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与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制度得失》可以比照的看,其内容也大致相同,即试图从宏观历史事件中,探讨和寻找中国历史的发展主线,然钱穆先生的书更偏向于政治组织结构的分析及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而黄仁宇的书则带有很深的经济理论烙印,从经济基础的讨论出发,进而分析政治、军事、法律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各方对经济的反作用力,从而把握中国历史的发展之脉。我国自上古为始,至满清灭亡,大体可归结为小农经济的社会,单一的家庭农业生产是帝国经济的基础和命脉,而发生于帝国的种种大事,社会生活之各个方面,乃至宗教及艺术文化变迁,无不受此经济基础的推动和制约。
夏存在与否,在成书之际,尚存争论,故隐去不谈。商带有典型的农业社会的烙印。主要证据在于,一是具有较高的青铜制造工艺。商在青铜艺术方面比周的成就要高。商代青铜器的特点是豪放、精美和夸张,必然是出自青铜艺术家的产物,不排除商代的贵族有从事青铜创作的爱好;而周的青铜繁琐而过分强调框架和线条。青铜在商可为艺术,在周则只能做器皿;二是商人好酒,好酒必须有大量的粮食作为基础,可见商的农业生产已经非常的可观,每年节约下的粮食足以支撑庞大的饮酒开销。与商的农业烙印相比,周则具有显著的游牧色彩。周军主力是马拉战车,故而在机动性上,远较殷商的步兵方阵优越。周对商的取代,更多的可能是一场西北游牧民族的大入侵。不过,幸运的是,周已经具有半农耕的性质,而且其文明程度较高。在政治组织结构上,周又远较商要先进,更为可贵的在于,周为后世百代留下了一个政治制度的泛型,即宗法和礼法,以后的历代无不在于对此二者的完善和改进。
秦是一个高度军事化的国家,整个国家是在军国体制下变得刚性十足,但统一后不能及时做出调整,便如开车不知道拐弯一样,滑倒了历史的山崖下。对于汉代的制度,钱穆和黄仁宇的观点相左。钱氏及其推崇汉代的郡县制及中央地方的平衡关系,而黄仁宇指出此等关系正是汉代大乱的根源。从根本上讲,汉代制度无力阻止土地兼并,无力压制地方豪强势力的出现。王莽改制,目的上讲没错,但是,方法和方式则严重地照搬照套,完全不顾及客观的实际情况,故而不免身死国亡。汉制看似最终亡于军阀和豪强之手,实则亡于中央经济的破产。当时政府之收入,主要源自农户的租税。中央无力阻止土地兼并,导致国家的税收逐渐减少,而政府和宫廷日益臃肿,耗费日甚一日。假以时日,一遇到大的危机,政府便无力应付,只能走向毁灭。以后历代,无论割据势力,还是大一统之王朝,都无力根本解决该问题。宋的制度,是一种大胆的尝试,带有国家资本主义的色彩,但由于各种制度上、法律上和思想上的不完善,故而最终归结为失败。尤其可惜的是,南宋最后依托江淮组织防线,防范蛮族的入侵,但是,科技的一时落后,导致襄阳被一点突破,进而是全线的瓦解。
还有一点,其说法值得关注,那就是北魏的拓拔鲜卑改制。其改革的原动力,竟然是由于经济压力。南北朝十六国中,第一长命的王朝便是北魏。其他的蛮族国家,都是昙花一现。野蛮和暴力,并不足以支撑一个帝国长治久安。帝国需要稳定的经济基础,而在农耕地区,建立这样的帝国,就不得不与当地的原住民合作。全面汉化的过程,对于拓拔鲜卑而言,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恍如一个没上过学的人开始做一张难度很大的高考试卷,唯一能考试过关的方法就是照抄一份现成的。
《中国大历史》——黄仁宇的经济史观
2011-04-17 13:43:11
来自: cleansource(专注)
上个月刚看完了黄仁宇的《大历史不会萎缩》,应该再看看钱穆的那本了~~~
黄仁宇不错,值得读读。
哦,如此解释也对头哈
> 我来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