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江西是如何走向衰落的

                
                
宋旭景/文
明代以前的江西，文运昌盛，中国谷仓，“唐宋八大家”中的欧阳修、曾巩、王安石都来自江西，王勃在《滕王阁序》中更是描绘了一个灿烂非凡的江西。只是，这样的景象进入明代之后，并没有得到延续。直到今天，江西也不算是发达省份。
那么，江西是如何一步步衰落的？
在《矛与盾的共存—明清江西社会研究》一书中，韩国学者吴金城将明代中期视为江西盛衰转折的分水岭，并认为社会失序、中国南北远距离贸易路线由内河向沿海转移、太平天国时期的长时间拉锯战争，关系甚大。
“盗乱”和民变
按照自然地理，江西应该分为三个地域：南部、中部和北部。南部山区是湘赣闽粤交界地区，“盗乱频繁”；中部和北部地区，因为唐宋以来的南方开发、地处鄱阳湖和赣江流域，粮食产量高、文化上相对有优势。
“盗乱”一般容易发生在山区和几省交界处。宋至元之间，因为“私盐”的问题，有不少“盐贼”；在朝代鼎革之际，也有不少“盗寇”、“流寇”。江西“盗贼”的特殊性在于，湖南、福建、广东的“盗贼”来回流窜过境，形成大势，还有不受控制的少数民族“峒”、“畲”、“猺”参与其中。
明中期之后，里甲制崩溃，大批流民进入赣南山区。“流民”当中，既有本地逃避赋税徭役的，也有本省内其他地方的，同时有来自外省（主要是福建、广东）的客民。一部分客民变成新的“流寇”，也有被客民排挤走的当地人沦为“流寇”。
人口流向江西南部山区的另一个原因是，这里虽然耕地不多，但是人少，人均土地面积在江西省内比中部的吉安等府要高。
同时，也有客民进入一些手工业、商业为主的市镇。明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商业性的市镇在江西涌现，以瓷器闻名的景德镇、以造纸闻名的河口镇、以药材闻名的樟树镇、在景德镇之后兴起的另一个瓷器镇——吴城镇，都是充分利用当地原材料和交通优势而兴起的市镇。由于客民的涌入，景德镇的土著和外来人的矛盾尤其突出，甚至出现了明万历年间的反矿监税使的民变。在此前后的几百年间，还有很多次民变。
赣南山区的“盗乱”以及市镇中出现的民变，都共同指向一个问题：社会组织的薄弱、政府对社会的失控以及社会秩序的失衡。
在宋元之间，江西“盗乱”的问题被遮盖，“盗乱”也仅集中在控制薄弱的山区。明廷对赣南“盗乱”频发的情况，并非没有采取过措施——重新设立之前被撤销的南赣巡抚。1516年（正德十一年），王阳明作为第二任南赣巡抚上任，举措尤多。
针对社会秩序失衡的每一个方面，王阳明逐步采取了针对性的政策措施。有些政策是惯常采用的，比如招抚“流寇”、善后、设置新的行政区划；重整里甲秩序；清丈土地、减免赋役；建立乡兵等。有些是江西首次实行，比如“保甲法”及与之相配套《十家牌法》。“保”在乡村，“甲”在城市，都是以10户为一单位。《十家牌法》即每十家的所有信息记载于一个牌上，各户籍贯、姓名、年龄、面貌、职业、人丁数、有无来往及暂宿人口等，每天各家要拿着此牌轮番到各户门前，一一对照，一旦有可疑人出现，十家连坐，以避免藏匿流动人口。
为了避免《十家牌法》在山地广大乡村地区流于形式，王阳明又在乡村地区实行了乡约制。这些都是政府加强基层社会控制的手段。
虽然王阳明的阳明学一度兴盛，但他终究还是没能阻止赣南、江西持续衰落的命运。
南北贸易线路弃江就海
乾隆 22年至道光 22年（1757年—1842年），只开放广州一个通商口岸，由“十三行”负责与外国人进行贸易。在没有更先进交通工具的时代，从北京到广州的内河运输线是，京杭大运河—长江—鄱阳湖—赣江—珠江，鄱阳湖和赣江都在江西境内，江西无疑是对外贸易受益者。
但鸦片战争之后，清廷开放了除广州之外的四处沿海通商口岸，远距离贸易从上海开始，沿东海一路向南，绕过南方内陆地区，江西受到全方位的影响，经济开始急剧衰退：从人员的职业到税收的减少，再也没有富商巨贾前来买卖了，政府税收全靠本地产品的收入，自然消费也减少了。
对于山地面积居多的江西，纸和茶是本地的优势品种，但开埠使得江西商人的荣光不再。
太平天国战争的大幅度破坏
江西处于太平军活动范围的中心。“太平军从1853年正月占领九江府至1865年退败广东之前的长达十余年间，曾先后五次进入江西省，使其遭受极大破坏。1855年11月至1856年4月……12府州60余州县被悉数占领。其中，1855年11月至1859年7月的4年时间，是石达开的10万军队和湘军主力展开激烈战斗的地区。”“在太平军进入江西时期，不但太平军，而且流寇、土匪和无赖也蠢蠢欲动。”
清朝后期极重的厘金税负，太平军和湘军团练战争的物资、费用，也都要从江西当地摊派。经济上失去了商道已是致命打击，再“太平军”、“流寇”、“教匪”，破坏是全面的。
历史的延续性
当然，除了江西何以衰落，《矛与盾的共存——明清江西社会研究》力图展示一个立体的“江西”，着力描写了明清江西社会的方方面面，但对于江西的独特性点得还不明白。甚至在本书的序言中，作者多次表达的是与此相反的见解：江西社会各种各样的现象不仅仅限于江西，而是整个中国的缩影。
确实，明代中后期全国都是动荡的，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都是朝代鼎革之际，社会秩序都不会好到哪里去；鸦片战争之后，整个中国都面临着内忧外患。但这也并不能说明全国都一样、江西只是缩影。
其实，作者的料都齐了，差的就是点明和重新按照问题组织顺序、进一步阐释问题背后的原因。这对于一本把多年的论文按照主题汇编成集的书来说是很困难的，因为作者不是带着一个一以贯之的问题意识去写的。这还与本书主要依赖档案等官方正式文献，对于真正的“地方性”资料用得过少，对江西全省、整个中国的宏观把握不够有关。
历史的延续性对于江西来说，要特别予以关注。在古代中国，对于无法完粮纳税、应付差役的百姓来说，山区存在的“重要性”是可以逃离到此处、继续存活下去，熬到减免政策或鼎革，所有的都一笔勾销，再重新来过。而这部分人的身份在这个过程中也发生变化，由“编户齐民”变成了不在册籍的“流寇”、“盗贼”。现在很多人对过去的中国的理解，好像每个省都一样。而其实每个区域是很不同的，找出大的历史进程中的不同，是研究江西社会的意义所在。
江西是中国一个非常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省份。看起来，江西衰落的过程和古代中国的衰落过程是一致的，在近代遇到的问题也是相像的，但这无法解释江西本地的“土客矛盾”；无法解释“程朱理学”如何被“阳明心学”所替代；无法解释从富庶、文运昌盛到现在与上海、广东等的巨大差距。
这些都要回到历史和本地实际去寻找答案。在小农经济居于主要地位的古代中国，交通便利、物产丰富（米、茶叶、瓷器、药材、茶油等）、科举上占优势即可以过得不差；在工业时代，有矿产资源、深加工企业、大型工业企业能够发展得很好，建国初期，并没有在江西布局大型工业企业；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也不是江西这样的内陆省份；在后工业时代，靠人力资本取胜的今天，只有两所高校的江西，在资源集聚和资本集聚都不占优势的情况下，是比拼不过的。
这不仅是江西面临的问题，也是中国所有不发达省份及贫困地区普遍面临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江西倒真有些中国缩影的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