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缝中的巴勒斯坦人

夹缝中的巴勒斯坦人 ——约旦河西岸记行之五 云也退 轻轨车厢里可以看到耶路撒冷的各种人物：黑衣加身的正统派犹太教徒，戴小圆帽的普通犹太教徒，世俗犹太人，黑人以及阿拉伯人……我左边就坐了一名阿拉伯人，中年人长相，大脸膛，打卷的短发，身躯有些发胖，这里能看到的阿拉伯人大多是中年。 “嘿，你要去哪里？”他问，英语不错。 我说，我这就要去大马士革门外的车站，从那里搭车去伯利恒，“我联络了一个NGO，去看看巴勒斯坦的样子。”我把“Palestine”读作“帕勒斯坦”。 “No，no，”阿拉伯人摇头纠正，“不是‘帕勒斯坦’，是‘巴勒斯坦’，他们的语言里没有‘p’这个音。” 他和犹太人一样，说起话来老练而自在，一般来说，像他这样民族特征明显的阿拉伯人都会有些拘谨。我问他是哪里人，他说“希伯伦”。 “那是西岸，所以你是巴勒斯坦人吗？” “不是，没有‘巴勒斯坦人’这么一种人，巴勒斯坦人是不存在的。” 我还以为自己听错了：“没有巴勒斯坦人？那你是什么人？” “我是以色列人呀！”他说。 我们又聊了一些别的，五分钟后他就下车了。我猜想，他应该是那种在以色列本土已有了稳定的生活和收入来源的阿拉伯人，拿到了国籍，他和很多以色列的犹太人一样，根本不承认“巴勒斯坦人”这个民族的存在——他甚至不一定是穆斯林，而是个，比如说，信基督教甚至犹太教的阿拉伯人。 这次偶遇让我懂得，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真的是有区别的。据马丁•吉尔伯特的《以色列史》，1978年9月，埃及总统萨达特和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签署《戴维营协议》，这是以色列官方第一次承认，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是一个民族，既不同于过去的约旦人（约旦曾于1948—1967年控制约旦河西岸），也不同于那些恰好住在伯利恒、纳布卢斯、希伯伦、拉马拉、杰宁等西岸城镇、忠实于自己的家族和社区的阿拉伯人。他们有身份，而且现在，他们在西岸与加沙有自治权，可是，犹太人仍然惯于视其为比他们低一等的阿拉伯人，认为他们最好回到那些阿拉伯国家去，不要留在这个“犹太国”，又受穷，又添乱——要论民族血统，他们也的确是阿拉伯人；可悲的是，巴勒斯坦人也得不到生活在以色列的其他阿拉伯人的支持，那些人想进入主流社会，不愿同穷乡僻壤的西岸和加沙扯上什么瓜葛。 他们是一群活在夹缝里的人。 傍晚，那辆伯利恒的出租车在送我去看过“自由引导人民”壁画后，把我载到了AIC的办公地。AIC的全名是Alternative Information Center，算是此地一个比较重要的NGO组织，他们在一栋旧旧的、土黄色的石楼里办公，进楼要走一条用泥土垫高的斜坡，楼内都是拱券，像老式的办公楼一样，天花板离地足有五米之高，电线和风扇叶上都挂着灰尘。一条铁梯由二楼通往三楼，工作人员如同机关干事一般穿着白衬衫，坐在用旧了的木椅子上，办公桌上用胶带贴着一些纸片。 同阿赫梅交流相当困难，作为AIC的联络人之一，他的口音让我难以忍受，之前我居然能通过电话同他约定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也真是个奇迹。阿赫梅有四十来岁，头发已灰，说起话来面无表情。一望可知他也是阿拉伯人，就连这陈旧的办公室都与他的外貌很相称。他说，晚上有个会，他要交待些近况给同事和志愿者——我能听明白的也就这么多了，然后就开始忧心之后的几天该怎么过。 会议在楼对面的一个清真寺里开，三面冷冰冰的石墙包围着我们三十来号人，阿赫梅说的东西我一句都听不明白，幸好他的表演结束得很快。室内摆了一张桌子，上面放着十余种AIC自己做的宣传册，我翻阅了几册，都是替巴勒斯坦人击破一个个以色列人制造的谎言的，有一本驳斥的是“以色列对西岸与加沙长期提供经济支援”——这个“谎言”我也是一直相信的。 散场以后，志愿者都聚集到了AIC楼下的小酒吧里，就是在那儿，我认识了哥伦比亚人达尼埃尔。我向他打听阿赫梅是不是巴勒斯坦人，他说不是：包括阿赫梅在内，AIC的人都是些已经得到以色列国籍的阿拉伯人：“他们是出于同情来伯利恒待着，想尽量帮助下巴勒斯坦人。” “他们是真诚的？” “我认为是。” 我告诉他轻轨上的偶遇：“那个阿拉伯人否认巴勒斯坦人的存在。” “阿拉伯人不是个个都一样的。” 究竟该怎么“帮助”巴勒斯坦人，是此间每个NGO首先要面对的难题。教他们以谋生技能？替他们在西岸争取更加优越的生活条件？设法多办学校？对巴勒斯坦人而言，什么样的改善，都不如摘掉“巴勒斯坦人”这一身份来得干净利落：除非他们有自己的国家，否则它就是一件枷锁，这情形，就跟当年犹太人散居欧洲、非洲、亚洲时，也被“犹太人”这一身份所累一模一样。像我这种一落生就拿户口本的中国人，实在难以体会缺少“在家感”的人对一个家的渴望。 达尼埃尔也说不清AIC究竟在做些什么，不过他觉得AIC的人对巴勒斯坦人的同情是比较“纯粹”的：“在这个地方，阿拉伯人一旦生活好了，就会忘记巴勒斯坦人，包括巴勒斯坦人自己也是一样；当他们感到受了些歧视了，政府对他们和犹太人的待遇不一样了，就会想起巴勒斯坦人，就会说：啊，你看这个政府多坏，他们那样对待我们阿拉伯人！你看看他们在西岸都做了些什么！” “我想这是不对的。” “当然是不对的。” 同达尼埃尔的讨论，让我想起萨义德•卡书亚的一个看法。卡书亚也是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但他现在跻身以色列主流社会，是一位当红作家，写小说，给我爱读的《国土报》写了许多专栏。他总是隐晦地表示，阿拉伯人不太明白自己想要什么。他说：这几年，以色列政府越来越强调这是个“犹太国”了，对阿拉伯公民而言，这总该是个威胁了吧？因为这意味着，一个阿拉伯人就算奋斗到拿到了以色列国籍，也会遭受歧视。“那么好，”卡书亚问，“既然你们从根本上就反对‘犹太国’，那么，为什么还要唧唧歪歪于犹太人给你们的工资不够高呢？” 卡书亚指出了一个致命的道德教训。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得同时抛弃幻想和市侩心理，意识到“犹太国”再怎样也不会成为自己的家，才能真正采取一些有成效的反抗；只有在以色列成为犹阿两族共同的认同，而不是各自认同自己的民族，阿拉伯人努力挣来的以色列公民身份才是有意义的。 我至今还在想着轻轨车上的那个阿拉伯人，他大概已有四五个孩子和一套乡下房子，大概已经有了一份可靠的经济来源，比如说，他已经成功承包下一个犹太人拥有的采石场。他说，巴勒斯坦人是不存在的；但是，一旦中东打起了第六次战争，或者国内再来一次“因提法达”，他，一个出生在希伯伦的阿拉伯人，可能逃脱受怀疑、受冲击的命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