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失，我爱

出版于1949年的《一九八四》作为一部伟大的反乌托邦作品地位已定，它和作者乔治·奥威尔的另一部政治寓言小说《动物庄园》同时入选多个版本的20世纪百佳英文小说名单，这足已说明奥威尔在英语文学中的地位。不仅如此，奥威尔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文学范围。从早期的贫困小说到后期的政治讽刺小说及散文、时评等作品，奥威尔为自己树立的，是一个为人正直、追求正义、同情弱小、反对极权主义的形象，在许多读者心中，他已经成了一个圣人般的角色，这可能是他未曾料及的。但更会让他吃惊的是，五六年前，一桩有关他的公案曾经引起了沸沸扬扬的争论，留下了说不完的话题。 一封解密的信 　　这要从1996年7月10日说起，随着英国档案局一批档案的解密，1996年7月11日，伦敦《卫报》以《奥威尔曾向反苏宣传部门提供作者黑名单》为题，率先报道了奥威尔在去世前不到一年的1949年3月，曾向英国外交部属下负责反苏反共宣传的情报研究处（Information Research Department）提供了一份记者及作家名单，这些人在他看来，“是共产党的秘密支持者、同路人（fellow－traveller）或倾向如此，不应被委以宣传之任”。一石激起千重浪，各路媒体纷纷报道，有的表现出了惋惜和疑惑，有的则表现得幸灾乐祸，如亲保守党的右翼报纸《每日电讯报》1996年7月12日对此事报道的标题为《奥威尔被揭露扮演了向政府告密的角色》，第一段是这样的：“当乔治·奥威尔———20世纪一位社会主义重头人物———被揭露曾秘密与外交部合作进行反共宣传战后，一股冷战吹来的寒流掠过了左翼团体。”一时间，奥威尔似乎需被重估一番，事情的来龙去脉究竟如何？ 　　在上述《卫报》的首篇报道中，刊出了已解密的由奥威尔所写的一封信，收信人是情报研究处职员西莉娅·科文（Celia Kirwan），此信全文如下： 亲爱的西莉娅： 　　我未能早点写信，因为我真的很不适，现在甚至用不了打字机，所以我希望你能对付着看我的手写体。 　　对你可能采用的作者名单，我想不出更多名字可添，除了弗兰茨·博克努（《观察家报》会知道他的地址），我想我已经给过你他的名字，还有格莱布·斯特鲁夫（现居于加利福尼亚的帕萨德纳），是个俄语翻译家和评论家。当然还有很多美国人，可以在（纽约的）《新领袖》杂志、犹太月报《评论》和《党派评论》上找到这些人的名字。如果有价值，我也可以给你一个记者和作家的名单，在我看来，他们是共产党的秘密支持者、同路人或倾向如此，不应被委以宣传之任。要做这件事，我得找到放在家里的一个笔记本，如果我真的给你一份这样的名单，要严格保密，因为我想称呼某人为同路人可能是诽谤行为。 　　我还想到关于宣传的一件事，不是关于国外，而是在国内。我的一位斯德哥尔摩的朋友告诉我因为瑞典人自己不拍电影，他们看很多德国和俄国的电影，而有些俄国电影———当然一般不会到达我国———是反英宣传性质的，它们恶意诽谤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他特别提到一部关于克里米亚战争的电影。既然瑞典人能得到这些电影，我想我们也能；在我国放映几部这样的电影不是个好主意吗…… 　　我怀着兴趣阅读了所附的文章，但是在我看来，它似乎是反宗教，而不是反犹的。以我的浅见，我认为在反俄宣传中，反反犹主义并不是张大牌。在实践中，苏联肯定多少是反犹的，就像它在自己国家内也反犹太复国主义，还反自由主义和非犹太复国主义者犹太人所持的国际主义，但是对于一个像那种存在着多种语言的国家，永远不会以纳粹的方式官方反犹，就像英帝国不会如此一样。如果你试图把共产主义和反犹主义往一起拉，总有可能得到的回答是指出像卡岗诺维奇（1893－1991，出生于乌克兰，具有犹太血统，斯大林亲信，1957年因反对赫鲁晓夫被开除出党———作者注）或安娜·保利尔，另外还有每个地方共产党内的大量犹太人。我认为正中敌人下怀的做法并不好。那些持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人仇恨我们，认为英国是比德国更甚的敌人。当然，这是建立于误解之上，但只要情形如此，我认为谴责别的国家的反犹主义对我们没什么好处。 　　抱歉我无法把信写得更好，但近日我真的感觉很糟糕。也许稍迟一些我会有一些想法。 　　爱你的乔治 我确实提议找达西·吉利（《曼彻斯特卫报》），不是吗？还有一位叫乔乐顿的（他是莫科斯审判的专家），可以通过《观察家报》联系到他。 　　克兰海姆6.4.1949 在此，有必要介绍一下这封信的收信人西莉娅·科文及她当时供职的情报研究处。西莉娅·科文的全名为西莉娅·佩吉·科文（Celia Paget Kirwan），后来从夫改姓古德曼。有时被称为西莉娅·佩吉，在几本奥威尔的传记中，她都占据了一定篇幅。科文生于1916年，比奥威尔小13岁，他们两人相识始于1945年圣诞节期间。西莉娅的孪生姐姐玛麦恩是另一位著名作家阿瑟·柯斯勒（Arthur Koetsler，1916－1954，英籍匈牙利裔，反斯大林主义小说《中午的黑暗》的作者）的妻子，而柯斯勒是奥威尔的好友。柯斯勒夫妇有意撮合奥威尔和科文，就邀请两人去他家过1945年的圣诞节。奥威尔当时刚刚丧妻，他对科文一见倾心，不久即向后者求婚，虽然没有被接受，但是两人的友好关系一直维持到奥威尔去世。 　　科文当时任职的情报研究处成立于1948年，是英国政府外交部下属的进行冷战宣传的一个部门，由于工作中需要请一些作家、记者及出版人撰稿（曾被邀撰稿的人包括罗素、诗人斯蒂芬·史宾德、阿瑟·柯斯勒等）。大约在1949年4月初，科文前往拜访正在英格兰格鲁斯特郡格兰海姆一处疗养院里养病的奥威尔，提到想请他建议可以找哪些人来撰稿，这就是奥威尔写作此信的背景。 笔记本再掀争论 　　根据解密的资料，在写了上面那封信后，奥威尔给了科文一份他认为不适合作为宣传者的名单，上面有35位，而这份名单来自上面这封信中提及的一个笔记本。在该笔记本中，奥威尔记有130多个名字，并在每个名字后加了简短的评语。1998年7月在英国出版的20卷本《奥威尔全集》对笔记本内容进行了部分披露（未披露的是那些尚在世者）。披露出来的名单中，有像肖伯纳（奥威尔的评语是：在所有主要问题上无疑是个亲俄者）、作家及评论家阿瑟·卡尔德－马歇尔（奥评：不真诚的人）、剧作家肖恩·奥凯西（奥评：非常愚蠢）等人这样的文艺界名流，还有其他领域的名人，如工党政治家克罗斯曼（奥评：太不诚实，不会是个彻底的同路人）、科学家索利·朱克曼（奥评：政治上无知）等。 　　这份名单内容的公布引起了更多争论，奥威尔记下这份名单以及向西莉娅·科文提供协助的行为是否真如有些人所说，是对左翼阵营的背叛，成了他在《一九八四》中所攻击的“老大哥”的帮凶，抑或是个专门收集别人的资料、爱打小报告的小人？为了理解奥威尔的动机，笔者认为有必要梳理一下奥威尔政治理念发展的轨迹。 奥威尔的选择 　　奥威尔出生在一个有殖民地背景的家庭，父亲是一个供职于印度的英国公务员。奥威尔接受了伊顿公学的精英教育后加入了缅甸皇家警察，成为大英帝国殖民统治的一个零件。1922年到1927年，他完成了从殖民主义者到反殖民主义者的转变，并最终辞了这份不错的工作，在几年颠沛流离的生活中追求成为一名作家的梦想。他调查英格兰北部煤矿工人贫苦生活状况后出版的《通往威冈码头之路》（1937）标志着他变成了一个社会主义者。奥威尔于1937年赴西班牙加入了保卫共和国的国际志愿军部队，与佛朗哥的反政府法西斯军队作战，同年在前线负重伤。在和法西斯敌人作战的同时，他也见证了反法西斯阵线内部的残酷斗争并受到追杀，侥幸逃到了法国。在西班牙的半年是他生命中极为重要的一段经历，对他的政治观、写作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他宣言式的文章《我为何写作》（1946）中，他写道：“西班牙战争和1936年1937年间发生的事改变了态势，此后我就知道我的立场如何了。1936年以来，我所写的每一行严肃作品都是直接或间接反对极权主义，而拥护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那种以为可以回避写这些题材的想法在我看来是胡说八道。 ” 　　引文中所指的极权主义在当时的代表，就是德国的纳粹主义和苏联的斯大林主义。德国的纳粹主义经过二战的腥风血雨，已被消灭，而奥威尔同样深恶痛绝的斯大林主义却仍呈不可动摇之势。虽然斯大林的残暴在大清洗中已经暴露出来，但在英国的左派阵营里，仍有不少人为斯大林辩护，成为实际上的亲苏派，这也直接造成了英国左翼运动的分裂。奥威尔在二战后期创作的《动物庄园》讽刺矛头直指斯大林对革命的背叛，却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迭遭出版人拒绝，包括一些左派的出版人，到了冷战初露端倪的1945年8月才得以出版。因此，奥威尔对于英国左派中的亲苏派是颇为反感的。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对于我们这样一些怀疑苏联有某些严重错误的人来说，我认为是否愿意批评俄罗斯和斯大林是对知识分子诚实与否的一次测验。”他在笔记本上所记录的名单可以看作是他这种看法的结果或者说文字记录。 　　由以上不难看出冷战开始后，奥威尔会选择什么样的立场。在他1947年3月写给他的出版人维克多·戈兰茨的信中，他写道：“……我不想让战争发生，但是假如人们被迫在俄罗斯与美国之间作选择的话（我想，这个选择或许是每个人都必须作出的），我将选择美国。”但说到底，奥威尔并未变成一个狂热的反苏反共者——这样的说明也许并非多余——在他于1944年9月（二战期间）所写的一封信中，他这样写道：我想如果苏联被某一外国所征服，全世界的工人阶级都会灰心的，至少在一段时期内会这样，那些一般的愚蠢的资本主义制度拥护者会受到鼓舞，他们对俄国从来持怀疑态度……我不想看到苏联被摧毁，我认为如果必要，应该保卫它。但是我想让人们不要对其怀抱幻想，要意识到他们必须在没有俄国干涉的情况下开展社会主义运动，我也希望民主社会主义在西方存在，来对俄国施加一种促其再生的影响。 　　另外一个例子是，1948年，当英国政府计划清理公务员队伍中的共产党员时，奥威尔从维护公民权利的角度出发表示过抗议，他认为政府此举是破坏民主的行为。 　　尘埃落定？ 　　从以上对奥威尔思想发展的简述，就可以理解奥威尔在笔记本中记下名单以及向科文提供名单的行为。奥威尔对好友的工作是积极支持的，因此应后者的请求，首先提供了一些他建议可以邀请写文章的人。另一方面，为了使对苏宣传工作更有效，他也拟了一份他认为不宜邀请写文章的人，这些人据他观察，有亲苏倾向。了解奥威尔的思想后就会发现，这一行为与他的一贯立场并无矛盾。奥威尔也从来不是个投机主义者，不可能以此向当局邀宠。情报研究处也并不是《一九八四》中所描写的可怕的思想警察，奥威尔提供那份名单（许多是人所共知的亲苏左派）除了可能影响到情报研究处不会请他们写反苏宣传文章外，并没有对他们的职业产生影响，更遑论他们的自由或性命因此受到威胁。 　　尚在人世的西莉娅·科文就是持此观点。在她看来，媒体显然是小题大做了。奥威尔的研究者和传记作者、左派知识分子伯纳德·克里克（Bernard Crick）也认为此事要结合上个世纪40年代的政治背景来看，他说奥威尔“并非揭露这些人是颠覆者，他是揭露他们不合适为反情报机构工作而已”。另一位传记作者杰弗里·梅耶斯（Jeffrey Meyers）在他2000年出版的《奥威尔传》中，专门用了一节的篇幅记述此“名单风波”，对奥威尔的行为进行了辩护。显然，这几位都不会同意将奥威尔向情报研究处提供名单一事定性为“告密行为”。 　　几年过去了，“奥威尔名单”风波几乎已尘埃落定，奥威尔的声望似乎并未因此受到太大损害。但此插曲必定成为研究奥威尔者不可忽略的一节，也许仍会引起许多争论，谁也说不定。

对于我，遇到奥威尔，无论作为读者还是译者，都不能不说是一件幸事。从阅读到开始翻译他的作品，回头想一想，中间似乎有不少机缘巧合之处，想想挺有意思，就随便写成这篇小文，算是在奥威尔百年诞辰之际（今年6月25日）对他的一个小小纪念吧。 我开始接触奥威尔是比较晚的，在1998年，媒介就是王小波，他那本《沉默的大多数》让我读了好几遍，在一篇文章中他这样提到奥威尔和他的《一九八四》：“1980年，我在大学里读到了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这是一个终身难忘的经历。”也许是出于爱屋及乌的心理，我就想去读读这本为小波所推重的书，结果找来了董乐山先生译的《一九八四》，一读之下，这也成了我的“终身难忘的经历”。我一向喜欢历史，总是无法避免产生沉重感，但是有几位作家能像奥威尔这样，早在五十年多前，就以精确的预言，描写和揭露了我们自己有过的一段历史呢？这种描写和揭露本身就是一种锐利的批判，在我觉得这是很可贵的。 然后在1999年秋，我有机会到美国短期学习。在当地书店里，看到奥威尔名下除了《一九八四》和《动物农场》，还有其他不少书，但怯于昂贵的书价，我只是随便拣了本小说《上来透口气》。没想到在回国后，当我读起这本书时，却对这本写于六十多年前的书（原著出版于1939年）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奥威尔笔下的社会、人物及其处境竟然像煞我们如今眼前所见。在这本书中，他流露出了强烈的怀旧情结，对当时英国城镇化无序发展和环境污染进行了抨击，反对战争，但更令我心动的，是他对处于那个变革时代中的小人物之命运的同情。整本书嬉笑怒骂，妙趣横生。于是，在无人约译的情况下，用我那比之现在更加稚嫩的译笔开始翻译它，想把这本在国内被忽略的佳著介绍进来，丰富人们对奥威尔的阅读。 后来的事情竟十分顺利，我把先译完的一章头一次投给了文学翻译杂志《世界文学》，不久收到编辑老师的信，让我再多译一些。后来在我译完并寄去后，得知这本杂志竟有意刊登整本书，不过我的译稿当时在译林出版社也走了好运，已被接受，于是《世界文学》在2001年初选登了一半。译林后来又约我重译《一九八四》，准备和《上来透口气》一起出。一开始，我顾虑董乐山先生的译本珠玉在前而有些犹豫，后来在编辑老师的鼓励下我终于译了出来，但进度比译《上来透口气》时慢了许多，主要原因就是这是本非常压抑的书。坦白地说，译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曾两度落泪。当然，有一个原因是我目前业余从事文学翻译，译的都是我真正喜欢的书，所以在感情上比较投入。 译林出版社于2003年5月出版了我译的《一九八四·上来透口气》，出版后反响尚好，很快就加印，我多少有了点欣慰的感觉。不过以我现时的眼光看来，里面还有许多不足之处，我准备尽快修订一下，再版时应能弥补一些遗憾。 然后在去年6月份，我开始译《奥威尔传》。这本书原书出版于2000年，我早就得知此消息并托人买到了书，但找出版社却费了点周折。后来通过朋友联系上了东方出版社，该社文化编辑室的刘丽华女士碰巧也是个奥威尔作品的爱好者，于是很快确定选题、购买版权。而我经过8个月的奋战，终于译出了这本达30多万字的传记，近期即可上市，国内喜欢奥威尔的读者可以通过这本书更全面地了解他。书中对奥威尔负面性格的揭示虽然可能跟大家心目中以往的奥威尔形象不太一致，但更真实了，这也是此传记的优点之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杰弗里·迈耶斯摒弃了那种传记中的文学想像式写作，在爬梳资料上体现出了一位优秀传记作家的素养，可以说无一句无出处，但读来全无枯燥或滞重之感，读者也可以验证我的判断。 总的说来，我喜欢奥威尔，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人格魅力，包括他身体力行的精神和敢于特立独行、讲真话的勇气。至今我已经译了奥威尔及与他有关的文字约70万。不少翻译界的前辈给后来者的建议是要尽量集中一位作家译，前不久，朋友黑马（作家，译D.H.劳伦斯的翻译家）也曾在电话中对我说：“你吃奥威尔吧。”我当时还有些吃惊，奥威尔可以吃吗，够吃吗？译奥威尔，给我带来的经济回报不多，倘有些微名气，也仅能带来暂时的虚荣而已，况且这些并不是我的目标，靠“吃”他，更是不可能。但另一方面，读、译他也是一种“吃法”，几年下来，因为奥威尔，我感觉我变得“强壮”了，看来，他真值得一吃。鉴于奥威尔的作品至今介绍过来的仍不够多，我今后几年内，计划摆脱以往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作法，集中精力多译一些他的作品，希望几年后回首时，会觉得选对了。 2003年6月

2010年1月29日，注定是个不平静的一天。 早上8点多，我到了单位，打开电脑，习惯性地上豆瓣网站，看到有两封站内邮件，一封是一个从未联系过的豆友在6点多发给我的，告诉我“塞林格去世了”，我心里一惊。打开另外一封邮件，是一位媒体朋友发来的，确认这个消息，并希望我这位《塞林格传》译者和《麦田里的守望者》的译者之一能写点什么，我觉得很难过，但实在没有心情坐下来写什么。 这个消息一下子把本来应该是按部就班的生活打乱了，我预感到网上马上会有一波悼念塞林格的浪潮。是种本能吧，如一位朋友所言，“在悲伤的时候大家就想抱团”，我前所未有地在豆瓣网上的“友邻”页面不停刷屏，就是想看看豆瓣网友们对此消息的反应，也想以此与人分担悲伤。我看到许多网友通过写日记、改签名和通过豆瓣的“我说”等方式来寄托哀思，后来很快有了“悼念J.D.塞林格”线上活动，参加人数上升迅速。看到这么多人因为一个人的去世而有了同样的悲伤之情，一开始我只是不时感到鼻子发酸，但是后来看到一位友邻的“我说”（“今天知道塞林格去世的消息，我竟然哭了，一直哭。”），我也忍不住痛哭起来，就像失去一位亲人那样。 我在自己的博客上，一反常态地在一天之内更新了4篇，全是关于塞林格的。第一次是刚刚得到消息后，我简单地写了一篇，标题为“塞林格去世了，我很难过”。随着越来越感受到这个消息对自己的冲击，我陆续又贴了几篇，包括以前写过的一篇文章《只有一个塞林格》和从自己的《麦田》译本中选的最喜欢的14段（又加上了书中的一段，此时读来令人下泪：“‘我知道他死了！你以为我不知道？但是我仍然可以喜欢他，行吗？就因为这人死了，你不可能马上不再喜欢他了，岂有此理——特别当这个人比你认识的活人要好上一千倍时。’”）最后，又从我译的《塞林格传》中选了几章放在网上与读者分享。 这一天里，我还收到了十几家媒体记者、编辑打来的电话或邮件——承蒙他们细心，查到我翻译了《塞林格传》和《麦田》——要么对我采访，要么想让我写点什么。一开始，我对写文章的要求统统婉拒了，因为不知道此时的我还能写点什么。在采访电话里，我都说得很简短，总是请他们去参考我贴的文章《只有一个塞林格》和我关于翻译《麦田》之来由的《梦想开始的地方》，虽然都是较久以前写的，但是对于塞林格，我想我要表达的意见都已经包括在里面了。 其实，对塞林格去世这个消息，我也不能说毫无心理准备，毕竟他已八九十岁，一年老一年，甚至以前我也预想过听到不幸消息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但是等到消息真正到来时，它还是结结实实击中了我。塞林格不在了，我感到像是失去了一位亲人。我看到不少朋友也有这种感觉，这也许不容易为每个人所理解，但是又绝非“矫情”可以否定。 我永远不能忘记自己近20年前首次读到原版书的感觉。我何其幸运，能在那个年龄（17岁）、那种心态下读到了这本书，当时就感觉那会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书，至今还是这样认为。我第一次读《麦田》，马上就认同了霍尔顿，我这样写过：“一读之下，竟与书里的主人公霍尔顿有息息相通之感，他的愤怒就是我的愤怒，他的迷惘正是我的迷惘，他的欢乐也是我的欢乐。”我读这本书，知道了心里拥有“霍尔顿感觉”并不说明自己有多大问题，青春少年时的怀疑、质问以及迷惘，都是理所当然的，感觉自己并不孤单。霍尔顿身上，几乎体现了此年龄段的人每个方面的性格特点。《麦田》是最好的成长小说，能帮助年轻的读者理解自己乃至周遭的世界，并且对人生此阶段之后怎样走也有指导意义。例如《麦田》最后暗示了霍尔顿回归社会，书中也引用了一位精神分析学家的一句话：“一个不成熟的人的标志是他愿意为了某个理由而轰轰烈烈地死去，而一个成熟的人的标志是他愿意为了某个理由而谦恭地活下去。”这里的“理由”（cause）也可以译为“原则”等。到现在，我经常还会琢磨这句话，不能同意这句话是“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信条”。《麦田》中的霍尔顿很容易引起共鸣，但十几岁的他尚处于“只破不立”的阶段。因为他年纪尚轻，不能看到世界在许多方面不完美是难以改变的事实，一味的愤世嫉俗并不能解决多大问题，而学会谦恭的态度，认真去做一些事情，通过自己的努力或多或少地将世界向完美的方向推进一点，这样才更有建设性。 《麦田》还直接塑造了我的人生道路。我在大学毕业后，有过几年苦苦寻觅人生道路的日子，却似乎没多少进展。然后在1999年元旦（碰巧也是塞林格的生日），看了一点以前的的《麦田》译本后，致敬也罢，练笔也罢，我决心把这本书重译一遍，那是在既无出版希望，也没有期望自己以翻译为业的情况下这样做。结果，它真的引导我踏上了文学翻译之路。我的译本在放置了7年多后（中间经过多次修改），终于由译林出版社在2007年3月出了中英双语本，我译的第一本书成了我正式出版的第十本。出版后，它受了读者及市场的肯定，至今已重印10次，销量超过10万册。今天在我翻译了超过300万字后回头看看，觉得是翻译《麦田》给自己的文学翻译事业开了个好头。热爱和认真，这是我在翻译中一直奉行的两条原则，而首要的，便是对每一本翻译对象的热爱，就像翻译《麦田》时那样。 在这次纪念塞林格活动中，让我感动的是能够在第一时间和许许多多的读者分享了对薄薄一本书（当然还包括《九故事》及别的两本）一位了不起的作者的爱，我们的悲伤得以减轻，我们对其人其文的爱愈加强烈。我的心情稍微平静后，改变了不写文章的初衷，以一个大大受惠于塞林格的读者和译者身份，写下这篇很私人化的纪念文章，只去写一写我对他的感激与怀念，于情于理，我想都是很应该的。我也是为塞林格作品的同好而写，我第一次发现我们这些“《麦田》的孩子”绝对不是少数，心里感到了温暖和力量。我相信我们能很快从悲伤中走出，但会永远在心里留下一个位置，是霍尔顿的，也是塞林格的。 2010年1月30日 于广州

他的作品依然在世界上被广泛阅读并产生反响，但是好久已没有他本人的消息。他已将近40年未发表过新作品，但这并不等于人们已经忘了他。从他上世纪成名后的50年代开始选择在美国东北部的新罕布什尔州考尼什镇山区隐居以来，任何关于他的一点点小消息都会以极快的速度传播，这正说明了人们仍是多么关注他，主要原因，便是他创作出了独一无二的《麦田里的守望者》。 曾为“纽约客” 塞林格的全名为杰罗姆·戴维·塞林格，后来在发表作品时，他采用了J.D.塞林格的署名。1919年1月1日，他出生于纽约曼哈顿的一个犹太家庭。学业上，塞林格的表现一直不甚出色，他在纽约的学校成绩不佳，几乎可以说被勒令退学，他父亲为他联系了一间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准军事学校。中学毕业后，塞林格在纽约大学读了一年就退学，接着去欧洲学习从事家族生意，即从欧洲进口奶酪和肉类。这一趟的结果只是让他认识到自己无法继承父业。1939年秋，他又进入没多少名气的厄西那斯学院学习，但只待了9周就毅然退学。接下来他接受的教育，便是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小说创作课上听过一位小说家惠特·伯耐特讲授写作技巧，后者也成了他写作上的领路人。其实从上中学时起，塞林格便对写作情有独衷，据同学的回忆，他曾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写作，精神可见一斑。此时的选读写作课更是确定了他未来的道路。1940年，他在伯耐特主编的《短篇小说》杂志上发表了第一个短篇小说《年轻人》，大大燃起了他的写作热情。 美国被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塞林格报名参军，后来作为一名反情报人员赴欧洲参战，直到1945年11月才退伍，之后又为美国国防部做了半年的文职工作。这段期间，他在不少著名文学杂志上都发表过短篇小说，如《科里亚氏》、《哈泼氏》等，开始小有名气。1946年是他的突破之年，这一年，他首次在美国最重要的文学刊物《纽约客》杂志上发表短篇小说《冲出曼哈顿的轻度反叛》，其中首次出现了后来《麦田守望者》的主人公霍尔顿·考非尔德。后来凭短篇佳作《香蕉鱼的绝佳日子》，《纽约客》跟他签订了“第一拒稿权”合同，即杂志每年给塞林格一定数量的定金，要求他的作品要先拿给这家杂志先行选择，选中发表后的稿酬更高，塞林格因此成为被人艳羡的“《纽约客》作家”。后来他更是只向这家杂志投稿，如被拒稿，干脆不再往别的地方投。这里所付的优厚稿酬也让他不用找其他谋生门路，惟以写作为业。在《纽约客》上，他总共发表了14篇作品。 一举成名天下知 塞林格的名字总是与《麦田里的守望者》联系在一起，的确，这本出版于1950年7月16日的小说成了真正的当代经典，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有极大影响，至今各语种文本的销量已经超过6000万册。在这本薄薄的小说里，塞林格将故事的起止局限于主人公霍尔顿从离开学校到曼哈顿游荡的三天时间内，并借鉴了意识流天马行空的写作方法，充分探索了一个十几岁少年的内心世界。很难说这本书完全是本自传体小说，但其中表达的情绪则肯定也属于塞林格这个愤世嫉俗者。愤怒与焦虑正是此书的两大主题，它揭示了“代沟”的存在，高扬个性自由的旗帜。霍尔顿对成年人主宰的世界的反叛，更能让处于此年龄段的青少年产生深深的共鸣，简而言之，这就是“他们的书”，所以受欢迎再正常不过。另外，它也不是一本“只破不立”的书，写作时，30岁的塞林格加入了自己的人生经验，通过霍尔顿的老师之口，他引用了一位心理学家的名言：“一个不成熟的人的标志是他愿意为了某个原则轰轰烈烈地死去，而一个成熟的人的标志是他愿意为了某个原则谦恭地活下去。”这不应被简单斥之为“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信条”（施咸荣先生语），而说明塞林格认识到愤怒与发泄并非解决问题的办法。理解这一点，就会理解为什么在美国有许多地方小图书馆“禁”这本书的同时，许多大中学校仍把它列入必读书单，说明大家对它的价值心中有数，即在渲泄情绪的同时，它也有相当大的建设性作用。 评论家认为这本小说是当代最佳“成长小说”（或曰“青春小说”），往前数，认为它和马克·吐温的名著《哈克贝里·芬》不无相似之处。其后，《麦田里的守望者》直接影响了一类小说的创作。我们也看到，许多以青少年成长为题材的小说经常被人拿来与《麦田里的守望者》相比较，但迄今无一能将之超越。 不消说，这本书在中国也有无数知音，有人曾把《麦田里的守望者》的正式出版评为上世纪80年代中国最令人难忘的阅读事件之一，这也说明书中展现的即将踏入成年的一代代人所感受到的愤怒与焦虑心情具有普遍性，并非独一个国家、一种社会为然。 另外不得不提到的是在美国，有几起凶杀案件竟与《麦田里的守望者》扯上了干系。如1980年12月8日枪杀歌星列侬的马克·查普曼作案后，竟坐在马路牙子上读起这本书，被捕后他发表的“声明”中，居然号召大家都来读一读《麦田里的守望者》，因为“这本非同寻常的书中有很多答案”。1981年刺杀里根总统的小欣克利的行李箱里，也有本翻烂了的《麦田里的守望者》。这几起事件，都让这本书及塞林格一次次“名声大噪”，进而此书的价值被怀疑。但是冷静的人们不会急于谴责这本书或作者，因为从根本上说，这本书并非宣传激进主义，这些只是个别事件而己，绝非这本书“教唆”了犯罪，更多的人通过阅读这本小说而获益非浅。 遗世而独立 《麦田里的守望者》的成功彻底让塞林格无衣食之忧，这本书仍给他带来每年版税收入的大部分（如今在美国每年的销量仍达20万册以上）。在创作了另外一些作品后，他主要创作的是关于格拉斯家族的小说。但一直孜孜不倦写作的他发表得极少，到1970年，更是决定完全不再发表新作品。至今塞林格在版的书只有包括《麦田守望者》在内的4本，其他3本分别是短篇小说集《九故事》、中篇小说集《弗兰妮和祖伊》、《木匠们，把屋梁抬高和西摩：介绍》，都是薄薄的小册子，字数十来万。封面设计是经过塞林格同意的极为朴素的设计，既无作者照片或介绍，也无一些书上通常会有的广告性语句。2001年时逢《麦田守望者》出版50周年，出版公司不得不尊重他的意见，放弃通常作法，不搞任何纪念活动。他不同意出文集，除了《九故事》，也不同意将其他发表过的短篇小说结集出版。不过六七年前听说要出中篇小说《哈普沃斯十六号，一九二四年》的单行本，还听说塞林格选择在一家小型出版社出，但至今仍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也许塞林格已经完全改变了主意，读者惟有继续等待，要么放弃。 早年的塞林格曾是纽约文艺圈的常客，感情上也颇为浪漫，但是不肯变通的性格，再加上所受东方宗教思想的影响，使他决心远离人群。他曾说过：“当个公众作家，会影响我过自己生活的权利。我为自己写作。”《麦田里的守望者》大获成功后，他对生活在聚光灯下的生活不适应乃至产生了反感，所以从1953年起，塞林格就开始在离纽约非常遥远的考尼什断断续续居住，后来更是定居于此。他曾离婚两次，与前妻克莱尔育有一男一女，现在与第三任妻子科琳生活。他每天的基本生活仍是写作，但是不再发表，我们暂时无法看到他的写作成果，也许永远没有机会。话又说回来，单凭《麦田守望者》这样一部注定传世的作品，小说家塞林格已经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树欲静而风不止 虽然名家曾言吃到一个好鸡蛋不必去见下蛋的母鸡，但普通书迷的心情总是相反，特别是塞林格奉献出是这样一颗“金蛋”。所以多年来，离世索居的塞林格不被打扰的梦想总是无法圆满，经常有书迷千里迢迢赶去考尼什“朝圣”，新闻界也不时派记者前往伺机拍摄（采访当然不可能）。关于他的一点点消息都会登上报纸的醒目位置，近几年，我们就一再看到这些新闻：第一本真正意义的传记《塞林格传》出版；塞林格写给女友的14封情书被拍卖，又被敬慕塞林格的人高价拍下赠送塞林格；塞林格女儿玛格丽特·塞林格出版回忆录，从一个难得的角度揭示了家庭生活中的塞林格；他的一位前女友乔伊斯·梅纳德出版回忆录，读者更想知道关于塞林格她写了什么；他写给女儿的家书拍卖未果；近期的一则新闻，是他的日本书迷——大名鼎鼎的村上春树重新翻译出版了《麦田里的守望者》，从而在日本掀起了新一轮“麦田”热、“塞林格”热…… 特立独行的塞林格一方面赢得无数读者的热爱，另一方面也招致不少怀疑。从他的几篇作品中，有人分析出他有恋童倾向；几十年未发表作品，有人怀疑他的创作能力早已衰竭；他的每次露面总能引起相当大的轰动，因此有人怀疑他是“真隐”还是“假隐”，怀疑他的作为只是工于心计的宣传手段……我对此的看法是，对一个能够多年固守偏僻之地坚持写作的人来说，本身已经说明了许多，对种种怀疑大可一笑置之，反过来想一想，这种姿态在当今社会真是何其稀有！许多热爱《麦田里的守望者》的读者，更会因为他为他们创造出了青春的知音霍尔顿而对他永远心存敬意，毕竟我们只有一个塞林格。 注：本文部分材料参考了《塞林格传》（保罗·亚历山大 著，译林出版社2001年9月版）

为塞林格作传是件不容易的事，不容易在两个方面，一是塞林格平生小心谨慎，避免让外界得知他私人生活中的细节，而且已经在他那位于新罕布什尔州考尼什镇的乡居里过了十几年的隐居生活，所以为他作传，有资料匮乏之虞；二是稍有不慎，就有惹上官司的危险。因此，到目前为止，只有一本真正意义上的传记得以面世，这就是著名传记作家保罗·亚历山大的《塞林格传》（该作家曾出版过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和影星詹姆斯·迪恩的传记）。另外，塞林格的女儿玛格丽特·塞林格所著的回忆录《梦想守望者》也可以作为另一类型塞林格的传记来读。而早在80年代初，就有人试图为他作传。英国诗人伊安·汉密尔顿接受兰登书屋的邀请，写了一本名为《J.D.塞林格：写作人生》的书。当该书计划于1986年出版之时，塞林格从一份清样中看到该书中引用了自己的未发表信件，约为三百字。通过艰难的法律诉讼，塞林格成功地阻止了这本传记出版。后来，汉密尔顿不得不重新加工了这本书，并以《寻找J.D.塞林格》之名出版，但那已不再是一本传记意义上的书，影响及销量都差强人意。 我国读者之熟悉塞林格，当然是从他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开始的，有人将之列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最令人难忘的阅读事件之一，而不久前在报纸看到的一篇对某青年电影导演的采访中，被采访者说了一句堪称经典的话，他说《麦田里的守望者》是文学作品中他的《圣经》，相信不少读者也心有同感。塞林格这本代表作的影响无远弗界，一个说明就是到20世纪末（顺便说一句，2001年7月16日是《麦田里的守望者》出版50周年的日子），它在全球范围内各种文字版本的总销量已经超过六千万册。盛名之下的塞林格却在有四十年的时间里，和尘世的喧嚣保持着远离，这让我们不由得想起《麦田里的守望者》里的霍尔顿，后者的理想就是居住在森林边上的小屋里，远离尘世。循世作家结果变成了一个神秘人物，关于他的每条消息，不论大小，几乎都有可能登上报纸的头条。保罗·亚历山大探幽索隐，展示了一个传记作家的素养，利用了所有可得的资料（包括新开放的），为读者揭示了一个苦心孤诣的写作者和不妥协的愤世嫉俗者，读完这本传记之后，我们几乎可以说，塞林格就是那个“麦田守望者”霍尔顿。 到目前为止，塞林格结集问世的作品不多，除了《麦田里的守望者》以外，只有三本薄薄的小书：短篇小说集《九故事》，中篇小说集《弗兰妮和祖伊》和《木匠们，把屋梁抬高和西摩：介绍》，但都可以说是传世之作，传记作者亚历山大对塞林格这些作品的分析评述也是深刻而准确的。但是，在精神分析盛行的美国，塞林格也遭受了类似于杰作《洛丽塔》的作者纳博科夫所遭遇过的责难。由于塞林格在小说中描写了像《麦田里的守望者》里的小妹妹菲比、《九故事》中《香蕉鱼的绝佳日子》里的西比尔和《给爱斯美——怀着爱和凄楚》里的爱斯美那样好几位非常可爱的小女孩，再加上塞林格生活中的几段情，包括36岁时和22岁的克莱尔·道格拉斯的以分手终的婚姻，以及和年龄相差达35岁的少女乔伊斯·梅纳德（后来也成为著名作家）的一段情，这本传记中记录了个别人对塞林格的怀疑，即他本人就有恋童癖，当然只是聊备一说而已。作为读者，特别是作为热爱《麦田里的守望者》这本书的读者，我们仍一如既往地爱着塞林格，因为是他创造出了我们青春的知音——霍尔顿。而这本《塞林格传》，则为我们开启了一扇门，通向的是一度神秘的塞林格。

我译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下称《麦田》终于由译林出版社出版，就像我在“译者后记”中所言，这让我有种“圆满”的感觉。从我译完这本书的最后一个字到现在正式出版，已是近八年的时间了，回想起来，多少有点唏嘘之感。 塞林格的《麦田》于我，一直有着特殊的意义。十七年前，上大二的我从图书馆借到了这本书的原版，一读之下，竟与书里的主人公霍尔顿有息息相通之感，他的愤怒就是我的愤怒，他的迷惘正是我的迷惘，他的欢乐也是我的欢乐。从此以后，我把这本书视为对我影响最大的书，感情很深。毕业后我买到了施先生的中译本，但是直到1999年的元旦，我才把这本书装进背包，作为去郊区爬山时的读物，然而一读之下，觉得不是很满意，于是萌发了自己重译一遍的念头。托朋友从国外买回原版后马上开始译，译完改完后，又不知天高地厚地寄给了独家拥有《麦田》简体中文版权的译林出版社，也知道我这个译本面世的希望非常渺茫，毕竟已经有施先生广受好评的译本在前。但是没想到不久就接到了译林出版社施梓云老师的信，提到目前不可能出我的译本，但是多少肯定了我的译本，又对我推荐的新书《塞林格传》表示有兴趣。后来译林出版社引进《塞林格传》中文版权后，真的交给我译，可以说，从译《麦田》开始，让我走上了文学翻译之路。 在开始翻译《麦田》之前，我虽然已经毕业好几年，当时却正处于一个未来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伴随着我的是不尽的困惑，但是无心插柳翻译《麦田》，却无意给自己的人生打开了一扇明亮的窗。从2000年到现在，我一直没有停止过翻译，至今已经译出两百多万字，《麦田》是我出的第10本译作。众所周知，现在的文学翻译处于低谷，人才流失也很严重，从事文学翻译的辛苦不足为外人道，可是那种实现自我的感觉让我无法放下手中的译笔。既然已经选定了这条道路，相信自己还会坚持下去，继续为读者介绍好的作品。 这次我的《麦田》译本出版，还是要深深感谢译林出版社，是他们不仅在我翻译生涯之初拉了我一把，而且后来也一直关心我的成长，给机会让我译想译的书。这次出版我的《麦田》译本，译林更是做了人所不愿为之事，冒着市场风险，为读者提供了阅读《麦田》这本经典名著的又一选择。我已经写过，要把这个译本献给那些热爱《麦田》、内心永远年轻的读者们，但愿它能够找到尽可能多的“理想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