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的原罪是漫无目的的流徙

我曾在一个大学图书馆里打过一段短期工。某日碰上一位在书库里漫无目标地晃荡的老兄，看来与一般认真查访书目者非常不同。为了吓阻雅贼或是自我安慰，我硬着头皮问他：“请问有什么事吗？”他瞄也不瞄我一眼地说：“什么事也没有，找找资料。”当天稍晚我和同事们清点那一区的藏书，发现短少了八十二本。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那看来根本无所事事的家伙所说的话：“什么事也没有，找找资料。” 找资料这件事是可以没有目的而为之的吗？这是我从偷书贼身上学到的第一个教训。我当时以为自己是图书馆的捍卫者，我捍卫的是知识；然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发觉我错了。我当时所捍卫的只不过是图书馆的合法财产而已。但是有一个疑问似乎没变过──至少我从未将之拿到阳光底下重新检验过── 找资料这件事是可以没有目的而为之的吗？ 我总相信没有目的的阅读是最幸福的事，但是身为一个专业写作者兼电台谈话节目的主持人，我极少有机会消受这种幸福。我必须承认：近年来我的阅读都与写书以及媒体工作有关，阅读变成一种扎扎实实的、为了某一特定目的而操作的资料搜寻。我的读者（有一些人后来变成了我的听众）和听众（他们之中则极少会变成我的读者）一定还以为我是个很能读书的人──起码我的公共形象总是同书本融通一气，我也从来没想到过这有什么不妥。这多半是因为我忙得没有时间去分辨自己读书的目的性究竟如何──简单地说，我并不以为每天当我捧着书本认真读着的时候并不是在读书，而只是在“消化资料”。 我从我任职节目主持的电台网站上认识的王克纯教授在暑假接近尾声的时候忽然很不寻常地打了一个电话给我，问我有没有时间和他一起解决一个“找资料的问题”。 我想我当时是愣了一下，迟疑着不知道该如何回应──毕竟到了我们这把已经懒于应酬的年纪，还能成为网友，所凭借的往往不是社交问讯；彼此之间若有交流，多半也只是知识的分享而已。我在同王教授结识的最初两年里，连他是男是女、姓字名谁都不清楚，只知道他在网站上登录的代号是“忘忧”，经常引用历史材料来解释或演绎时局，偶尔也会上点火气，与一些政治信仰颇有差异的陌生代号拌两句嘴。不过，大体说来，“忘忧”是个斯文、拘谨、不随便发表议论，似乎总有耐心等到他熟悉的话题，以最简练而准确的字句直指议论焦点的人。一旦他针对某事某题贴文发言，几乎就形成结论了；这结论偶尔来得很快、很精到，多用家常语而不失深度，足以让网上那些喜欢哗众取宠、立异鸣高且非死缠烂打不能过瘾的人为之神丧气沮。差不多就有整整两年的时光，“忘忧”一直是那个看似以电台节目为核心的网路论坛上真正的意见领袖──我相信一定有许许多多的网友每天到这个网站来浏览一眼时总会迸出一个念头：“不知道‘忘忧’今天也来了吗？”要不，在发表着什么意见的时候总不由自主地想起：“‘忘忧’会读到我的这一篇贴文吗？” 一 直到某日，我在电台提供的电子邮箱里收到一封没有署名的短信，内容只有两行：“我是‘忘忧’，联络电话XXXXXXXXXX。”我立时回了电话。就这样，我认识了王克纯教授。我们之间的联络仅止于偶尔通通电话，从第一次通话起，每一回交谈──无论是他来电或者我回电──总是这样的开场：“大春兄，你今天在节目上说的某某事其实并不是那样的……”我和王克纯教授从未谋面；在网路上，我还是称呼他“忘忧”，也尽量不在论坛的公开发言中触及私下电话里曾经交换过的话题，以免予人以私结群党的误会。总之，我愿意用一句话描述这么一个可以说没有交情的朋友：他是一位随时令我感到敬畏而期待的校对者。 我从来未曾料到：这位随时令我感到敬畏而期待的校对者居然会有不纠正我的时候。这是先前说起我在暑假即将结束时接到那个电话之际竟然会迟疑了一下的原因。但是他紧接着说下去的一段话却立刻打动了我：“一般找资料总有个目的，我不知道大春兄有没有这种经验：完全不带任何目的而去找资料。有过这种经验吗？” 我登时会意──他这番话一定同我当天在节目中介绍侦探小说作家范达因（S.S.Van Dine）的一段内容有关。范达因在他那本极有名的《格林家杀人事件》（The Greene Murder Case,1928）中曾经这样写道：“当一个案子没有了线索时──没有出发点，没有暴露内情的迹象──我们就有理由把每个东西都当作线索──或者更实际一点说，当作是破案拼图中的一片。”这是一段让我非常着迷的陈述，似乎也有意无意地借之而道出了推理小说的书写奥秘。试想：一个作家在动笔写作一篇侦探小说之初，并没有一个案子的线索，甚至可能连个案子也没有；从创作的常情去看，这种状况是可能发生的。范达因的说法正是在隐喻作家直接进入其描述的世界，让这些纯属表象客观描述的细节自行暴露、萌发其构成线索的意义，甚至绽显案情。我自然在提到范达因的作品时熟极而流地把他这段话背诵出来。我猜想王克纯教授是因此而想到了“不带任何目的找资料”的事；于是我小心翼翼地问道：“你今天听了节目了？” “当然，”他说，“而且听你在节目里说得那么带劲儿，我想你一定可以跟我一起解决这个找资料的问题。” 他真正的意思是要我陪他“下一盘找资料的棋”，一个纯粹的游戏。“下一盘找资料的棋”是他用来形容这个“纯粹的游戏”的用语。下棋的譬喻很实在。毕竟在开局之前，对阵的双方没有人会知道终局胜负如何；同样的道理，在对手落子之前，也没有人会知道自己的下一步棋将如何因应、如何进退。即使是再周全的布局、再精密的方略，往往也会因为对手的一步之差而牵动、而失算、而离谱。 王克纯教授邀我下的这盘棋也不例外。赛局的进行方式是先设定一个学术领域，由一方提供该领域之内的一则资料，对方必须就这一则资料内容所及的范围提供另一则相应的资料，两则资料必须有相互可以融通的关键词，关键词为何？由接手的一方决定，但是互相衔接对应的两则资料却有三不可的限制：不可以使用同一个关键词，也不可以引自同一个人的著述，也不可以出自同一本书。如此一来一往算一回合，每一回合的准备时间以四十八小时为限。换言之：对弈者各自找寻资料的时间是一昼夜，逾时未复讯即以弃子论，胜负就算是分晓了。此外，倘或有一方能在十二小时以内复讯，还可以附带出一个考题，对方仍然必须在紧接下来的二十四小时之内复讯，并答出那个附带的考题。答不出附带的考题者虽然不算落败，但是要另外记一个失点，双方可以自行议订失点如何计算在赛局的权值之中。我们草草商量了一下，决定一个失点换算一瓶啤酒。至于对弈的“棋盘”就是电台现成的留言网站，而赛局唯一的限制也和网站有关──不可以利用任何网路搜寻引擎下载资料。当然，没有谁能监督对方不去使用网路搜寻引擎，一切但凭个人良知自律。 我们的第一个赛局是由我指定的领域：“文史资料里的植物”。第一手棋由王克纯教授下出，以下就是我们对弈的记录。 二 王克纯教授的第一则贴文是这样的。清人竹柏山房《闲居杂录》载：“凡种诸果于三月上旬，取直好枝如拇指大，长五尺，插大芋或大萝卜、芜菁中，种之皆活，三年后成树，全胜种核。”在引文之后，王克纯教授附笔写道：“正以桃一枝做实验中。半年来犹有青枝，可喜。” 轮到我接手，发现对手的确是个体贴的人。在他贴出的文字里不只有大芋、大萝卜、芜菁（即俗称的大头菜）等植物，就连引文作者的署名中也有“竹”、“柏”字样，我出手的范围就很宽了。然而，自凡是博弈之类的事，我向好与人争强斗胜，绝对不讲究谦让饶人的美德。读到对手的贴文之后立刻想起：如果我以“芜菁”为关键词，则可用的材料至少有韩愈的《感春诗》之二：“黄黄芜菁花，桃李事已退”，或者是曹寅《戏题西轩草木》诗：“夹路芜菁败素鲜，蔷薇削弱不成妍”，但是如此一来，反而给了对方“桃”、“李”、“蔷薇”三个现成的关键词。从相反的角度思考，我当然也可以引用《金匮要略》里《果实菜谷禁忌并治》的那短短的一则：“芜菁根多，食之令人气胀”，应该是够枯涩单薄了，对手根本找不着一个明显好用的关键词相衔接。然而，一出手就太不给人留余地又实在过于狠刻，我犹豫了大半天，才决定用“芋”做关键词。 这得说一说几年前我自己的一部创作──《城邦暴力团》。忆昔写到第三十九章，曾经提及二十六岁那年我通过硕士论文口试的一段真实的往事。当时考我的两位教授存心放水，总于答问间随口敷衍、乱以他语。其中一位便引述《广志》所载蜀汉之地推广植芋，以大小分等，共十四等，最大的称为“君子芋”，每一颗都有一斗左右的大小。想到了这一节，我主意已定，遂在十二小时之内，下出了反攻的第一手，我是这样写的： “《齐民要术•种芋》引《广志》曰：‘蜀汉既繁芋，民以为资，凡十有四等。有君子芋，大如斗。’我既已提前响应，依约顺便考阁下一个相关的问题：请问‘大芋’可有别称？” 由于对弈的规矩有“相衔接的两则资料不可使用同一关键词”，而我的贴文中除了“芋”别无其他植物，看来王克纯教授得伤点儿脑筋了。 未料两个小时之内，复讯贴出，我可敬的对手是这样写的： “《诗•召南•草虫》第三章：‘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见君子，我心伤悲。’这是我所提供的答复。至于你附带的考题，我的答案是：芋大不到哪儿去，《广志》所言应是‘芋艿’，古名‘蹲鸱’者也。然‘芋艿’恐亦非正呼。窃意以俞曲园所言者是，不知阁下以为然否？” 这个简短的复讯使我震惊着了。第一，我固然知道曲园老人俞樾的一些事迹，也从头至尾读过他的《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至于文史学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春在堂随笔》，多少算是涉猎了些，即便是他亲自改编的《七侠五义》，更是我打从年少时节就沉迷耽溺的读物；可是我却偏偏没听说过他老人家对什么大个儿芋头发表过何等的高见。第二，从我的对手所引述的一小节诗篇，我隐隐然感觉到：“未见君子”四字，仿佛是窥看出我一意求胜而步步刁难的小人用心；那么，这四句所谓的“资料”便不只是“资料”了，它根本就是对我这个人的一个整体的讽谑了。 无论如何，人家毕竟是以“君子”为关键词答上来了。还给我留下了不少生路。起码，“草虫”的“草”字极为宽泛，随便怎么转，都足以吻合“文史资料里的植物”这个题目。此外，我也可以将“薇”字当关键词，以之发挥，能够援引的资料可谓汗牛充栋了。但是，对手既然也是在十二小时之内贴文作复，当然也有提问的权利，那么“窃意以俞曲园所言者是，不知阁下以为然否？”这一段话，分明是他针对我原先那个问题“‘大芋’可有别称？”所做的答复；同时也是他考较于我的一个问题，我又怎么能视而不见呢？ 回到“大芋”的别称，我的确是想用“蹲鸱”这个词儿考考我的对手。此词原先出自《史记•货殖列传》，所指的就是大芋头，因为形状好似蹲伏的猫头鹰，因而得名。我之所以知道这么一点儿，也非博览强记所致，乃是自幼看家父与人宴饮时猜拳行令，每次出到一只大拇哥的时候，偏不像旁人那样翘直了拇指，喊“一定高升”、“单超一只”，而是攒起拳头，以拇指贴覆于食指的第二关节之上，像女人撒起娇来做握拳打人状的模样，喊：“蹲吃一鸟。”根据家父的解释，一只勉强露出半个指节的大拇哥与寻常称道人了不起的那个“竖大拇哥”的手势是迥然不同的。划酒拳里单出一只大拇哥叫“蹲吃一鸟”，因为那姿势像只蹲着吃东西的鸟。家父的话不免有想当然尔的成分。但是等我念了中文系，读到《史记•货殖列传》，才回想起来“蹲吃”恰是“蹲鸱”，是用来形容大芋头的模样的。好像书法界也有用这个词来状述侧笔（也就是“点”）的形象的；这，就说远了。 总之，关于“蹲鸱”，我所知道的也仅止于此而已。我的对手的语气却像个老农老圃者流，这老农老圃者流还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反将了我一军。现在，我只有两个选择：其一，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将《春在堂全集》迅速浏览一过，找出这位死了都一百年的老人家是怎么说“大芋头”的。其二，任令时间在我日常生活之中其他“更重要的方面”展现实实在在的力量──这就须要说服自己：“人生在世，总还有比这个问题更值得劳心费力的事罢？”──更具体一点地说：就是服输了啦！ 第二步棋上就认输，是简直不可思议的事。但是别说《春在堂全集》不在我手边，如今就算放在眼前，我又能到哪里去挖出俞樾在何时何地种下的一枚大芋头呢？不骗人！急到这步田地，我差一点点就上网去google了一把。 万般无奈之下，我忽然想起了多年前曾经教过我的几位老师。中国人讲究师生传习的这一套不是没有道理──你哪一天混不下去就知道，有个可以打商量的老师多么难能而可贵。我打了不下几十通电话，给每一位我识与不识的大学文史系教授（有的还是媒体圈友人推荐成“口舌便给，是某某电视频道叩应节目常客”的意见领袖级人物）；结果没有一个人知道，也没有一个人认为应该有任何人需要知道“俞樾对大芋头有过什么样的看法”。这是一个比世界上最不重要的问题还不重要的问题。 大约就从这个停滞的时刻起，仿佛有一种令人身不由己的力量在迫使着我去想象这位对手的样貌。这是几年上网与人聊天打屁以来的头一次，我不期而然地感觉到：这个陌生人似乎不只是闲极无聊找人下一盘棋而已；他有一种奇特的吸引力，让人不得不想从那简略的文字里去设想更多更深的用意，甚至不惜过度解释。比方说：他为什么要告诉我他已经在一棵大萝卜上嫁接了一根桃枝呢？我是不是已然先入为主地将先前“忘忧”在网站论坛上犀利而节制的发言视为网路社会难能而可贵的质量，而对王克纯教授本人有着过多的期待了呢？ 本文节选自 张大春短篇小说经典之二《公寓导游》（出版时间：2011.5）序言《书写的原罪是漫无目的的流徙》。 《公寓导游》与《四喜忧国》为张大春短篇小说集，收录了张大春最具代表性的短篇创作。这些小说多发表于八〇年代，震撼了当时的台湾文坛，是张大春最初的小说经典。简体字版重新编目，包括了获联合报第九届小说奖的《墙》、读后余味无穷的乡野童趣小说《蛤蟆王》、令人不禁玩起解读游戏的《公寓导游》、获科幻小说首奖的《伤逝者》等十六个短篇，另附有新版代序《书写的原罪是漫无目的的流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