。” 这些“沙沙响声”中的最轻之一是斯卡圭,我的船票乘坐至此。七月的最后一天,巴福德轮系泊在当地的码头上,我想找份船上工作的努力终告徒劳,我把打字机放进匣子,打点了我的行李,来到甲板上怀着悲伤和恐惧坐了一阵,想把自己走下踏板、踏足斯卡圭渺无人迹的街道上的那刻推迟到最后——我是个迟到二十五年的探寻者,然而对金子根本没兴趣(*1896年,一名白人与两名印第安人发现育空河与克朗代克河交汇处有丰富金矿,消息走漏后,从1897年以后的短短两年中,平时人烟稀少的斯卡圭挤进了约两万名淘金者,一时声名大噪)。 正当我坐在甲板上(我的日志上记着在那里“浏览”),一面努力理清自己的麻烦所在,一面纳闷何以让自己陷入这不可收拾的万般麻烦之中时,我被召唤去驾驶台。据我的记载,是一位林德曼小姐来向我作了自我介绍,并带来这个口信,但只是说“船长想马上见你”。很奇怪的是,我没有把此次召唤跟我找工作一事联系起来。我不知道会是什么事,感觉就像一个学生被叫往校长办公室。那个口信似乎不详,但跟马上要走下踏板,走入沙沙作响的斯卡圭相比没那么不详。我急忙赶到驾驶台。 莱恩船长盯着我看了片刻,然后说:“我们可以在余下的航程里安排你当夜班大台(*原文为saloonsman,指的是客轮上接待厅或餐厅(saloon)里的服务员,在我国的客轮上,一般把这种接待厅或餐厅及在此工作的服务员都称为大台)——以工代票。这样安排你满意吗?” “满意,先生。”我回答道。当时我不知道何为夜班大台以及以工代票,但也无心吹毛求疵,就算莱恩船长提出用长绳把我拖在船尾,我也会抓住机会的。我谢过船长,向二管事报了到,当天晚上,我就穿着白色短上衣出现在餐厅,像世界上不是左撇子的侍者那样,左臂上搭了块餐巾。斯卡圭的危机被我抛在脑后,很快,当巴德福轮以十一节的航速西向驶往阿留申群岛时,对斯卡圭我也是如此。 我不记得林德曼小姐长什么样——她是纸上的一个名字,如此而已——在我的生命中,有几位女性以某种重要方式凸现出来,她则高居其中。我从未查明到底发生何事,也根本未曾试图去发现。可以肯定的是:关于一个找工作的人在船上四处活动的消息最终传进了船长的耳朵,就像船舱里有条于人无害的蛇四处游爬这种消息会传进他耳朵一样,他不情愿地尽早处理了此事,如同在管理那趟滑稽的观光中,他也解决了很多其他虽小然而棘手的问题。 (从动笔写作本文起,我就一直在查阅一九二三年的《旧金山记事报》,查找关于巴福德轮及其公司的新闻。这家航运公司的船东之一似乎是约翰•林德曼先生,从乘客名单上可以看出,船上有几位姓林德曼的女孩——我想是他的女儿吧,因此我想是一位船东的女儿把我从斯卡圭解救出来。因为林德曼先生与其合伙人奥格登先生是用分期付款方式购买的这艘船,靠其营利的希望渺茫,所以我想管理层在接纳一张吃饭之口这点上有欠考虑,然而我仍对林德曼小姐感念很深。) 在船上工作的生活比作为乘客坐船要好得多。一旦有了工作,阿拉斯加、大海以及船本身对我而言,就有了真实感,之前我对三者的感觉都有点虚无缥缈。乘客永远不可能真正了解一艘船,有太多隐藏于他们看不到的地方,在这方面对他们要求太低。他们可能很喜欢所乘的船,但不参与其运作,就不会产生认同感。作为大台,我是个参与者——一开始是个胃里有点犯恶心的参与者。我从晚上八点钟一直干到次日早晨六点钟。我布置餐桌,为三十个人准备夜宵,端上桌(有时在船遇到横浪冲击时还端着一满盘),抹桌子,洗餐具,稳置玻璃杯,打扫通向交谊厅的扶梯,擦亮铜器等。这是件辛苦而且枯燥的工作,直到我的胃适应了配餐室的难闻气味之前,它还是件敏感的工作。但是当我在三点钟左右走到前甲板上吸口烟时,北方天空露出亮光,驾驶员在驾驶台上来回走着,从特等客舱那边传来乘客的响亮鼾声,这艘船在我脚下颤动不已,她是我的船,完全是我的,一点也不偏离航向,她有生命、有目的,令人激动。她不再仅仅是将我从一个蒙昧的港口载向下个港口的巴福德轮了,她这时正将我从所有昨天载向所有明天。让她航行的似乎是我,我几乎就像是个掌握舵轮的舵手。 夜霄时,我从乘客到大台的身份转变让那些乘客吃了一惊,造成了一定的尴尬。有几位头等舱乘客知道我的名字,大都跟我面熟;在发现是由我服侍时,他们自然感觉不自在。另外还有打赏小费的问题。一个女孩,在西雅图到斯卡圭那段我跟她跳过舞,而在斯卡圭到科尔多瓦那段,我为她递上冷盘时,她该留给我一枚硬币吗?这是个微妙的问题。有位老太太看到我身穿大台制服时慌神叫道:“天哪!你当了多久的服务员了?”我觉得我的身份改变极为滑稽,做得不动声色,在日志中却大书特书,极度夸大此事的喜剧价值。我一开始感到尴尬,但很快就精神振作,穿着白色短上衣,就像它是根羽翎。我尝到了与同船人相比较而言一种新的优越感:我不仅在一群逐利之徒中过着不为人知的文学生活,而且此时成了个有工作的忙人,在一群挥霍者、虚度时日者中有事可做,有所收获。尽管我自己总觉得饥饿,一有机会就大吃零食,然而在睡前来用餐的人面前,我仍摆出一副屈尊俯就的神气,认为他们在那个时辰有胃口是粗俗可鄙的。对我而言,这件工作最难的是记住点菜。我会站在那里专心听一伙四个人告诉我他们想吃什么,等我到了配餐室,他们所说的全被我忘了个精光。作为乘务部一员,按规定我可以上甲板喘口气,但在甲板上不允许坐。我不再和乘客搅和在一起,而是跟有趣得多的配餐室同事和厨师待在一起,他们住在船尾中的船员室,挨着舵机——里面声音嘈杂、气味刺鼻,传统上是个策划阴谋和堕落的地方。我加入了船尾中船员室那群人,但没被发配到船尾中船员室本身,却被安排住头等舱的一个小而不通风的内侧房间,跟一个名叫J.威尔伯•沃尔夫的年轻人分住两张铺。威尔伯也是个夜班大台,跟我一样,上过大学,过去天真无知。二管事是个精明人,他宁愿不把我和威尔伯塞到船尾中船员室,那才是我们该去的地方。二管事可能怕我们在道德上会被败坏,但是我想他无非是不愿通过介绍进两个几乎天真到家的年轻人,从而打扰那个水准低下的圈子,那会让他觉得不自在。 在科尔多瓦,我们通过电报收到了哈定的死讯,我把船上公告板上的通知抄到了日志上: 圣弗兰西斯科讯 沃伦•G.哈定总统今晚七时三十分在此去世,他是在没有预兆的情况下突然发病,最后时刻哈定夫人陪在他身边。洗衣联系二管事。 “这个,”我以忧虑的语气写道,“是对无论发生什么事,世界仍会稳步前进这一点的绝好说明。”显然,我意识到人们在沃伦•加梅利尔•哈定逝世后,仍会继续请人洗脏衣服,这让我震惊。 无论如何,巴福德轮继续稳稳前行,不管发生什么事。当她顺着复活湾的宽阔水道向苏厄德方向滑去时,布朗兄弟乐队在交谊厅集合,排练了几首适合在临时追思仪式上演出的曲子。听到他们加弱音器的萨克斯所奏的悲音传出来并和海鸥叫声混到了一起,我为失去总统而感到极度悲伤——感觉像是失去了亲人。如今已无人沉痛哀悼哈代先生,但我们巴福德轮上的人那天夜里在苏厄德,曾经真心真意地为他奏响挽曲,方式是用具有欢乐色彩的六把萨克斯匆匆改吹沉重之调。 一九二三年,在那带北方水域,莱恩船长在操纵巴福德轮上很像早期的飞行员:只能靠本能行事。接近科迪亚克岛时,我们遇到了大雾。整个下午,这艘船都是在寒冷的、湿漉漉的雾中摸索着缓缓航行。我们觉得开到科迪亚克义不容辞,因为船上有位乘客要在那里下,对新生的阿拉斯加—西伯利亚航运公司而言,即使让一位乘客下船,也是极具意义的一件事,能给此次旅程增光并提高信誉。要下船的乘客是条艾尔谷猎犬,但这并未降低此事的重要性。在能见度接近零的情况下,船长开始无法确定自己的位置,而且他这种不确定感神奇地传到乘客那里,我听到几位女士紧张地问一个驾驶员我们该不该只是抛锚等候雾散(真如此,它会成为在海上等候的最久记录)。过了一阵子,一条小渔船出现在我们的船头下,上面的船员通过喊叫和指点告诉了我们的位置,我们就改变航向继续前进。在海图室辛苦一天后,莱恩船长那天夜里上岸了,很晚才回。夜里三点,我被叫进他的房间清理杯子及酒瓶。我发现我在此前一个钟头做过如下记载: 星期天上午 四击钟(*击钟是轮船上的一种报时方法,每隔半小时击钟一次,12:30、4:30及 8:30为一击,以此类推,直至八次击钟表示4:00、8:00及12:30, 然后重新循环开始) 科迪亚克 铜器擦亮了,盘子收起了,威尔伯坐在过道那边,在另一张桌子前打盹。配餐室里,咖啡壶在慢慢沸腾着。天花板上,蒸汽凝结成水珠滴下来。据我们所知,船长还没有回船,至少没来喝咖啡:我们给他收拾了一片整洁的地方,摆放着冷盘、面包和开胃小菜。 这则记载所揭示的,是个笔耕不辍的写作者。第六句开始是这样写的:“至少还没来喝咖啡,”我对之进行了删改,划掉了“还”一字,从修辞上说,这是个理智的举动,说明深夜时,我还在积极从事这一艰难行业。威尔伯,那位打盹的,他也是个日记作者,但我当时不知道。两个夜班大台,两位都是日记作者——在陌生、冰冷大海上的一艘陌生、奇异的船上!威尔伯所记日记的一部分如今在我手上,最近他的寡妻把它送给了我——那是个小小的笔记本,里面充斥着对侍候人生活的反感。“别来这套‘干活搭乘’了——乘不起头等舱的话,我宁愿待家里。”威尔伯极想恢复自己体面的社会地位,这种热望,跟我自己在船上再往下一层的热望同样突出,我想沉入最底层,去品尝那种到达无处可去及辛苦度日境况的狂喜之情。 我的下一项记载是首名为《悲伤》的诗,开头是: 上百万首歌曲在我头脑里来回激荡:赞美及奇妙之歌。可是我连一首也生产不出来。 这是个古怪的说法。我当时几乎在不断生产着,像只仓鼠一样。这些歌中无一首有价值,但依然分娩不已。 乘客们对阿拉斯加准州的失望之情常常溢于言表,我们挂靠的下一港荷兰港也丝毫没能提起他们的兴致。几座废弃的房屋,一户印第安人,一头带着三个崽的母猪——很难说得上是那些圣弗兰西斯科来的性喜观光的女士们想要一看的。我上了岸,顺着一条泥泞小路登上一个小山顶并坐在草丛中,在那里,能看到对面的乌纳拉斯卡。从远处看,那个村子是画报上所印那种地方——一排白色构架式建筑,其中有座小型希腊东正教教堂,有两个葱头状绿色尖顶。镇后面,从大海中拔地而起,有着柔和及呈浪奔涌状起伏的,是绿色无树的山岭,山脚下雾霭缭绕。山岭似乎高大得不可思议——是梦的背景。我极想一访乌纳拉斯卡,但又不能自由前往,因为我在船上身负职责。 我正坐在那里凝视时,巴福德轮上的两位女士走来在我面前停下脚步。 “那边有没有什么值得看的?”其中一位问道,她以为我去过。“从这儿,我看它似乎很死寂。要是那座教堂有什么特别,我想再往前走,可是话又说回来,要是没什么特别,我就没兴趣去了。你呢,凯特?” 凯特摇了摇头。她们两人似乎悲哀和失落得无以复加。 我告诉她们我没去过乌纳拉斯卡,但猜想那里也没什么特别。听了这番汇报,她们转身无精打采地走回船那里。 后来,我设法去了一趟那个村子:有个男孩用小划子把我送了过去。以某种标准衡量,那地方会被称为死寂,然而当我满怀惊讶地独自把连绵的绿色山岭脚下的乌纳拉斯卡从这头走到那头时,我这辈子从未像那次一样感觉自己有活力。我差不多是一个人在这块大陆上以便利方式所能到达的最西端了,我遥遥离家,赞美之歌在我头脑里激荡,兴奋感在心头涌动。锦上添花的是,我知道回船后可以睡觉,不用整夜工作:我的工作突然变了,余下的航程里,将给司炉工当餐室服务员。 那天黎明时,二管事——我的上司——来到了配餐室,我当时正在埋头洗盘子。“你可以走了,”他说,“我派你明天去当司炉工餐室服务员——招呼八个人,在司炉工餐室,你不需要穿白衣服。我们给你记帐,一个月五十块。” 尽管二管事没提,我还是听到了传言,说是在船下层发生过一场斗殴——有人被捅了刀子——我有理由确信我的新工作与此有关,估计我是代替那个被捅的,后来发现确实如此。不管怎样,我遵从了命令。我回到我的房间,从行李中翻出了旧法兰绒衬衫和脏裤子,然后就上床睡觉,一边还在纳闷为什么我将因为给八个人供餐挣五十块钱,而我一直给大约三十个人供餐,却是除了不用票乘船,别的一分钱也挣不到。我知道这是桩蹊跷事,但我不再多想睡着了。第二天早上六点钟,我去报到上班。对我而言,航程从此真正开始:我终于到了底层,在那里,能听到船的心跳,她的体味弥留不散。 我为什么渴望到下层去?不知道,只记得确实如此,而且这种下降似乎是攀登人生之梯过程中困难然而必要的一步。去阿拉斯加的全部经历就是一次下意识企图避世,想推迟我即将面对的,不管那是什么;我越是深入船上的下层,那地方作为藏身之地就越好。此外,我想考验自己——把自己就近投入到无论什么火焰中,看能否承受住那种热度。 司炉工餐室原来是个考验人的极好地方,不会有哪个年轻人会再去寻找比在这里更能直接承受热度、烟、苦工和麻烦的地方。这间房狭小且奇臭,有个位于水面上方几英尺的舷窗。如今我闭上眼回想阿拉斯加时,那幅图象总带着圆框,因为很多时候我都是通过司炉工餐室的舷窗观看我们未来的第四十九个州,而且那幅图象有种特殊气味——卷心菜、垃圾、蒸汽、污物、燃油、机油、废气、精疲力竭之人的混合气味,这是种除了在船上,你在任何其他地方都闻不到的气味。 室内一头有个热菜台,下方通着流动的蒸汽,有一小部分蒸汽总是嘶嘶响地跑出来,造成室内过热。中间是用餐台,侧面有两条长凳。对着舷窗那侧有一个水池、一个垃圾筒以及我们的圣物——咖啡壶。这把壶钩在船上的蒸汽管道上,装有进、排汽阀和一个玻璃量表,里面的咖啡随着船体运动高低起伏,我很快就学会通过扫一眼量表得知船倾斜的角度。污物决定了这个房间的特色,气味稳定可靠。污物是以不显眼的方式积累起来的:存在马口铁罐里的剩肥皂头,塞在头顶管道中间的小块腐肉,任其自然的脏葡萄干面包片,藏在咖啡壶后面的干酪——到处是琐碎之物和纪念品。前任餐室服务员就像无数岸上及海上的人们那样,储物以备不时之需。易于看出司炉工为何最终自行解决此事,并以流血方式结束了他的统治。但我想不整洁只是部分原因。 我在头天早晨六点钟腹内空空地站着听二管事的指示时,我觉得头晕、恶心和害怕。指示简明扼要,二管事的举止似乎想在我仍然清醒和愿意时溜掉。他要我从船上厨房里带去司炉工的伙食,端上,然后收拾干净,整理船首室里的上下铺,把垃圾倒在船侧的斜道上,保持咖啡既新鲜又热,保持厕所清洁,照那些人的吩咐行事。“你照顾他们——他们叫你干吗就干吗。”他说,“我还是你的上司,要是你遇到大麻烦,告诉我。可是呢,你的工作就是让他们满意。”然后他简单地把我介绍给了我的对等人——一个名叫路易斯的波罗黎各青年,他是水手餐室的服务员,他会向我介绍一下窍门。然后二管事就走了,我不记得后来他曾在我所居住的小世界里再次出现过。 路易斯是个性格焦躁的小伙子,身裹一件长而脏的毛衣,拖到了膝盖位置。他有两只眼睛,但只有一只眼睛当班:另一只在直直往前窥视着另一个世界——我想那是个更好一些的世界。 “你以前是干啥的?” “夜班大台。” “哈!那你是知道怎么偷东西的了。好。”他似乎如释重负。他向我解释说我要侍候的人会想吃些好东西,那只能通过小偷小摸才能得到。 由路易斯来向我介绍窍门,结果却让我摸不着头脑——那就像让一个聪明的家伙来教你怎样开飞机一样。“来吧,伙计。”他说着就闲不住了,一边还用西班牙语唱起《亘古之岩》。路易斯性格易变、喜怒无常,满脑子有趣的幻想和误解,很多和餐室不相称。他以为海豹会飞,还以为哈定刚刚结婚,而不是被埋葬。蒸汽阀让他迷惑而且兴奋,把玩不已。当他窜这窜那,而我亦步亦趋时,他就我已堕入的低等境况向我提出警告。他说,搞轮机的是船上最低等的一伙,我是他们的仆役,就让我变成一个下等人。他形容火炉工是自大和热情得难以置信、惹人讨厌的人。他就餐室和船首舱里的用语向我提出了警告。“咦,乖乖,”他语气悲伤地说,“他们说话可真难听。狗娘养的,他们的说话方式真要命,那帮杂种。” 我对可能听到不管什么样的下流话倒不担心,却有其他方面的担心。我知道我是进了狼窝的羊羔,极度担心的是惟恐司炉工——我的主人们——记起我的面孔曾属于头等舱,发现我的过去,那在一间餐室里过于高雅。斯文成了我的不足,受过教育是我的污点。最糟糕的是,我是以头等舱乘客身份上的船,而且由于二管事一时心血来潮,我仍部分占据一间头等舱舱室。我很清楚,要想生存下去,就不得不遮掩这些不利事实。我觉得我像个曾犯下某种滔天大罪的人,必须规矩行事,以让人们淡忘其罪行。偷盗似乎是我改变以前不光彩形象的黄金机会。我决心非常勇敢地去偷,要干得既谨慎又漂亮。我决心干要干的事,提供好的服务,不行错一步。我的资本是两天没刮的胡须,和带有干苦活清楚印迹的衣服。 第一顿早餐至关重要,是在氤氲的腾腾蒸汽中端上的。路易斯顺手扳了我那把咖啡壶的阀门,壶就喷开了,里面成了间土耳其蒸汽浴室。我勉强能透过雾气看到他们的脸,因为沾上了机舱油及灰尘而变得又黑又脏。但他们也看不到我的脸,那倒是件幸事。他们对这间蒸汽浴室愤怒地发起了牢骚,而在发现是由一个新手服侍自己时,他们的好奇心被撩起来了,我要回答他们的问题,交代自己的过去。我是以粗而概之的方式讲述的,提到了一些地名和丧气事,编排时总在贬损自己。我说,在每个地方我都是干了一半被炒掉。那些人高兴听到这种为他们所熟悉的丢脸事,也喜欢听地名。(我在报地名上可是张口就来,因为在此之前那个夏天,我曾横穿大陆,打过零工。我说在科迪,我打磨过一个室外舞场,干了一整天,挣了区区三元钱。在明尼安波利斯,我挨家挨户卖过蟑螂药。在大林场,我帮人收过干草。在每个地方,我都是被炒掉的。我只有这惟一的入场券。尽管没见过,他们却恨起了我过往的每位雇主。我现在是他们的人。当我随口搪塞,一边舀着麦片粥,一边试图控制住咖啡壶时,我的勇气又开始回来了。在经过了头一波高声问话后,他们开始埋头狼吞虎咽,审问告一段落。有一两张脸孔看上去肯定是亲切的。后来得知,我这儿有两位坐过监,我认为那敢作敢为、值得赞美,还有一位患性病,我感到那叫人不安并且害怕。那部有关军队生活的著名电影《适于战斗》当时仍让人记忆犹新,我猜想单单是使用同样的餐具,我很快就会染上那种病。 我发现,我的名字叫麦斯(*原文为“Mess”,可以是“餐室”的意思,也可以认为是“messboy”餐室服务员的缩语)。“夜里给我拿个桔子,麦斯!”我首次上任后,一位机舱清洁工这样说,从他的语调里,我听出这是个明白的命令,我也看出来了,相对桔子的甜美滋味而言,那个清洁工更有兴趣折磨自己的仆役。在机舱工作的人一日三餐是吃不到桔子的,只能种出来或者去偷。其后那些天里,我学会了寻本溯源地从仓库偷,要么从没关门的特等客舱偷。船在海上时,不关门是常事。我成了水上罗宾汉,通过打劫富人来为我服侍的人提供美味。这是他们的,也是我的生存策略的一部分。我像个设陷阱者捕貂那样,精于设法取得莳萝味泡菜。司炉工倒并非不讲道理。我第一次做此勾当时心惊胆战,害怕在他们的餐室里出现一个桔子,会导致全船每个人都来要,这种情况后来并未出现,我服侍的司炉工没有得寸进尺。除了遇到恶劣天气时——当时他们呕吐得七荤八素,以至于钻研起广博的晕船疗法,梦想集合最稀有、最难寻的东西用作治病除根的验方——别的时间里,他们要的都是我以人力能够找到的东西。好在我以前干过大台,在关键的供应中心有宝贵的熟人关系。我和威尔伯•沃尔夫成了事实上的同案犯,他会从夜间自助餐席上揣一些零碎食品,然后偷偷塞给我,就好像我们在贩卖毒品。由于从不知道哪个司炉工何时会发难,我总在铺位旁边藏物处存着好吃东西,就像在有响尾蛇的地方的人随身携带蛇药那样。 第一天早餐完毕,在司炉工都陆续回去值班后,而巴福德轮北向驶入白令海时,我把餐室擦洗了一遍,扔掉了那些烂臭的纪念品,洗了咖啡壶里的布袋子,还偷了个桔子。第一天过得平安无事。我上甲板待了一段时间,刚好看到巴福德轮驶入一片寒冷的白色雾墙中。在船首尖安排了了望人,托尼——那个身材高大的巡夜人——正在领航。尽管我当时正忙于让自己适应新工作,但那天,我在日志中载入了对领航一事的大段想像描写。我累,但还不是累得迸不出一段卖弄的文字。 后来发现餐室服务员的工作中最难的,是把大炖锅装的食物拎下几乎是直上直下的梯子——比偷东西更难办。这些大锅跟能盛一蒲式耳东西的篮子一样大,上面有两个用铆钉对称固定在锅边的把手,一边一个。没盛东西时,这种大锅也不轻,而里面盛满炖菜后,就非常、非常重,而且滚烫。当然,这种锅需要用两只手拎,结果一只手也腾不开。在平静的大海上,拎这么一口锅下梯子对新手而言,也需要打起十二分精神。而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当船前后左右摇晃时,第一眼看去,下梯子似乎不可能。下到一半时,它会失去原来的斜度,慢慢接近垂直,接着变得垂直。在十分恶劣的海况下,梯子会一直晃过垂直位置。路易斯向我示范过怎样下。诀窍是要在上面等,抓紧炖锅,直到梯子处于一个有利的角度。然后开始小心翼翼地下,踩下一两级。脚下的梯子开始摇正时,你要很快把一支脚抽回到两级中间,脚尖勾住梯侧,像杂技演员用脚吊在秋千上那样。一旦梯子晃到远点,开始向有利角度摆动时,松开脚再下一两级,如此这般,直到下完梯子。当你悬于两级中间,拎着一个盛着热炖菜的大锅,身体加炖菜的重量都集中到一条腿上,而另一条腿极度绷紧时,这种时候似乎无限漫长。但是我年轻,脚踝跟心中的主张一样坚强。幸好,在巴福德轮回程遇到北大平洋的强风之前,我已完全掌握下梯子的窍门。到那时,我已经是个熟练的艺人了。 巴福德轮上,水手和司炉工是两个界限分明的团体:他们分开生活,分开吃饭,分开思想。船可根本不是熔炉,而是加强了阶层区别,直到社会之骨变得僵硬。司炉工鄙夷水手,水手嘲笑司炉工,此为一般原则。我想这由来已久,有助于把每人调整到位。在着装及外表上,巴福德轮上的水手比司炉工高出一筹:他们的胡须刮得更勤一些,着装保持干净,这种个人外表上的讲究因而更激起了他们对司炉工的鄙视。每个阵营都把让船航行完全归功于己方,激烈否认另一阵营的工作在航海上具有任何重要意义。这种争论——是谁让船航行?——进行得无休无止,直至逻辑失效。我在餐室里站着把盘子碟子浸到水里时,听过他们一连几小时讨论此事。事实上,我服侍的那些人从争论中,比从炖肉中吸取的营养还要多;最琐碎的话题也能唤起他们的雄辩才能,并激发起他们的热情。 在圣保罗岛——属于普里比洛夫群岛——我在餐室工作的间歇登了岸,一路小跑到海豹栖息地那里看海豹。每头大个的公海豹都被其群妻包围,很多母海豹有了小海豹,那里就像一间开儿童派对的快乐的、臭哄哄的托儿所,而大海豹在打架。这种有趣的场面我本来可以看上好几天,却又不得不赶快回去照看咖啡壶。我向路易斯报告海豹不会飞时,他感到不开心,当时他正往罐子里装蕃茄酱——这则令他难过的消息让这个很具戏剧化的时刻更复杂了。 在圣劳伦斯岛,我们在一个名叫甘贝尔的村子外面下了锚,把一位传教士及其太太送上岸,即尼克森夫妇,那是他们的航程终点。有二十个爱斯基摩人上了船,满携象牙制作的货物和海豹皮制品。他们不会说英语,除了像“七毛五”这样几句关键的短语,这些他们倒说得清晰而坚决,“餐巾环”和“裁纸刀”也说得不错。圣弗兰西斯科来的女士们渴望哄抢,而且未去集市久矣,就疯狂抢夺起战利品来,一个赛一个地高声竞价。我从一个有利位置观战,看一双海豹皮拖鞋从一元被哄抬到了六十五元;爱斯基摩人犹豫了。正当此际,我服侍的司炉工之一在升降扶梯那里探出头,和此人对望了一眼并招手要他过去。该爱斯基摩人撇开那帮女士走到这位老兄面前,后者马上从衬衣口袋里掏出两块脏乎乎的肥皂和一卷卫生纸。这些物品马上被接受了,那双拖鞋因此易手——对圣弗兰西斯科商会来的开路人而言,这是次严重受挫,那帮女士气急败坏,有几位脑子较灵、精力较足的冲回她们的特等客舱,抄着肥皂和纸巾就回来了,但圣弗兰西斯科、阿拉斯加、西伯利亚之间的贸易已经发生了严峻的转折,巴福德轮的远大目标暂时蒙上了阴影。中午时,我和路易斯在水手餐室为爱斯基摩人端上了午餐,路易斯因为在陌生之地接触了未开化人而心花怒放。后来,布朗兄弟六人乐队把萨克斯调好了音,那几个爱斯基摩人以令人惊讶的狂热跳起了舞。他们中间没一个人听过吹萨克斯,那种声音让他们醉倒了。 在圣迈克尔岛,我们船上装了一些鱼。我在八月十五日那天所写之诗如下: 整日地一桶桶鱼格格作响划过天空, 从驳船荡上划过天空进入此船之舱。 有着宽厚肩膀的舵工开动绞盘——整日地。 傍晚,当天空变成桔红色,灰尘因为日落而集合,金发女郎出来站在扶栏边观看 宽肩膀的舵工。 她是他的女孩,我说。他们将结婚,儿子将长成父亲那样的宽肩膀之人。 一只海鸥从水面飞起平静地向桔红色西方滑翔。 当巴德福轮向着北方稳稳航行时,我的诗质量也稳步下降。本诗人的麻烦之一是疲劳透顶:一天结束时,他是个累得要命的诗人。 星期五,八月十七日,巴福德轮在诺姆外面下了锚;我们已经来到了世界之颠的门口。海面波涛汹涌,有一阵子,我们无法把货物卸下去。各种各样的传言都出来了——说是船上淡水不足,存油不足,我们不去浮冰区了,要比原计划晚一周才能回到国内。拖轮“吉娜维芙”轮靠到船边,我和其他几个人爬下梯子乘拖轮登岸。“吉娜维芙”靠岸很是费了一番事,有两位女士晕了船,踏足海滩时都成了一副病恹恹的样子。星期六晚上九点钟左右,我站在诺姆的《金块报》办公室外——它的对面是诺姆制衣公司——看着那份周报的第一批被印刷出来。《金块报》的办公室里挤满了男人还有狗。我花两毛五买了一份,读到了那则通栏标题:“诺姆美好未来得到保证;诺姆—圣弗兰西斯在北纬五十三度以北联手。”圣弗兰西斯科和诺姆联手,这是商业史上的奇特一刻。船上旗帜飘舞,这个沉闷小镇上的本地人乐于看到来访者上岸,即使他们在到达时又呕又吐。我不知道此次盛会在贸易天地中有多么富于成效,我亲眼所见的惟一成果,是万格太太的店里面挂出了巴福德轮上搬下来的新款秋季帽子和女装。我在白夜下逛遍了这个让人感觉怪异的镇子,参观了一些地方——北极面包店,诺姆金属板作坊,梦剧场,安德鲁•包克斯高级浴室及旅馆(房间有暖气),还有万格太太的新潮服装店。 《金块报》特别增加关于友好关系及贸易的四个专版,以庆祝此件大事,社论版上有一则道歉启事: 关于报纸延期出版事致客户 我们希望借此机会向《金块报》读者说明鉴于本期增加四版之事实,我们觉得此点足可解释报纸延期出版一事。为增加此四版,我们周五通宵工作,完全未曾合眼。 启事中的“我们”指的是乔治•S.梅纳德,他一身兼《金块报》的老板、出版者及本镇镇长,是个真正的夜猫子。 我经常纳闷,当圣弗兰西斯科的商业巨头暼到北方那些破败不堪、几乎无人居住的小村子时,他们的感觉会是如何。诺姆对他们肯定是次特别巨大的打击。诺姆那摇摇欲坠的房屋顺大街一长溜排开。在诺姆,人人都靠吃罐头食品,垃圾处理方式简单而直接:空罐头瓶从后窗扔出去掉在海滩上。海滩就是个大垃圾场,日积月累的罐头瓶堆作为一个建筑学意义上的块体,与那些房屋本身相比还要更为悦目一些。但我要为诺姆说句话:在一天中的某个时候,太阳照对地方时,这个垃圾堆会制造出一种非凡景象:顶层罐头瓶会反射太阳光,那块新月形海滩上出现此种情况时,从位于锚地的船舶甲板上看去,那儿像是燃起了熊熊大火,这个破败之极的掘金小镇就戴上了火焰圈,那一刻慑人心魄。 关于诺姆,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在那里的一次险遇。有天上午我往船边斜道上倒垃圾,把一大桶泔水倒下了船,而不知道夜里有条驳船被系在船边,垃圾正好倒在某个驳船船员的头顶。那人是个大块头,他上得船来,吼叫着要干掉肇事者,不管是谁。我赶紧跑到头等舱躲了起来,他一直没能找到我,但这件事把我吓得不轻。我现在还想像得出他的样子,头发上什么都有,红着眼睛,正顺着梯子爬上来找我算帐。 离开诺姆后,巴福德轮开到了泰勒——那里有差不多一打白人,是淘金热时的一万人口遗留下来的——然后经过白令海峡,穿过平静的大海向浮冰区驶去。我们是第一艘进入那里的客轮。在北极区这里,我开始觉得自己所带衣物不够,连双毛线袜也没有。夜里寒冷而且明亮,这艘船不开灯继续航行。我们的任务之一是在兰格尔岛停一下,带上被耽搁在那儿的两个人,此事讨论了很久,却全泡汤了:在北纬七十度处,航道被冰所封,我们一直没能到达兰格尔岛,而是猎到了海象。 看到冰时,莱恩船长登上桅杆支索高处用一架双筒望远镜暸望,乘客们在甲板上景仰地看着他。很快,我们的船长下来了,命令停下船。然后让我们大吃一惊的是,他撇下了我们。在四面八方都是冰的时候,就那么走掉了——去和我们在诺姆带上的三个爱斯基摩人乘双人小划子去打猎了,这让每个人都心里不踏实——船被冰抵着,上面却没了船长。狩猎队去了很久,乘客们一开始活跃而且有兴致,但后来看累了也等够了,等到猎人们最后两手空空回来时,每个人都觉得失望。第二天,猎人们的运气好了一点:打到了七头海象,用船上的吊杆把它们吊上来堆在前甲板上,马上就开始在那里腐烂。这些巨大的尸体和我们一起相处了多日;头和皮最终到了奥克兰博物馆,风向对头的话,那里的馆长肯定提前就能知道海象的头和皮快到了。关于北冰洋之行,我的全部记载如下: 星期三,八月二十二。猎象。女士们达成了一致意见,即冰山漂亮而海象令人厌恶。斯诺先生坐在海象上想着有趣的话。路易斯,水手们的餐室服务员——“这个世界的确是漂亮的。”扎着头发的女孩子来到甲板上,走近得刚好能看到海象长什么样就不再往前走了,又回到轮机长的房间里打扑克。 (轮机长的房间里总是有人玩扑克——这是关于阿拉斯加之行我记得的几件事情之一。我还记得在其自然栖息地看到过一头北极熊。路易斯说对了:这世界的确是漂亮的。) 二十三日下午三时左右,路易斯冲进我那间餐室,把所有阀门扳了个遍,然后宣布道:“来,伙计!快来,快点!亚细亚!”他把那个名字拖长了念——“亚—细—亚。”他穿了一件干净衬衫,浑身上下焕然一新,准备登岸寄明信片。我们一起冲上了甲板,那就是——亚细亚,名为塞兹角的一片荒凉海岬,地面有一块块雪。我们接近那块陆地时,船周围都是鲸鱼,又是喷水,又是拍动尾巴。甲板上到处都是发臭的海象,我们船上几个饥饿的爱斯基摩人用刀子把那些巨大的尸体又砍又挖,他们啃咬着未煮熟的战利品,就像你在没零食可吃时,会费力地嚼一块干酪那样。血从被肢解的动物身上流出来,在甲板上淌成了小河,并随着船体的轻摇四向流淌。乘客这方面对西伯利亚这一名字做出了反应:这是我们北极区之行的重头戏,让此行有了正当性,而且为阿拉斯加—西伯利亚航运公司一名加上了真实的一笔。斯诺先生走上船首尖并讲起了关于布尔什维克的笑话。 “没人知道会遇到什么,”我写道,“一开始,关于这艘船会不会受到攻击有很多猜测。大体说来,乘客们觉得俄罗斯有某种敌意。”管他敌不敌意,圣弗兰西斯科商会正在经历其最为冒险的时刻,也可能是最无把握的时刻。我不怀疑要是有人向我们开火,斯诺先生会用我们袭击塔库冰川和海象后剩下的弹药还击。哈巴德先生在一滩滩血泊中踱来踱去,他看到作为西伯利亚代表的,是二十来个身穿毛皮的爱斯基摩人以及一个本地白人。巴福德轮一抛锚,他们就乘一条兽皮筏子前来登轮。我们能看到在岸上的一处处积雪中,有几条狗蜷着身子睡觉。在此,我要援引巴德福轮上另外一位日记作者J.威尔伯•沃尔夫所记,他设法登了岸。“在这里,”他写道,“我看到了第一座真正的爱斯基摩小屋。那些土著多腼腆,多不讲卫生啊。” 威尔伯用几块银子换了一把西伯利亚皮枪套,斯诺先生用一顶旧帽子换了一张北极熊皮,我们就又启航前往东海角,结果那里又是塞兹景观的再现——几道海岬,一带灰色海滩,一座飘扬着一面小红旗的灰色小屋,用兽皮搭建的住所,来去无常的雾,岸上的一片片雪,还有一片低矮的山丘,暗示着雾霭那边超乎想像的广袤大陆。(可能是因为西伯利亚之行的记忆单调透顶,导致巴福德轮的共同船东之一奥格登先生去为他的船寻找更绿一些的草场:她的下一趟是去萨摩亚岛和马克萨群岛(*都位于南太平洋)——跟这次西伯利亚之行一样,也是次财政失策,至少是令人倦怠的一次。)从情绪上说,巴德福轮及其乘客都已受够,我们准备回家了。莱恩船长驾驶着船穿过了海峡,再次在诺姆停靠,所停时间刚好能让十位乘客登轮,然后就开始回航了,并受到了来自海岸警卫队的破冰船“熊”号、拖轮“吉娜维芙”、一艘哈德孙湾公司之船的致意,岸上还传来一声汽笛。我们开到了福斯帕斯——有个罐头厂工人在那里登轮——然后就大着胆子穿越北太平洋,直线开往西雅图。我们在海上没多久就遇到了强风。 在诺姆所上的新乘客让巴福德轮上的铺位紧张起来,我和威尔伯是首先感受到这种拥挤的,我们被踢出了头等舱。好像没地方安置我们两人,直到乘务部的某位天才想到了船上的监房。这是间小小的铁屋子,长宽都是六英尺,里面有两张硬而窄的床,是上下铺——一个小而窒闷的房间,跟常见的很不一样。它位于二层舱,意外感消退后,我和威尔伯对之都很满意。在我这一方,我乐于搬到禁闭室住,因为这让我不再担心会被某个司炉工发现我住在头等舱。威尔伯喜欢我们的新家,因为它是个靠船侧的房间。“无论以什么方式,”他在日记中写道,“一个人总能让自己适应新环境。” 我们新环境的最大特色,是有一根粗大而且发出嘈杂声音的粪管直上直下穿过房间,上接甲板那层一个用者极众的厕所。我们把衣服卷在一张床单里塞在这根管子后面。这个小间的门是面沉重的钢门,还有道约一英尺高的铁门槛,进来出去都要跨过。“我们把这个小间收拾得像是间宫殿。”带着筑巢时的初时狂喜之情,威尔伯写道,“好处:更为隐蔽(指的是藏偷来的食物);更多光线,在船外侧;空气更好,更独立。坏处以后会逐渐显出来,我想。” 没过多久坏处就显现出来。巴福德轮第一次大幅摇摆时,我们的小型宫殿就感受到了强风的影响。舷窗漏水:它以舷窗特有的神秘方式,把空气挡在外面却让海水进来。因为被高门槛所挡,室内的水越积多,平均深达十英寸。船体第一次摇摆时,威尔伯的胃就翻江倒海起来。他睡到了下铺,在那里半死不活地躺了三天,他的呻吟和粪管里的轰隆声混到了一起,他的铺位被我们房间内不停涨落的潮流冲击着,像是块饱经冲刷的外围礁石。 巴福德轮上的乘客以前大都还在没日没夜地饮酒用餐,那时都病得极重。船员中晕船的超过一半,我那间餐室几乎无人光顾,但是按规矩,我必须把食物摆上桌,不管他们能否做到不呕吐掉。我当时也很忙,忙于混合出非同寻常的开胃食品,我服侍的那些人希望以此减轻极度的痛苦——掺了酸辣泡菜的菠萝冰淇淋,撒有豆蔻香料的等量梅子及蕃茄汁,煮得半熟的鸡蛋及腌红萝卜,姜饼加蕃茄酱等。 风暴开始后的第二天,我刚把午餐端上桌,巴福德轮就全把它晃到了地板上。这艘船在北冰洋一直那么安静,这时却开始可怕地猛摇起来。货舱里出现了货物移位,水手们——那些还能站起来的——干了整整一个晚上把货物复位。冷藏室里松散的一桶桶鱼滚来滚去,撞断了制冷管,浓盐水(*早期制冷技术以浓盐水作为冷却剂)在甲板上流得到处都是。在主甲板前部,有几条爱斯基摩狗在风暴中遭了大罪,那是我们中间更有魄力的纪念品搜集者带回国的,我想有两条被冲进了大海。另外几条挣脱束缚溜进了油漆间,很快就变得面目全非。我服侍的司炉工中有两位来过我的餐室,并展开了一场持久而推理类似的争论,是关于他们两人有谁晕船且呕吐过。在风暴来袭的那段时间里,路易斯丢了工作——我一直不明所以。 对大多数乘客而言,此次航程以一个晕船和阴沉的音符结束,但对于我,却是以一个喜悦的音符而结束。被强风摇来晃去的三天给了我一种兴高采烈、心旷神怡的感觉;没被困于床上,而是来回走动忙于照顾晕船者,履行自己的职责,这似乎是件令人兴奋的事,我有种胜利开怀之感。我未曾呕吐,得以安然无恙地观看我所经历的第一场海上风暴。甚至当餐室里一条沉重的长凳砸到我脚上并砸伤一个脚趾时,此事及疼痛都未能平息我对强风肆虐时作为餐室服务员对生活的热爱。我为自己的能力而兴奋,我是个餐室及禁闭间里的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弗洛伦斯•南丁格尔,1820—1910,英国女护士,近代护理学和护士教育创始人),这种激动兴奋之情因为我想到了一个防止晕船的决窍而愈发高涨:我不抓撑东西来平衡船体的倾斜,而是放手让自己屈服于她的每次前后左右摇晃,所持理论是身体的对抗——至少部分意义上说——是晕船的原因。我这种古怪想法可能没什么道理,但在白浪滔滔的北太平洋上的三天时间里,我会极度蹒跚地走过走廊,身体与大海相应和,就好像大海是带我跳舞的舞伴。 再过几小时,我此次去到遥远北方的逃避性长途旅行就要结束了,此时正向东南方向前进,向着失业和无法解决的自己将何去何从的问题前进。我那去至蛮荒的有趣航程已经结束,很快就会再度像通常那样,感受到缠绕于心的焦虑——一间办公室里的办公桌之形,令人厌恶的朝九晚五的单调生活,星期天在郊区度过的沉闷而无趣的下午,失业青年会选择的数不胜数种无益消遣(上动物园,夜行,在黑暗的电影院里抽鸦片烟等)。那种景况没有定形——我很少试过让其显出轮廓,它像只死亡之鸟,悬于我的头顶。但在巴德福轮上的最后几小时里,大风缓解了我的心情。风暴大作时,思考是不可能的;未来被风浪抹去,我终于生活在现在,而现在是壮丽的——强烈,美好,令人生畏。它给了我想从生命中获得的一切,似乎我喝干了每个扑上船的高耸浪头,似乎我从此会永远口渴。终于,我暂时适应了一个艰于生存的世界并征服了它;别人病了,我却无比健康。在战斗的喧闹声中,我在忧思及对未来感到不安时有过的悲寂时刻全不再有。对大海,我一直又怕又爱,而这场大风是我的新娘,我们度过了三天的蜜月期,是从未梦想过的一段狂喜和满足的时间,激烈而喧闹。年轻人几乎总会陷于重重困境——在思想、心灵、肉体上。年轻时,我想我让自己摊到的超出了应得的。经过无比恶劣的天气,再加上干了一件最低层的工作,才让我得到了渴求的解脱。 蜜月期很快就结束了:风势减弱,巴福德轮又恢复了平稳。九月四日,我们在西雅图靠了岸,拿了工资我就下了船。我的下一项记载的日期是九月六日,在弗莱旅馆的一间房内所写——是一首题为《钱特克乐》的诗: 你已经把多少客牛排递过柜台, 手臂白皙的女孩,自从我离开之后? 你已经问过多少次: “要肉汁吗?” 你的手臂依然白皙, 你也仍是整间厅内之人 超越了时间。 站在那里 你让餐馆成为九月之一部分, 而九月,女孩,是世界之一部分—— 声音悲伤、美丽的一部分。 你已经把多少客牛排递过柜台, 手臂白皙的女孩,自从我离开以后? 如同在那非凡及漫游的年代里让我激动过的许多其他问题一样,这一个也永远得不到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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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更新 2013-12-09 10:1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