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情与尿频——《庆祝无意义》译者马振骋先生访问记及我的旁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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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乐天 发表于:
《单读》
温情与尿频 ——与马振骋先生谈昆德拉最新小说《庆祝无意义》 云也退 问:《庆祝无意义》这个书名,字面上理解似乎是“庆祝是没有意义的”,但读过书之后就会发现,其实它的意思是“对无意义的庆祝”,是这样吗? 答:fête的本意是“节日”、“节”,原词要是直译,就是“无意义节”,看不懂什么意思,要是译成“无意义的节日”,读者百分之百理解成“节日没有意义”,“无意义”变成形容词了,同样不对。那么我就把fête译作“庆祝”,即英文里面的“celebrating”或“celebration”,“庆祝无意义”具有一种含糊性,这也是法文原文“La fête de l'insignifiance”里含有的味道。 这个de是有讲究的。比如l’amour de mon père可以有两种意思:“我父亲的爱”或者“对我父亲的爱”,有时会因此而故意含有双关。我觉得“庆祝无意义”最好地表达了这一点。 我这种译法容易被人抓辫子,觉得我似乎没理解,但看了全书后你就懂了。这个fête不是feast或者holiday,而是celebrating或celebration,是一个动作。后来我知道英译本也是这么翻译的,就比较放心。“无意义是应该庆祝的”,既然如此,那么“庆祝本身也是无意义的”,等等,读者可以自己去揣摩。 书中有很多无意义,苏联革命、爱情还有法国当下的一副轰轰烈烈的样子,都无意义。那么对它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看这一段,拉蒙说的:“无意义,我的朋友,这是生存的本质。它到处、永远跟我们形影不离。甚至出现在无人可以看见它的地方:在恐怖时,在血腥斗争时,在大苦大难时。这经常需要勇气在惨烈的条件下把它认出来,直呼其名。然而不但要把它认出来,还应该爱它——这个无意义,应该学习去爱它。” (我的旁白) 这个拉蒙,是小说里的一群人之一,他在小说开场不久就遇到一件莫名其妙的事。 他的朋友达德洛,被怀疑得了癌症,进一步检查,到宣判那一天,他被告知身体无恙,忐忑终日一朝放下,心情可以想见。离开医院后,拉蒙遇到他,便问起就医结果,达德洛镇静地回答以“癌”,拉蒙手足无措,“笨拙地、友爱地用手去碰达德洛的手臂”,说:“还是可以治的……” 达德洛为何撒谎,小说家让他本人也陷入了思考:“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没有能耐去理解撒这个谎的道理。按常理,撒谎是为了欺骗某人,从而得到某种好处。但是他编造一场癌症又有什么可赢的呢?” 无法解释。一个人无法解释自己的行为。这样的情节是小说家的最爱,他们热衷于展示人类活动的各种极端可能。可是对于现实中人来说,无法解释的行为会带来许多困惑。在小说中的另一个场景,一个女人(其实她是书中主角之一阿兰的母亲)因厌恶腹中的孩子,蹈河自杀,被别人看见,后者跃入河中赶来救命,女人脑中念头一闪,她抓住救人者伸过来的手,把人往水底拖,把他的头闷在水里,直到他气绝。女人自己游到岸边,找到自己的汽车,发动引擎,走了。 问:马老师,您怎样看待这个故事?这里有一句话很耸人:“那个要把生命强加在她头上的人是溺死了。那个她要杀死在自己肚子里的人活了下来。” 答:我想到的是,我们一向认为有意义的事情,其实是可疑的。你说救人好不好,当然好,有没有意义,当然有意义。可是谁也没有想过,被救上来的人是什么感觉。昆德拉写了:如果她被救上来,而且活下来,她将会“永远成为笑柄”。 他这话写得狠了点。这个女的不希望自己的命运被别人所控制和摆布。但是,这样的事却经常发生。比如,医生总是全力抢救患者,但假如这个患者已经衰残不堪了呢?努力救活了,他却无法负担自己将来的人生。医生当然是尽责,可是结果不知道怎么办。你说这是有意义的事么? (我的旁白) “为什么最后自由了她又不想去死了呢?”昆德拉问道。在八旬的年龄上,他不再维持小说家的矜持含蓄,把这些问题都挑明了,让读者正面面对人的复杂性。轻生的孕妇反而对救她的人动了杀心,一向有意义的事情变得可疑——还不仅仅如此,更重要的是,人的心理和行为,可能真的是难以揣摩的,就连当事人自己都说不清楚。 这个故事,如果作为社会新闻来报道,必会轰动一时。离奇的情节,荒诞的结果,耐人捉摸的“人性”。现在,我们的视野里不缺乏这样的故事,我们还喜欢它们的离奇,它们的难以理解。它们为我们的生存提供了一个浓厚的荒诞色彩。我们每天都准备接受新的荒诞故事,引为谈资,乐此不疲。 问:以前读荒诞故事,就喜欢它们的新鲜感,比如萨特的《墙》,主人公在不想死的时候被渐渐逼入绝境,等到他觉得死也不过如此,决心英勇就义时,却又意外地活了。动机和结果完全相左,甚至互无关系。 但是,昆德拉这本书,读起来我却有些伤感。因为他写的荒诞,不再是萨特那个时代的事了,它们好像离我们已经很近了。癌症、轻生、犯罪,等等的,关键是,意外太多了,我们不能用以前的思路去判断现在了。 答:现在的人都显得很被动,被变化所摆布。不过也有人们主动求变的情况。我刚刚翻译出版了黎巴嫩作家马洛夫的《迷失的人》,写中东的事情。中东那么乱,阿拉伯人受那么多的苦,那么多杀戮,于是人们就说,还不如不要革命,不要改变,因为改变者不知道、也无法控制后来的事。但是你看到不合公义的事就不该站出来说话了吗?站出来说话是应该的。带来的后果,这是另外一回事。 (我的旁白) “革命”这种宏大主题,在昆德拉的小说里永远不会缺席。《庆祝无意义》是一本情节松散的小说,主角们都是路人,读久了分不清谁是谁。不过还是可以找到一个核心故事,一个与“大人物”有关的故事。 它出自赫鲁晓夫的回忆录。某日,斯大林同几位下属兼“亲密战友”聊天,说到一桩“亲身经历”:下雪天,带着滑雪板出门打猎,走了13公里后看到一根树杈上停着24只鹧鸪,开枪打死12只,没子弹了,便回家去填充子弹,再回来,鹧鸪还在那里,便又把剩下的12只打死。 “斯大林讲的事,大家——没一个例外——都觉得荒谬,对他的谎言都觉得厌恶。可是他们都不出声……”最后,伙伴们来到盥洗室里集体宣泄愤怒。赫鲁晓夫写道,他们“轻蔑地吐唾沫。他撒谎!他撒谎!我们中间没一个人不怀疑。” 对赫鲁晓夫所说的这个故事,书中的两个人,凯列班和夏尔,态度与赫氏不同。凯列班是这么说的: “这整个故事里唯一教我难以相信的是,竟没有人明白斯大林是在说笑话。” 对于荒诞,赫鲁晓夫他们的态度是愤怒,觉得“怎么可以这样?”而凯列班,则是一笑置之。 问:马老师,您觉得凯列班的看法是有道理的吗? 答:我觉得这只是他的个人之见。斯大林的独裁是一个事实,对当时的人而言,采取一种质疑和抵抗的方式是正常的,也是应当的。昆德拉可能是到了这个岁数,他觉得当时的那些抗争都没什么意义,但事情不能这样说。 (我的旁白) 昆德拉究竟是怎样看的? 他是一个从大时代走过来的人。1968年春,苏联军队侵入布拉格,觉醒了一代捷克知识分子,只有昆德拉,以聪明人之身避居法国,后来以这件大事写出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其中既讽骂了苏联的行为,又表态说捷克人的反抗并不像大家想的那么壮烈,那么有意义。小说中的男女以性爱作为抵抗政治暴力的方式,用“小”来抵制“大”,将读者的注意力和期待从枪炮与国难转移到床衾之间,从“知识分子的抉择”这种宏伟命题转移到男女私情。 马先生站在昆德拉所抵制的“大”的一面,他认为后者过于虚无,过于“轻”。但其实,昆德拉未必就认为,小就是对的、真实的,大就必然无当。对于把大事琐屑化的趋势,他也同样常常冷眼以待。听了凯列班“斯大林在说笑话”的评价后,夏尔说了一句话: “当然,他周围已经没有人知道什么是笑话。就是因为这个,在我眼里,一个新的伟大历史时期正在宣告它的到来。” 这句点评很关键,包含着一种小时代对大时代的同情的理解。夏尔所说的“新的伟大历史时期”已经过去了,而且很可能去而不返。这个时期或许可以上溯到法国大革命,经由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再到十月革命掀起一波巨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独裁与民主、谎言与真相、战争与和平、殖民与独立、善与恶、美与丑,这些对立的范畴塑造着人们的头脑,形成一种稳固的“大思维”,凡事讲究清楚明白的是非,讲究听其言,观其行。到处是路线之争、意识形态之争、体制优劣之争。在这个历史时期,人们不敢把一个政治元首(且不说他的独裁者身份)的笑话当作笑话来听,就像赵高指鹿为马,其用意是慑服众人一样,斯大林的荒谬,让听者忐忑不安。 也许,大时代真的很伟大,拍案而起,赴汤蹈火,胜则热泪盈眶,败则浪迹天涯,一切壮烈都归于大时代。赫鲁晓夫认为,读者对他讲的这件事也只能形成一种看法,即斯大林阴险狡诈而又狂妄至极。但是他错了。凯列班不但毫不领情,甚至还问夏尔:“赫鲁晓夫是谁?” 问:我发现您还是站在大时代这一边的,可是现在大众都是小思维,我们倾向于不要太严肃地看待过去的那些事,什么都不必太认真。我们都是很“轻”的人。 答:所以最近翻译《迷失的人》,我很喜欢这本书。现在你说的“大时代”的特征,都集中在了中东那块地方,那里的人不可能很轻地生活。小说里的阿拉伯知识分子对极端主义的认识都十分清醒,都知道那种东西是要不得的,但问题是,一到具体事情上,你就得“归队”:阿拉伯人就是阿拉伯人,穆斯林就是穆斯林,你的身份摆在这里,别人也只会这么看你,你是动不了的。 那里的现实是沉重的,艰难的,可是再沉重艰难,也得有人站出来去解决问题。他得有威信、有勇气、有意愿,且不能中途停下来。你看以色列的拉宾总理,百年不遇的伟大的人,想去解决中东困局,结果被人一枪打死,多可惜。但是,发生过这样的事情,那里的人怎么可能很轻松地对待呢?当然你可以很轻松地说:看,这么多努力都白费了吧,改革有什么意义呢?革命有什么意义呢?我说:错啦,去做这些事,本身就是意义。 (我的旁白) 不管哪一种说法更对一些,昆德拉写出了小思维与大思维之间的难以对话。他笔下的这群男女,发现自己还能在一起谈话,是一件蛮幸运的事情。从书中的点滴暗示中,可以推算出几个人的年龄:阿兰的女友玛德兰出生于1983年左右,夏尔出生于1970年,拉蒙出生于1953年,拉蒙的祖父,显然是一个受过十月革命影响的大时代人,曾经支持斯大林。凯列班没听说过赫鲁晓夫,而玛德兰呢,就连斯大林是谁,她都没有清晰的概念。 在小时代里,处于小思维的控制之下,人们被自己的行为所困扰。阿兰就是一个例子,他的母亲自杀未遂、荒唐地生还后,不情愿地生下了他,他长大后成了一个习惯于赔不是的人,他自己也闹不明白,这种习惯从何而来。他的母亲是书里最虚无的一个人。对她来说,爱情带来甜蜜,而繁殖毁了这份甜蜜。在虚无之中,她杀了来救她的人,她说:“我期盼的是人的完全消失,带着他们的未来与过去,带着他们的起始与结束,带着他们存在的全过程,带着他们所有的记忆……” 尽管昆德拉也一直以解构和玩笑之姿来阐扬他所钟情的虚无主题(所谓“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但在《庆祝无意义》里,他也通过斯大林故事的一个后续,写出了他心目中“小思维”的合理特质。 这个后续就是加里宁。按书中的解释,他是斯大林手底下的附庸,一位前列腺病人,不像赫鲁晓夫等人,以独立的良心抵抗为荣耀;他是一个驯顺者,唯唯诺诺的人,而阿兰则说,斯大林对加里宁怀有一种温情,不同于主子对奴仆的温情。——大思维是绝不可能想到这一层的。 小思维修正了大思维的执拗,给刚硬和严肃注入了柔和与滑稽。正如后人从海德格尔哲学的角度分析他对纳粹的同情一样,阿兰,作为一个亲身体验着虚无感的人,把斯大林从大思维眼里的“独夫民贼”解放出来,放回到凡人的位置上。他说,斯大林对加里宁有特殊的好感,不是因为他觉得那个怯懦、畏缩、被尿频折磨的人对自己构不成威胁,相反: “斯大林面对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痛苦,一种小小的、具体的、个人的、易于理解的痛苦。他瞧着他的同志在受苦(长裤尿湿了),他带着温和的惊觉,感到内心有一种微弱的、谦卑的、几乎陌生的,反正是已经忘怀的感情在苏醒:对一个受苦的人的爱。在他狂暴的一生,这个时刻好像是在缓口气。” 依然是那个才气横溢的昆德拉。不是每个今天的人都会这般圆润地包装自己的“小”看法,但是,从尿频这种角度去颠覆以往严正端肃的命题,正是小思维的价值所在。看到有人走上街头,大思维立刻想到社会不公,小思维脑子里闪出的却是“狂欢”二字;有人脱光了衣服招摇过市,大思维考虑“这个社会怎么了?”小思维想的则是“哥们赌输了吧。”有时候,小思维确实显得虚无顽劣,玩世不恭,惹正人君子厌恶,但所有这些,不正是因为它让我们认清了自己真实的样子,我们细微的感觉,我们无理由的存在么? 斯大林把康德的出生地柯尼斯堡命名为“加里宁格勒”,这个带有苏联时代特色的名字,直到苏联解体也没有改回来。阿兰评价说:“唯有加里宁其名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是纪念每个人都有过的一种痛,是纪念一场绝望的斗争,这场斗争除了对自己从未他人造成过痛苦。” 马先生比昆德拉小五岁,他不是昆德拉研究者,他认为作家到了老年,难免说出一些特别虚无的话来。他身上有一种积极的大时代性格,严厉方正,有大悲悯,他虽翻译了《庆祝无意义》,但他不太重视昆德拉所阐释的琐屑之美。对于这本书,他特别在意的,是“无意义”这一说法会对读者造成怎样的影响——一种典型的“大思维”。 问:我读完这本书,觉得挺伤感的。拉蒙说无意义是生存的本质,应该庆祝它,“应该爱它”,这就是在暗示“庆祝无意义”还是有意义的吧。 答:也可以这么理解。我们会有这样的对话,比如说“这杯白开水没味道,但没味道正是最好的味道”,等等。你在人到晚年的作者笔下不难发现类似的看法。比如克劳德•西蒙,他晚年就说人生无意义,像这个话,我们得这么看:你已经过了这个时间了,回头看才会说无意义,但你在过你的人生的时候还是有意义的。西蒙娜•德•波伏娃的《人都是要死的》,写一个不老不死的人,经历得很多了之后他说人生没意义,别人就反对,说每一个六十岁的人都会这么说。但其实,二三十岁时你抱着一种热情和信念生活,这就是意义,你不能只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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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更新 2014-12-04 15:5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