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占的房子

被占的房子 ——约旦河西岸记行之六 云也退 27岁的乌里是西岸的一名导游，中等个子，金黄的山羊胡须。在伯利恒的第二天，达尼埃尔领我同他会合。我问他有东欧哪个国家的血统。“德国，”他说，“我父亲姓舒尔曼，到了以色列后，他认为自己姓氏太德国了，很羞愧，就改了个姓氏叫奥须里。我不喜欢，我还姓舒尔曼。” 乌里认为这没什么可惭愧的，以色列本来就是个移民国家，你对国家的认同不必表现在给自己取一个有明显犹太特征的姓氏上（这让那些叫“×红旗”、“×中华”的中国人情何以堪）。西岸导游是个特殊的职业，只有拥有以色列国籍的人才能担任，还得经过严格的审核与特批。活跃在伯利恒的西岸导游只有二三十人，一般都是些自由派，因为他们要解释西岸现状的来由，必然要提到1400年的伊斯兰史，提到上世纪巴勒斯坦原住民与犹太定居者之间致命的冲突。世俗犹太人乌里显然是自由主义者，普世价值与人权的信奉者，希望给不明真相者提供一种尽量客观的历史叙事，但我又想，以色列允许他这样的人在西岸活动、宣讲，是不是也能说明这个政府的某些品质。 “我有个发现，”我同乌里开起玩笑，“以色列旅游指南里，如有写到‘建议在街巷里散步，与当地人聊聊天’，那就意味着这个地方的风景乏善可陈了。” “嗯，”乌里说，“而且旅游指南里到处都是这样的‘建议’。” 乌里是达尼埃尔的好友，今天他特地抽了一个半小时出来陪我们。他说，以色列不适合旅游，因为在绝大多数地方，你都没法把政治和宗教从旅游的纯娱乐性中分离出去：“我的一些同行基本上就是个政治导游或宗教导游了，他带你到一幢房子面前，告诉你这里一百年前发生了什么，八十年前发生了什么，五十年前发生了什么，十年前又发生了什么，这些事情无非是今天等你晕头转向，失去反抗能力了：OK，my friend，来张照片吧。” “这听起来更像是历史导游啊。” “这里的任何历史都是政治和宗教的历史。” 达尼埃尔插了句话：“也可以说是政治阴谋史和宗教阴谋史。” 我们前往拉结之墓。小小一个伯利恒聚集了好几类居民：在圣诞大教堂周围住着不少基督徒，向这些基督徒和游客兜售货品的大多是巴勒斯坦人，毗邻教堂的集市有着阿拉伯居民区典型的拥挤嘈杂，而位于北面一公里外郊区的拉结之墓却又是犹太人的圣地。根据传说，犹太先祖亚伯拉罕夫妇、以撒夫妇、雅各同其第一任妻子利亚都葬在希伯伦，故在那里有个“我父之穴”，而雅各的第二任妻子拉结则葬在了此地，按《旧约》记载是死于难产。拉结本是雅各选中的伴侣，然而他的岳父拉班却欺骗了雅各，在让他服侍了七年之后，将长女利亚送去与他圆房。雅各无奈，只得再干七年，才娶到拉结。有意思的是，雅各自己也是靠欺骗才从兄长以扫手中夺取长子名分的。《旧约》实在是一潭深不可测的水，而遵信《旧约》的犹太人，其个体心智在一生中的成熟期早于其他民族，也绝不是偶然。 同希伯伦的居民不同，伯利恒的人看起来不那么焦躁不安。这里的巴勒斯坦女人脸上更有神采，我看到许多碎花头巾和漆黑美目的阿拉伯标配，三五成群，袅袅婷婷地走过布艺铺子挂满五彩旗幡的天棚；老太太将鲜花和葡萄摆在面前，坐在地上像一尊穿裙子的大佛，面对询价缓慢地伸出手指；阿拉伯老汉把茶煮得浓烟滚滚，他的茶摊经常被过路的人磕碰，倒也不恼。伯利恒建在起伏的山坡上，你刚刚还在几层拥挤歪斜的小楼之间打转，一个转眼就抵达了一面坡的边缘，能看到一公里外另一个山头上铺着的一层粉白色的房子，西岸荒凉的泥土砾石包围着它们，稀薄的墨绿色在房屋之间这里点一笔，那里画一道。 这里相对的和谐氛围同基督教有关吗？我指着两个阿拉伯人模样、穿着却质朴随意的男人问乌里：“他们是阿拉伯基督徒吗？” “我觉得不是，基督徒在2000年之后就跑了很多了。” 政治藏在地表之下的浅水层里，随便在哪里打个眼就冒了出来。2000年是第二次“因提法达”的爆发时刻，这次的程度比1987年的第一次有过之而无不及。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的冲突，殃及了西岸的其他人群，基督徒纷纷逃到别处。前往拉结之墓途中，路边到处都是破旧的房子，有的像一只模样可笑的碉堡，有的像难民营，有的像一间公共厕所，当我们经过一幢形象规整、甚至有些气派的大宅时，我和达尼埃尔都侧目过去，那宅子甚至还有院墙，还罕见地栽了一些树木。 “这里过去就是个基督教组织，人搬空之后，现在住着个巴勒斯坦人。你看他的房子多好，因为他是犹太人的线人，他要不定期地汇报这里的信息过去。” 乌里的车停了一下，就又往前开了。他说，西岸地区最盛行的故事不是巴勒斯坦人怎样对抗犹太人，而是他们怎样揪出并处置自己的“内奸”。“内奸做到他这个程度，基本上除了西岸就没人能动得了他了。你要是能访问到他，”他对我说，“整个以色列都会记住你的名字。” 大宅飞速远去，很快，隔离墙出现了——我们又回到了以色列本土和西岸交界的地方，拉结之墓曾经兀立于旷野之上，曾经对犹太人、穆斯林和基督徒敞开，因为亚伯拉罕是三教共同的祖先，现在，它被这些墙拦挡在了中间，且只有犹太人可以进去。在那里活动的都是些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他们在9月初的暑气中头戴“斯博迪克”（一种价格昂贵的棕色毛皮帽），身着长及脚踝的黑色袍子，沿着墙行走、说话，永远心事重重的样子。还有四五个游客模样的人，和我们一样站得老远好奇地张望：在以色列，那些只有一部分人能进另一部分人不能进的地方都是景点。 “看这，”乌里指向一所毫不起眼的房子，两层楼，虽然破旧，不过同那个豪宅一样，一眼看去不像有人在里头。“这也是伯利恒基督徒的房子，十几年前，基督徒撤走时犹太人买下了它，他们认为，拉结之墓周围的地方都应该是自己的，所以，他们要抓住所有能抓住的机会。” 希伯伦设有犹太定居点，而伯利恒没有，然而，右翼犹太教徒仍然有办法蚕食巴勒斯坦人的土地，他们坚信这些土地都属于《旧约》里所说的“应许之地”，他们组成了各种团体，尽可能以合法交易的方式收购西岸的那些不动产——那些在我眼里荒芜、贫瘠、价值很低的土地。但这种交易怎么可能是合法的呢？隔离墙东边的经济状况与西边相去甚远，拥有强大资金后盾的右翼犹太教徒，有的是办法找到急需一笔大钱的巴勒斯坦房产主，他们以公司的名义出面，向个体买下土地或房屋，而巴勒斯坦人将产业出售后，还要担心交易细节会不会遭到泄露，给自己招来不测。 巴勒斯坦人完全没有办法应付这种局面，所能做的就是抓抓内奸而已。乌里说，这一带的房子，每个月都可能发生产权变动，但这些变化是无法从表面上看出来的。当巴勒斯坦人发现，某个熟悉的邻居突然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他的屋子里开始传出了与过去不同的响动，或者推土机直接开上门来时，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们没有办法，只能紧闭门窗，伸出双手，默然祈祷。 伯利恒的郊外，土石漫漫，荒草丛生。在逶迤的混凝土隔离墙下，我想起了阿根廷作家胡里奥•科塔萨尔的一个短篇小说，叫做《被占的房子》，说的是一对兄妹住在一所大宅里，一日，听见半边屋子有动静，两人想也没想就撤到另半边，把门锁好，过了不知多少日子，这半边也“被占”了，两人相依逃了出来，最后带着一点不舍之情把门锁好，把钥匙扔进阴沟。巴勒斯坦人至少知道是谁在占他们的屋子，但结果是一样的。谎言虽可怖，只能短暂地逞威，那些放任周知、根本无意自我掩饰的事实，才真正耗干了人的耐心与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