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失，我爱

读了伊恩·麦克尤恩不少书，根据自己得来的印象，不得不说，他是个缺少幽默感的人，在这方面，甚至比不上一贯板着脸的奥威尔。但是麦氏居然也会难得地幽默一下，这是我在阅读《星期六》（夏欣茁 译，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时发现的——第53页，他借主人公亨利·贝罗安医生之口，对当代小说批评了一番： “但这些作品（古典作品）还是有它们的优点的，至少它们清楚地再现了现实的画面，总好过那些所谓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后者恰恰是黛西大学最后一年里选择的研究对象。他们这类久负盛名的作家写的东西又有什么意义呢——一群成长于二十世纪的作者却赋予他们的主人公以超自然的力量？他从来没有耐心读完过一本这样让人厌烦的瞎话。尤其这些书居然还是写给成年人的，而不是儿童。在不止一部作品里，男女主义公与生俱来或者后来长出了一对翅膀——据黛西的定义，这是一种他们挣脱束缚的象征；因此，学习飞翔便成了勇敢追求的一种比喻。还有些作品中的主人公被赋予不可思议的嗅觉特异功能，或者从高空飞行的飞机上滚下来却毫发无损。甚至还有一个灵异人士通过酒吧的窗户，看到他的父母从窗前走过，正在讨论有可能要把怀上几个星期的他流产掉。” 上面的最后一句，指的其实是麦克尤恩自己的小说《时间中的孩子》（The Child in Time）中一个情节，麦克尤恩大概是担心前面的一段议论会引起反感，于是拿自己幽了一默。 顺便说一句，我很喜欢麦克尤恩的这部《时间中的孩子》，这是他的一部转型之作，从早期的剑走偏锋的重口味作品转变为充满人文关怀的大气之作。译林出版社2003年的版本应该只印过一次，现已绝版，购买的原著中文出版权已到期。目前的这个译本（何楚 译）很不错，我很乐意看到这本好书再引进一次，让更多喜欢麦克尤恩的人知道，现在他在国内的知名度今非昔比，应该不会赔钱的。

现居伦敦的马特·麦卡利斯特（Matt McAllester）曾为一家美国报纸担任了十几年的海外记者，报道过多次国际战争冲突，曾与同事一起获得1997年普利策奖的突发新闻报道奖，出版过关于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的两本著作。2005年5月，他利用工作间隙去伦敦看望了母亲，两天后，他的母亲在老人院突然发病去世，年仅62岁，这对35岁的麦卡利斯特的打击非常大，他这样写道：“这就像是某部罗宾汉电影中的一个场景：你正在树林中骑马小跑，一袋麦子从树林间荡过来打中你的侧身，然后你就完全喘不上气来，动弹不得，无法防御，眼睛盯着树林地下的虫子和松果。你半死不活，无法呼吸。” 麦卡利斯特的这本《甜蜜的忧伤》（Bittersweet，Dial Press 2009年版）便是从自己的母亲的突然去世开始。母亲去世后，极度痛苦之下，他所想的，似乎减少到两个简单的句子，自动重复了一遍又一遍：“你在哪儿？请你回来。”然后随着叙述的进行，我们看到作者的家庭生活并非一直幸福，他去美国上大学，也是一种逃避行为。他的母亲，也并非一直是那种传统意义上充满母爱的母亲。我们读到实际上他已经在过去的25年里都失去了母亲（“我的妈妈已经有差不多25年时间没有照顾过我、保护过我了），也就是作者10岁左右以后，原先那个慈爱、开朗的母亲就不在了。在他18岁时，他曾对自己的姨妈说自己的妈妈还不如死了好。读到这里，读者不禁会心生疑窦：作者的家庭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麦卡利斯特倒是不急于揭示秘底，而是比较详细地讲述了自己想通过做母亲以前做过的菜式，想以此重新建立和母亲的联系，他也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中间还穿插着对于这个家庭早期的记忆和作者夫妇创造新生命的尝试及努力。 后来，麦卡利斯特终于开始检点母亲留下的文件遗物，更为丰满的母亲形象一点点拼了出来。他还找来了母亲的医疗档案，我们也了解到母亲的精神第一次出问题，是在作者10左右时，当时她企图服药自杀。她酗酒应该首先是精神上的问题，医生们却一再认为是酗酒引起了其他问题。她自身的状态导致了这个家庭的解体和她自己长期未能解决的酗酒问题以及进进出出精神病院，母子关系也极度糟糕。只是到了生命的最后一两年，她才向着最初那个正常而慈爱的母亲形象回归了一点。作者也因此赞赏她在缺乏扶助的情况下，一个人与生活抗争。 这本书记录了作者在失去母亲后两年零9个月的生活，主是哀悼母亲和寻找失去的母亲的过程。寻找之前，他对自己的母亲了解甚少，部分也是出自记恨母亲的心理（“过去的好多年，我变得几乎讨厌她的过去。我不敢听到关于过去的故事，因为在我看来，那些都是关于痛苦和失去的故事。”）最终，在厘清了因为时间、因为隔阂的迷雾后，他对自己的母亲有了更深的了解，对于当初恨过的她有了更多的爱和同情。到最后，作者接受了母亲已永远不在的现实，可以说走出了失亲之痛的阴影。 这样来介绍本书，似乎它是本“治愈系”的书了，但又觉得远远不止如此。失去母亲是悲剧，而在母亲去世前早就失去了那个慈爱的母亲也是悲剧，这种悲剧虽然是作者本人的，但是我在阅读时，却时时感同身受。另外，记者出身的麦卡利斯特有着较高的文字素养，一章章写下来，他在哀悼和寻找母亲之外，还穿插了许多方面的内容，关于往事，关于现在，看似旁逸斜出，细品之下却都不无深意，最重要的是，这些具有感染力的文字中渗透着作者对生活的热爱、对亲情的珍视，总之，这不会是你读了后无动于衷的书，读完后会觉得能和作者一起走过这段心灵旅程，确实是一种悲伤而美好的阅读经历。 2010年2月 ***《甜蜜的悲伤》：http://book.douban.com/subject/4811933/

英国作家伊恩·麦克尤恩早已享誉文坛，现在他们家又多了位作家。2008年7月，他的兄长戴维·夏普的回忆录《完全放弃》（Complete Surrender）在英国出版，麦克尤恩为之写了篇情真意切的序言，标题跟他自己以前一部小说书名一样：《时间中的孩子》。麦克尤恩找到一位兄长和这位兄长写书的消息在2007年初传出，而麦克尤恩只是在五年之前的2002年，在他已经五十多岁时，才惊喜地得知有这么一位同胞兄长，他的家庭中的一桩秘密在保守多年后，也得以揭开。 往事尘封60年 借助2007年初以来的有关报道和麦克尤恩的文章，可以勾勒出一个令人恻然的故事： 麦克尤恩的母亲罗丝·麦克尤恩1934年嫁给欧内斯特·沃特，生了两个孩子。二战爆发后，欧内斯特·沃特参军。丈夫离家期间，罗丝（当时随夫姓叫罗丝·沃特）结识了另外一位军人戴维·麦克尤恩，两人有了私情，并生了一个男孩。孩子生下来后，欧内斯特·沃特即将休假回家，送走这个孩子成了当务之急。于是，在1942年12月某日的当地报纸上，在求购乐器和二手家具两则广告的中间，出现了一则只有三行字的广告：“一满月婴儿需人收养。完全放弃。”不久，孩子的母亲便和妹妹一起，抱着孩子乘火车到里丁火车站，在那里，把孩子交给了最早来信表示愿意收养的夏普夫妇。这个孩子改名为戴维·夏普。母子的重逢是在60年之后，但当时已经患上老年痴呆症的母亲却无法明白眼前的60岁老人，就是她当年送走的儿子。 在那个时代，罗丝居住在一个观念保守的小村子里，生活艰难，经常需要教区接济。她生孩子和送走孩子的事，都是极端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不仅要瞒过村里的人，还要瞒过当时已经分别有七岁和五岁的儿子和女儿。于是儿子被送到奶奶家，之后的童年时代都是跟奶奶度过，女儿则被送进一间为军人的女儿开设的抚养所。 欧内斯特·沃特1942年在盟军诺曼底登陆时牺牲，罗丝与戴维·麦克尤恩1947年结婚，伊恩·麦克尤恩于1948年出生。 虽然戴维·夏普在襁褓中就离开了生身父母，所幸的是，他的养父母很爱他，童年过得很快乐，15岁辍学后当了名泥水匠，终身以此为业，一辈子的生活范围都离送子一幕的发生地里丁火车站不远，后来他的家和作家麦克尤恩的相距只有十几英里。他被送走后的一岁生日时，他的父母寄过一张卡片给他，此后再无消息。他直到14岁，才从养父母那里知道自己是被收养的。但在成年后，他并没有急于查明自己的生身父母，因为觉得他们不会欢迎他去打扰他们的生活。只是在他快满六十岁，已经当上外祖父时，才决定通过救世军组织寻找父母。戴维·夏普联系上了他的家人，先是见到了弟弟和姐姐，后来又见到了哥哥及脑子已经糊涂的母亲。当时他的父亲老麦克尤恩已经去世，母亲罗丝·麦克尤恩患上老年痴呆症而无法深入沟通，如果不是他的姨妈打破保守秘密的誓言，往事也许永远不会浮出水面。2003年，罗丝·麦克尤恩去世，戴维·夏普参加了母亲的葬礼。 2002年2月在牛津镇郊的一间酒馆里，麦克尤恩第一次见到了同胞兄长。戴维·夏普之前不知道有麦克尤恩这位作家，团聚后才读了后者的全部作品。他曾建议麦克尤恩把自己的故事写成小说，但麦克尤恩说那是他的故事，应该由他自己写出来，这便是戴维·夏普撰写回忆录的由来。 “恐怖伊恩”可以理解？ 2007年初，当时戴维·夏普已经完成了回忆录等待出版，先是英国的一家地方报纸报道了麦克尤恩五年前找到一位兄长的“新闻”，英美许多主流媒体马上对这件事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兴趣，纷纷报道，其中《星期天泰晤士报》的标题最为夸张：《噢，天哪！麦克尤恩家更多的秘密》（Oh brother! More McEwan family secrets）。 一桩家庭的悲喜剧之所以成为公众事件，当然首先因为麦克尤恩是英国当代文坛最优秀、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四次入围布克奖决选名单，一次折桂（1998年凭《阿姆斯特丹》）——而且是因为麦克尤恩从上世纪70年代登上文坛以来，出版了一系列惊世骇俗的作品，尤其是早期的短篇小说集《最初的爱，最后的仪式》、《床笫之间》和小长篇《水泥花园》、《陌生人的慰籍》等著作涉及敏感及禁忌题材，充满黑暗的意象，写到不伦之爱、暴力、绝望等等，让麦克尤恩因此有了“恐怖伊恩”的外号。大家不断揣测麦克尤恩为何会写出这么多很容易被认为“很黄很暴力”的作品，不免会对他的成长及家庭背景抱有很大兴趣，而这次的新闻和麦克尤恩自己的文章似乎提供了一些线索。 老麦克尤恩夫妇至死未向子女透露送走的戴维·夏普的事，但在麦克尤恩眼里，他们婚前的私情和送掉亲生儿子的事对他们的家庭影响巨大，认为在里丁火车站所发生的那一幕让他们在之后的生活备受困扰。麦克尤恩称自己的家庭“四分五裂”。他的同母异父兄长和姐姐早早离家，兄长被排除在母亲的第二次婚姻之外，后来更是与母亲和妹妹失去联系。麦克尤恩自己在11岁时，被从利比亚的的黎波里送回国内读寄宿学校。就这样，用麦克尤恩的话说，罗丝的四个孩子都被以这样那样的方式送走了，而且“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我的父亲”。老麦克尤恩在海外一直服役至65岁，虽然有很多机会可以调回英国，麦克尤恩怀疑这是种自我放逐。罗丝是随军家属，夫妇两人在几处英军海外基地居住过。对于父母两人在海外的孤独生活，麦克尤恩寥寥几笔，便勾勒出了一幅令人伤感的情景：“在许多英国军营，他们住在已婚军人的住宅区，极为无聊和寂寞。偶尔，他们会邀请家里人过去团聚，他们花钱大手大脚，好客之极。他们晚上看德语的电视节目，即使他们一个词也听不懂。我的母亲一天到晚都在忙着给家族里甚至关系最远的人购买、包装、邮寄生日的和圣诞礼物，为从来不会见到的婴儿编织东西。” 麦克尤恩没有怎么跟同母异父的兄长和姐姐生活过，有很长时间，他以为自己是独子，童年过得孤单，又较早地离开父母的荫护。即使在一起时，家庭的气氛也缺少温馨。在他眼里，父母“可以说只是让你饿不着，监视你，所以家里是个很孤单的地方”。他的父亲难以亲近，时常酗酒，偶尔还有暴力倾向，殴打他的母亲。 麦克尤恩在得到一个失散的兄长，并了解到一桩家庭秘密后这样写道：“已经被人说滥的是，世界上没有所谓的正常家庭，而我通过亲身经历，也发现了我们的家庭确实有多么奇特”。这样的家庭，应该会影响麦克尤恩的创作，特别是在他的早期作品中留下了印记。 可以想像，这场就发生在身边的悲喜剧，也为小说家麦克尤恩提供了写作素材。早在戴维·夏普建议他以此写书时，他就说过有一天他要写自己的版本。如果麦克尤恩真能就此写出一本书，也许和他以前的书相比，会与自己的家庭历史联系更紧密，有可能让我们一窥麦克尤恩的内心深处，喜欢他的作品的读者们有理由心怀期望。 ***延伸阅读：麦克尤恩：《时间中的孩子》：http://site.douban.com/widget/articles/69833/article/10029898/

银幕上的曹操意味深长地说：“你难道没听说过，欲望使人年轻？”我们都哄堂大笑，但是除了从这位一世枭雄嘴里说出来有点滑稽外，这句话又分明是条真理。 欲望这个词，可以是褒义，也可以是贬义，有形而上的，也有形而下的，前者可以说是passion，激情，热忱，是大家都愿意赞颂的，后者是desire, 有时干脆就是lust，基本指的是肉欲，人人都要装作不齿，却不时仍为其所诱的人类原始欲望。从欲望的角度来琢磨一下导演伍迪·艾伦，倒是挺有意思的。 从形象上说，伍迪·艾伦是个骨瘦如柴的小个子，戴副老土的眼镜，长了个他自己也不时自嘲的犹太式长鼻子，若不是因为拥有独一无二的艺术天才，恐怕桃花运旺不到哪儿去。几十年下来，他的两性关系史可以用丰富多彩这几个字来形容：结婚三次，首次结婚时只有19岁。婚姻之外，他先后跟他的电影中的两位最出色的女主角戴安娜·基顿和米亚·法罗同居多年。最后一次婚姻，是跟米亚·法罗的养女宋怡。这次不伦之恋在1992年首先被同居女友米亚·法罗撞破，闹成了娱乐界的大丑闻，不仅导致了伍迪·艾伦跟“最佳拍档”米亚·法罗的分手，而且对他本人的声誉造成了极大伤害，甚至也连带影响了他的电影所获评价。年龄悬殊的伍、宋两人1997年结婚，又收养了两个女儿，伍迪·艾伦在继续一部部推出新作品的同时，还扮演了好丈夫和慈父的角色，坚持多年，舆论总算放了他一马。 上面说的是伍迪·艾伦的私生活，在他的艺术创作中，他更是把欲望的主题玩得精熟，虽然他绝对不是色情片导演，但是性爱、偷情和各种出格的性体验在他的电影作品中比比皆是，甚至他的一部电影名就叫《关于性，你想知道但不敢问的一切》（通译为《性爱宝典》，实际上是部“伪科教片”），还有《仲夏夜性喜剧》，片名都带着股骚劲儿；《解构爱情狂》中的功成名就的主人公回首人生，原来简直就是个“西方韦小宝”。伍迪·艾伦也写舞台剧、写书。他的《三个独幕剧》中，三个剧本全是讲纽约人的生活和事业，情节却集中在婚外情上，角色们为自己的出轨行为找借口。在他的文集《门萨的娼妓》中，也有不少这种内容，如《库格麦斯插曲》中的大学教授库格麦斯竟然跟文学虚拟人物包法利夫人发生了肉体关系，《报应》一篇，前前后后都多少跟乱伦有关，《疯人疯事》中则写到性狂欢，此外更有不知多少与性有关的文句点缀在书中，让这本书完全儿童不宜，而那些没有道德洁癖的成年人却能看得很开心。无论写东西还是拍电影，伍迪·艾伦在探讨人类基本欲望上，可以说是百无禁忌。 当然，仅仅从身体欲望这一角度来讨论伍迪·艾伦，就好像谈论关老爷不说他武功盖世、义薄云天等等，却单单去讨论他的美髯一样荒唐。上面说的这些只是伍迪·艾伦式有趣的撩拨，我们这些伍迪·艾伦的粉丝更喜欢他的作品中散发出来的睿智、幽默、敏感以及对人性的把握。令我们佩服的，还有他艺术创作上的无穷欲望，这才是他作为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之所在。多年来，他每年一部新作的产量在电影界罕有人匹，也让我们一直对他心怀期望。但是在一次访谈中，他居然否认自己是个工作狂：“我喜欢这份工作。这份工作让人开心，它和出去打棒球让人开心，或某人乘自己的小船或什么的出去玩得开心是同样的道理。它让我保持目前的清醒程度。它对我有帮助，但我并不是一个工作狂，我并没有发狂般地工作。如果我愿意那样做的话，我能做比目前更多的事。”（《伍迪·艾伦：电影人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我们要相信他的话么？其实，这就像明星们经常挂在嘴边的“其实我是个普通人”一样不可信，一年一部，你不是劳模，不是工作狂，谁是？ 就让我等粉丝为伍老师以年过七十古来稀的高龄，却仍拥有如此强烈的欲望而鼓掌吧！

《门萨的娼妓——伍迪·艾伦幽默文集》2004年12月由三联书店出版以来，我作为译者，当然很关心读者对这本书的反应。书的畅销出乎出版社和我的意料，初印8000册，几个月内就需要加印。畅销的原因，应该是这几年的影碟市场培养了不少伍迪·艾伦的忠实影迷，他们对伍迪·艾伦的文字作品同样感兴趣。网上和纸媒上有了不少书评，更有不少读者在BBS上、在他们的博客上记下读后感，并热情向朋友推荐。在某个我常去的BBS上，曾有陌生的网友因为我翻译了这本书而向我道谢，我看到时很有种满足感。读者的肯定和鼓励，无疑是译者能得到的最高奖赏。 当然也有对这本书的批评，有些读者觉得虽为“幽默文集”，读来却不够幽默（有人善意地归因于文化背景差异），有读者因为伍迪·艾伦百无禁忌的调侃而对他心生厌恶，另外还有热心朋友在BBS上发贴纠正书中的一些错译，对此我很感激。书出后不久，我参考了网友的意见，自己也再次通读了全书，把应该改的地方整理出一个单子，先是贴在网上，供已经购买了这本书的读者参考，也给了出版社，再印时已基本上改了过来。 说起来，我自己接触伍迪·艾伦并不算早。2001年，我第一次看到了他的电影，《再弹一遍，萨姆》，伍迪·艾伦编剧、演出，很具其人风格，我由此喜欢上了他的电影，后来把能找到的全找来看了。电影里的伍迪·艾伦常常是神经质的，絮絮叨叨、语无伦次，却高论妙语迭出，对这种风格的电影，犹如对周星驰式的“无厘头”电影，一般观众的反应是完全拒绝或接受，我刚好属于后一种，伍迪·艾伦的自嘲性刻画让我同情乃至欣赏他。当然，伍迪·艾伦并非一味搞笑，他也能创作出跟任何电影大师作品相媲美的作品，比如《汉娜姐妹》、《九月》、《曼哈顿》等。他另外有几部如《拿了钱就跑》、《泽里格》这些“伪纪录片”体现了他颠覆和解构经典的才能（这点在《门萨的娼妓》一书里用文字表现得更充分），跟他的故事片相比，别有一种喜剧效果。 也是在2001年，我在图书馆无意看到薄薄的一本原版书，就是《门萨的娼妓》收入的第3本《副作用》，1980年美国版。伍迪·艾伦居然也写短篇小说、杂文？我感到好奇，就借回来看。没想到这本出版已20多年的书读来就像他的电影一样好看。当时我刚好译了奥威尔的沉重之作《一九八四》，颇想译一些轻松的篇章，就从伍迪·艾伦的这本书里选译了文学水平颇高的短篇小说《浅薄之尤》和《库格麦斯插曲》。给一个朋友看，他推荐给了《南方周末》，这家报纸以整版篇幅刊登了《浅薄之尤》。后来我托人从国外买了他的三本合一的幽默文集，又译出几篇，在《译文》杂志上发表了几篇，然后在《世界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一个伍迪·艾伦作品小辑。三联书店的编辑看到后联系购买了版权，并交给我来译。就这样，在伍迪·艾伦的文字中，我度过了翻译生涯里最愉快的几个月，结果便是这本《门萨的娼妓》。 回忆翻译过程，伍迪·艾伦充满想像力的语言读来既是享受，也给翻译上带来不小难度。我的方法一是要熟悉他的风格及思维，这点问题不大，因为我早已是他的影迷，对他的作品特点较为熟悉，而他的这些文字跟他的电影又是一脉相承的；二是必须补不少课——看过这本书的人应该对伍迪·艾伦渊博的知识有印象，对我来说，翻译一贯是个学习的过程，这次更因为学到了许多新知识而受益匪浅。 到现在我可以有点底气说，我没有糟塌了他的文字——或者按照塞林格的语气说，他的东西好得我没法完全糟塌掉，总之不会让他的影迷太失望。 我相信这本书在书市上不会昙花一现，而是成为常销书，还会有更多读者会拿起它并开始愉快的阅读之旅。然而对我而言，译伍迪·艾伦的书已是过去，以后也就是可能会趁重印、再版之际做些修补，以让这个译本再完美些。总有下一本书在等着我去翻译，我希望都是像《门萨的娼妓》那样的好书。

在喜爱电影的人中间，伍迪·艾伦早已是个响当当的名字，与幽默、学识、戏谑、智慧、解构等词联系在一起。三十多年来，勤奋的他几乎每年都有电影新作问世。虽然不是每部电影都卖好或卖座，但以鲜明的个人风格和较高的艺术水平，在全世界各地都培养了不少影迷，国内也不例外。 艺术生涯早期时，伍迪·艾伦曾有意当个幽默作家，除了为电视台和别的喜剧演员撰稿，他还在《纽约客》、《纽约时报》等报刊上发表过多篇或长或短的幽默文字，后来才决定全力在电影界发展。但他编剧之外的写作才能从未被遗忘，三本幽默作品集《扯平》、《不长羽毛》和《副作用》面世已有二三十年，一直畅销不衰。几本书中，除了几篇可以称得上严肃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分量更多的是伍迪·艾伦以渊博的知识和别致的见解为基础，对范围十分广泛的题材进行了讽刺式的戏仿、改写。读者既能从中欣赏到伍迪·艾伦杰出在的幽默才能，为之会心一笑乃至捧腹，又得到了智力层次上的享受和刺激。在此意义上，他这些文字跟他的电影在精神上是一脉相承、互相辉映的。 现在三联书店三册合一出这本幽默文集，国内的读者也得以领略这位著名影人在银幕之外的幽默作家风采。 我把这本文集译下来，感觉既满足，又可惜——满足的是与这个好玩之极的家伙在纸面上相处了一年光景，读者也即将看到这些机智幽默的篇章并收获愉悦，可惜往后不知何时才会再有如斯愉快的翻译经历，能让自己边译边乐。 感谢所有提供帮助的朋友，名单太长，不再一一列出。还要说的是，由于自己的理解及文字水平有限，译文中的缺点定然不少，请读者不吝指教，待有机会时加以改正。 2004年7月 ***《门萨的娼妓》网上阅读：http://book.douban.com/subject/discussion/1232519/

随着近年来对其著作的引进出版，对国内读者来说，美国童话作家、随笔作家E.B.怀特的名字至少已经不再陌生，所以就不在这里对他多做介绍了。 我自己读到怀特的作品，还是七年前的事，先读他极负盛名的《E.B.怀特随笔》（上海译文出版社已以《这就是纽约》和《再游缅湖》两册出版），深为他文字的精雕细琢、富于情趣及识见的不凡而打动。读了这本书后不久，虽然我当时刚刚踏上文学翻译之路，自觉未达到译好怀特随笔的水平，但是因为爱之切，还是大着胆子译了几篇出来，分别发表在几份外国文学刊物上。去年有幸接下本书的翻译任务，终于圆了译一本怀特作品集的夙愿。 　　 这本《从街角数起的第二棵树》出版于1954年，由怀特本人所编，精选了他之前所写的随笔、评论、诗歌，甚至还有短篇小说，展示了他多方面的写作才能，内容丰富多彩。在本书的自序中，怀特有这样的话：“无论是谁，下笔时所写的都是自己，不管是否自知。这就是一本具有揭示性的书。”已经读过怀特的童话和随笔精选的读者，可以在这本书里了解到怀特为文为人的方方面面。 　　 我在阅读和翻译这本出版已逾半个多世纪的书时，不时惊讶地发现其内容与我们当下这个世界仍息息相关。这固然与怀特编书时的原则有关（“主要说来，我打算挑选的，是那些并不太依赖于即事即景，或者启发其创作之异象的篇目”），但也说明了怀特的作品具有长久的生命力。我在几年前的一篇文章中写过阅读怀特的感受：“读他的文字，如同跟一位睿智而永远心怀纯真的长者相处，让人感受到一种难得的亲切感，让心灵回复平静，并唤起对世界的爱和对美的追求。”几年以来，在读了怀特的大部分作品后，我这个印象仍未改变。当然，怀特文字中反映出来的，还有他坚持原则、勇于实践等方面。总之，他是一位值得反复阅读的作家。 　　 翻译怀特随笔之难是公认的，以前几十年中，他的随笔少有译介的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我在知难而上翻译时，对怎样以中文表现他的文字考虑得很多。怀特作品中的思想耐人咀嚼，而在英语读者眼里，他又是位杰出的文体家。跟20世纪流行起来的海明威式电报文风相反，怀特的文字以精确、绵长、令人回味无穷为特色。我在翻译时，除了尽量吃透原文、注意文采之外，在形式上，稍微保留了长句风格。不用说，我在这本书里体现的译作风格，是建立在自己的阅读感受基础上，属一己之见，效果如何，尚待读者来评判。另外在翻译这种美文时，尽管我已尽了最大努力，译文中仍不免会失去很多东西，这既是翻译工作的“原罪”（“翻译即背叛”）有关，又与译者素养关系很大，我在此要先请读者谅解，同时也衷心希望读者能多去读一读怀特的原文。 　　 本书中有五篇与《E.B.怀特随笔》中的重复，我在翻译中参考了贾辉丰先生的译文，特此致谢。 ***《从街角数起的第二棵树》网上选读：http://book.douban.com/subject/discussion/1320765/

E.B.怀特写过一篇《过街入烤肉店》（http://lukesun.blogcn.com/diary,11793072.shtml 收入《从街角数起的第二棵树》，虽然有个副标题“向欧内斯特·海明威致敬”，但是大家不要上当，因为这一篇实在是怀特的恶搞之作，恶搞的对象，便是海明威的《过河入林》。 按上海译文版的海明威的《过河入林》译后记（译者王蕾所撰）所言：“海明威对《过河入林》的出版寄予很高的期望，一九五零年该书面世后，文学界的评论却出乎他的意料，评论家认为主人公的形象和精神状态令人厌倦，小说的创作模式无任何创新”。译者虽然认为这种意见难免失之偏颇，但几百字下来，也无非强调了这本书对研究海明威其人有资料价值，而无法充分为这本书辩护。 当时恶评的第一手资料我没有专门去找，不过可以看一看两位美国文学专家的意见： 董鼎山先生曾写道：“海明威生前也曾出版过几部受人蔑视的著作，《过河入林》（Across the River and into the Trees）便是一例。此书问世后海明威声名曾一落千丈，后来因为《生活画报》的帮助，始恢复原来盛誉，终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冯亦代先生也曾写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立意要写一部有关两次世界大战的巨著，结果只能勉勉强强使他的《过河入林》(一九五○)成篇问世。这本小说出版后，海明威的声誉一落千丈，批评家认为他的文学生涯已经到此为止了。” 我们也可以想像当年《过河入林》刚出版后美国读书界哗然一片的“盛况”，连老好人怀特也来踩了一脚。不过怀特这样做，我可是一点也不吃惊，两人的文风南辕北辙，怀特是精雕细琢的长句，海明威的却是电报式的短句，几令“文字之美”荡然无存，想来怀特对海明威看不惯久矣，这次觅得机会，创作出了这篇恶搞之作。 既然要恶搞，看得出怀特对海明威的这部作品也是阅之甚详，细节上跟海著对应的地方很多，语言上也不时模仿，比如开篇便是一句“这是我最后而且是最好的而且是真正的而且是惟一的一顿饭”（This is my last and best and true and only meal）。不难觉得，这样的“假长句”尽显笨拙。关于过多用“and”一词，从吴鲁芹先生的《英美十六家》中能看出别人也有类似意见：“布劳菲到书架上去找出书來。‘请你读一读这段……“She had a lovely face and body and lovely smooth skin too. We would be lying together and I would touch her cheeks and her foreherd and under her eyes and her chin and throat with the tips of my fingers and say…” 这两句话用了八个“and”，一段文章三句总共用了十四个“and”。形容词除了“lovely”之外，似乎就沒有別的字可以借重了。这是什么文学作品？’” 用词上，怀特也会恶搞一把，如海著里的上校很腻味地一口一个称他的小情人“女儿”，怀特素性从“女儿”开始，又用了“妹妹”、“妈妈”、“表妹”这些词，一副不把人恶心倒不甘心的架势。 上世纪50年代时的怀特已经算是知名作家了，尤其这一篇恶搞之作还发表在影响甚广的《纽约客》上，海明威当然读到。据《老爸海明威》的作者A.E.霍区诺所言，海明威看了怀特的仿作后很不高兴，说：“模仿是失败作家最后的救命稻草。”好在打击之下的海明威几年后靠《老人与海》咸鱼翻生，一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终于获得对所有批评者的象征性胜利，算是出了口恶气。

在不少人的印象中，美国散文家、童话作家E.B.怀特（1899—1985，主要作品有《怀特散文选》、《精灵鼠小弟》、《夏洛的网》及《吹小号的天鹅》等）是个充满爱心、性情温和的人，但人有少知的是，他在晚年曾不屈不挠地打过一场笔仗并取得了胜利，这件至今已成轶闻的事很值得追述一下。 1976年时，怀特远离纽约——尽管偶尔返回，并差不多一直为《纽约客》当编辑及撰稿——已在美国东北部的缅因州海滨避世居住了将近40年，当时他已年届76岁，已经搁笔。但是他看到了著名的《老爷》杂志（Esquire）该年第2期上，刊登了由哈里森·E.索尔兹伯里写的一篇文章，即达23页之长的游记文章《穿越美国》。怀特读到就跳了起来，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跳起来，跳去打字机前”，给缅因州的报纸《埃尔兹沃斯美国人报》写了封读者来信，对《老爷》杂志刊登那篇文章提出抗议。 为什么？原来，索尔兹伯里的那篇文章是由以新兴的复印机为拳头产品，并占有大量市场份额的施乐公司赞助而写出的。这家当时如日中天的大公司跟《老爷》杂志达成协议，由施乐公司赞助4万美元，外加1万5千美元包干旅行费用，赞助曾任《纽约时报》副主编的索尔兹伯里用半年时间写这篇文章。施乐公司另外跟《老爷》杂志签了为期一年的一揽子广告合同，涉及的广告费达11万5千美元。在前面提到的赞助协议中，《老爷》杂志社也做了保护自己的规定，即施乐公司不会插手或者影响索尔兹伯里这篇文章的写作，但会在这篇文章的前后页码，都为施乐公司做整页广告。如果施乐公司不喜欢写成的文章，《老爷》杂志也有权发表，赞助费用不予退还，此种情况下，也不用注明由施乐公司赞助完成。 怀特无疑是敏感的，他尽管不了解施乐公司和《老爷》杂志之间的协议细节，但看到杂志上注明《穿越美国》是由施乐公司赞助而写成，他对此事极为警惕。在给《埃尔兹沃斯美国人报》的信中，他“上纲上线”地称此种做法对出版自由而言是个灾难：“我对所有报刊都极为尊重，但这次施乐公司和《老爷》杂志的交易，意味着任何一个富有的公司或个人都可以拣一个记者往他身上投资5万美元，那将使出版自由不存。” 施乐公司在知悉怀特在《埃尔兹沃斯美国人报》上发表的读者来信后非常重视，公关部主任W.B.琼斯给怀特写了封真诚的信，请怀特详细说说他的看法。于是两人来往写了几封信，这几封信后来都发表在《美国作家协会通讯》上。 在给怀特的信里，琼斯称自己“对您的作品喜欢已久”，他自己又是这次与《老爷》杂志合作一事的计划者，读到怀特的文章，令他有点感到不安。琼斯解释施乐公司把这次赞助写作一事，视作该公司赞助电视节目计划的延伸，而接受赞助的电视节目“从来从来与我们的业务无关，有时候节目引起的争议大得有顾客扔掉他们的施乐复印机”。他又称自己看不出施乐公司的赞助行为有何不妥，只要是公开和注明的。作者在作品刊登前就收到钱，他也明白这是一项单次写作任务，而且不管施乐公司怎样看待这篇文章，他都无需照其意思写，最重要的是，杂志对这项计划仍有编辑全权。 果然，怀特更详细地谈了他对此事的看法，称他仍觉得整件事情让他觉得不放心：“这就好像《老爷》杂志不得不依靠救济，接受了第一笔善款，那它就本色不在了。不管交易涉及多少钱，必定有些事情会随之而来——一种无形之物，随情形不同而有所变化。难以不让人怀疑《老爷》杂志会觉得受惠于施乐公司，索尔兹伯里先生觉得同时受惠于《老爷》杂志和施乐公司，这样，《老爷》杂志的所有权或称主权就少了一小圈。” 怀特认为对报刊进行赞助，无疑为腐败和滥权开了绿灯：“接受资助而推出文章无疑能诱惑所有的出版机构——对那些财政状况不好的更是如此。对作者而言，一项有资助的写作任务是盘诱人的菜，他可能挣到比平时习惯挣到的多得多。” 怀特也从赞助者的角度作了分析：“进行赞助对赞助者自身也有吸引力，因为出于种种原因，赞助者在长期被限制于广告页码之后，也迫切想打入编辑部负责的栏目。”他不无先见之明地指出：“买卖新闻栏目位置已经成为新闻界的重病。一旦流行开来，会毁了新闻界。” 怀特又坦诚地说明他对出版自由的极度敏感，来自他50年前与《纽约客》的创办人哈罗德·罗斯初识之时：“当时，他为了能让他那份朝不保夕的小杂志办下去，为了找到钱可谓辛苦，但是他决心永远不让金钱或外部的影响来破坏他的梦想或者亵渎他的杂志内容。” 怀特这封信里的内容当然远不止上述这些，对这封长信，琼斯以两封短信来作复。第一封信里，他感谢了怀特，因为怀特告诉了他“原本不想听的东西”。第二封信里，他的态度有了转变，说施乐公司决定放弃跟另外两家杂志的类似的赞助计划，并写道：“您的来信是让我们重新考虑的重要因素，我们的确感谢您帮助我们做出我相信是正确的决定。” 就这样，一方面是怀特作为一个具有崇高声望的作家挺身而出，一方面是施乐公司从谏如流，让这场一时至少在美国报界、写作界众说纷纭的论争以作家怀特的取胜而结束，但今日看之，这场胜利应该只是暂时的。未能全面了解国外的情况不敢断言，但就说我们的出版界、新闻界的出品中，且不说铺天盖地的广告，另外每天还要看到多少做“软广告”的“红包新闻”、“红包（报告）文学”？ 怀特的呼吁与几十年前与《大公报》张芸生的“不卖、不党、不私”的办报宗旨相为呼应，当下却都成了空谷足音，但他的呼吁仍然值得新闻人、出版人倾听，尽管它是多么不合时宜。

写关于E.B.怀特的文章，我有点不愿意使用那个被用俗了的称呼“美文作家”，但在内心里，却一直是如此看待他的。但又不仅如此，读他的文字，如同跟一位睿智而永远心怀纯真的长者相处，能让人感受到一种难得的亲切感，让心灵回复平静，并唤起对世界的爱和对美的追求，我的印象中这样的作家并不多。 无心插柳成为童话作家翘楚 怀特虽然也写过新闻、诗歌以及短篇小说，但今天为人们所珍视的，是他在散文及童话方面的成就，当然方便的是从他的童话谈起。怀特称自己写童话事出偶然，也自谦地称自己根本不是讲故事的好手，写童话在他只是从日常工作中“休假”而己，大家也的确都知道他的第一部童话就是以他给他的诸多侄甥所编故事为基础。但这三部洋溢着文字及人性之美的童话——《精灵鼠小弟》（1945），《夏洛的网》(1952)，《吹小号的天鹅》(1970)——已成为美国儿童文字中无愧于世的童话精品，成为万千儿童以及成年人的挚爱。《精灵鼠小弟》中的主角斯图尔特·利特尔（“鼠小弟”）怀特坚持称他是一个“人”而不是“鼠”，虽然个头不大，但自信、勇敢而且足智多谋，对友情始终不渝。《夏洛的网》更是颂扬了友情及生命之可贵，著名女作家尤多拉·韦尔蒂称它“优雅而且幽默，赞美了生命，简洁是其文字的最大特色”。《吹小号的天鹅》中的天鹅路易斯虽然天生不会说话和歌唱，却克服重重困难，不仅学会认字，还学会了吹小号，可以说在逆境下取得了成功。这几部童话都与“成长”主题密切相关，深远的寓意与文字上的优美相映成辉，成为现代儿童文学经典确实名至实归。 散文大家风范 E.B.怀特被誉为美国20世纪最出色的散文家，其风格“冷峻清丽、辛辣幽默，自成一家”，代表性的集子有《风格的要素》（1959）、《一人所好》（1942）、《〈纽约客〉文选1925—1976》（1990）及《E.B.怀特散文选》（1977）等。前一本根据他的大学写作老师威廉·斯特伦克教授的讲义所改编，虽然只是薄薄的小册子，却对写作者有着极好的指导作用。《一人所好》收入他1938年至1943年为《哈泼氏》杂志每月一期同名专栏部分作品，作于他从纽约移居缅因州期间，以写农村生活点滴为主。原书书名（One Man’s Meat）让人一看便想到著名西谚“One man’s meat is another man’s poison”（直译为：一人眼中之肉是另一人眼中之毒药），这一标题也表明了怀特在散文写作中的谦逊态度。《〈纽约客〉文选1925-1976》收入的是怀特几十年间为《纽约客》杂志所写的文章，怀特在《纽约客》创刊后不久的1926年就以《两三小事》开始成为《纽约客》的撰稿人，从此与该杂志合作50多年（他的妻子凯瑟琳·怀特长期是《纽约客》的编辑），是他和另一位作家詹姆斯·瑟伯奠定了《纽约客》的风格。《E.B.怀特散文选》是怀特编于一本散文选集，最具代表性和脍炙人口的名篇如《这就是纽约》、《再到湖上》、《猪猡之死》、《再见亲爱的》等尽收其中。这些或长或短的文章或者怀旧，或者对大自然事物做细致入微的观察，或者赞美简单生活，或者悲天悯人，或者纵论世界形势，展现的是一个对世界怀有无限之爱（怀特曾说：“我在书中一直希望表达的，是我热爱这个世界。”），对文字之美有着不懈追求的写作者。 关于自己的写作，怀特对记者说过：“我主要想做的，就是写得尽可能明晰。因为我对读者怀有极高的敬意，要是他不嫌费事看我写的东西——我读东西读得慢，我想多数人都是——那我至少可以写得尽可能容易让他发现我想说什么，想阐明什么。我会改动很多遍，以使它含义明晰。”正是这种在写作中所怀的谦逊态度，使怀特的散文读起来有种平等和亲切感，就连在童话作品中，他也从来不对读者采取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他的文字中，从来看来到耳提面命式的教诲。 品味也是怀特散文耐读的关键因素，《纽约时报》称他为“一个坚守品味的人”，怀特自己对此的看法是：“我从来不觉得有意识努力提高一个人的思想水平有坏处……我是个自我主义者，倾向于把自身置于我所写的几乎全部作品中，这通常需要有好的品味……我支持在写作中要有好的品味，不管这在现在有多么不流行。”如今国内散文写作呈一片兴旺之相，但在阅读时，我也会时不时想起文字功夫之外的“品味”问题，有些文章真是去好品味太远。 但是也切莫把怀特当成一个与现实世界脱钩的人。早在20世纪40年代写作的长文《这就是纽约》中，他就鼓吹过种族之间的和解，在《E.B.怀特散文选》中“星球”一节所收的几篇文章中，可以看出对世事的息息关心，他并对冷战阴影下的生活进行了全面的反思，涉及裁军、核竞赛等问题。而在《明日世界》一文中，他借记叙1939年纽约世博会，对技术进步及世界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就连在几部童话中，也处处可见现实世界的影子。所以说，“避世”并非怀特散文中的一个主题，他去美国最东北的缅因州海滨居住过长达40多年，也写下过许多关于乡居生活的美文，但他的生活和文章所体现的与其说是“避世”，倒不如说是他对过简单生活的渴望和对世界的无限热爱。 “怀特热”还有多远？ 虽然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E.B.怀特的童话（《精灵鼠小弟》、《夏洛的网》）就被译介到国内，被誉为中美文学交流大使的董鼎山先生也在80年代中期在《读书》杂志上两度著文对他进行纪念和推介，但怀特在国内真正“慢热”起来，是上世纪末开始的事。美国迪斯尼公司拍的真人加电脑效果的电影《精灵鼠小弟》令许多中国观众也熟悉并喜欢上了可爱的“鼠小弟”斯图尔特，然后又有续集推出。严锋先生在《万象》杂志上两次分别介绍了《夏洛的网》及《精灵鼠小弟》，网友肖毛所译的《夏洛的网》传布甚广，成为不少童话迷的必读，各BBS上也因此经常出现有关怀特童话的贴子。2000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引进出版了《精灵鼠小弟》和《吹小号的天鹅》（任溶溶先生译），并将在今年上半年出版《夏洛的网》（也由任溶溶先生译），这也许会在国内掀起一阵“怀特热”。然而怀特弛誉已久的散文至今只有零星的介绍，在传统媒体上发表过的译文不足十篇，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恐怕就是翻译难度问题。正如大家的共识，即好的文字都有种“抗译性”，对像怀特笔下那种美文而言更是如此，尽管他文风朴实，用词也不像另一位《纽约客》著名作家S.J.佩雷尔曼那样以新奇见长，但在翻译时，对原文理解得越好，越是感到翻译时困难重重，因为很难在译文中曲尽原文之妙。笔者斗胆译过几篇，对此尤有体会。也许几年内，会有水平及自信兼具的译者会为我们译出一个集子，以让国内读者更全面地了解他。十几年前，董鼎山先生就呼吁过“中国喜爱浓艳妍丽的散文的作家不妨学学他的清新文风”，对照我们如今的视野所见，可以说这个呼吁仍未过时。 *原刊2004年2月7日《深圳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