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太平广记》自宋初李昉等人编定之后，藏于内府，虽有雕板，但并没有大量地印刷，因此少有人见，直到明朝中期，它的钞本才被重新发现，有书商将其印刷出来，但其篇帙浩繁，加之当时印书的成本高昂，一册书动辄数两白银，因此即便在明朝中期，能看到《太平广记》的人也并不多，但即便如此，《太平广记》对明朝小说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入清之后，文字狱大行，写小说的人少了，直到清朝中晚期，小说才又盛行起来，但当时西风渐盛，而国势又颇颓唐，文人的注意力早已不放在神鬼情爱修道成佛之上，写小说者如果不以救亡为宗旨，至少也要讽刺时事以求有补于世人，因此清朝晚期是谴责小说盛行，《太平广记》自然少有人提，进入民国之后，西风益盛，小说界的标准完全是西式的，大小说家如鲁迅者，也要学果戈里写《狂人日记》，像《太平广记》这样的完全中国趣味的文言短篇自然是不屑一顾了，如果不是研究中国小说史的人，大约不会去翻阅它，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小说的唯一标杆，如《太平广记》这样的小说，根本是历史的糟粕，最好还是不要被印行出来，以免毒害世人。 　　我是在广西一所中学的图书馆里第一次看到《太平广记》的，那个版本现在世面上已经极少见，是中华书局八十年代出版的土黄色封皮的版本，一套十册，大约是从入库以来就没有人动过，我把第一册借到手上的时候，那本书还有一种奇怪的陈旧而又崭新的感觉。 　　《太平广记》编书的体例与我们现在编书的体例完全不同，我们现在假如要编一本小说集，总不免要在某一范围内尽力地挑出至少也是自以为精彩的小说出来，而李昉编《太平广记》，却是以题材为分类，每一题材下的小说都尽力地收刮，不论其好坏，甚至文字情节雷同的也一并收入，然后将这些小说按时间来排列，先完成的小说在前，后完成的小说在后，这样编书的坏处自然很明显，读者在阅读的时候，难免要看到不少索然无味的坏小说，甚至要看到不少相互近似的小说反复地出现，但是对于一个研究小说的人来说，特别是对于一个在西方标准或者不如说是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标准下教育成长起来的人来说，这样的接近客观的角度却是非常新颖的，——这种以题材为分类，按时间顺序来排列小说的方式，可以让你清楚地看到某一类小说从出生到死亡的全过程。正是通过《太平广记》，我才知道小说本身是有生命的，而我们这些写小说的人所要做的，是把自己的生命与小说的生命完全地融合到一起，去细细地体味小说拔节生长的过程，帮它拔去周围的杂草，删去多余的枝叶，令它更快地更健康地成长。 　　然而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这一层的含义我是在很多年之后才慢慢地体会到的。 　　《太平广记》所收的小说限于文言，时间下限是五代十国，上限则及于上古神话，这些小说里面，自然有很多是来自民间的，但是因为其以文言为表达方式，因此已经决定了这些小说的作者必定是文人，而且大部分是处于中下层的小文人，因为大文人是不大屑于写小说的，因此实际上这些小说的生命与那些中下层文人的生命是融合在一起的，而这些小说的变化往往也就与文人的变化相对应，文人在社会中的任何一丝变动，都会曲折地反映到他们所创作的小说中来，而这些就是我得以写出《鲲与虫》的原因。 　　“鲲”这种动物，自然是来自庄子的那篇《逍遥游》：“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我用它来象征中国文人独立自由之精神；而“虫”则是来自《志怪录》：“扬州苏隐夜卧，闻被下有人念《阿房宫赋》，掀被视之，无他物，唯有虱十余。”我用它来象征中国文人怯懦卑琐之特性。在最初的设想中，我以为战国的文人是最具“鲲”之精神的，而清代的文人则最具“虫”的特性，然而随着阅读的深入，我发现实际上每一个时代的文人都同时兼有“鲲”与“虫”两种动物之特征，虽然每一时代之文人都自有其它时代的文人所没有的特性，但每一个时代也都与其它时代一样，既有卑贱猥琐者，也有为了真理而不惜献出生命的勇者。 　　其实关于中国文人之变迁，就我所读过的，钱穆先生已有论及，余英时先生的论述更是精辟，秦晖先生和许纪霖先生的论述也是别开生面，我在这里所提出的观点基本上都来自四位先生，自己并没有什么创见。这本书原本也没有想到要涉及如此宏大之问题，但一旦开始，很多事情就不是我所能控制，虽然自知学识浅陋，也只好勉为其难。书成之后，自然难免贻笑方家，但幸好我脸皮较厚，大概还承受得住，若竟能抛砖引玉，那于我也算是一件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