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基辅大屠杀的一章

作者:
余中先
作品:
复仇女神 (小说 译作) 第1章 共1章
发表于:
译林出版社,2010年8月,77万字
国防军终于重新向前推进了,这就给我们准备了新的任务。古德里安完成了他的突破,反过来从侧面打击基辅的苏联军队,而苏联军队似乎瘫痪了,并没有什么反应。第六军团重新挺进,穿越了第聂伯河;在南线,第十七军团也渡过了第聂伯河。天气又热又干,行进中的部队在路上掀起了一股股楼房一般高的烟尘;遇上下雨,士兵们先是开心地享受,然后就咒骂泥路。没有人有时间洗澡,战士们满身秽土和泥浆,一副灰溜溜的模样。部队像一艘艘单独的小艇前进于玉米和小麦之海;他们一连好几天见不到半个人影,唯一的新消息来自行驶在前线公路上的军用快速运输队的司机;在他们周围,伸展开辽阔的土地,平坦而又空荡:在这平原上有人生活吗?俄罗斯故事中的勇士歌唱道。我们出发去执行任务时,有时候能遇上某一支这样的部队,军官们邀请我们吃饭,他们很高兴看到我们。九月十六日,古德里安的部队跟冯•克莱斯特的装甲部队在罗科维察会师了,这地方在基辅后面一百五十公里,根据军情局的消息,他们包围了苏军四个军团;在北方和南方,空军和步兵开始准备粉碎他们。基辅的门户大开。在日托米尔,从八月末起,我们就已停止了杀犹太人,幸存者都被集中到了一个犹太村里;九月十七日,布洛贝尔和他的军官们带着两队南方警察和土著士兵离开了该城,只留下了勤务兵、炊事兵,还有修理车辆用的工具、物资。分队指挥部要尽可能迅速地在基辅安顿下来。但是,第二天,布洛贝尔又改变了主意,也许是接到了一道相反的命令:他返回日托米尔,清洗了犹太村。“尽管我们发出了警告,采取了特殊措施,他们的傲慢态度并没有改变。我们不能把他们留在我们身后。”他组织了一个先遣队,由哈夫讷和扬森带领,跟第六军团一起进入基辅城。我主动请战,布洛贝尔同意了。 那天夜里,先遣队扎营在城市附近一个荒凉的小村庄。外面,乌鸦令人心烦的持续呱呱声让人想到婴儿的哭叫。我跟几个军官合住一个小木屋,躺在一堆干草上,一只小鸟飞进了房间,兴许是一只麻雀,在墙壁和封死的窗户上来回碰壁。被撞得昏头昏脑之后,它躺了几秒钟,它耷拉着翅膀,似乎筋疲力尽,但又一次挣扎着,作了一番短暂而又无用的扑腾。它可能快要死了。别人都已睡了,或者没有反应。最后,我成功地把它扑在了一顶军帽下,然后把它放到了屋外;它飞在夜空中,似乎从一场噩梦中惊醒。黎明时分,我们已经上了路。战争现在就在我们眼前,我们前进得很慢。公路两旁七零八落地躺着死人,仿佛在那里睡着了,有的睁着眼睛,目光无神。一个德国兵的戒指在清晨的阳光下闪着光芒;他的脸很红,发肿,嘴上和眼睛上停满了苍蝇。倒毙的马跟死人混在一起,有的被子弹或炮火击伤,正在慢慢咽气,它们嘶叫着,挣扎着,在别的死马或骑兵的尸体上愤怒地打着滚。我们面前,一座临时桥旁边,水流捎来了三个士兵,从河岸看去,长时间里可以清楚地辨认出溺水者湿透的军装、苍白的脸,只见他们慢慢地漂远了。村民们跑干净后空荡荡的村庄里,奶头肿胀的母牛痛苦地哞哞叫着,鹅群在花园中疯子似的吭吭乱叫,兔子、鸡群在木屋前后乱窜,被链条拴住的狗看来快饿死了;房屋门窗大开,逃难的人群慌忙中丢下了他们的书、他们的绘画复制品、他们的收音机、他们的鸭绒被。然后,我们来到了基辅城外的郊镇,破坏得很厉害,然后,紧接着就是城里,几乎未遭损失。在秋天美丽的阳光下,沿着谢甫琴科林荫大道一字排开的椴树和栗子树的颜色正在转黄;城市主要干道赫雷奇夏蒂克大街上,我们不得不游弋在街垒和横木障碍之间,疲惫不堪的德国兵正在费力地拆除它们。哈夫讷跟二十九军司令部联络了一下,他们让我们赶往当地内务人民警察的驻地,它就在靠赫雷奇夏蒂克大街的一个山坡上,俯瞰着整个城市。这是一个十分漂亮的宫殿,建于十九世纪初,一道长长的黄色外墙,装饰有线脚,还有漆成白色的高大柱子,护卫着正门,正门上有一个三角楣;它遭了轰炸,此外,还遭了内务警察的焚烧。根据我们的情报,它以前用来做穷苦少女的一所寄宿学校;一九一八年,苏维埃政府机关就设立在这里;从此,它便臭名昭著得令人心寒,他们就在此地第二个楼层后的花园里枪毙人。哈夫讷派遣了一个小队去抢运犹太人,以便清除可能会有的危险;我们把办公室和物资安置在安全地带,一些人已经开始工作了。我去司令部要工兵;必须对楼房作一次勘察,确保里面没埋地雷,他们答应我第二天派工兵来。在这个年轻姑娘的宫殿里,第一批犹太人已被押到,清理工作开始了;哈夫讷还派人收缴了一些床垫子和鸭绒被,好让我们睡个安稳觉。第二天早上,一个星期六,我甚至还没来得及去探问我们的工兵来了没有,一记巨大的爆炸声就从市中心传来,把我们仅有的那些窗玻璃震得哗哗响。很快,消息就传开了,说是新佩琴斯卡亚被炸飞了,同时还炸死了炮兵师的师长和参谋长。所有人都在谈论破坏行动,谈论定时炸弹;军队变得小心谨慎,不排除一种由于物资储存不当而引起事故的可能性。哈夫讷和扬森开始逮捕犹太人,而我则尝试着挑选乌克兰情报人员。这很难,我们对他们一无所知:那些毛遂自荐者完全可能就是俄国人的间谍。被捕的犹太人关在赫雷奇夏蒂克大街的一个电影院里;我匆匆地印证来自各方面的情报:一切似乎都说明,苏联人在城里精心地布了雷;而我们的工兵却迟迟不来。经过一番强烈抗议,最后他们给我们派来了三个工兵;两个小时之后,他们空手而归,什么都没有发现。夜里,不安的情绪侵入了我的睡眠,钻进了我的梦境:我突然有了一种强烈的排便欲,我赶紧跑去厕所,粪便喷涌出来,稀的,稠的,持续不断的粪浪很快填满了马桶,它渐渐上涨,我却一直拉个不停,屎汤已经沾到了我的大腿,盖过了我的屁股和睾丸,我的肛门继续放泻。我焦虑地自问,如何擦净这些臭屎,而我却不能停下来,那腥臭、令人作呕的气味钻进了我的嘴巴,让我大惊失色。我醒来,感到透不过气,口中发干,满是苦味。曙光已露,我爬上了山崖,瞧着河面上升起的太阳、一座座断裂的桥、城市、远处的平原。第聂伯河延伸在我脚下,宽阔,缓慢,水面上有一个个带绿色泡沫的旋涡;河中央冒出来几个小岛,就在被炸毁的铁路桥底下,周围漂浮着一些芦苇和睡莲,还有几条被弃的渔船;一条国防军的大驳船穿过河流;河对岸的更高处,一条船侧卧在滩岸上,已经散架,慢慢地锈蚀着。茂密的树木遮掩了修道院,我只能隐约看到修道院钟楼的金色圆顶,它默默地反射着朝阳铜色的光芒。我返回宫殿:尽管是星期日,我们还是忙得不可开交;此外,突击部队指挥部的先遣队来到了。他们上午正式到齐,由二级突击中队长 克里格尔博士率领,他是五号长官;跟他一起来的有二级突击中队长布罗恩,一个叫布劳恩的,还有安全警察上尉克吕默,他要来领导我们的维安警察;托马斯留在了日托米尔,他将在几天后跟拉施博士一起来。克里格尔和他的同事们占据了宫殿的另一翼,我们已经把那一部分整理好了。我们的犹太人加紧工作着;夜里,我们把他们关在一个地窖里,就在早先内务警察的监牢旁边。布洛贝尔午饭后来看望我们,祝贺我们取得的成功,随后又出发去了日托米尔。他不打算留在那里,因为城市犹太味道太重;我们到达基辅的那天,突击队指挥部清空了犹太居住区,清除了那里所剩的三千一百五十五个犹太人。在我们的报告中,这一数字还要更大,兴许很快又有了另一些。我在问我自己,谁将为所有这些被杀的犹太人哭泣?为这些埋葬在乌克兰肥沃的黑土地下的犹太孩子哭泣?我们是不是会杀死他们的姐妹,还有他们的母亲?假如我们真的会把他们全部杀死,那就不会剩下任何人来为他们哭泣,兴许,这就是我的想法。我们的工作在进展:他们给我派来了信仰坚定的梅尔尼克分子 ,他们为我挑选情报人员,甚至还甄别了三个布尔什维克,其中一个是女人,我们马上把他们枪毙了;全靠这些人,我招募了一些看门人,这些苏维埃看门人以前为内务警察收集过情报,但现在,为了一点小小的好处或金钱,毫不犹豫地反戈一击为我们效劳。他们很快就向我们揭露了一些伪装成平民的红军军官,还有早先的警察、恐怖分子、犹太知识分子,我对这些人匆匆作过讯问后,就转移给哈夫讷和扬森。而哈夫讷和扬森,他们则继续逮捕犹太人,关在国家电影院五号。城堡爆炸之后,城里十分平静,国防军组织得井井有条,军需给养日益改善。但是搜查过于匆忙了一些。星期三上午,就是二十四日,一次新的爆炸炸毁了设在赫雷奇夏蒂克大街和横切街交界处的大陆旅馆的驻军司令部。我赶紧跑去看。大街上麇集了凑热闹的人,还有闲散的士兵,正在那里看着房屋起火。战地宪兵开始集中平民,让他们清理现场残屑;军官们正在疏散旅馆中未遭损害那一侧的物资,搬出来好些箱子、被褥、留声机。碎玻璃在他们脚下喀嚓作响:在气浪作用下,碎玻璃一直飞到附近的好几条街上。应该有很多军官被炸死,但没有人知道究竟死了多少人。突然,又响起了另外一声爆炸,在更远处,大概在托尔斯泰广场;随后,又有另一枚大炸弹在旅馆对面的楼房中炸响,瓦砾雨点一般地撒向我们,一股尘烟顿时笼罩了一切。惊慌失措的人们顿时作鸟兽散,母亲呼叫儿子,孩子哭爹喊娘;德国摩托兵向赫雷奇夏蒂克大街飞驶而来,一路绕过防装甲车路障,还用冲锋枪随意扫射。一团黑烟迅速笼罩了大街,好几处房子着起火来,我被浓烟熏得直呛。国防军军官们喊着一些彼此矛盾的命令;似乎没有人知道该听谁指挥。赫雷奇夏蒂克大街被爆炸的碎片和掀翻的车辆堵得死死的,无轨电车的电线辫子被切断,挂落在街上;离我两米远的地方,一辆欧宝车的油箱爆炸了,汽车顿时着起火来。我返回宫殿;从高处看去,整条大街似乎都在着火,还能听到爆炸声。布洛贝尔刚刚来到,我向他报告了目前的形势。哈夫讷也来了,并解释说,囚禁在大陆旅馆附近电影院中的犹太人,大部分已趁着混乱逃跑了。布洛贝尔命令把他们都抓回来;我却提出了不同的建议,目前最要紧的,兴许是彻底走访一下我们的指挥部。于是,扬森把维安警察和战地党卫队分为三人一组,派他们进入所有的门户,并强行撞开所有上锁的房门,尤其要搜查地窖和阁楼。不到一小时后,我们就发现了地下室有炸弹。战地党卫军的一个三级小队长以前曾干过工兵,就下去看了:原来有六十来个装满了汽油的瓶子,就是被芬兰人从他们的冬季战争起叫做“莫洛托夫鸡尾酒”的东西,表面看来,它们储存在那里,但是谁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必须叫一个专家来。这一下引起了慌乱。扬森大叫大喊,给我们的犹太雇工来了好一顿马鞭子;哈夫讷始终保持了他讲效率的神态,发出一道道无用的命令,试图给人一种沉着的印象。布洛贝尔跟克里格尔博士很快商议了一下,命令立即撤离该楼。我们没有预想过任何撤退方案,没有人知道该去哪里;当人们急急忙忙发动汽车时,我紧急联络了一下驻军司令部;但是军官们全很忙,他们让我们自己解决。我穿越烟火和混乱返回宫殿。国防军工兵试图用上水龙带,但是火势有增无减。这时,我想到了狄纳莫大体育场;它离着火的地方很远,就在修道院附近的佩切尔斯克山坡下,红军是不太可能在那里布炸弹的。布洛贝尔赞同我的想法,就让满载的汽车和卡车开向那里;军官们安顿在废弃的办公室和依然散发着汗臭味和消毒剂的更衣室,而士兵们则占据了看台,我们让犹太人全都在草坪上坐下,处在我们的严密看守下。正当我们忙着卸下和整理我们的文件卷宗、我们的保险箱、我们的打字机,正当我们的专业人员打开通讯联络工具时,布洛贝尔动身去了驻军司令部;他回来后,命令我们再一次收拾一切,准备装车:国防军为我们分配了一处指挥所,那是在沙皇的一个旧行宫中,位于下城。必须把一切重新装车;整个白天就这样在搬家中耗费掉了。只有冯•拉德茨基对这样搬来搬去显得很开心,他对那些抱怨不已的人很轻蔑地说:“战争就是战争,烧酒就是烧酒。”晚上,我终于从我的梅尔尼克分子合作者那里得到了情报,尽可能地从他们那里了解红军的计划;显然,爆炸是内应外合制造的,必须抓住那些破坏分子,并确定他们中的罗斯托普金 。军情局掌握了某个叫弗里德曼的人的情报,他是内务警察的一个著名间谍,负责一个情报网和破坏组织,是红军撤退前安排下的;工兵们报告说,炸弹是事先放置好的,连接了定时装置。市中心变成了一个地狱。有过不少爆炸,火灾现在洗劫了整个赫雷奇夏蒂克大街,从杜马广场一直到托尔斯泰广场;莫洛托夫鸡尾酒一排排地放在阁楼上,在热力的作用下粉碎,胶化的汽油流到了楼房的楼梯上,为大火提供了能源,它们渐渐威胁到了平行的街道上,先是普希金街,然后是梅林街、卡尔-马克思街、恩格斯街,一直到我们宫殿脚下的十月革命街。两家国营百货公司遭到了疯狂抢劫;宪兵逮捕了许多趁火打劫者,想把他们移交给我们,另一些则在大火中烧死了。市中心的居民全都逃跑了,扛着大大小小的包裹,推着满载收音机、地毯和其他细软的童车,而婴儿在母亲的怀中哇哇大哭。许多德国士兵混在他们中间,也在逃亡,没有任何秩序。时不时地,一个屋顶在楼房内部轰然塌下,房梁断裂发出巨大响声。某些地方,我只能用湿手巾捂住口鼻才能喘气,我没命地咳嗽,吐出发稠的黏液。 第二天早上,突击部队指挥部在库诺•卡尔森的率领下到达了,大部分成员随队来到。工兵们已事先探测了一遍我们的宫殿,查出了成箱的燃烧瓶,这样,我们得以返回驻地来迎接他们。党卫军和警察的一个先遣队也到达了,占据了我们刚刚离开了的沙皇行宫;他们还带来了两营维安警察,这给了我们极大支援。国防军开始在市中心炸毁楼房,以便控制火势。我们在列宁博物馆发现了四吨炸药,已经准备要起爆,但工兵们成功地切断了导火索,并把它们堆到了入口处。城市的新统帅库尔特•艾贝哈德准将几乎连轴转地召集开会,集团和指挥部的代表必须出席。由于凯里希的职位始终无人接替,实际上我便成了指挥部里临时代理的三号长官,布洛贝尔常常让我陪同他出席,或者当他太忙时,便派我代替他出席;突击部队指挥部也常常一连好几小时跟党卫队和警察头领一起开会。当天晚上或者第二天,耶克恩本人一直迟迟没有露面。早上,国防军还在想着那些平民破坏者,它请求我们帮助它寻找他们并惩罚他们;然后,在白天,军情局找到了红军的一份毁灭计划,仔细标明了他们撤退前要彻底破坏的六十来个目标。我们立即派出工程师去验证,结果情报得到了确认。其中四十多个目标还在等待着起爆,有的还安装了无线定时装置,可以远距离操纵;工兵们马上开始紧急行动,争分夺秒地拆除它们。国防军打算采取根本性措施;我们一起讨论了那些措施。 星期五,国家秘密警察开始了工作。根据我收集的情报,一千六百个犹太人和共产党员在当天被捕。福格特就地布置了七个小队,就在所谓的杜拉格,即设在城里头的关押犹太人的平民营,对他们进行审问,以便对大批被俘人员作一种过滤,剔除其中的危险分子。我在艾贝哈德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报告了此事;他点了点头,但是军方要求得更多。破坏行动在继续:一个年轻的犹太人试图切断由我们的工兵铺在第聂伯河上的一段管道,那是消防专用水管;特遣队马上枪毙了他,同时还枪毙了一帮茨冈人,他们是在一个偏远街区的一个东正教教堂附近抢劫时被抓获的。在布洛贝尔的命令下,我们的一个小分队清除了巴甫洛夫医院里的精神病人,生怕他们趁机逃跑,增添混乱。耶克恩终于来了;下午,他在总指挥部主持了一个会议,出席的有艾贝哈德将军第六军团司令部的军官,有党卫军集团的军官,其中包括拉施博士,另外还有特遣队的军官们。拉施很不耐烦地坐在那里:他不说话,用一杆钢笔轻轻敲击桌子,冷漠的目光在周围一张张脸上茫然地扫来扫去。耶克恩跟他形成鲜明反差,显得精力旺盛。他针对种种破坏行为、犹太民众在城里的威胁,发表了一通简短的讲话,他强调必须采取报复措施,同时还要有预防措施,而且是最有力的。党卫军集团的三号首长亨尼克二级突击大队长作了一番统计学介绍:根据他掌握的材料,目前住在基辅的犹太人应有十五万之多,分常住人口和来自乌克兰西部的难民。耶克恩听了之后,马上就建议枪毙他五万人;艾贝哈德表示热烈赞同,并承诺第六军团会提供后勤上的支持。耶克恩转身朝向我们,宣布说:“先生们,我给你们二十四小时,给我拿出一个计划来。”布洛贝尔当场跳了起来:“一级集团领袖先生,保证按时完成!”拉施这时候第一次开口讲话:“对布洛贝尔旗队长,你是可以放心的。”他的语调中包含了一种相当嘲讽的意味,但是布洛贝尔把它当作了一种赞扬:“绝对可以,绝对可以。”“必须重拳出击,”艾贝哈德总结道,宣布散会。 我夜以继日地工作,我只睡了两小时觉;但是说实在的,我并没有真在准备计划:那些还没有完全处在忙碌中的小分队军官(我们着手枪毙被福格特的审问者揭穿了面目的苏联秘密警察,还有一些偶然被抓获的嫌疑犯,但除此就没有别的事了),现在也肩负起了任务。第二天,跟第六军团以及党卫军和警察头领的会议继续召开。特遣队建议了一处行刑地点:城市西面,西雷街区,在犹太人墓地附近,但又在他们的居住区之外,那里有许多大沟壑,可以派作用场。“那里还有一个货运车站,”布洛贝尔补充道,“这有助于让犹太人相信,我们要把他们转移到别处去安置。”国防军派出了测量员去勘察:根据他们的报告,耶克恩和布洛贝尔确定了一处叫做老奶奶或叫老妇人的沟壑,在这深沟里,还流淌着一条溪流。布洛贝尔召集起了他的所有军官:“要处决的犹太人都是一些反社会分子,对德国是毫无价值的、无可宽恕的。该死的还包括那些精神病院里的疯子、茨冈人,以及所有那些白吃饭的嘴。但是,我们将首先从犹太人开始。”我们认真地研究了地图,必须布置好警戒线,确定路线,安排好运输;尽可能少派一些卡车,走最短的线路,有助于节省汽油;同时还必须考虑到部队的装备和弹药补给;一切都得精心计算。为此还必须确定行刑方法:布洛贝尔最后决定采用一种变形的油渍沙丁鱼法。说到执行枪决任务的行刑手和押送人,耶克恩坚持用他自己的两营维安警察,这显然激怒了布洛贝尔。另外还有格拉夫霍斯特的战地党卫军和克鲁默上尉的维安警察。至于警戒线,第六军团派了好几连官兵供我们使用,他们还提供卡车。哈夫讷开辟了一个用来挑选有用物件的场地,就在鲁基亚诺夫斯科伊墓地和犹太人墓地之间,离那个沟壑有一百五十米远:艾贝哈德坚持要我们收缴那些人的家门钥匙,因为爆炸与火灾使两万五千人流落街头,国防军希望尽快地让他们住进房子。第六军团给了我们十万发子弹,还印刷了告示,分别用德语、俄语、乌克兰语,印在劣质的灰色包装纸上。布洛贝尔把头从地图堆里抬起来后,便有时间东奔西跑,从事其他的活动:下午,在工兵的参与下,他派人炸毁了圣母永眠教堂,这是一座建于十一世纪的十分漂亮的东正教小教堂,位于那个著名的修道院的中央:“必须让乌克兰人也付出一些代价,”他后来很得意地这样对我们解释说。我为此还跟福格特讨论了一下,因为我实在不明白这一行动的意义;依他之见,这显然还不是布洛贝尔的创意,但他根本就猜不出到底是谁出的主意,谁下的命令。“兴许是一级集团领袖吧,这完全是他的风格。”总而言之,不会是拉施博士,我们几乎已经不再见他的面了。当我在一条走廊中遇到托马斯时,我匆匆地问了他一句:“旅队长现在怎么了?看来情况不妙啊。”“他跟耶克恩吵架了。跟科赫也吵了一架。”汉斯•科赫是东普鲁士省党部领导人,一个月之前被任命为帝国在乌克兰的全权代表。“为了什么事?”我问。“我以后再告诉你吧。总之,时间不会很长的。顺便问你一个问题:第聂伯河里的犹太人,是不是你们干的?”头天晚上,所有前往犹太会堂做祈祷的犹太人全部失踪了;今天早上,人们发现了他们的尸体漂浮在河面上。“军队在抱怨,”他继续道,“他们说,这一行动令老百姓惶惶不安。这可不是好玩的。”“那么我们准备做的事,就是好玩的吗?我想,老百姓很快就会有别的事要担心了。”“那可不一样。正相反,他们可是巴不得快快摆脱那些犹太人。”我耸了耸肩膀:“不,不是我们干的。据我所知。眼下,我们可是忙得不可开交。再说,这样的做派也不是我们的风格。” 星期天,我们在城里各处张贴告示。要求犹太人第二天上午到梅尔尼科娃街上他们的墓地前集合,每人允许带五十公斤行李,以便作为殖民分配到乌克兰各地安顿落户。我对这一措施的成功深表怀疑:我们已经不是在卢茨克了,我知道,关于这些犹太人的命运,已经有不少传言从前线传来;我们越向东挺进,就越少见到犹太人,在我们到来之前,他们现在纷纷随着红军逃跑,而一开始,他们还是充满信心地等着我们呢。另一方面,如同亨尼克向我指出的那样,布尔什维克对我们的枪决行动保持了一种惊人的沉默:在他们的广播电台中,他们指责我们犯有残酷、夸张的暴行,却从来没有提及过犹太人;照我们的专家看来,他们实际上很担心动摇苏维埃人民的神圣同盟。我们通过情报人员得知,许多犹太人被指定撤退到后方去,但是,他们似乎是按照跟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同样的标准被选中的,作为工程师、医生、共产党员、特殊技术工人;大多数逃跑的犹太人是自己想办法走的。“真是难以理解,”亨尼克补充道,“如果犹太人真的领导了共产党,他们就该作更大的努力来拯救他们的同宗。”“他们很狡猾,”另一个军官冯•舍文博士假设说,“他们不愿意为我们的宣传提供靶子,便过分公开地支持他们的宣传。斯大林应该考虑到了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为了维持政权,他们牺牲了他们可怜的小兄弟。”“你说的兴许有道理,”亨尼克赞同说。我的心里在微笑,但不无苦涩:如同在中世纪,我们靠彼此能够证明的三段论来推理。而这些证明把我们带上了一条一去不复返的路。 大行动开始于九月二十九日星期一早上,这是犹太人的赎罪日。布洛贝尔头天晚上就告诉我们:“他们将去赎罪,赎罪。”我留在位于宫殿中的办公室里,撰写一份报告。卡尔森出现在了门口:“你不去吗?你知道得很清楚,旗队长已经下了命令,所有军官都得到场。”“我知道。我这就写完了,我就来。”“随你便吧。”他消失了,我继续工作。一个小时后,我站起来,戴上我的帽子和手套,跑去找我的司机。外面天气很冷,我本想回屋找一件套头衫,但还是放弃了。天空布满了阴云,秋意已浓,过不了几天,就该入冬了。我们经过赫雷奇夏蒂克大街依然冒着烟雾的废墟,然后驶上了谢甫琴科林荫大道。一家家犹太人排着长长的队伍,带着包裹或旅行背包,静静地向西走去。大多数都显得很贫穷,无疑是一些难民;男人和男孩子都戴着苏联无产者的那种鸭舌帽,但是,偶尔也能看到一顶软毡帽。有些人还坐着大车,由马儿拉着驾,车上载有老人和行李箱。我让我的司机绕行,我想看到更多的人;他便向左一转走上大学方向,然后,经过萨克萨甘斯基大道横地穿向火车站。好多犹太人带着行李从自己的家里出来,汇合到了人流中,人群涌动着,发出一种平稳的嘈杂声。几乎看不到任何德国兵的影子。到了街口,人群的洪流彼此汇合,变得更粗更大,继续前进,没有骚动。我背朝火车站一拐,上了山坡,在大植物园的拐角处又回到了那条林荫大道。有一队士兵待在那里,还有一些乌克兰辅助人员,正在一个铁钎上烤着一只全猪。味道很香,路过的犹太人很羡慕地瞧着那只猪,士兵们便哄笑起来,嘲讽他们。我停下来,走下汽车。人们从各条横马路中涌出来,汇到中央人流中来,恰如小河溪流汇成大江。时不时地,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长队会停下来,然后,又猛地一下子运动起来。在我前面,一些脖子上挂着洋葱辫的老太太,手里牵着流着鼻涕的小家伙,我注意到一个小姑娘,站在比她还高的好几个罐头瓶中间。我似乎觉得,人群基本上是老人和孩子,但是,这也很难判断:青壮年应该都跟着红军走了,或者逃跑了。右边,植物园前面,有一具尸体躺在排水沟上,一条胳膊弯曲着压在脸下;人们从旁边走过,连瞧都不瞧他一眼。我朝围在烤猪周围的士兵们走去:“怎么回事?”一个中士向我敬了一礼,回答道:“这是个骚乱分子,二级突击中队长先生。他又是叫又是喊,他讲国防军的坏话,挑动民众。我们让他闭嘴,但他还继续叫嚷。”我又瞧了瞧人群:人群显得很平静,兴许稍稍有些不安,但是很消极。我通过我的耳目网,已经散布了一些言论:犹太人要去巴勒斯坦,他们去那里移居,有的则去德国,去那里干活。由国防军指定的地方当局也在行动起来,以避免在大众中引起恐慌。我知道,大屠杀的说法也在传播,但是所有这些传闻都被取消了,人们不再应该知道,只应该相信,于是,我们只能寄希望于他们对一九一八年德国占领的回忆,他们对德国的信任,当然,还有希望,懦弱的希望。 我又走开了。我什么话都没有对司机说,但他顺着犹太人的人流行驶,驶向梅尔尼科夫街。我们依然几乎看不到德国兵的影子;只在一些十字路口有几个检查点,例如,植物园的拐角上就有一个,另外,在阿尔乔姆街和梅尔尼科娃街的交叉口上有一个。那里,我见证了当天的第一个事件:一些宪兵正在殴打好几个大胡子犹太人,兴许是一些教士,只穿了衬衫,长长的鬈发在耳朵前鬈曲着。他们已经鲜血淋漓,他们的衬衫被洇得鲜红,女人们叫喊着,人群中起了骚动。随后,宪兵们抓住了那些教士,把他们带走了。我观察了人们:他们知道这些人将去送死,这从他们忧虑的目光可以看出来;但是,他们依然希望,只有那些教士、那些虔诚的信徒才会去死。 梅尔尼科夫街的尽头,犹太人墓地前,反装甲车街垒和铁丝网一下子收窄了路面,还有一些国防军士兵和乌克兰警察守卫着。警戒线从那里开始了;经过这一瓶颈之后,犹太人便不得返回了。分拣区就在稍远一点的地方,在左侧,巨大的鲁吉亚诺夫斯科基督教徒墓地前的空地上。一道长长的红砖墙,相当矮,围绕着大公墓;墙后一些大树遮住了天空,树木已经光秃秃了,或者枝头上依然挂着红叶黄叶。在德嘉罗夫斯卡街的另一侧,已经安放下了一排桌子,我们让犹太人走到桌子前。我在那里看到了我们的许多军官:“已经开始了吗?”哈夫讷脑袋朝北一晃,给了个示意:“是的,已经好几个钟头了。你都躲到哪里去了?旗队长都发火了。”每张桌子后面,都待着指挥部的一个士官,由一个翻译和数名士兵陪同;首先,犹太人得交上他们的证件,然后,交上他们的钱、他们的首饰和其他值钱的东西,随后,他们房子的钥匙,并写清楚它们的标签,最后,还得脱下他们的衣服和鞋子。他们应该猜到了什么,但他们什么都不说;无论如何,这一地带被密封在警戒线后面。某些犹太人还试图跟警察争辩,但乌克兰警察叫嚷着,打他们,把他们赶回到队伍中。一阵凛冽的冷风刮起,我感到冷,我后悔没有穿上套头衫;时不时,每当风儿刮起来,人们都能听见一阵轻微的劈啪声;大多数犹太人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在桌子后面,我们的土著士兵把充公的衣服打成一个个包裹,装上卡车;车子出发,朝城里开去,我们已经在那里设了一个分拣中心。我走去检查成堆的证件,它们被扔在地上,等着烧毁。有撕碎的护照,有工作证,有工会证,有食品配给卡,有家人的照片;风儿吹来,掀起了最轻的纸张,卷得满地一片狼藉。我仔细瞧了瞧几张照片:都是一些照相馆拍的肖像照,有男人、女人、孩子,有老头老太太,也有牙牙学语的婴孩;偶尔,也能看到一张度假时的休闲照,这之前他们幸福和正常生活的留影。这使我回想起一张我中学时藏在床边抽屉里的照片。那是一次大战前一个普鲁士家庭的照片,三个身穿学生服的年轻容克,还有他们的妹妹。我已经想不起来是在哪里找到它的,兴许是在我们罕见的一次外出时,是在某个旧货商或某个明信片商那里。那时候,我非常不幸,犯下一次严重错误后,我不得不被送进了那个可怕的寄宿学校(此事发生在法国,在我父亲失踪之后,我们在法国住了几年)。夜里,在月光下,或者在被窝里用一支小小的手电筒照亮,我一连好几个钟头细细端详这张照片。为什么,我问我自己,我不能成长在一个这样完美无缺的家庭中,而是在这个腐败的地狱里呢?满地散乱的照片上的犹太家庭似乎都是很幸福的;对他们来说,地狱,是在这里,现在,而对消逝的往昔,他们只有留恋的份儿。在桌子那一边,只穿了内衣的犹太人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乌克兰警察把成年男人、小伙子和女人、小孩子分开;女人、孩子和老人被装上国防军的卡车,运到沟壑那边去;其他人则必须走着去。哈夫讷来到我跟前。“旗队长正在找你。你要当心,他可是真的发怒了。”“为什么?”“他抱怨一级集团领袖把两个营的警察强加给他。他认为,一级集团领袖想把这次行动的功劳归于自己。”“可这也太愚蠢了。”布洛贝尔过来了,他喝了酒,红光满面。他一看到我,就开始以粗野的方式侮辱我:“你耗在那里干吗呢?我们都等你好几个钟头了。”我向他敬了一礼:“旗队长先生!安全局自有它自己的任务。我在检查部署,以预防任何意外。”他稍稍平静了一些:“结果呢?”他嘟囔着。“一切似乎都很规范。旗队长先生。”“很好。到上边去吧。旅队长要见所有的军官。” 我又坐上我的汽车,跟在卡车后面;一到目的地,警察就让女人和孩子们下车,跟步行来到的男人们汇合。很多犹太人一边走,一边唱着宗教歌曲;少数人试图逃跑,但马上就被担任警戒的士兵抓住或打死。从山脊上,人们清楚地听到一阵阵风声,女人们开始恐惧起来。但她们无能为力。我们把他们分成小组,一个士官坐在桌子前数他们的人数;然后,我们的土著士兵把他们带领到沟壑旁边。每一串枪声之后,另一组接着出发,进行得很快。我从西侧绕过沟壑,去跟其他军官汇合,他们已经站在北侧高处。从那里看去,大沟在我眼前伸展;它应该有五十来米宽,三十来米深,长度有好几公里;沟底的小溪跟下面的西雷河汇合,西雷街区即由此得名。我们在溪流上铺设了木板,好让犹太人和行刑队员很容易地穿过去;溪对面,在沟壑那赤裸裸的斜坡上,到处零星地开着白色小花。乌克兰“包装工”把他们的负担拉到这里,并强迫他们躺在上面或者旁边;于是,行刑队士兵上前一步,端起冲锋枪,对着几乎赤裸着排队躺在那里的人,瞄准他们的后脖,一人给一枪;一共有三个小队。在行刑之间,一些军官上前检查死尸,需要的话就补上致命的一枪。在一个能俯瞰整个场景的高度上,站着几队党卫军和国防军军官。其中就有耶克恩及其随从,边上还站着拉施博士;我还认出了第六军团的好几个高级军官。我看到了托马斯,他在注意我,但并没有向我示意。好几小队犹太人从对面沟坡上跑下来,汇集到越来越庞大的尸体堆中。冷风有些刺骨,我们轮流传递着朗姆酒,我喝了一些。布洛贝尔坐汽车直接来到了沟壑的我们这一边,他想必绕了一个大圈;他一边拿着一个扁平的小瓶喝着酒,一边大声叱责着,他抱怨人们干得不够利索。然而,频率已经被推向了最快。射手们每隔一小时就轮换一批,不射击的人则帮他们上子弹,还递朗姆酒给他们喝。军官们不怎么说话,一些人试图掩饰他们的慌乱。地方司令部派来一辆野营炊事车,还有一个战地牧师,准备热茶,为维安警察和特遣队成员暖身子。午饭时,高级军官纷纷回城去了,但是低级军官得留下来跟士兵一起吃饭。由于行刑还得不停地继续,临时食堂就安排在了下面,在一个看不见沟壑的洼地。党卫军集团负责的伙食;当士兵们打开罐头,发现里面是黑糊糊的血肠时,他们便开始抗议,大声嚷嚷起来。前来做一个小时检查的哈夫讷也一边大叫着,一边把打开了的罐头扔到地上:“这他妈的都是什么鬼东西啊?”我的身后,一个战地党卫军已经哇啦哇啦地呕吐开了。我本人也是面无血色,一看到血肠就让我觉得恶心。我转身朝向集团管理部门的领导哈特尔,问他怎么能这样做。但哈特尔始终无动于衷地呆立着,那条马裤显得格外肥大,十分滑稽。于是我冲他大叫大嚷,说这样做实在是一种耻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吃不下这种食物!”哈特尔扭身走开了;哈夫讷把那些罐头扔进一个硬纸盒里,这时,另一个军官,年轻的纳格尔,试图劝我平静下来:“算了吧,二级突击中队长先生……”“不,这实在太不像话了,应该想到这一问题。他们的责任就是这个。”“绝对是这样,”哈夫讷做了一个鬼脸。“我去找别的东西吧。”有人给我倒了一杯朗姆酒,我一口就喝了个干净;它在喉咙中烧着,真叫人舒服。哈特尔走了回来,伸出一根很粗的手指头指着我:“二级突击中队长,你不该那样对我说话。”“而你不该那……那……那样……”我一边结结巴巴地说,一边指着扔掉的罐头。“我的先生们!”福格特狂叫起来。“不要过分了。请你们注意。”所有人显然全都泄了气。我走开去,吃了一点点面包,还有一个生洋葱;我身后,军官们正激烈地争论着。过了一会儿,高级军官们回来了,哈特尔想必打了一个报告,因为布洛贝尔径直就来找我,并以拉施博士的名义斥责我说:“在这样的场合,我们的行为应该符合军官身份。”他给了我一道命令,当扬森从沟壑中回来轮休时,我去代替他。“你有没有带武器?有吗?在我的部队里,不许扭扭捏捏,明白吗?”他吐沫星子乱溅,完全醉了,几乎控制不了自己。过了一会儿,我看到扬森上来了。他神色诡异地瞧着我说:“该你了。”我站着的那一边沟壁实在太陡,根本无法下去,我不得不绕了一个大圈,从底下进去。死尸周围,沙质的土中已经渗出了黑糊糊的血水,溪水也因血而颜色发暗。一股粪便的恶臭盖过了血水的腥臭,许多人死去时大便失禁;幸亏风刮得很猛,驱赶了一些臭气。走近仔细一看,事情就不那么平静了:被土著士兵和维安警察催赶着来到沟壑边上的犹太人,看到惨烈的场景后就恐惧地大叫,他们挣扎起来,“包装工”便用棍棒或金属缆线抽打他们,迫使他们下到沟里,躺在那里,即便躺到了地上,他们还在叫喊,试图站起来,孩子们也跟成人一样死死地抓住生命的一线希望,他们一下子就跳起来,逃跑,直到“包装工”把他们抓住,打趴下;枪决时,子弹常常脱靶,他们只是受了些伤,但是,射手们对此视而不见,只忙着去对付下一拨牺牲品,受伤者在那里滚动,扭曲,痛苦地呻吟,另一些人则相反,惊吓之下,他们一声不吭地就瘫倒了,眼睛还在一眨一眨。士兵们一队过去,一队再来,他们连续地开枪,几乎没有停顿。而我,我已经吓晕乎了,我根本不知道该做什么。格拉夫霍斯特走到我身边,摇了摇我的胳膊:“二级突击中队长!”他用手枪对准了尸体:“赶快了结受伤者的命。”我拔出我的手枪,走向一队人:一个很年轻的男子正痛苦地哼哼着,我把手枪对准了他的脑袋,扣下了扳机,但是没有打响,原来我忘记了打开保险,我拉开保险,对着他的脑门放了一枪,他惊跳了一下,立即就闭嘴了。要想够到一些受伤者,就必须从尸体上走过去,这很容易滑倒,白花花的软乎乎的肌肤在我靴子底下滑动,骨头脆生生地断裂,让我连连摇晃,我踩下去,血水和泥浆一直没到我的脚踝。这可怕极了,它让我的心中充满厌恶感,就像在西班牙的那一天晚上,在爬满了蟑螂的茅厕里,我那时还很年轻,我的继父带我们去加泰罗尼亚度假,我们睡在一个小村庄里,一天夜里,我肚子疼,赶紧拿上一把手电筒照亮,跑到花园尽头的茅坑去,粪坑白天时还是干净的,那时候却麇集了一大群褐色的大蟑螂,这把我吓得心惊肉跳,我试图憋住屎,回来睡觉,但是肚子的痉挛实在太厉害,房间里又没有尿盆什么的,我便穿上我的大雨靴,返回茅坑,我对自己说,我可以使劲地跺脚赶走蟑螂,快快了事,我脑袋探出门外,用手电照亮地面,然后,我注意到墙上有一道反光,我便把手电光对准那里,墙上也爬满了蟑螂,所有的墙上都有,天花板上也有,房门的木板条上也有,我慢慢地转动伸出了门外的脑袋,那里也有蟑螂,黑糊糊的一大群,蠢蠢欲动,于是,我慢慢地缩回了我的脑袋,很慢很慢地,我回到我的房间,使劲地憋着一直到天亮。行走在犹太人的尸体上,给了我相同的感觉,我几乎是在胡乱放枪,朝着我看到的正在扭动的一切,然后,我恢复了镇静,试图干得更当心一些,毕竟应该让他们尽可能少受痛苦,但是,无论如何,我只能结果最后的那些人,在底下,还有另一些受伤者,还没有死掉,但很快就要死掉。我并不是唯一惊慌失措的人,有些射手也在颤抖,歇息期间使劲喝酒。我注意到一个年轻的战地党卫队员,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他开始胡乱地开枪,他的冲锋枪挎在腰间,他可怕地狞笑着,随随便便地打完枪膛中的子弹,一发朝左,一发朝右,然后两发,再三发,像是一个孩子按照一种神秘的内心拓扑学踩着铺路石的接缝线。我靠近他,摇了摇他的胳膊,但是他继续狞笑着,当着我的面开着枪,我夺下了他的冲锋枪,给了他一个耳光,然后把他打发到正在装子弹的那一堆士兵中去。格拉夫霍斯特给我派来另一个士兵替代前一个,我把冲锋枪扔给他,大声喊道:“干得像样些,明白吗?!”他们又带上来一队犹太人,来到我身边:我的目光遇上了一个漂亮的年轻姑娘,她几乎赤裸着,却很优雅,很平静,她的眼睛里充满了一种巨大的忧伤。我赶紧走开。当我返回时,她依然还活着,仰面躺着,一颗子弹穿透了她的胸膛,她已经奄奄一息,她漂亮的嘴唇在颤动,似乎想说出一个词,她那双大眼睛死死地盯着我,那么吃惊,那么疑虑,受伤鸟儿的眼睛,那道目光射中了我的心,剖开了我的肚子,让一股木屑之浪涌出,我是一个平庸的玩具娃娃,什么都没有感觉到,同时,我真心实意想俯下身来,为她擦去额头上的土和汗,抚摩她的脸,对她说,一切都过去了,一切将变得更好,但是,我并没有这样做,而是痉挛地朝她的脑袋开了一枪,无论如何,结果都是一样的,总之,不管是对于她,还是对于我,全都一样,因为,一想到这一片毫无理性的人肉之浆,我的心中就充满了一种无边无际的疯狂,我继续朝她开着枪,她的脑瓜像一只水果那样裂开了,这时,我的胳膊似乎脱离了我的身体,自己跑到了沟壑里,到处乱打枪,我跟在它后面追,让它等一等我,还有另一条胳膊,但是它不愿意等,它在蔑视我,把我甩在后面,独自朝着受伤者开枪,最后,筋疲力尽的我终于停下手来,放声痛哭。现在,我想,完了,我的胳膊再也回不来了,但是,让我大为惊诧的是,它又重新在那里了,在它原来的位置上,结结实实地连接在我的肩膀上,哈夫讷走到我身边,对我说:“好了,二级突击中队长,我来替你吧。” 我从沟里爬出来,有人给我端来了热茶;热腾腾的液体让我稍稍恢复了镇静。大半圆的月亮升了上来,挂在灰蒙蒙的天上,苍白,隐约可见。有人为军官们搭建了一个小小的窝棚。我走了进去,坐在了一条长凳上,一边抽烟,一边喝我的茶。窝棚里还有另外三人,但谁都不说话。下面,扫射声继续劈劈啪啪地传来:我们采取的这一不知疲倦的、很有章法的惊人方式在继续毁灭着那些人。这一切似乎永远没有个完结。从人类历史的开端起,战争就始终被认为是最大的苦难。然而我们,我们却发明了某种东西,与之相比,战争反倒是更纯洁、更干净了,为了躲避这种东西,许多人甚至宁可赶往前线,奔赴沙场,试图藏身于战争的根本必要性之中。但是,我们的父辈,或者我们那些军官中年岁较大的某些人经历过的世界大战这一荒谬的屠宰场,跟我们给这个世界带来的这一东西相比,显得几乎就是干净和正义的了。我发现这一点太异常了。我觉得,这里头确实有某种关键东西,假如我能把它弄明白,我就明白了一切,我最终就能安下心来。但是,我无法想到它。我的种种想法彼此冲突,在我的头脑中回响着,像是一辆接着一辆地经过车站的地铁车厢发出的轰隆声,列车开往所有方向,行驶在所有层面上。不管怎么说,没人会留意我能想到的那些东西。我们的制度,我们的国家,深深地嘲笑着它的服务者的思想。我们杀死犹太人,或是因为有人仇视他们,或是因为有人希望仕途发达,或是,说得更悬乎一些,因为有人从中获得愉悦,这对国家来说都是一样无所谓的。即便人们杀死犹太人、茨冈人、俄国人时根本就不恨他们,即便人们灭绝他们时根本就没有任何愉悦,绝对没有丝毫愉悦,这样的一切,对它也都是无所谓的。实际上,哪怕有人拒绝杀死他们,对它来说都是同样的无所谓,不会有什么制裁措施报复那些拒绝者,因为人们知道,提供射手的后备梯队是无限度的,国家可以从中任意挑选志愿者,而人们也可以被指派去执行其他任务,去做那些更适合发挥他们才华的事。比如说,第五突击队的指挥者舒尔茨,在接到元首灭绝令之后要求调动,让人接替他,最近,他的申请获得了准许,人们说,他在柏林的秘密警察部门得到了一个好职位。我也一样,我本来也可以申请走人,我无疑也会从布洛贝尔那里,或者拉施博士那里,获得一份有利的推荐信。我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兴许,我还是没有明白我想弄明白的。我是不是有朝一日会弄明白呢?没什么比这更说不清的。切斯特顿 的一句话萦绕在我的脑子中:我从来没有说过,人们不应该进入一个童话国度。我只是说,这永远是危险的。而战争,难道正是这个吗,一个邪恶的童话国度,一个精神失常的儿童的游戏,他摔坏自己的玩具,大声狂笑,他开心地把杯盏碗碟扔出窗外? 六点不到时,太阳下山了,布洛贝尔下令停止行动,准备过夜:无论如何,射手们是什么都看不清了。他召集了一个短会,跟军官们一起站在沟壑后,讨论一些问题。好几千犹太人还等在广场上和梅尔尼科夫街;据统计,我们已经枪决了差不多两万人。好几个军官抱怨一个事实,即我们已经把死囚带到了沟壑上面:当他们看到脚下那一幕酷烈的场景时,他们便吓慌了,变得很难控制。经过讨论,布洛贝尔决定,让地方司令部派来的工兵在沟边挖一些入口,通向主要的沟壑,让犹太人从那里进去;这样,他们只是到最后一刻才能看到死尸。他还下令用石灰把死尸盖上。我们回到了我们的指挥部。在鲁吉亚诺夫斯科前面的广场上,几百个犹太家庭正等着,坐在行李箱上,或者席地而坐。有的还点起了火堆,准备弄吃的。大街上,情景也一样:队伍一直排到城里头,只有少许士兵看守着。第二天一大早,一切都又继续。但是我认为已经没有必要再描述下去了。
© 版权声明:
本译作版权属于译者余中先,并受法律保护。除非作品正文中另有声明,没有作者本人的书面许可任何人不得转载或使用整体或任何部分的内容。
19人
TREES
2010-08-27 16:28:42 TREES (无面目)

“了”有点多

無意識書會
2011-06-21 14:40:53 無意識書會 (志怪應逢天雨粟……)

基辅大学红楼之所以是红楼,是因为那都是学生们做成的人墙,那喷溅的血染成的啊。。。殷红色的血。。。。

無意識書會
2011-06-21 14:48:55 無意識書會 (志怪應逢天雨粟……)

“复仇女神“后来变成了“和善女神”都是因为有雅典娜的智慧。。。那也是最早人类投票选举的案例。。。它被记录在古希腊埃斯库罗斯写的三联剧《奥瑞斯泰亚》中。。。我个人的感受是台湾版本的好很多,注解丰富,所引申的知识链条够多。。。看完阿格门农杀了女儿祭神回来被老婆铺了红地毯,我才联想到奥斯卡颁奖为什么一定铺的是红地毯。。。最早的红地毯表达的意义是什么。。。那真是唯有经历了生命鲜血的洗刷,最后的胜利者才能踩上的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