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潭畔读亨德森

散文 创作
章乐天 发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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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潭畔读亨德森 ——琐记索尔•贝娄之一 云也退 2006年秋,我独自在安徽中部旅行,搭乘那种有卧铺的长途巴士,人在里面直不起腰,只能半坐,最好仰躺着。总是有五六双蓝色或黑色的袜子在视野边缘里晃动,我必须集中注意力,忽略吸入鼻腔的气味。我从包里拿出这次选中的旅途小说:《雨王亨德森》。 我处在低潮期,一心只想旅行,跳上一辆长途车,随便指一个站点,掏钱买票,在乡镇公路上颠簸,飞快地阅读路边墙上刷的中国移动广告、机动车修理铺广告、摩托车广告、壮阳药广告,浏览当地男人为讨上老婆而新修的空荡荡的三层楼房。皖南有友人,但绝大多数时间我独自行走,后来去九华山,山下,朴实的礼品小贩善意地说着戳痛人的话:怎么小伙子一个人出来玩?不点什么带给女朋友? 独自旅行唯一的好处,不是享受自由,而是培养自大。我觉得生活里有太多反讽,心里经常冒出的一个句式是:“就连我这样的,都……了”,煎熬在各种落差之中。那时,我有一搭没一搭地读索尔•贝娄的《赫索格》,注意到,贝娄父母最初给他取的名字是“所罗门”,即三千年前,古以色列国的第三位国王,他在任内修建了第一圣殿,接受四方宾国来仪,本人十分聪明,又好奢靡铺张。但不知为何,贝娄后来改名为“索尔”(Saul),即第一位国王扫罗,他来自十二支派中最小的便雅悯一族,不算英明神武,却被耶和华选中,被先知撒母耳膏立为王。他嫉妒大卫,有时暴躁,经常胆怯,凡人的性格弱点他都有。后来,他率族人与非利士人作战不利,同三个儿子一同战死于基利波山,首级被挂上了伯善城的城墙。 大卫天生神力,他继任扫罗,带领以色列国达到强盛,但我不喜欢他,更不喜欢跟乾隆帝一个类型的所罗门;我喜欢扫罗,他不是神,他死的时候,或许在为命运的反讽号哭:我本非适当之人,上帝为何示我以能当重任的假象?贝娄以Saul为名,大约也有类似的慨叹,不过并非指向自己,而是针对一类人群的普遍经验:处在错误的位置上,用不适合的头脑,勉力做着自己必须做的事情,然后,一场灾难。 《雨王亨德森》写了一个一心只想旅行的美国人亨德森的非洲冒险,但是,亨德森的行动出于某种我不易理解的理由:空虚。很奇怪,大多数人漫无目的独自游逛,都是为了逃避消极的情绪,而亨德森要逃避的心里的那个声音是“我要,我要”,也就是说,他是被一种积极进取的情绪所折磨。而且,在先天素质上,亨德森更接近大卫一些,他容貌魁伟,精力旺盛,能够徒步远足,落落大方地与土著人沟通,搬动他们的神像,跟武士角力,似乎不属于贝娄钟情的那类敏于言讷于行的高级知识分子。 我在皖南走访了歙县的胡适故居,去了查济,然后北上到皖中,在那里,得知桃花潭就在不远的泾县。除了李白那首名诗,我对桃花潭和诗中的主角汪伦一无所知,凭着走哪算哪的想法搭上一辆前往泾县的车。书读得很慢,贝娄的小说一向不好读,亨德森的行动又毫无规划,只靠感觉和机遇,我很难确信自己是否真的读了进去。都说贝娄的作品属于“现实主义”,可这本书却奇怪得很,我的视线常常逗留在这样的段落上: “明净的夜空,像一片碧蓝的森林,万籁俱寂,一幅宽阔无垠的挂毯!一轮淡黄色的非洲明月高悬,衬映着静谧的碧空,这景色不仅美妙宜人,还在竭力追求达到更美的境界。环视周围银白的山峦,更给人以无穷的美的享受。” 20世纪还会有人写这样的小说!难道非洲,不该是约瑟夫•康拉德笔下那种殖民主义残忍的竞技场吗?难道原始部落不该是白人文明的葬身之地,或者,至少是一个让文明尝到自酿苦果的地方吗?难道一个业余探险家的自嗨,能够给读者带来什么沉痛有力的启示吗?索尔•贝娄先生一定没有去过非洲,一定没有。 在桃花潭景点的地图上,我看到了“汪伦墓”三个字,便想先去找找那个地方,爱好文字的人大抵如此,在博物馆里,我也经常因为好读说明文字而忽略了橱窗内的器物。但是,清早一出旅馆,我便无法忽略眼皮底下的桃花潭了。它就在那里,静静的不声不响,像一滴眼泪。 潭躺在一个凹处,周围的矮山上排开一溜度假山庄,不过并没有搅乱这里的宁静。墨绿色的水平静得出奇,潭里只有一条木船,船夫很瘦,象征性地戴着顶笠帽,船移动时就如同一个人在缓慢地溜冰。我看不到什么游客,看不到那种手持喇叭、面如腌腊的地方导游,那些扎块“一次成像”的牌子就能摆摊的摄影师也都不知去哪儿了。桃花潭没有那种一辈子非看一次不可的景致,而潭边居然还有几名闲散的浣衣女,岸边的树丛里群鸟啁啾。 花了20元,我和两名游人一同上船,巡弋了一周后在北面下船,到古镇上走了一遭,又回到潭边。我哪儿也不想去了,只想在这个稀有的阒寂的“著名景区”把《雨王亨德森》读完。亨德森的非洲,确切地说,索尔•贝娄的非洲,也是这么一个阒寂得让人无事可想的地方,你看他写的:“周围的一切都呈现出一片单纯,十分静穆。我仿佛进入了远古时代——真正的往昔,没有历史或任何与历史有关的东西,一幅人类出现以前的洪荒景象。……晚上,罗米拉尤祈祷之后,我们躺在地上,微风吹拂。我们每呼出一口气,微风又把它送回来。不一会儿,天空闪现出沉静的繁星,像在移动歌唱;夜间的雀鸟不时举起羽翼,在这笨重的身躯飞过。世界上还有比这更令人赏心悦目的吗?” 这当然是贝娄想象中的非洲,一个虽然近乎远古,但万物都在“竭力追求达到更美的境界”的非洲。所以,贝娄写的不是探险地的风景和探险者在那里的经历,而是一个人自我更新的过程,简言之,写的是自我。我并没有忘记,作为小提琴家的亨德森是个百万富翁——贝娄几乎从未写过一文不名的人——单凭这一点,你完全可以把整本书视为无病呻吟;亨德森的许多话我至今没能完全理解,比如他说“我还不能对付社会,在社会面前我总是吃败仗”——一个百万富翁讲这种话,是不是太虚伪了点。 而坐在桃花潭边的我淡然于这些判断。人的焦虑并非只有那么几个来源——穷困、病患、孤独……但是,放眼整个20世纪,找不出几本文学作品是写人如何战胜焦虑的,因为,人的奋斗与挣扎都被直接判为无意义;贝娄也是如此,他写的那些学府里的贵人个个都是私人生活的败军之将,被一些道貌岸然、智商一流的骗子玩弄于股掌之间。亨德森恐惧骗子,同时他又害怕成为这样的人,他说:“我独自一人还能善处,一旦置身人群,就为邪恶左右了。”所以,他渴望另起炉灶,去一个能自己给自己的行动赋予意义的地方,无疑,这种行动将是“超善恶”的。 亨德森靠他的个人素质赢得了土著部落的认可,他和他们同食同猎,共同祈祷,祈雨之后,他得到了“雨王”的雅号。借亨德森之口,贝娄言说出自己难以实现的理想:“白人的新教运动、制宪、南北战争、资本主义的成长和征服大西部的过程。所有这一切重大任务和征服都在我之前完成了,留下的最大问题是面对死亡……我们这一代美国人注定要周游世界以寻找人生的真谛”——这部小说是1959年出版的,但世界变得多快呀,现在,这种惠特曼式的浪漫将不得不搁置一下了,美国人必须清醒过来,土地、空气、制度文明都不是可以无限地慷慨分享的,这个世界,已经被成群成群不在乎“人生真谛”,只图一个明确的、现实可得的目标的人给占领了。 与那些喜写卑琐人生的作家不同,贝娄让一个人的行动变得光荣,然而,这种光荣仍然属于20世纪,同无论是《艾凡赫》还是《堂吉诃德》那样的浪漫传奇都不一样。因为,亨德森的光荣总是伴随着被嘲笑、被欺骗,伴随着自我的质疑和颠覆,且常常是以错进错出乃至神经错乱的方式完成的。所以,亨德森仍然是“反英雄”,没有哪个现实中人,能承受得起他那样不眠不休的狂欢。但我到底还是浅浅地懂了一个道理:男人有潇洒的义务,有自证行动意义的义务。 次日我去看了汪伦墓,原来只是一面黑色的大碑,被周围密生的苇草围了个水泄不通,遥遥看到那碑高处的边缘时,我想也没想,一头就钻进了高及前胸的草丛之中,等站到碑前,已是浑身湿透。我很清楚这种莽撞力是哪里来的。汪伦当年是卸任的泾县县令,听闻李白在附近,就去函邀游,函中说:“先生好游乎?此处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处有万家酒店。”待到李白来了,汪伦才据实相告:“十里桃花”是指十里之外有个桃花潭,“万家酒店”乃是一万姓人开的酒店。李白大笑。离去时,汪伦“踏歌”相送,想那山林野叟的潇洒之态,如何不令李白心醉动容。不恰当地联想下,若是亨德森到此,必定也会有如蒙重生之感,开怀痛饮至俯仰高歌的。 七年前,索尔•贝娄于我还只是初恋,说起读后感,无非就是“原来美国的大富翁也会焦虑啊”而已。而那可爱的焦虑,后来同洪堡、赫索格、塞姆勒先生的焦虑一起组成了一个巨大的公分母,我个人的困境被它托了起来,像一条船,滑行在桃花潭玻璃一样的水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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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更新 2013-08-05 15:5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