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书评增刊威廉二世：暴躁的皇帝，愤怒的德意志
高凌/文
面对《沉重的皇冠》这样一本书，多数人的第一个问题应该是“威廉二世是谁？”即使今年是这位德意志帝国的亡国之君退位一百周年，他的知名度其实也没有显著提升。1918年以来的一个世纪里，这位皇帝的名声以一种清晰可见的速度被人遗忘。即使在勉强记住他的人当中，他的一生也几乎只有一个主题还被人关注和谈论，那就是1914年夏天的七月危机和之后的世界大战，也就是本书第七章所讨论的部分。
脸谱化的皇帝
对一个政治人物来说最惨的事情可能是被人遗忘，其次则是以一种脸谱化的形象走入历史。而威廉二世刚好把这两者奇妙地融为一体了。他大部分的真实生命已经被人遗忘，幸存下来的刚好是一副高度脸谱化的形象。
从1888年登上皇位到1918年退位之间，威廉二世三十年统治里的绝大部分成功和失败都被人忘记了。人们只关心他1914年7月的所作所为，其中还不包括他在游艇上度过的那些日子。对很多历史人物来说，传记的目录做得太详细可能并不是一件好事。乔治·桑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说“我知道关于那位音乐家你们想看什么，但是关于这些事小报写的已经很好了，这里就不再赘述了。”对此威廉皇帝应该深有同感，如果他打开本书看到第230页左上角那醒目的“1914年7月”，心情应该和阿尔都塞打开自己的传记，看到目录上硕大的“1980年11月16日”（结构主义大师阿尔都塞在巴黎高师的寓所中掐死妻子）差不多。
七月危机和世界大战今天已经成了威廉二世生命当中的第一主题，他的童年、家庭、性格甚至神经问题的传闻都服务于这个主题。事实上时至今日，如果一个人想要想别人推荐一本《威廉二世传》或者一个人想要让自己写的威廉二世皇帝传吸引人，把笔墨花费在七月危机上都是一个最好的选择。没有什么比1914年的那个夏天更有戏剧性了。一百多年前的那个夏天，威廉驾驶着他的游艇在波罗的海上航行，海军的米勒将军开着一艘汽艇向皇帝的游艇冲来，吓得船上的人不住地向汽艇挥手喊叫。然后米勒将军让汽艇和皇帝的游艇并行，用烟盒把写着费迪南大公遇刺消息的纸条扔到皇帝的游艇上。接到这个噩耗以后，威廉随即回到柏林，准备在吃午餐时会见奥匈帝国大使。进餐之前他已经敏锐地理解了奥匈帝国派特使送往柏林的文件的真实含义（这位皇帝一向以惊人的阅读速度而著称），然后冷静地表示“在与帝国宰相磋商以前”自己不能做出任何回应。之后他和奥匈帝国大使一起吃午餐，当两个人开始喝咖啡时，大使再次提及“被冒犯的君主制度和正统原则”，这时威廉画风一转——宣布奥匈帝国应该采取严厉而坚决的手段，而且越快越好。这时候他还没忘记自己之前提到的帝国宰相，只不过他说“虽然帝国宰相不在，但帝国宰相对这个问题也会持相同的看法。”这段话被后世的历史学家叫做“空头支票”。如果还不够吸引人，我们还可以补充上当威廉开出空头支票之后，他和被召来会见皇帝的陆海军军官之间的谈话。威廉对他们说他并不认为他和奥匈帝国大使的谈话让德意志帝国背负上了什么军事责任，也不需要为此作战争准备，之后他就回到波罗的海去继续驾驶他的游艇。而此时距离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还有22天，距离德国对俄国宣战还有27天，距离英国参战还有30天。
1914年7月的危机天然具备了成为一部完美悲剧所需要的各种因素：从此开始的波及几代人的黑暗命运，以及导致这些人跌入深渊的“萨拉热窝行刺事件”本身的偶然性，还有当悲剧的命运降临之时，所有场上的主角对人类的整体命运和他们自身命运的冥顽不灵和骄傲自大。而威廉又是这个致命的夏天里所有当事人中最富于个人特色和象征意义的一个人。
残疾人威廉
对于一个君主国而言，君主的个人形象从来都是一个政治问题，这一点威廉二世自然也不例外。比如威廉二世年轻时代其实是一个放荡的王子，他的亲信替他花钱解决过好次私生子事件，但从1888年继位开始，他就不得不约束住自己的性格，成为一个“新教伦理”的楷模，一个理想丈夫的典范。即使失去了王位流亡到荷兰的多伦，他提笔开始撰写自己的《回忆录》时，他也不像1914年其他当事人那样有权利直面历史讲出真话，因为他的所有言论都要服务于此时正在德国争取王朝复辟的王太子威廉的事业。他向希特勒示好、发表反犹言论固然有他性格里种族主义的一面，皇储和纳粹党之间的联盟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即使在他成年以前，他的个人形象也是塑造出来的。因为他父亲在位时间只有短短的九十多天，所以威廉在继位以前的绝大部分时间是作为皇孙度过的。作为一个皇孙，他的个人形象绝对不能取决于他自己。首先是他母亲来自英国的维多利亚长公主，希望他作为英国与德国结合的典范成为一个威风凛凛的男子汉登上普鲁士王位。但可惜事与愿违，威廉在出生的时候因为胎位不正而难产，在维多利亚时代，一个孩子如果超过八小时还没有出生并自主呼吸，就基本上没有生还的可能性了，而威廉二世的出生经历了漫长的十个小时。助产士在情急之下用力蛮干，导致威廉的左臂萎缩，右耳在长期的治疗之后也聋了。皇太孙威廉成了一个残疾儿童这个事实，让维多利亚长公主幻想破灭，而且视自己的儿子为耻辱。
这种局面不仅破坏了威廉和母亲之间的亲情，而且让威廉在维多利亚时代宫廷里常见的棍棒教育之外还忍受了更多非人的痛苦：为了防止他的残疾进一步扩大，比如左臂萎缩导致身体扭曲，他不得不忍受那个时代医生通常采用的捆绑矫正疗法，还有刚刚兴起的被认为能治百病的电疗。维多利亚长公主千方百计地要把残疾儿子训练成一个健康强壮的男子汉。他被母亲绑在马上学会了骑马，学会了用健康的胳膊开枪打猎。但童年的残疾和成年时期因为意外或者战争导致的残疾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前者给一个人带来的伤害既有生理上的也有心理上的，而后者则往往主要是生理上的。拿破仑的外交大臣瘸子塔列朗有一句名言，那天他看着一位战场上的英雄，拄着拐杖大踏步走向拿破仑皇帝，于是对身边的人说“他只是生理上瘸，而我则是心理和生理上都瘸。”这一点在威廉二世身上体现得也非常明显，虽然威廉一直试图掩盖自己的残疾，但他越是炫耀自己的马术，炫耀自己的枪法和自己右臂的臂力，他左臂的残疾留下的阴影其实就越明显。尤其是他那个著名的恶习：在握手时把自己右手上的戒指嵌宝石的一面转向内侧，用自己的右手用力抓紧对方的手。然后看着对方痛苦万分、甚至流泪而心满意足时，他看到的其实是他自己因为左臂萎缩而流下的眼泪。
除了生理上的残疾和对母亲的仇恨之外，他年轻时代的个人形象还取决于另外三个人，那就是他的父亲普鲁士的腓特烈·威廉王太子，他的祖父威廉一世和他祖父的亲密战友和忠诚臣仆俾斯麦。腓特烈·威廉王太子是普鲁士宫廷里最公开的自由派，也是最坚定的亲英派。在他看来他的儿子、未来的国王威廉应该跟上时代的脚步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接受完备的教育尤其是新兴的近代化的大学教育，成为一个知识分子。而在他的祖父威廉一世看来，普鲁士王权的基础在于军队和统帅军队的贵族的支持，所以皇孙威廉应该和他自己一样，接受传统的普鲁士军事教育，成为一个典型的军人。而亲俄而且保守的俾斯麦坚定地站在威廉一世一边。
但无论是大学教育、还是军事训练对皇孙威廉来说都不是什么愉快的事。他更希望利用这三个人之间的矛盾来给自己的懒散和无所用心创造空间。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了自己的父亲在经济上受制于自己的祖父，在政治上被笼罩在俾斯麦的阴影之下。没有什么比一个孩子利用对自己父亲的背叛而逃脱教育和约束更能破坏他性格的完善了。而威廉就是如此，他用自己的保守主义倾向去取悦于自己的祖父和俾斯麦，以此逃脱波恩大学的教育。俾斯麦指着柏林大学对自己的妻子说“我就没进去过”，这句话威廉如果照搬过来可能有点夸张，但其实也不算太离谱。因为威廉一世和俾斯麦的支持，威廉其实并没有真正接受什么系统的教育。而反过来因为腓特烈·威廉王太子的抗议和阻挠，威廉其实也没有接受什么系统的军事训练。相比作为一个传统的军人而且深谙十九世纪晚期军事技术进步的威廉一世，威廉二世对军队的了解主要集中在军服、羽饰、马术和闪亮的勋章和绶带。在这一点上他和那些举着观剧镜欣赏阅兵式的贵妇人们其实差不多。
这样一个憎恨母亲，周旋在父亲、祖父和伟大的帝国宰相之间的残疾人之所以没有引起所有人的担忧，是因为他还有一个深孚众望的父亲，普鲁士的自由主义王太子。但1888年当腓特烈·威廉王太子终于登上皇位成为皇帝腓特烈三世的时候，他因为身染喉癌已经几乎不能说话，仅仅九十几天就撒手人寰。这时候所有人都震惊地看到这个内心焦虑缺乏安全感的残疾人，在沙文主义情绪最浓厚的十九世纪末，登上了全欧洲最热衷于耀武扬威的国家的宝座。这个场面本身就十足的富于戏剧性，所以并没有哪个人注意过这个坐在宝座上的年轻人的脸。
铁王座上的联邦主席
协约国里的俄国为了贬低威廉二世，在报纸上把他的名字按照俄语的习惯写成瓦西里·费奥多洛维奇。而英国报纸则反过来，为了追求陌生感，把过去按照英语习惯写成Francis的奥地利皇帝弗朗茨·约瑟夫换成了德文的Franz。随着中欧盟国的日薄西山，他们所制造的战争罪行和赔偿问题就浮出水面了。奥匈帝国已经趋于瓦解，自然不可能真正承担赔偿的责任，所以当胜利临近时，英国报纸逐渐又把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的拼写改了回去。但是德国和奥匈帝国不同，德国虽然正在走向崩溃，但德国有丰富的资源和熟练的工人，拥有承担战争责任和赔偿的能力，所以协约国对威廉二世的声讨从来没有停顿过。
真正给威廉二世的专制君主形象带来转折的事件是十一月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他被迫退位和流亡。随着这位皇帝的离去，赔偿主体从德意志帝国变成了1919年《魏玛宪法》所宣布的那个“德意志国家”。所以协约国如果这时候再继续强调威廉二世的专制统治、并把战争责任完全归咎于皇帝就不利于向新生的“德意志国家”追索赔偿了。于是威廉二世从德意志帝国的专制君主摇身一变成了德国政治精英和军事寡头手中的牵线木偶。1918年以后，像之前指控他为专制君主的时候一样，学者们找到了丰富的文字证据，证明他不过是一个自以为掌握大权的傀儡君主。因为他个人的心不在焉和情绪化，以及他对具体的技术性事务的无知和不耐烦，他提出了各种各样彼此矛盾的政策和计划。而当他碰到一个既有手段、又有耐心、而且善于跟他打交道的帝国宰相时，他是何等的易于掌控。丘吉尔那句“在军火库门口抽烟的人”给威廉二世的第二种形象定了调。他就以这种高度脸谱化的形象走进历史，也走进一战以来一个世纪里关于世界大战的形形色色的作品里。
威廉二世的这种形象转变同样出现在德国学者中间，随着帝国走向战争，威廉的威望一度达到顶点。人们把他视为“最伟大的德国人”，德国的每一场胜利都被用来证明他的英明。但随着战争走上下坡路，德国的每一次失败，每一场徒劳无功却损失惨痛的进攻都让他的形象加速崩坏，到1918年威廉二世在事实上已经失去了对帝国的统治，他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游荡在色当的战场上，凭吊他伟大祖父的胜利。在德国军方发行的宣传明信片上，威廉二世的形象第一次被“坦南堡的英雄”所掩盖。兴登堡的光辉正在逐渐吞没皇帝，而兴登堡的背后其实还站着对皇帝和贵族都充满仇恨的鲁登道夫。
随着战败的降临，威廉从最伟大的德国人瞬间变为“支配一切的趾高气扬的傻瓜！”，德国学者把德意志帝国的崩溃归咎于威廉的专制统治，但这种观点事实上并不能自圆其说。人们转而试图从制度和精神上解释威廉二世时代，与此同时希特勒把德国推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于是在二战之后痛定思痛的德国人眼中，威廉二世成了从俾斯麦到希特勒之间的中间环节。人们很难把希特勒的上台简单地归咎于保守主义者的支持和经济的衰退，开始从更加宏观的和深刻的因素来解释德国的悲剧，和德国所制造的灾难。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威廉如此迅速地被人遗忘。
没有皇帝的帝国史是新时代的德意志历史研究者的兴趣所在，人们热衷于从制度、社会、文化、宫廷游戏规则里来解释第二帝国的运作。在这些更内在的问题当中，威廉二世个人的形象其实已经变得无关紧要。在书中克拉克指出这个矛盾触及到了威廉整个统治的核心问题：那就是威廉这样一个年轻人如何在这样一个宪法意义上的共和国里开展他的个人统治，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皇帝。如果本书能够让你感受到这一点，那么七月危机的戏剧性和悲剧色彩反而是餐后甜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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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沉重的皇冠》这样一本书，多数人的第一个问题应该是“威廉二世是谁？”即使今年是这位德意志帝国的亡国之君退位一百周年，他的知名度其实也没有显著提升。1918年以来的一个世纪里，这位皇帝的名声以一种清晰可见的速度被人遗忘。即使在勉强记住他的人当中，他的一生也几乎只有一个主题还被人关注和谈论，那就是1914年夏天的七月危机和之后的世界大战，也就是本书第七章所讨论的部分。
脸谱化的皇帝
对一个政治人物来说最惨的事情可能是被人遗忘，其次则是以一种脸谱化的形象走入历史。而威廉二世刚好把这两者奇妙地融为一体了。他大部分的真实生命已经被人遗忘，幸存下来的刚好是一副高度脸谱化的形象。
从1888年登上皇位到1918年退位之间，威廉二世三十年统治里的绝大部分成功和失败都被人忘记了。人们只关心他1914年7月的所作所为，其中还不包括他在游艇上度过的那些日子。对很多历史人物来说，传记的目录做得太详细可能并不是一件好事。乔治·桑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说“我知道关于那位音乐家你们想看什么，但是关于这些事小报写的已经很好了，这里就不再赘述了。”对此威廉皇帝应该深有同感，如果他打开本书看到第230页左上角那醒目的“1914年7月”，心情应该和阿尔都塞打开自己的传记，看到目录上硕大的“1980年11月16日”（结构主义大师阿尔都塞在巴黎高师的寓所中掐死妻子）差不多。
七月危机和世界大战今天已经成了威廉二世生命当中的第一主题，他的童年、家庭、性格甚至神经问题的传闻都服务于这个主题。事实上时至今日，如果一个人想要想别人推荐一本《威廉二世传》或者一个人想要让自己写的威廉二世皇帝传吸引人，把笔墨花费在七月危机上都是一个最好的选择。没有什么比1914年的那个夏天更有戏剧性了。一百多年前的那个夏天，威廉驾驶着他的游艇在波罗的海上航行，海军的米勒将军开着一艘汽艇向皇帝的游艇冲来，吓得船上的人不住地向汽艇挥手喊叫。然后米勒将军让汽艇和皇帝的游艇并行，用烟盒把写着费迪南大公遇刺消息的纸条扔到皇帝的游艇上。接到这个噩耗以后，威廉随即回到柏林，准备在吃午餐时会见奥匈帝国大使。进餐之前他已经敏锐地理解了奥匈帝国派特使送往柏林的文件的真实含义（这位皇帝一向以惊人的阅读速度而著称），然后冷静地表示“在与帝国宰相磋商以前”自己不能做出任何回应。之后他和奥匈帝国大使一起吃午餐，当两个人开始喝咖啡时，大使再次提及“被冒犯的君主制度和正统原则”，这时威廉画风一转——宣布奥匈帝国应该采取严厉而坚决的手段，而且越快越好。这时候他还没忘记自己之前提到的帝国宰相，只不过他说“虽然帝国宰相不在，但帝国宰相对这个问题也会持相同的看法。”这段话被后世的历史学家叫做“空头支票”。如果还不够吸引人，我们还可以补充上当威廉开出空头支票之后，他和被召来会见皇帝的陆海军军官之间的谈话。威廉对他们说他并不认为他和奥匈帝国大使的谈话让德意志帝国背负上了什么军事责任，也不需要为此作战争准备，之后他就回到波罗的海去继续驾驶他的游艇。而此时距离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还有22天，距离德国对俄国宣战还有27天，距离英国参战还有30天。
1914年7月的危机天然具备了成为一部完美悲剧所需要的各种因素：从此开始的波及几代人的黑暗命运，以及导致这些人跌入深渊的“萨拉热窝行刺事件”本身的偶然性，还有当悲剧的命运降临之时，所有场上的主角对人类的整体命运和他们自身命运的冥顽不灵和骄傲自大。而威廉又是这个致命的夏天里所有当事人中最富于个人特色和象征意义的一个人。
残疾人威廉
对于一个君主国而言，君主的个人形象从来都是一个政治问题，这一点威廉二世自然也不例外。比如威廉二世年轻时代其实是一个放荡的王子，他的亲信替他花钱解决过好次私生子事件，但从1888年继位开始，他就不得不约束住自己的性格，成为一个“新教伦理”的楷模，一个理想丈夫的典范。即使失去了王位流亡到荷兰的多伦，他提笔开始撰写自己的《回忆录》时，他也不像1914年其他当事人那样有权利直面历史讲出真话，因为他的所有言论都要服务于此时正在德国争取王朝复辟的王太子威廉的事业。他向希特勒示好、发表反犹言论固然有他性格里种族主义的一面，皇储和纳粹党之间的联盟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即使在他成年以前，他的个人形象也是塑造出来的。因为他父亲在位时间只有短短的九十多天，所以威廉在继位以前的绝大部分时间是作为皇孙度过的。作为一个皇孙，他的个人形象绝对不能取决于他自己。首先是他母亲来自英国的维多利亚长公主，希望他作为英国与德国结合的典范成为一个威风凛凛的男子汉登上普鲁士王位。但可惜事与愿违，威廉在出生的时候因为胎位不正而难产，在维多利亚时代，一个孩子如果超过八小时还没有出生并自主呼吸，就基本上没有生还的可能性了，而威廉二世的出生经历了漫长的十个小时。助产士在情急之下用力蛮干，导致威廉的左臂萎缩，右耳在长期的治疗之后也聋了。皇太孙威廉成了一个残疾儿童这个事实，让维多利亚长公主幻想破灭，而且视自己的儿子为耻辱。
这种局面不仅破坏了威廉和母亲之间的亲情，而且让威廉在维多利亚时代宫廷里常见的棍棒教育之外还忍受了更多非人的痛苦：为了防止他的残疾进一步扩大，比如左臂萎缩导致身体扭曲，他不得不忍受那个时代医生通常采用的捆绑矫正疗法，还有刚刚兴起的被认为能治百病的电疗。维多利亚长公主千方百计地要把残疾儿子训练成一个健康强壮的男子汉。他被母亲绑在马上学会了骑马，学会了用健康的胳膊开枪打猎。但童年的残疾和成年时期因为意外或者战争导致的残疾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前者给一个人带来的伤害既有生理上的也有心理上的，而后者则往往主要是生理上的。拿破仑的外交大臣瘸子塔列朗有一句名言，那天他看着一位战场上的英雄，拄着拐杖大踏步走向拿破仑皇帝，于是对身边的人说“他只是生理上瘸，而我则是心理和生理上都瘸。”这一点在威廉二世身上体现得也非常明显，虽然威廉一直试图掩盖自己的残疾，但他越是炫耀自己的马术，炫耀自己的枪法和自己右臂的臂力，他左臂的残疾留下的阴影其实就越明显。尤其是他那个著名的恶习：在握手时把自己右手上的戒指嵌宝石的一面转向内侧，用自己的右手用力抓紧对方的手。然后看着对方痛苦万分、甚至流泪而心满意足时，他看到的其实是他自己因为左臂萎缩而流下的眼泪。
除了生理上的残疾和对母亲的仇恨之外，他年轻时代的个人形象还取决于另外三个人，那就是他的父亲普鲁士的腓特烈·威廉王太子，他的祖父威廉一世和他祖父的亲密战友和忠诚臣仆俾斯麦。腓特烈·威廉王太子是普鲁士宫廷里最公开的自由派，也是最坚定的亲英派。在他看来他的儿子、未来的国王威廉应该跟上时代的脚步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接受完备的教育尤其是新兴的近代化的大学教育，成为一个知识分子。而在他的祖父威廉一世看来，普鲁士王权的基础在于军队和统帅军队的贵族的支持，所以皇孙威廉应该和他自己一样，接受传统的普鲁士军事教育，成为一个典型的军人。而亲俄而且保守的俾斯麦坚定地站在威廉一世一边。
但无论是大学教育、还是军事训练对皇孙威廉来说都不是什么愉快的事。他更希望利用这三个人之间的矛盾来给自己的懒散和无所用心创造空间。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了自己的父亲在经济上受制于自己的祖父，在政治上被笼罩在俾斯麦的阴影之下。没有什么比一个孩子利用对自己父亲的背叛而逃脱教育和约束更能破坏他性格的完善了。而威廉就是如此，他用自己的保守主义倾向去取悦于自己的祖父和俾斯麦，以此逃脱波恩大学的教育。俾斯麦指着柏林大学对自己的妻子说“我就没进去过”，这句话威廉如果照搬过来可能有点夸张，但其实也不算太离谱。因为威廉一世和俾斯麦的支持，威廉其实并没有真正接受什么系统的教育。而反过来因为腓特烈·威廉王太子的抗议和阻挠，威廉其实也没有接受什么系统的军事训练。相比作为一个传统的军人而且深谙十九世纪晚期军事技术进步的威廉一世，威廉二世对军队的了解主要集中在军服、羽饰、马术和闪亮的勋章和绶带。在这一点上他和那些举着观剧镜欣赏阅兵式的贵妇人们其实差不多。
这样一个憎恨母亲，周旋在父亲、祖父和伟大的帝国宰相之间的残疾人之所以没有引起所有人的担忧，是因为他还有一个深孚众望的父亲，普鲁士的自由主义王太子。但1888年当腓特烈·威廉王太子终于登上皇位成为皇帝腓特烈三世的时候，他因为身染喉癌已经几乎不能说话，仅仅九十几天就撒手人寰。这时候所有人都震惊地看到这个内心焦虑缺乏安全感的残疾人，在沙文主义情绪最浓厚的十九世纪末，登上了全欧洲最热衷于耀武扬威的国家的宝座。这个场面本身就十足的富于戏剧性，所以并没有哪个人注意过这个坐在宝座上的年轻人的脸。
铁王座上的联邦主席
协约国里的俄国为了贬低威廉二世，在报纸上把他的名字按照俄语的习惯写成瓦西里·费奥多洛维奇。而英国报纸则反过来，为了追求陌生感，把过去按照英语习惯写成Francis的奥地利皇帝弗朗茨·约瑟夫换成了德文的Franz。随着中欧盟国的日薄西山，他们所制造的战争罪行和赔偿问题就浮出水面了。奥匈帝国已经趋于瓦解，自然不可能真正承担赔偿的责任，所以当胜利临近时，英国报纸逐渐又把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的拼写改了回去。但是德国和奥匈帝国不同，德国虽然正在走向崩溃，但德国有丰富的资源和熟练的工人，拥有承担战争责任和赔偿的能力，所以协约国对威廉二世的声讨从来没有停顿过。
真正给威廉二世的专制君主形象带来转折的事件是十一月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他被迫退位和流亡。随着这位皇帝的离去，赔偿主体从德意志帝国变成了1919年《魏玛宪法》所宣布的那个“德意志国家”。所以协约国如果这时候再继续强调威廉二世的专制统治、并把战争责任完全归咎于皇帝就不利于向新生的“德意志国家”追索赔偿了。于是威廉二世从德意志帝国的专制君主摇身一变成了德国政治精英和军事寡头手中的牵线木偶。1918年以后，像之前指控他为专制君主的时候一样，学者们找到了丰富的文字证据，证明他不过是一个自以为掌握大权的傀儡君主。因为他个人的心不在焉和情绪化，以及他对具体的技术性事务的无知和不耐烦，他提出了各种各样彼此矛盾的政策和计划。而当他碰到一个既有手段、又有耐心、而且善于跟他打交道的帝国宰相时，他是何等的易于掌控。丘吉尔那句“在军火库门口抽烟的人”给威廉二世的第二种形象定了调。他就以这种高度脸谱化的形象走进历史，也走进一战以来一个世纪里关于世界大战的形形色色的作品里。
威廉二世的这种形象转变同样出现在德国学者中间，随着帝国走向战争，威廉的威望一度达到顶点。人们把他视为“最伟大的德国人”，德国的每一场胜利都被用来证明他的英明。但随着战争走上下坡路，德国的每一次失败，每一场徒劳无功却损失惨痛的进攻都让他的形象加速崩坏，到1918年威廉二世在事实上已经失去了对帝国的统治，他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游荡在色当的战场上，凭吊他伟大祖父的胜利。在德国军方发行的宣传明信片上，威廉二世的形象第一次被“坦南堡的英雄”所掩盖。兴登堡的光辉正在逐渐吞没皇帝，而兴登堡的背后其实还站着对皇帝和贵族都充满仇恨的鲁登道夫。
随着战败的降临，威廉从最伟大的德国人瞬间变为“支配一切的趾高气扬的傻瓜！”，德国学者把德意志帝国的崩溃归咎于威廉的专制统治，但这种观点事实上并不能自圆其说。人们转而试图从制度和精神上解释威廉二世时代，与此同时希特勒把德国推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于是在二战之后痛定思痛的德国人眼中，威廉二世成了从俾斯麦到希特勒之间的中间环节。人们很难把希特勒的上台简单地归咎于保守主义者的支持和经济的衰退，开始从更加宏观的和深刻的因素来解释德国的悲剧，和德国所制造的灾难。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威廉如此迅速地被人遗忘。
没有皇帝的帝国史是新时代的德意志历史研究者的兴趣所在，人们热衷于从制度、社会、文化、宫廷游戏规则里来解释第二帝国的运作。在这些更内在的问题当中，威廉二世个人的形象其实已经变得无关紧要。在书中克拉克指出这个矛盾触及到了威廉整个统治的核心问题：那就是威廉这样一个年轻人如何在这样一个宪法意义上的共和国里开展他的个人统治，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皇帝。如果本书能够让你感受到这一点，那么七月危机的戏剧性和悲剧色彩反而是餐后甜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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