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义德:论康拉德《诺斯托罗莫》(节自《开端》) (试发表)

非文学 译作
《诺斯托罗莫》,康拉德著作中人物最庞大的一部,尽管故事中与国家和社会问题颇多牵连,人物却是由两种内在相似性联系在一起的。第一种,小说里的每个人物对科斯塔瓜纳的财富抱持经久不衰的兴致,很大程度上,他们暗自都将它视为一种个人机运的表现。例如查尔斯•高尔德,他把科斯塔瓜纳的利益与他在桑•托梅银矿的利益视同一体。第二种,几乎每个人都对同时保存并留下一份有关自己思想和行为的个人“记录”感到焦虑。这种焦虑似乎建立在一种对往昔超凡的热衷之上,似乎那被丢弃在那里,只受到普通的关注、也没有官方记录的过去,不知何故是无法想象,也不具有足够的权威的。 读了若干页非关个人的历史记事之后,读者循着米歇尔船长开辟的道路被引入了科斯塔瓜纳,这位英国籍的航海船长有个委实令人难以置信的英勇人生。米歇尔认为,在科斯塔瓜纳的生活等于一系列的冒险,他骄傲地誉之为“历史大事件”。当他后来告诉听众们,他就像一个阅历丰富、周游广泛的埃涅阿斯一样,亦曾亲历这些事件的时候,他巧妙的记录与现实之间横亘的鸿沟显得更加宽了。他对过去喋喋不休、持续不绝的回忆使科斯塔瓜纳高风险的生活成为一个主题,尽管这个主题还是被他那“异邦”思维固有的流里流气所控制的。米歇尔与精力旺盛的索第罗不巧发生了争斗——显然米歇尔是胜利者——这场争斗强化了“殖民”和本土之间的天壤之别,这种差异令米歇尔有关他个人活动的复述更加远离了事实。一言以蔽之,米歇尔对他那枯燥呆板的叙述正遭遇的复杂性一无所知。 米歇尔叙事中的性格塑造从未像他描述诺斯托罗莫时那样偏靶。但在这方面,米歇尔不过是犯了和其他人程度相同的错误。诺斯托罗莫,这位可敬可佩的码头工长为求一份纯洁无瑕、令人仰止的名声而牺牲了自己的名誉,而此事仅有他自己知道。只有诺斯托罗莫明白,他在对悍然剥夺他清誉的绅士们感到愠怒的时候向莫尼汉姆医生提供的陈述意味着什么。他后来才发现自己依然拥有名声,而且为此而背上了无比沉重的包袱。“工头……被毁了。”他在这时说;“没有工头了”( 487页)。 当苏拉科城市共和国在许多年以后载誉崛起、繁荣,诺斯托罗莫也随之在新的国家里声名烜赫。不过,他活在他的名声之外,它在我们眼里似乎脱离于他,仿佛一种巨大的群众口碑拥有自己的权威一般。这个人和他的名声完全是两种东西;然而,对苏拉科而言,诺斯托罗莫小心经营的英雄事迹的记录就是诺斯托罗莫,苏拉科之独立有他立下的汗马功劳。 更现代、更开化的那些科斯塔瓜纳人同样热心于留下记录。不过,精细的头脑让他们对历史的感觉更准确一些。他们以各各不同的形式保留的“记录”更焦虑、更老练也更加富于内省,几乎像一堆鲜活的碎片一样没有明显的用处。马丁•德考得,苏拉科式独立(Sulacoan independence)的创始人(originator)——如果不是执行人(executor)的话——在震怒来袭的时候抽了点时间,写了一封给姐姐的、可能永远无法寄到的信。 在这些蕴含着存在的机遇的时刻,一颗最为怀疑的心灵里隐伏着一种欲望:要给感情留下一个精确印象,以便在人性消逝的时候(一切探究都无法触及每一个体的死亡会从这个世界带走的真相),让行动得以彰显。因此,德考得既没有找些东西吃,也不试图睡上一个多小时,而是在一个大笔记本上密密地写着一封给他姐姐的信。(255页) 可悲可叹的是,不管他感知并记录之心是多么迫切,这样的感情却是私人的;在小说中,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唐•约瑟•阿维拉诺斯一直在写的那本书,在其中,这位该国的老资格政客留下了有关科斯塔瓜纳政治生活的公共记录。这本名叫《五十年错误统治》的书出自无私的政治智慧;德考得写给姐姐的信,及其后来代表着苏拉科式正直的行动,却都受他的情人的幻想所推动。 要论对科斯塔瓜纳历史的实际影响,他们均无法与查尔斯•高尔德的记录相比;高尔德的记录是在桑•托梅银矿影响无与伦比的历史中写就的,银矿的经济和道德权威以日益增长的威力凌驾于整个国家之上。霍尔罗伊德,他自认为留下了一份基督教利他主义的记录;约翰勋爵,这位英国铁路建筑师用遍布全国的钢轨标示了进步和扩张;以及高尔德,他们在苏拉科寡言少语的宠臣——这三人在科斯塔瓜纳主要的通行理念——物质利益——的支持下共同为银矿而奋斗。在他们的代理人的心目中,这些利益催生了一系列毫无人性的目的,以至于精神生命都僵化成了一堆围绕银矿打转的工作。当然,有关这项工作的记录也就保留在了银矿辉煌的成功史之中。 为这份有害的成功记录,乔治•维奥拉则对“自由”(liberal)政治动人的信念提供了一份悲戚而绝望的反衬。他投身于一桩落伍的理想——说它落伍,是因为科斯塔瓜纳已然如此彻底地被银子利益所主宰——这把他变成了苏拉科的一位遗老,整个城市对他的无趣的沉默和高贵的忍耐抱着暧昧的尊敬。他的一次果断的行为——意外射杀了诺斯托罗莫——是一桩仪式,是被一份关于“荣誉”和加里波第式道德的祖传记录激发的。出于无意,维奥拉损坏了诺斯托罗莫的完美;道格拉斯•休伊特所谓的康拉德“抽垮”(deflating)诺斯托罗莫的过程,到此达到了顶点。 1904年 康拉德完成了《诺斯托罗莫》,许多年以后,他在一篇介绍性的短文中谈到了该书的创作,这篇文章与他的所有其他“介绍”非常相似:亲切迷人,轻描淡写。例如,他说的“(我)所有较长的小说中最绞尽脑汁的一部”一语,只是让我们对他的创作之艰略有感觉而已。然而,随便从创作期间康拉德写给友人的信函里取个样,就能看出“绞尽脑汁”只是他所与之相搏的重重困难的委婉说法。1903年初,小说开工几周后,他给H.G.威尔斯的一封信的结尾这样写道: 我……彻底疯了,愁思牵肠于我的工作。我好像骑车沿着一块14英寸厚的木板过悬崖,一哆嗦就全完了。 5月他写信给爱德华•加内特(Edward Garnett),他的“文学听忏人” ,信中说《诺斯托罗莫》只写了四分之一还不到:“当我想到它肯定会也即将会成为多么臭不可闻的一派胡言,我真的觳觫不安了。老天啊,我疲惫不堪、心力交瘁,以至于都不敢老老实实承认这一点了。” 康拉德对他的朋友A.H.戴弗瑞(A.H.Davray)说了大把的实话,8月22日他去信告知后者,由于思想昏沉、厌钢笔症以及恐墨水瓶症,自己陷入了诸事烦乱的处境。那时小说完成了一半,他已登上了一场无法企盼片刻惬意的苦旅:“孤独正将我控制:它正在把我吞噬。我什么也看不见,什么都读不进去。我好像呆在一个既是坟墓又是地狱的地方,只能写啊,写啊,写啊。” 同日他写信给约翰•高尔斯华绥,说自己是“一个精神和道德的双重放逐者,……永远在泥潭里越陷越深”。 这一年慢慢过去,写作《诺斯托罗莫》日渐变成一桩体力活。他在11月30日去信威尔斯说,这本书好像正在把他完全搞垮: 目前进展很糟糕——绝无半点夸饰。潦潦草草的文字,不但是进度滞后了很多,而 且我心里缺乏“动力”来应对目前的困难。当年在我的航海生活中,困难会激发我迎难而上的勇气:现在的我却觉得一切俱往矣。不管怎样,别以为我已经放弃,只是,我有一种跌倒在一大片深水里的感觉,很难熬,很难熬…… 我这样说,是因为对我而言,写作——唯一可能的写作——无非是把不安的力量变成词句。对你也是一样,我确信这一点,只是在你这里,供给刺激你写作的动力的是训练有素的智能,而在我则是机遇,愚蠢的机遇。然而,事实是当不安耗尽了,词句还是没出来——即使是紧张的意念也帮不上忙。 12月5日,小说写到了第567页,他写信给A.K.瓦利泽夫斯基(A.K.Waliszewski)说,他觉得有必要承认自己变成了“一个英国佬……一个在不止一种意义上的双重人格(homo duplex)”。 康拉德的这封信,是在心知以精力透支和操劳导致的极度抑郁为由向出版商求情全系徒劳,既不可能赢得怜恤,也无法换来截稿期延后的时候写的。他在1902年就同当时的出版商威廉•布莱克伍德(William Blackwood)之间发生过一场严重危机。 现在,在埋头于一项最艰难的写作任务时,康拉德认识到要最迅速地取得外界的好感,就得拿出自己的热情来;他希望矢志不渝的姿态可以帮助他得到自己入籍国的国民的理解。 当然,写作的恐怖仍在继续,但他在公众面前逐步显出了一种极有格调的镇定。他几乎创造了一个温煦的、显在的康拉德,他的另一个他,这个康拉德不知与工作的搏斗是何物,这个康拉德是他的隐蔽的第二自我的表现形式,他对这个自我无法加以控制。 此后的几年中,随着康拉德继续取悦被他成功争取过来的公众,这个隐蔽的人消失了;代之留下的是写下那些介绍性文字的作者,避实就虚而又魅力十足。他这么和蔼可亲,这么权威赫赫,怎能讨论像精神错乱这种糗事呢?那种折磨最好留给一个无知的、隐蔽的过去。这样,作者提交给他的公众的个人记录与它所掩盖的事实之间的差异,就如同米歇尔船长的“历史事件”与真实历史间的差异一般。(当然,米歇尔对究竟发生了什么一无所知;而康拉德显然并非如此。)我觉得,康拉德对瓦利泽夫斯基提到的那个“不止一种意义上的双重人格”指的是在创作《诺斯托罗莫》期间有意创造的双重生活。不过是出于一种赶快忘掉苦海的欲望,他做出一副仿佛一切太平无事的外在姿态,并——由于别无选择——继续其地狱般的工作,直到小说完成。 1904年头上,他又一次写信给威尔斯,这一次向他表明:“没有一个人的立场会荒谬到不足为论的地步。觉醒了的唯我主义和觉醒了的利他主义同样有理——不多一分,也不少一毫。” 这句断语意味着康拉德已到达了一个境界,在其中,两个相反的立场,或者事实,似乎有着同等的正当性。这不就是在说,一边是他与《诺斯托罗莫》进行的真实搏斗,另一边是他的公共形象,两者都正紧迫地诉求于他?两者都向他索要一种最终的确认。两个同等明确的个体在一个单一的存在中厮打纠缠,将他拖到了发疯的边缘:1904年4月5日,他写信给大卫•梅尔卓姆(David Meldrum)说,他“正濒临精神错乱”。 我认为,成功战胜了他曾说的“那骇人的东西”,对他而言是某种奇迹。他遭受了与衰竭症的反复缠斗,他的妻子也时常患病,而且,正如他写给威廉•罗森斯坦(William Rosenstein)的信里显示的,他几乎一直在财政上捉襟见肘。在6月27日给罗森斯坦的信中,他说: 我什么也不敢做。我的心与肺都很虚弱。要说肺的话,寒气还会使它雪上加霜。甚至现在,一片云掠过了太阳都会让我一哆嗦。我很累,很累,仿佛已经活了一百年。回到你正在为保住一艘朽败的老破船而施行的那场海上援救吧——我觉得……(这里略掉了一些详细建议以及金钱要求,罗森斯坦正在筹这些钱来给康拉德用。)太迟了——明天是又一个恐怖日。G.格拉汉姆周日在这里,我们谈了很多关于你的事情。他状态很好,也很友善,但是他的来访没有让我如预期中的振作起来。直到我获得再生,直到《诺斯托罗莫》完成之前,我都不是我,也不复再是我自己了。 折磨没过多久就中止了:《诺斯托罗莫》于1904年8月30日杀青。八年之后他写信给安德烈•纪德,谈到小说时的口吻半是怀疑,半是陌生,因为在1912年,《诺斯托罗莫》的写作已成一份令他不堪细细回首的创伤经验:“你知道,它是一个黑色的烤箱。我,我对这个庞大的机器怀有一股柔情。但是它不转了;这是真的。有什么东西阻止阻碍它运转。我不知道是什么。总之一句话,就算拿出我身上所有的柔情,我也无法开卷去读它。” 纪德是康拉德的密友之一,因此这封信里看不见康拉德在介绍性短章里的那些非个人的怪异表述。不过,康拉德的精神在写小说的亲身经历与若干年后忆旧的方式之间出现了分裂,这一点是非常明显的。也许他后来忆旧的方式只是为了便利地述说一桩破事罢了;说到底,假如一个人脑子里只有那些具体的细节——芜杂一片、想起来就不快的细节——谁乐意去碰它们呢? 在《诺斯托罗莫》里的人物和康拉德本人之间做个类比是件有意思的事。在两种情况下,个体都干下了或见证了有问题的、混乱的行为,从这种行为中提炼出了一份关于描写性的记录,这记录又被权威化以满足公众的想象。这种有问题的混乱行为如此动荡不稳,它繁密的细节这般引人入胜,以至于在它发生的时候,个体完全沉浸其中。当事后想起这行为时,它已成了“历史”,至少在小说里通常是一份相对瘠薄的记录——它的作者是有名之人,他的工作表现为对往事的简要概括。《诺斯托罗莫》里的人物在重组往事的过程中,也受到自己的理想主义的影响,这种理想主义就其力度而言近乎虚妄。诺斯托罗莫心怀的关于一个勇者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理想,迫使他瞒下了自己不光彩的盗窃行径;他在熟人中谎称银子沉入了普拉西多湾海底,让他们继续相信他的行为“记录”无可指摘。毋庸置疑,他对银子的兴趣次于对名誉的器重。但是,小说的任务是表现事实过程、它的个人记录以及个体本人如何通过在事实过程和记录之间沉思默想而成为一名作者的行为。所有这三项内容组合在一起,织就了《诺斯托罗莫》质地绵密的结构。 如此雄心勃勃的一项表述计划,在我看来,缘起于康拉德把他的生命看作在两种互相对立的存在模式之间进行艰难妥协的习惯。这是一个复杂的习惯,它反映了康拉德对自己强烈的不确定感,也反映了他平生遇事时常常感到的左右为难、无可措手的紧张。第一种模式是把现实作为一个打开的过程,一个“正在进行的行为”(action-being-made)来经验,把它视作永远在“成为”(becoming)的过程之中,体验这一切就相当于把自己内置于现实之中。第二种模式是把现实当作一个确定的、“在彼”的、可定义的量来理解,体验它就意味着要回溯性地看待现实,因为只有通过回顾已发生的事情,人才能支配“正在进行的行为”那无休止的运动。换句话说,第一种模式属于表演者,第二种则属于作者。不过,因为支配不可避免地意味着控制,回视行为会改写甚至否定一个特定行为精深复杂的变迁发展过程。在《诺斯托罗莫》中,两种模式理所当然地是沉入行为之中和对那个行为进行回顾概括(记录)之间的冲突;而作为读者,我们可以指出这种冲突在行为和记录之间每每引起的惊人的分歧。 我们也可以问:记录和行为的相互吻合是否可期。对大多数人而言,在一些情况下这种吻合大约是可能的,然而《诺斯托罗莫》的故事里从未对此有过片刻的准允——我们很快将会看到惟有艾米丽亚•高尔德是个例外,而在其他情况下,回顾往事的人物把现实扭曲到了无法辨认的地步。这是这部小说的特殊性之一——每个人物都被描写成一个一份与若干其他记录相左的记录的创作者。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几乎每个人物似乎都对科斯塔瓜纳的政局怪异地近视。没人想看到正在发生的全部事实。相反,每个人看到的都是他自以为已发生的。科斯塔瓜纳的这种近视症的后果,给《诺斯托罗莫》一书提供了核心主题之一。 只有高尔德夫人,小说中唯一拥有真正准确的视野的人,完成了行为和记录之间的协调。她既有在行为发生时的理解能力,又深知男人在庆贺往日壮举并作新的行动谋划时,给他们自己制造的心理诡计。归根结蒂,正是因为一份个人的回顾记录的不准确导致了不准确的、误导性的自我估计,查尔斯•高尔德才成了小说中的一个可怜虫。在对一段人生悲剧性的失当处置中接受终生的教训,贯穿于艾米丽亚与查尔斯的婚姻始末。她目睹查尔斯被他在银矿中所发现的引人入胜的冒险渐渐拖离自己的身边。他的冒险越是成功,物质利益就越是追缠着他。因为他的成功是以物质利益规模的扩大来衡量的:他首先是查尔斯•高尔德,其次,他成了苏拉科之王(el rey de Sulaco)。但在崇拜国王的同时,艾米丽亚还知道有另一个查尔斯,一个穷奴隶,把自己牺牲给了一个幻象:银子,他的银子是有人性的。他越是露出国王相,就越难以知道真正的奴隶意味着什么。 艾米丽亚既有精准的目力,同时又能宽仁地接受人的本相,这种能力在小说中是如此独树一帜,令每个男人都为她痴迷。莫尼汉姆医生把她视为位于“高尔德之家”的小圈子中心的仙女,圈子里人人都为她神魂颠倒。德考得不由自主地被她静谧的宅子所吸引,赞美她,尽管他爱着安东尼娅•阿维拉诺斯。诺斯托罗莫——或许是因为他敢冒最大的风险——所能做的,惟有献上最高的恭维,也就是向她吐露他肮脏的秘密。在小说临近结尾的那个精描细写的静默时刻,真实的诺斯托罗莫,和令众人深信的那个诺斯托罗莫——被认可的版本(authorized version)——之间痛苦的举棋不定,展示在了高尔德夫人的面前。他施加于苏拉科的符咒破除了,他作为贼的真面目大白于天下。由于苏拉科共和国的独立要归功于他单人独马翻越群山援助保皇党人的壮举(“他把我们所有人的性命握于双手”, 319页),因此,就连这个国家也露出了建立在虚伪名誉之上的原形。部分场景如下: “诺斯托罗莫!”高尔德太太俯到他头边,耳语,“我也打心底里恨那银子。” “太好了!——你们当中有个人恨你们如此娴熟地从穷人手上夺取的财富。世界是由穷人支撑的,正如老乔治所说。你一直对穷人好。但在财富中有种邪恶的东西。夫人,要我告诉你财宝在哪儿吗?对你一个人……光辉灿烂的!不可腐蚀的!” 他语气中徘徊的痛苦,不自觉的勉强,对这富有同情本能的女子来说是很明显的。她将目光避开这垂危人可怜的臣服,满心恐惧,不想再听他说关于银子的事。 “不要,工长,”她说,“现在没人想念它了。让它永远地消失吧。”(624-625页) 再想起康拉德创作生活中的挣扎,我们会感到这场景里彻骨的辛酸越发强烈。不难想象,他多么希望从他被迫摆出的姿态里求得些微的解脱。然而,他一定知道他整个的创作存在能维持多久,仅仅取决于他能将一张写历险传奇的快乐的作家的假面具戴多久。他永远无法向任何人坦白自己,但是,作为替代,他可以在自己的几乎每一篇小说里做坦白。他笔下的所有英雄都藏匿着某个耻辱的秘密,而几乎每个人都梦想着能在最爱的人面前袒露内心的一天。不过,康拉德严厉的人生观使得高尔德夫人即便能够表达理解和信任,也不将两者之一赐予小说中的其他任何人。忙碌的苏拉科变得如此繁荣,永不再受制于卑污的过去。它高踞于自己纷繁错乱的历史之上,自安于它那份从一文不名到富得流油的清白记录之中。只有高尔德夫人知道苏拉科的真相,但是她从未能让她的所知变得有用。她的理解和领悟达到巅峰之日,也是其最实际的影响陷在最低谷之时。然而,她知道一个人的正直和勇气有可能支撑一个国家的生命。因此,既然诺斯托罗莫曾经以一骑之力(即使他在那时已经辱没了自己)挽救了苏拉科,现在她也通过保守一个必然会辱没国家的秘密,保全了苏拉科的记录。这里,拒绝成为一名作者(author)是一项值得称道的品质。当然,悲剧的事实在于,她的勇气之举以现代政治的标准来衡量是无价值的:守住一个事涉整个国家的道德上有害的秘密,何用之有?她把苏拉科从哪一种切迫真实的威胁中挽救了出来?这一时刻的重要性不仅完全不取决于我们对高尔德夫人的崇敬,也不取决于康拉德对她精确的、愤世嫉俗的描述:病弱的、政治上毫无威力的女人,无儿无女,一个没有后代的母亲,几乎就是一个没有做过善事的善良的仙女。我们可以想象她为了唤醒苏拉科的良知而正式披露自己的秘密——然后被堂茹斯特这位风度翩翩的国会议员从外交上封口。 全文见《开端》:http://book.douban.com/subject/2587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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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更新 2014-12-04 15:3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