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书评增刊探究俄罗斯文化的底色
凌越/文
讲起俄罗斯文化，脑海里会立刻浮现出俄罗斯传统中的一长串伟大人物的名字——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列宾、柴可夫斯基、里姆斯基-科萨科夫、佳吉列夫、斯特拉文斯基、普罗科菲耶夫、肖斯塔科维奇、夏加尔、康定斯基、曼德尔斯塔姆、阿赫玛托娃、纳博科夫、帕斯捷尔纳克、梅耶荷德、爱森斯坦等等，这个名单足以让我们产生由衷的敬意。显然，这些名字是俄罗斯文化中最华彩的部分，反过来说，作为一种更笼统抽象的俄罗斯文化一定有某种特质，催生出如此绚烂、如此杰出的俄罗斯小说、戏剧、音乐、绘画。中译本厚达八百多页的《娜塔莎之舞》正是试图从文化的方方面面探究俄罗斯文化的底色，去厘清“种种俄国借以理解自身民族的概念思想”，因为“如果我们观察足够仔细，或许可以窥见这个民族的内心世界”。
敏锐的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上述的那一串光辉的名字，全都是19世纪以降的文化名人，俄罗斯虽然有一千多年的历史，甚至在16、17世纪已经展示了它对外攻城掠地、迅速扩张的惊人能力，但是在18世纪以前俄罗斯在文化方面完全是乏善可陈的。1802年，诗人和历史学家尼古拉·卡拉姆津编了一本《俄罗斯伟大作家名录》，从远古的吟游诗人搏扬一直到作者生活的时代，总共也只有20人。18世纪俄罗斯文学取得的最高成就——康捷米尔公爵的讽刺作品，特列季阿科夫和苏马罗科夫的颂歌，罗蒙诺索夫和杰尔查文的诗歌，克尼亚兹宁的悲剧和冯维辛的喜剧，和同时期的英法德的文学成就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与文学的低品质相呼应，在18世纪以前并不存在富丽堂皇的贵族之家，大多数沙皇的臣僚都住在木头制成的房子里，并不比农民的小木屋大多少，里面的家具非常简陋，用的是陶罐和木罐。据17世纪30年代派驻俄罗斯的特使荷尔斯泰因公爵亚当·奥莱留斯描述，很少有俄国贵族睡得起羽毛床垫，相反，“他们躺在铺了垫子、稻草、席子或者衣服的长凳上，冬天则睡在炕上，跟仆人、鸡和猪躺在一起。”这场面同时期无论是西方的哈布斯堡王朝还是东方明清帝国的贵族都是难以想象的。
可是仅仅过了一两百年，俄罗斯却已经是牛人辈出。那么在这一两百年间，俄罗斯一定发生了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事件，从而扭转了俄罗斯在文化上持续了多个世纪的颓势，甚至后来居上，产生了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世界性文化伟人。《娜塔莎之舞》的作者费吉斯显然认为这一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事件是彼得大帝在涅瓦河口建城，因此，这本卷帙浩繁的俄罗斯文化史起首就是“1703年春天一个雾蒙蒙的早晨”，那天沙皇彼得骑着马带着十几个随从正穿过涅瓦河的入海口——一片荒凉的沼泽地。眼前宽阔的河流蜿蜒流入大海的景象显然触动了沙皇彼得，当他们来到岸边，沙皇跳下马，用随身佩带的刺刀割下两块泥炭，并将它们在沼泽地上摆成十字形，接着彼得说：“这里应该建一座城。”建造彼得堡的过程极尽奢华，“彼得堡的教堂采用朴素的古典巴洛克风格，和莫斯科色彩鲜艳的洋葱式圆顶迥然而异，它们是伦敦的圣保罗大教堂、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和里加那些尖顶教堂的混合体。”即使在和瑞典人激战正酣的那几年，彼得也经常过问修筑的细节，“为了使夏园‘胜过凡尔赛宫’，他下令从波斯运来牡丹和柑橘树，从中东运来观赏鱼，甚至从印度运来各类鸣禽。”
16、17世纪以后，西欧文化逐渐在世界范围内取得领先地位，在世界许多地方西欧文化都不乏拥趸和追随者，可是为什么只有在俄罗斯结出了最丰硕的成果？也就是说，向西欧先进文明学习并不必然结出文化上的硕果，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那么在俄罗斯传统文化的内部一定有一种特别的能量支持了它在19世纪的爆发——在西化运动的刺激和催化下。《娜塔莎之舞》第二章《1812年的孩子》在我看来正是在努力探寻俄罗斯文化内部，那隐藏很深但却至关重要的爆发性的力量。和1703年彼得决定建造彼得堡一样，1812年也是俄罗斯历史上极为重要的年份，在这一年拿破仑大举入侵俄罗斯，并在8月攻陷莫斯科，就在拿破仑在克里姆林宫驻扎不久，有人在它东面围墙根的摊位放了把火，火是莫斯科市长罗斯托普钦伯爵下令放的，目的是为了断绝法军供给，迫其撤军。要不了多久莫斯科陷入火海，拿破仑被迫撤离，据说他一边从一片火海中冲出来，一边不停表达着对俄罗斯人牺牲精神的钦佩：“多么伟大的民族！这些斯基泰人！多么决绝！这些野蛮人！”大火一直烧到1812年9月20日，莫斯科城五分之四的建筑付之一炬。三个星期后，下起了第一场雪，冬天早早来临，法国人在这座烧光的城市里什么补给也指望不上，只好撤退。
如果说彼得堡是俄罗斯拥抱西方文化的桥头堡，莫斯科则被普遍认为是俄罗斯传统生活方式的中心。一句俄罗斯谚语对这两座城市做了精确区分：“彼得堡是我们的头，莫斯科是我们的心。”前者体现出俄罗斯文化中克制、禁欲的一面，而后者则将俄罗斯文化中狄奥尼索斯式的激情和放纵演绎得淋漓尽致。“莫斯科是一个俄罗斯的贵族，如果他想玩乐，他会痛痛快快地玩到倒下，根本不在乎自己口袋里还剩多少钱。”（果戈理语）自然，莫斯科的“俄罗斯性”是在欧化的彼得堡的反衬下得来的，对于斯拉夫主义者来说，彼得堡是与神圣罗斯灾难性决裂的象征，它是一个人工制造的怪物，“是一个建造在注定难逃一劫的人类痛苦之上的帝国”，相形之下莫斯科则是一座地地道道的俄罗斯城市。
与彼得堡相反，莫斯科则被视为一座脚踏实地的城市，这是一座享乐之城、饕餮之城，莫斯科餐馆酒肆众多，人们经常彻夜纵酒狂欢，将整副贵族身家用于享乐的例子也并不少见。莫斯科近郊舍列梅捷夫家族的奢华聚会非常有名，一年中总有那么几次，多达五万名的客人从莫斯科涌向库斯科沃，去参加在那里举行的大型娱乐活动，各条道路都挤满马车，队伍一直延伸到莫斯科城内15公里。在《娜塔莎之舞》第三章《莫斯科！莫斯科！》中，费吉斯以穆索尔斯基的音乐、亚历山大·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戏剧和茨维塔耶娃的诗歌，来阐明莫斯科突出的狄奥尼索斯式的文化激情是如何锻造出美妙的文化产品的。穆索尔斯基是土生土长的彼得堡人，但是几次莫斯科之行就使他深深爱上那里，他敏锐地意识到莫斯科所蕴含的斯拉夫文化的热情正是他的音乐所需要的，事实上他的杰作——钢琴组曲《图画展览会》就从古老的俄罗斯颂歌中获得不少灵感。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戏剧《大雷雨》中的莫斯科商人则是一种介乎于斯拉夫主义者和西化主义者之间的人物形象，他们在新俄罗斯的欧洲文化中蓬勃发展，但是却设法保留了古老的文化。
《娜塔莎之舞》第五章《寻找俄罗斯灵魂》探讨了俄罗斯文化中至为重要的宗教问题。在历史上国家还未形成的时刻，俄罗斯人民的身份认同全都来自于基督教。别尔嘉耶夫说过：“俄罗斯已成为模糊的概念，而宗教却比任何东西更能够把俄罗斯人联系起来。”俄罗斯历史上各个时期的统治者显然也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他们非常注意借助宗教的权威来加强自己的统治。1472年伊凡三世迎娶拜占庭末代皇帝的侄女索菲娅为妻，将拜占庭宫廷礼仪引入莫斯科，同时采用拜占庭帝国双头鹰的标志为自己国家的国徽，而俄国教会开始宣称莫斯科为“第三罗马”。在这种背景下，俄罗斯作家对于宗教信仰的探讨也就再正常不过，而且它往往是俄罗斯最重要的作家们最关心的几个核心主题之一。果戈理的《死魂灵》就被当作一部有宗教指导意义的小说，它的写作风格带有强烈的以赛亚精神特质，果戈理在创作这部小说时，显然也沉浸在自我预言的宗教狂热之中。陀斯陀耶夫斯基后期几部堪称伟大的小说——《罪与罚》、《白痴》、《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都可以视为理性与信仰之间的对话，两者之间紧张的关系在他的小说中一直没有消解。根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点，真理是蕴藏在理智与信仰之中的。同样，信仰的必要性也是契诃夫文学创作的中心思想，契诃夫小说和戏剧中的许多角色，都持有工作能力以及科学能够改变人类生活的信仰。这些作品——《六号病房》、《万尼亚舅舅》、《樱桃园》等——充满了基督徒式的人物，他们怀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忍受着眼下的痛苦与磨难。而对于托尔斯泰来说，上帝就是爱，有爱的地方就有上帝。每个人神圣的核心就是拥有同情和热爱他人的能力。
众所周知，从13世纪到15世纪中叶差不多二百五十年时间里，俄罗斯实际上在蒙古可汗的掌控下，《娜塔莎之舞》第六章《成吉思汗的后裔》讲述的就是这一段被蒙古征服的历史，对俄罗斯文化深远的影响。和几乎所有民族有意淡忘或者淡化自身被征服奴役的历史一样，俄罗斯对于自己被蒙古征服也一样是讳莫如深的，至少是怀有很深的敌意，普希金就在曾在自己的诗作里说过，蒙古人来到俄罗斯时“既没有带来代数，也没有带来一个亚里士多德”，他们使俄国陷入到“黑暗年代”。俄国历史学家索洛维耶夫在其28卷的巨著《俄罗斯历史》一书中，只花了三页篇幅来讲述蒙古人的文化影响。这些从民族情感上可以理解，但却不是事实。首先，许多俄罗斯人都有蒙古血统，著名的有屠格涅夫、布尔加科夫、阿赫玛托娃、别尔嘉耶夫、布哈林等等。其次，许多俄罗斯特色食品——比如抓饭、鸡蛋面、奶渣等——都来源于高加索地区和中亚，而俄国人对马肉和发酵的马奶的热衷，毫无疑问是蒙古部落遗传下来的。另外，尽管东正教在俄罗斯具有统治性地位，但是来自亚洲的古老的萨满教依然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当十九世纪年轻的俄罗斯浪漫主义者急于寻找到一种能将俄罗斯和西方区分开来的根源时，来自亚洲或者说来自蒙古的影响则被放大了，高加索地区的高山和西伯利亚广袤的荒原都成为俄罗斯文化寻求自身强健基因的来源，从这个角度看，普希金、莱蒙托夫、巴拉基列夫对于高加索狂野景观的热爱就不是偶然的了。
总体而言，《娜塔莎之舞》是一部“好看”的文化史，这种好看和费吉斯文学化的表述方式有关，也和这本书的写作特点有关——这不是一部平均用力的文化史，事实上费吉斯在写作过程中一直在灵活地调节焦距，在重要的事件上他会不惜花费笔墨细致地娓娓道来，而在不那么重要或者对本书主旨推进无益的事件上他则会果断放弃一笔带过。于是这本书尽管视野恢弘时间跨度很大，但却是一本细致到发丝的结实的文化史，这本书在读者中良好的口碑恐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它事实上是由一组刻画细致入微的群像构成，潮水般涌来的细节携带着情感好像一瞬间就把读者淹没了，使他们完全笼罩在俄罗斯历史上众多杰出文化人物命运的光照和幽暗之中，情不自禁地为这些伟人扼腕、叹息、赞叹。整本书就像是一串珍珠，由对俄罗斯民族意识觉醒的辨析为线索，串联起俄罗斯文化史上一长串伟大人物的高光时刻，诸如沙皇彼得决定在涅瓦河口建城，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以及随后的被流放，莱蒙托夫在高加索地区的漫游，托尔斯泰之死，契诃夫在萨哈林岛的漫游，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鄂木斯克劳改营，茨维塔耶娃之死，斯特拉文斯基重返俄罗斯等等。这些俄罗斯文化史上重要时刻本身的戏剧性，给整本书带来一种炫目的色彩，也使这本书本身充满了戏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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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起俄罗斯文化，脑海里会立刻浮现出俄罗斯传统中的一长串伟大人物的名字——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列宾、柴可夫斯基、里姆斯基-科萨科夫、佳吉列夫、斯特拉文斯基、普罗科菲耶夫、肖斯塔科维奇、夏加尔、康定斯基、曼德尔斯塔姆、阿赫玛托娃、纳博科夫、帕斯捷尔纳克、梅耶荷德、爱森斯坦等等，这个名单足以让我们产生由衷的敬意。显然，这些名字是俄罗斯文化中最华彩的部分，反过来说，作为一种更笼统抽象的俄罗斯文化一定有某种特质，催生出如此绚烂、如此杰出的俄罗斯小说、戏剧、音乐、绘画。中译本厚达八百多页的《娜塔莎之舞》正是试图从文化的方方面面探究俄罗斯文化的底色，去厘清“种种俄国借以理解自身民族的概念思想”，因为“如果我们观察足够仔细，或许可以窥见这个民族的内心世界”。
敏锐的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上述的那一串光辉的名字，全都是19世纪以降的文化名人，俄罗斯虽然有一千多年的历史，甚至在16、17世纪已经展示了它对外攻城掠地、迅速扩张的惊人能力，但是在18世纪以前俄罗斯在文化方面完全是乏善可陈的。1802年，诗人和历史学家尼古拉·卡拉姆津编了一本《俄罗斯伟大作家名录》，从远古的吟游诗人搏扬一直到作者生活的时代，总共也只有20人。18世纪俄罗斯文学取得的最高成就——康捷米尔公爵的讽刺作品，特列季阿科夫和苏马罗科夫的颂歌，罗蒙诺索夫和杰尔查文的诗歌，克尼亚兹宁的悲剧和冯维辛的喜剧，和同时期的英法德的文学成就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与文学的低品质相呼应，在18世纪以前并不存在富丽堂皇的贵族之家，大多数沙皇的臣僚都住在木头制成的房子里，并不比农民的小木屋大多少，里面的家具非常简陋，用的是陶罐和木罐。据17世纪30年代派驻俄罗斯的特使荷尔斯泰因公爵亚当·奥莱留斯描述，很少有俄国贵族睡得起羽毛床垫，相反，“他们躺在铺了垫子、稻草、席子或者衣服的长凳上，冬天则睡在炕上，跟仆人、鸡和猪躺在一起。”这场面同时期无论是西方的哈布斯堡王朝还是东方明清帝国的贵族都是难以想象的。
可是仅仅过了一两百年，俄罗斯却已经是牛人辈出。那么在这一两百年间，俄罗斯一定发生了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事件，从而扭转了俄罗斯在文化上持续了多个世纪的颓势，甚至后来居上，产生了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世界性文化伟人。《娜塔莎之舞》的作者费吉斯显然认为这一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事件是彼得大帝在涅瓦河口建城，因此，这本卷帙浩繁的俄罗斯文化史起首就是“1703年春天一个雾蒙蒙的早晨”，那天沙皇彼得骑着马带着十几个随从正穿过涅瓦河的入海口——一片荒凉的沼泽地。眼前宽阔的河流蜿蜒流入大海的景象显然触动了沙皇彼得，当他们来到岸边，沙皇跳下马，用随身佩带的刺刀割下两块泥炭，并将它们在沼泽地上摆成十字形，接着彼得说：“这里应该建一座城。”建造彼得堡的过程极尽奢华，“彼得堡的教堂采用朴素的古典巴洛克风格，和莫斯科色彩鲜艳的洋葱式圆顶迥然而异，它们是伦敦的圣保罗大教堂、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和里加那些尖顶教堂的混合体。”即使在和瑞典人激战正酣的那几年，彼得也经常过问修筑的细节，“为了使夏园‘胜过凡尔赛宫’，他下令从波斯运来牡丹和柑橘树，从中东运来观赏鱼，甚至从印度运来各类鸣禽。”
16、17世纪以后，西欧文化逐渐在世界范围内取得领先地位，在世界许多地方西欧文化都不乏拥趸和追随者，可是为什么只有在俄罗斯结出了最丰硕的成果？也就是说，向西欧先进文明学习并不必然结出文化上的硕果，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那么在俄罗斯传统文化的内部一定有一种特别的能量支持了它在19世纪的爆发——在西化运动的刺激和催化下。《娜塔莎之舞》第二章《1812年的孩子》在我看来正是在努力探寻俄罗斯文化内部，那隐藏很深但却至关重要的爆发性的力量。和1703年彼得决定建造彼得堡一样，1812年也是俄罗斯历史上极为重要的年份，在这一年拿破仑大举入侵俄罗斯，并在8月攻陷莫斯科，就在拿破仑在克里姆林宫驻扎不久，有人在它东面围墙根的摊位放了把火，火是莫斯科市长罗斯托普钦伯爵下令放的，目的是为了断绝法军供给，迫其撤军。要不了多久莫斯科陷入火海，拿破仑被迫撤离，据说他一边从一片火海中冲出来，一边不停表达着对俄罗斯人牺牲精神的钦佩：“多么伟大的民族！这些斯基泰人！多么决绝！这些野蛮人！”大火一直烧到1812年9月20日，莫斯科城五分之四的建筑付之一炬。三个星期后，下起了第一场雪，冬天早早来临，法国人在这座烧光的城市里什么补给也指望不上，只好撤退。
如果说彼得堡是俄罗斯拥抱西方文化的桥头堡，莫斯科则被普遍认为是俄罗斯传统生活方式的中心。一句俄罗斯谚语对这两座城市做了精确区分：“彼得堡是我们的头，莫斯科是我们的心。”前者体现出俄罗斯文化中克制、禁欲的一面，而后者则将俄罗斯文化中狄奥尼索斯式的激情和放纵演绎得淋漓尽致。“莫斯科是一个俄罗斯的贵族，如果他想玩乐，他会痛痛快快地玩到倒下，根本不在乎自己口袋里还剩多少钱。”（果戈理语）自然，莫斯科的“俄罗斯性”是在欧化的彼得堡的反衬下得来的，对于斯拉夫主义者来说，彼得堡是与神圣罗斯灾难性决裂的象征，它是一个人工制造的怪物，“是一个建造在注定难逃一劫的人类痛苦之上的帝国”，相形之下莫斯科则是一座地地道道的俄罗斯城市。
与彼得堡相反，莫斯科则被视为一座脚踏实地的城市，这是一座享乐之城、饕餮之城，莫斯科餐馆酒肆众多，人们经常彻夜纵酒狂欢，将整副贵族身家用于享乐的例子也并不少见。莫斯科近郊舍列梅捷夫家族的奢华聚会非常有名，一年中总有那么几次，多达五万名的客人从莫斯科涌向库斯科沃，去参加在那里举行的大型娱乐活动，各条道路都挤满马车，队伍一直延伸到莫斯科城内15公里。在《娜塔莎之舞》第三章《莫斯科！莫斯科！》中，费吉斯以穆索尔斯基的音乐、亚历山大·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戏剧和茨维塔耶娃的诗歌，来阐明莫斯科突出的狄奥尼索斯式的文化激情是如何锻造出美妙的文化产品的。穆索尔斯基是土生土长的彼得堡人，但是几次莫斯科之行就使他深深爱上那里，他敏锐地意识到莫斯科所蕴含的斯拉夫文化的热情正是他的音乐所需要的，事实上他的杰作——钢琴组曲《图画展览会》就从古老的俄罗斯颂歌中获得不少灵感。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戏剧《大雷雨》中的莫斯科商人则是一种介乎于斯拉夫主义者和西化主义者之间的人物形象，他们在新俄罗斯的欧洲文化中蓬勃发展，但是却设法保留了古老的文化。
《娜塔莎之舞》第五章《寻找俄罗斯灵魂》探讨了俄罗斯文化中至为重要的宗教问题。在历史上国家还未形成的时刻，俄罗斯人民的身份认同全都来自于基督教。别尔嘉耶夫说过：“俄罗斯已成为模糊的概念，而宗教却比任何东西更能够把俄罗斯人联系起来。”俄罗斯历史上各个时期的统治者显然也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他们非常注意借助宗教的权威来加强自己的统治。1472年伊凡三世迎娶拜占庭末代皇帝的侄女索菲娅为妻，将拜占庭宫廷礼仪引入莫斯科，同时采用拜占庭帝国双头鹰的标志为自己国家的国徽，而俄国教会开始宣称莫斯科为“第三罗马”。在这种背景下，俄罗斯作家对于宗教信仰的探讨也就再正常不过，而且它往往是俄罗斯最重要的作家们最关心的几个核心主题之一。果戈理的《死魂灵》就被当作一部有宗教指导意义的小说，它的写作风格带有强烈的以赛亚精神特质，果戈理在创作这部小说时，显然也沉浸在自我预言的宗教狂热之中。陀斯陀耶夫斯基后期几部堪称伟大的小说——《罪与罚》、《白痴》、《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都可以视为理性与信仰之间的对话，两者之间紧张的关系在他的小说中一直没有消解。根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点，真理是蕴藏在理智与信仰之中的。同样，信仰的必要性也是契诃夫文学创作的中心思想，契诃夫小说和戏剧中的许多角色，都持有工作能力以及科学能够改变人类生活的信仰。这些作品——《六号病房》、《万尼亚舅舅》、《樱桃园》等——充满了基督徒式的人物，他们怀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忍受着眼下的痛苦与磨难。而对于托尔斯泰来说，上帝就是爱，有爱的地方就有上帝。每个人神圣的核心就是拥有同情和热爱他人的能力。
众所周知，从13世纪到15世纪中叶差不多二百五十年时间里，俄罗斯实际上在蒙古可汗的掌控下，《娜塔莎之舞》第六章《成吉思汗的后裔》讲述的就是这一段被蒙古征服的历史，对俄罗斯文化深远的影响。和几乎所有民族有意淡忘或者淡化自身被征服奴役的历史一样，俄罗斯对于自己被蒙古征服也一样是讳莫如深的，至少是怀有很深的敌意，普希金就在曾在自己的诗作里说过，蒙古人来到俄罗斯时“既没有带来代数，也没有带来一个亚里士多德”，他们使俄国陷入到“黑暗年代”。俄国历史学家索洛维耶夫在其28卷的巨著《俄罗斯历史》一书中，只花了三页篇幅来讲述蒙古人的文化影响。这些从民族情感上可以理解，但却不是事实。首先，许多俄罗斯人都有蒙古血统，著名的有屠格涅夫、布尔加科夫、阿赫玛托娃、别尔嘉耶夫、布哈林等等。其次，许多俄罗斯特色食品——比如抓饭、鸡蛋面、奶渣等——都来源于高加索地区和中亚，而俄国人对马肉和发酵的马奶的热衷，毫无疑问是蒙古部落遗传下来的。另外，尽管东正教在俄罗斯具有统治性地位，但是来自亚洲的古老的萨满教依然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当十九世纪年轻的俄罗斯浪漫主义者急于寻找到一种能将俄罗斯和西方区分开来的根源时，来自亚洲或者说来自蒙古的影响则被放大了，高加索地区的高山和西伯利亚广袤的荒原都成为俄罗斯文化寻求自身强健基因的来源，从这个角度看，普希金、莱蒙托夫、巴拉基列夫对于高加索狂野景观的热爱就不是偶然的了。
总体而言，《娜塔莎之舞》是一部“好看”的文化史，这种好看和费吉斯文学化的表述方式有关，也和这本书的写作特点有关——这不是一部平均用力的文化史，事实上费吉斯在写作过程中一直在灵活地调节焦距，在重要的事件上他会不惜花费笔墨细致地娓娓道来，而在不那么重要或者对本书主旨推进无益的事件上他则会果断放弃一笔带过。于是这本书尽管视野恢弘时间跨度很大，但却是一本细致到发丝的结实的文化史，这本书在读者中良好的口碑恐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它事实上是由一组刻画细致入微的群像构成，潮水般涌来的细节携带着情感好像一瞬间就把读者淹没了，使他们完全笼罩在俄罗斯历史上众多杰出文化人物命运的光照和幽暗之中，情不自禁地为这些伟人扼腕、叹息、赞叹。整本书就像是一串珍珠，由对俄罗斯民族意识觉醒的辨析为线索，串联起俄罗斯文化史上一长串伟大人物的高光时刻，诸如沙皇彼得决定在涅瓦河口建城，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以及随后的被流放，莱蒙托夫在高加索地区的漫游，托尔斯泰之死，契诃夫在萨哈林岛的漫游，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鄂木斯克劳改营，茨维塔耶娃之死，斯特拉文斯基重返俄罗斯等等。这些俄罗斯文化史上重要时刻本身的戏剧性，给整本书带来一种炫目的色彩，也使这本书本身充满了戏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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