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书评增刊批评的美学
凌越/文
20世纪以来，英美文学批评的一些大家——诸如瑞恰慈、利维斯、兰塞姆、燕卜逊、特里林、哈罗德·布鲁姆等——主要在高校任教，他们也就方便地被称为学院派批评家。另一方面，英美繁荣的报刊媒体催生了一批主要给媒体撰稿的批评家，比如门肯、埃德蒙·威尔逊、伍尔夫、奥登、桑塔格等，他们主要给诸如《新共和》、《大西洋月刊》、《党派评论》、《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纽约书评》、《纽约客》等著名杂志撰稿。两派批评家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阅读受众，都潜移默化并深刻地影响到他们各自的批评文本。
报刊批评对文学浪潮（或者说是图书市场）的变化更为敏感，报刊对于“新闻”的强调，也使报刊批评家将关注的眼光更多投入到当代作家的新书上，并在较短时间里对这些新作做出反应。一般而言，较短的时间不利于写出有深度的批评，但是英美著名报刊较大的篇幅、较高的稿酬以及巨大的影响力，吸引了上述一批杰出的批评家。他们对学院派批评家身上挥之不去的学究气不以为然，他们对建构自身的批评体系并不在意，而是更充分地关注文本本身。如果说学院派批评为了凸显自身对作品形成了一种碾压之势的话，报刊批评则更多的是一种倾听和理解。这些报刊批评家乐于为有一定文学修养的读者指出一部作品的优异或者失败之处，也许他们中某些人的文风是咄咄逼人的，但从根本上讲，他们没有试图将自身凌驾于作品之上，他们提供的是某种优雅的“评鉴”。这个词看起来比较谦卑，但批评的本质不正在于比较优劣、并提出有说服力的理由吗？因此，英美报刊批评较低的批评姿态并没有将他们和简陋划等号，反而在几位杰出的报刊批评家的作品中，他们把报刊批评的各种优点发挥到极致，不仅在公众影响力方面力压学院派批评家，而且在批评文本上也更加优雅和更富魅力。
当然，能做到这几点的报刊批评家总是极少数，如果说学院批评家由于人数众多而显得面目模糊的话，杰出的报刊批评家则很像单枪匹马的斗士，形象突出却非常人可以胜任。因此，英美报刊批评看起来像是一种岌岌可危的传统，时刻面临着后继乏人的危险，直到下一位耀眼的名字出现，人们才长长松一口气。
如今，这位令人重新对英美报刊批评刮目相看的批评家叫詹姆斯·伍德。
《私货》收录20多篇文章，第一篇《私货：向基斯·穆恩致敬》是纪念“谁人”（The Who）乐队鼓手基斯·穆恩的文章，其中提到穆恩作为鼓手的第三条原则“是将尽可能多的私货塞进每个小节，这给他的表演带来了非凡的多样性。他似乎会同时对所有东西生出触及的渴望”。当伍德写这段话时，一定想到了自己的书评写作。是啊，批评家不也正是借助于批评对象抒发自己对文学、对人生（那些私货）的看法吗？大概正因为这个原因，伍德将此篇作为《私货》的开场白，并将篇名作为书籍的名字。
最末一篇《给岳父的图书馆打包》，则是本书两篇记叙文中的另一篇，是写伍德岳父去世之后，他和妻子处理岳父四千册藏书的经过，和许多批评家的回忆文章一样，此文也充满了“思考”。伍德是一位在西方声誉日隆的职业书评人，他自然也是终日和书打交道的读书人，这些思考也就多少带上了伍德自己的夫子之道。他这样看图书馆：“它们同收藏家具有同样的个性，同时又是对无个人性的知识的理想表达，因为它是普遍的、抽象的，远远地超越了某一个人的人生。”在文章末尾，伍德换一种方式再次强调了这一点：“这些书在某种程度上使他更渺小，而非更伟大，就好像他们正在窃窃私语：'一个人的一生，充满着忙碌、短暂、毫无意义的项目，是多么渺小啊。'所有的废墟都在这样说话，但我们奇怪地一直假装书不是废墟，也不是破败的石柱。”和岳父只是痴迷于阅读和藏书不同，伍德毕竟还是颇勤奋的书评人，但和巨大的书籍的废墟相比，勤奋写作带来的这几本书籍又有何意义呢？面对岳父藏书所产生的一丝虚无感，将全书献给众多作家的更多致敬和少量鞭挞突然带入一种最终没落的氛围。那么在伍德看来，这篇文章作为一本书评集的结尾，也就顺理成章了。《私货》20多篇书评，涵盖当代西方最有活力的一批小说家——泽巴尔德、石黑一雄、诺曼·拉什、科马克·麦卡锡、亚历山大·黑蒙、奈保尔、玛丽莲·罗宾逊、莉迪亚·戴维斯、麦克尤恩、理查德·耶茨、杰夫·戴尔、保罗·奥斯特、拉斯洛·克劳斯瑙霍尔凯、伊斯梅达·卡达莱、艾伦·霍林赫斯特、本·勒纳等。显然这是一份华丽的名单，仅从这份名单都能感受到詹姆斯·伍德对于西方当代小说积极的探索，而作为中国读者这也是了解西方当代小说的一根有效的指南针——上述绝大多数作家在近年才刚刚有了中译本，中国的读者都还没有对这些生机勃勃的小说做出准确及时的反应，那么在这些小说中译本之后紧随而至的《私货》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也就恰逢其时了。
报刊批评者一般都不在意自身批评体系的建设，甚或他们可能认为那种批评本身是误入歧途，作为英美报刊批评当代有力的新传人，伍德也继承了这一重要观念。整本《私货》读完，尽管比较愉快，但是你很难厘清伍德自己对于小说理解的提纲。伍德在书评中总是熨贴于小说文本，总是一再强调文笔的重要性。在评论诺曼·拉什时，他写道：“拉什让爱好文学的读者如此兴奋——而且至今只用一本小说就让他们感到强烈兴奋——原因之一是他非凡的文笔，这种文笔那么美国，只能美国人才会有，就像贝娄的语言一样，杂糅着文雅鄙俗的各种记号，保存在极度不稳定的复合语法里。”后殖民小说《尼德兰》的作者奥尼尔则因为“写着优雅的长句，正式但并不过分考究，讽刺也是搭载抒情准确的隐喻而来”而受到伍德的赞赏。对于《基列家书》作者玛丽莲·罗宾逊的宗教狂热，伍德坦言并不欣赏，但“我尤其敬佩的，是她行文语言的精确和抒情力量，以及其中裹挟的争斗——和词语的争斗。”在《私货》里罕见的一篇以抨击为主的文章中，小说家保罗·奥斯特不幸成为靶子：“没有任何语义理解上的障碍，没有词汇难度，也没有复杂句法带来的困扰”。还有更尖刻的，伍德批评《隐者》的主要叙述者满嘴陈腐套话“实在令人难以信任，而将这些话安在他身上的作家，似乎也并不想说服读者去相信这些话有什么意义”。
伍德对于修辞的强调，很容易和二十世纪中叶盛极一时的新批评派混为一谈，但两者其实很不一样。新批评派对于文本近乎偏执般的关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19世纪以前的传记式批评的反动，新批评对于过去批评家总是从作家传记资料中寻找理解作品的途径呲之以鼻，因而他们断然与这种业已泛滥的批评方式决裂，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文本本身蕴含着一个完整自足的世界，。因此，新批评对于文本的分析更加充分也更具野心，而后来一些平庸的新批评家则将这一特点扭曲到牵强附会的地步。而像伍德这样的报刊批评家对于文本则从审美的角度持一种评鉴的态度，更重要的是，报刊批评家并不拒绝作家的传记资料，相反，后者亦成为前者批评文章的重要构成部分。
当然，和以前的传记派批评家不同的是，伍德（和其他报刊批评家）并没有打算从这些传记资料中寻找破解其作品的灵丹妙药，而是作为一种有价值的资讯介绍给读者。当然，更重要的是，这些传记资料在优雅文风的作用下形成一种氛围，从侧面帮助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尽管伍德已经不再认同传记资料和作品本身的直接对应关系，但从“文如其人”的角度，一个作家的整体状况到底会和他的作品存在着千丝万缕的曲折联系。从这个角度出发，伍德这样的报刊批评家确实扭转了新批评派滑向极端的势头，而作家和作品隐蔽的内在联系，又是一块报刊批评家得以施展身手的新阵地。
《私货》里有一篇评论埃德蒙·威尔逊的文章引起我格外的兴趣，因为威尔逊恰恰是英美报刊批评传统中最具影响力的一位，我很好奇伍德会怎样评论这位大名鼎鼎的前辈。文章一开始，伍德即高度赞扬《三重思想家》、《创伤与弓》和《去芬兰车站》这三部出版于1938年到1941年的书，但文章对这几部威尔逊重要作品却着墨不多，倒是跳开它们不厌其烦地分析威尔逊最不成功（伍德的判断）的作品《浅析契诃夫》，认为读威尔逊论契诃夫，读者“完全感受不到美之存在，也感受不到这位批评家对此有所虑及”。对于一个著作等身的作家，要从他浩如烟海的作品挑几件劣作实在是太容易了，而一个作家的地位应该是由他最好的作品奠定的。随着文章的推进，尽管其间点缀空洞的赞美，伍德对威尔逊批评的声调却逐渐升高，到文章末尾，伍德甚至断定威尔逊许多已经绝版的作品将可能永不再版。但是伍德显然看走了眼，在伍德完成这篇文章没多久（2007年），威尔逊厚厚的两卷本文集就作为著名的美国文库的一种出版了，而就在近年，威尔逊的几部重要著作——《阿克塞尔的城堡》、《去芬兰车站》、《爱国者之血》——先后出版了中译本，并为他赢得了一批忠实的中国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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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以来，英美文学批评的一些大家——诸如瑞恰慈、利维斯、兰塞姆、燕卜逊、特里林、哈罗德·布鲁姆等——主要在高校任教，他们也就方便地被称为学院派批评家。另一方面，英美繁荣的报刊媒体催生了一批主要给媒体撰稿的批评家，比如门肯、埃德蒙·威尔逊、伍尔夫、奥登、桑塔格等，他们主要给诸如《新共和》、《大西洋月刊》、《党派评论》、《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纽约书评》、《纽约客》等著名杂志撰稿。两派批评家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阅读受众，都潜移默化并深刻地影响到他们各自的批评文本。
报刊批评对文学浪潮（或者说是图书市场）的变化更为敏感，报刊对于“新闻”的强调，也使报刊批评家将关注的眼光更多投入到当代作家的新书上，并在较短时间里对这些新作做出反应。一般而言，较短的时间不利于写出有深度的批评，但是英美著名报刊较大的篇幅、较高的稿酬以及巨大的影响力，吸引了上述一批杰出的批评家。他们对学院派批评家身上挥之不去的学究气不以为然，他们对建构自身的批评体系并不在意，而是更充分地关注文本本身。如果说学院派批评为了凸显自身对作品形成了一种碾压之势的话，报刊批评则更多的是一种倾听和理解。这些报刊批评家乐于为有一定文学修养的读者指出一部作品的优异或者失败之处，也许他们中某些人的文风是咄咄逼人的，但从根本上讲，他们没有试图将自身凌驾于作品之上，他们提供的是某种优雅的“评鉴”。这个词看起来比较谦卑，但批评的本质不正在于比较优劣、并提出有说服力的理由吗？因此，英美报刊批评较低的批评姿态并没有将他们和简陋划等号，反而在几位杰出的报刊批评家的作品中，他们把报刊批评的各种优点发挥到极致，不仅在公众影响力方面力压学院派批评家，而且在批评文本上也更加优雅和更富魅力。
当然，能做到这几点的报刊批评家总是极少数，如果说学院批评家由于人数众多而显得面目模糊的话，杰出的报刊批评家则很像单枪匹马的斗士，形象突出却非常人可以胜任。因此，英美报刊批评看起来像是一种岌岌可危的传统，时刻面临着后继乏人的危险，直到下一位耀眼的名字出现，人们才长长松一口气。
如今，这位令人重新对英美报刊批评刮目相看的批评家叫詹姆斯·伍德。
《私货》收录20多篇文章，第一篇《私货：向基斯·穆恩致敬》是纪念“谁人”（The Who）乐队鼓手基斯·穆恩的文章，其中提到穆恩作为鼓手的第三条原则“是将尽可能多的私货塞进每个小节，这给他的表演带来了非凡的多样性。他似乎会同时对所有东西生出触及的渴望”。当伍德写这段话时，一定想到了自己的书评写作。是啊，批评家不也正是借助于批评对象抒发自己对文学、对人生（那些私货）的看法吗？大概正因为这个原因，伍德将此篇作为《私货》的开场白，并将篇名作为书籍的名字。
最末一篇《给岳父的图书馆打包》，则是本书两篇记叙文中的另一篇，是写伍德岳父去世之后，他和妻子处理岳父四千册藏书的经过，和许多批评家的回忆文章一样，此文也充满了“思考”。伍德是一位在西方声誉日隆的职业书评人，他自然也是终日和书打交道的读书人，这些思考也就多少带上了伍德自己的夫子之道。他这样看图书馆：“它们同收藏家具有同样的个性，同时又是对无个人性的知识的理想表达，因为它是普遍的、抽象的，远远地超越了某一个人的人生。”在文章末尾，伍德换一种方式再次强调了这一点：“这些书在某种程度上使他更渺小，而非更伟大，就好像他们正在窃窃私语：'一个人的一生，充满着忙碌、短暂、毫无意义的项目，是多么渺小啊。'所有的废墟都在这样说话，但我们奇怪地一直假装书不是废墟，也不是破败的石柱。”和岳父只是痴迷于阅读和藏书不同，伍德毕竟还是颇勤奋的书评人，但和巨大的书籍的废墟相比，勤奋写作带来的这几本书籍又有何意义呢？面对岳父藏书所产生的一丝虚无感，将全书献给众多作家的更多致敬和少量鞭挞突然带入一种最终没落的氛围。那么在伍德看来，这篇文章作为一本书评集的结尾，也就顺理成章了。《私货》20多篇书评，涵盖当代西方最有活力的一批小说家——泽巴尔德、石黑一雄、诺曼·拉什、科马克·麦卡锡、亚历山大·黑蒙、奈保尔、玛丽莲·罗宾逊、莉迪亚·戴维斯、麦克尤恩、理查德·耶茨、杰夫·戴尔、保罗·奥斯特、拉斯洛·克劳斯瑙霍尔凯、伊斯梅达·卡达莱、艾伦·霍林赫斯特、本·勒纳等。显然这是一份华丽的名单，仅从这份名单都能感受到詹姆斯·伍德对于西方当代小说积极的探索，而作为中国读者这也是了解西方当代小说的一根有效的指南针——上述绝大多数作家在近年才刚刚有了中译本，中国的读者都还没有对这些生机勃勃的小说做出准确及时的反应，那么在这些小说中译本之后紧随而至的《私货》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也就恰逢其时了。
报刊批评者一般都不在意自身批评体系的建设，甚或他们可能认为那种批评本身是误入歧途，作为英美报刊批评当代有力的新传人，伍德也继承了这一重要观念。整本《私货》读完，尽管比较愉快，但是你很难厘清伍德自己对于小说理解的提纲。伍德在书评中总是熨贴于小说文本，总是一再强调文笔的重要性。在评论诺曼·拉什时，他写道：“拉什让爱好文学的读者如此兴奋——而且至今只用一本小说就让他们感到强烈兴奋——原因之一是他非凡的文笔，这种文笔那么美国，只能美国人才会有，就像贝娄的语言一样，杂糅着文雅鄙俗的各种记号，保存在极度不稳定的复合语法里。”后殖民小说《尼德兰》的作者奥尼尔则因为“写着优雅的长句，正式但并不过分考究，讽刺也是搭载抒情准确的隐喻而来”而受到伍德的赞赏。对于《基列家书》作者玛丽莲·罗宾逊的宗教狂热，伍德坦言并不欣赏，但“我尤其敬佩的，是她行文语言的精确和抒情力量，以及其中裹挟的争斗——和词语的争斗。”在《私货》里罕见的一篇以抨击为主的文章中，小说家保罗·奥斯特不幸成为靶子：“没有任何语义理解上的障碍，没有词汇难度，也没有复杂句法带来的困扰”。还有更尖刻的，伍德批评《隐者》的主要叙述者满嘴陈腐套话“实在令人难以信任，而将这些话安在他身上的作家，似乎也并不想说服读者去相信这些话有什么意义”。
伍德对于修辞的强调，很容易和二十世纪中叶盛极一时的新批评派混为一谈，但两者其实很不一样。新批评派对于文本近乎偏执般的关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19世纪以前的传记式批评的反动，新批评对于过去批评家总是从作家传记资料中寻找理解作品的途径呲之以鼻，因而他们断然与这种业已泛滥的批评方式决裂，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文本本身蕴含着一个完整自足的世界，。因此，新批评对于文本的分析更加充分也更具野心，而后来一些平庸的新批评家则将这一特点扭曲到牵强附会的地步。而像伍德这样的报刊批评家对于文本则从审美的角度持一种评鉴的态度，更重要的是，报刊批评家并不拒绝作家的传记资料，相反，后者亦成为前者批评文章的重要构成部分。
当然，和以前的传记派批评家不同的是，伍德（和其他报刊批评家）并没有打算从这些传记资料中寻找破解其作品的灵丹妙药，而是作为一种有价值的资讯介绍给读者。当然，更重要的是，这些传记资料在优雅文风的作用下形成一种氛围，从侧面帮助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尽管伍德已经不再认同传记资料和作品本身的直接对应关系，但从“文如其人”的角度，一个作家的整体状况到底会和他的作品存在着千丝万缕的曲折联系。从这个角度出发，伍德这样的报刊批评家确实扭转了新批评派滑向极端的势头，而作家和作品隐蔽的内在联系，又是一块报刊批评家得以施展身手的新阵地。
《私货》里有一篇评论埃德蒙·威尔逊的文章引起我格外的兴趣，因为威尔逊恰恰是英美报刊批评传统中最具影响力的一位，我很好奇伍德会怎样评论这位大名鼎鼎的前辈。文章一开始，伍德即高度赞扬《三重思想家》、《创伤与弓》和《去芬兰车站》这三部出版于1938年到1941年的书，但文章对这几部威尔逊重要作品却着墨不多，倒是跳开它们不厌其烦地分析威尔逊最不成功（伍德的判断）的作品《浅析契诃夫》，认为读威尔逊论契诃夫，读者“完全感受不到美之存在，也感受不到这位批评家对此有所虑及”。对于一个著作等身的作家，要从他浩如烟海的作品挑几件劣作实在是太容易了，而一个作家的地位应该是由他最好的作品奠定的。随着文章的推进，尽管其间点缀空洞的赞美，伍德对威尔逊批评的声调却逐渐升高，到文章末尾，伍德甚至断定威尔逊许多已经绝版的作品将可能永不再版。但是伍德显然看走了眼，在伍德完成这篇文章没多久（2007年），威尔逊厚厚的两卷本文集就作为著名的美国文库的一种出版了，而就在近年，威尔逊的几部重要著作——《阿克塞尔的城堡》、《去芬兰车站》、《爱国者之血》——先后出版了中译本，并为他赢得了一批忠实的中国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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