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考古与器物之美

散文 创作
钟鸣 发表于:
《新视线》2011年3月号
                                       人类考古学上的奇迹,犹如满天星斗,而十九世纪首尾两个故事却最为精彩:一是德国人海因里希•施里曼(Heinrich Schiemann)通过荷马史诗《伊利亚特》找到了特洛伊古城,后来,又发现了阿伽门农面具和迈锡尼,希腊古文明遂呈现于世;二是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有中原估客,卖“龙骨”至盛京,被翰林进士王懿荣发现,遂有王(懿荣)、刘鄂、罗振玉、王国维的甲骨文研究,把华夏可证的历史提前到了(殷)商。可谓考古之美。黄帝寻玄珠,禹铸九鼎,卞和氏献玉,反被刖足,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伏生、孔安国就壁中书叙《尚书》古文,文革劫灰之余,王世襄老人奉献《锦灰堆》雅赏竹刻、髹漆、鸽哨、灵笼之书,都因器物发生过帝王将相、贤者大儒、凡人弱冠的故事,凄美、悲壮、险象环生,或君子雅赏温润如玉,均可笼统称作器物之美。 器物可提供两方面的资据:一是伴随古器物生出的背景,人与事。比如,孔子叹:“凤鸟不至,河不出图,我已矣夫”,此事就牵涉到著名的“河图洛书”这一书契学的大问题,从伏羲到大禹,从皇帝臣子史皇作书,到孔子观夏道叹礼制有所损益,而史料不足证,并叙《春秋》,那是关于器物、图像、书契漫长的故事;二是器物本身的制度,器物就在一个“变”字,因时势而变,因政治制度而变,因审美习惯而变,而且还有域别形殊之变。玉器,上古多工具,三代多礼器,秦汉多食具涤器、避邪、蝉鸟,仙人骑马,唐宋后则多伎乐、舞甬、文房玩件。再如琮、璋、圭、璧、璜、琥六瑞之属,在夏商周,无论体量,还是纹饰,都迥然有别。古蜀三星堆文化的牙璋,可长达三米以上,而中原丰镐商周之地,不过以寸计尺量,相差甚远。北方多素器,南方多纹饰,中原多片状器物,而外省――即古时九服的“蛮夷镇藩”却多圆雕大器,其中三星堆神巫偶像优胜,不仅造型奇诡,而且尺度、工艺之精湛也绝不输埃及、希腊的古代雕塑。差异也带来和与同,比如,蜀地的人形玉珏,已越秦岭,闪现于伊洛间,也出现在台湾的卑南文化中。再者,三星堆文化(四川广汉)、小河沿文化(内蒙敖汉旗)、大溪文化(重庆巫山县),也都有相同的玉石人面挂饰,何以因袭如此,仍是个谜。国人不惊不诧,麻木而已。 近百年来,甚或更早,西方人、东方人、中国人自己,都在努力探寻华夏文明起源的问题。最近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由夏鼐的《中国文明的起源》一书,和牛河梁“女神庙”的发现所引起。实际上,在西学东渐前,便有英国的Terrien de Lacouperrie撰文臆测,中国民族的始祖黄帝是从巴比伦迁来的。还不断有像瑞典J. G. Andersson这样的考古学家,在各地发掘,用在河南、甘肃发现的“仰韶文化期”的彩陶,支持拉氏的说法。日本学者鸟居龙臧、滨田耕作在中国考察,也作过臆测。但无论怎样,后来,中国考古学者对山东龙山城子崖、河南安阳殷墟的发掘,其史前器物,使中国文化西来说便难以成立。 尤其从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官方时断时续的被动发掘,毕竟使齐家、红山、良渚、三星堆、周原各遗址揭橥于世,器物纷呈,于是,华夏文明根植于本土方初现曙光。倘若细致考索,数千年来,中国人对华夏文明的探究其实从未断过。“古”字在甲骨文、金文、石鼓文、陶文上都出现过,《说文》释为:“古,故也。从十、口,识前言者也”。十人之口所传为前言,即过去之说,抑或过去之事,过去之事即古。 《论语》:“子入太庙;每事问”,《孔子家语》:“孔子观周,入后稷之庙,有金人焉,三缄其口,而铭其背……”,《荀子》:“孔子观鲁桓公之庙,有敧器焉,孔子问于守庙者……”,这些,都可说秉具了考古的精神。《尧典》所谓“三截考积”,或“稽古帝尧”,更是最直接地“考古”了。三国时樵周就写了《古史考》,宋代更有司马光的《稽古录》,程大昌的《考古编》,叶大庆的《考古质疑》,吕大临的《考古图》,宋代十分重视古器物,所以,金石学在那个时代的昌盛不足为怪。后来,清代复古之风,金石学的复兴,甲骨学的异军突起,都延续了汉唐宋人的嗜古之风。 人生本有追索传统、考识耆旧古风习性,自然也就会生玩古的癖好。玩古,也就是把玩古器物。“古董”即由“骨懂”演变而来。即明晓古人所遗之菁华,简单说就是,玩家对于古物及所涉猎的历史需要懂得,懂得古物,明辨形制,领悟精髓,也就是广义的考古了。 考古与器物的关系,从来都是个大问题,眼前的情况就摆在那里,国家各地的博物院中,囤积器物,一家即可以数十万计,研究滞后且薄弱,器物也很少对外开放,除一些有老功底的耆旧、学者尚能进行一二,但多故去,于是学问断代,几近荒芜,像李济、张光直、饶宗颐那样的通材又有几人?学府因体制问题,考古谙熟土层却不相器物,也无器可识,由书本到书本,机械照搬,知其一不知其二,已很普遍,大有误人之嫌。 幸好近年,民间博物馆应运而生,考古、历史研究与器物的融融合便有了更多途径。如红山文化、齐家文化,虽国家早已发掘,但单就玉器而言,乃民间收藏的热络,才促进学界关注,海内外博物馆、拍卖行珍藏比攀,方兴未艾,故流失得也很厉害。四川三星堆文化的器物,也是如此。1929年广汉雒水旁月亮湾燕道成,在自家地中掘出器物四百余件,等隔年官僚、乡绅、学子、外国专家介入,已所剩无几。“文革”至七十年代,许多青铜器出土,竟被乡人当破铜烂铁砸烂后卖给收费站,玉器更是无人问津。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两个祭祀坑的发现,三星堆文化方震惊世界。 但普遍的问题是,因传统考古界一向流行的“坑口论”,对流布民间的器物,或置若罔闻,缄口不言,或短见薄识,一概否认。故民间大量的古器物,只能韬光养晦,要么掩其美色于私宅陋室,演为坊间传说,要么暗渡陈仓,流失于海外,富他国之庠序,辱炎黄之国粹。 综上所述,故撮民间庋藏菁华,在东南厦门,古扬州七闽之地建古玉专题博物馆,得天时地利人和。中国地势,本西南高,东南低,即《山海经》所谓“地倾东南”。古人疑沿河而居,民族迁徙,也自然多循顺流而下的规律,大海纳百川,故聚五行之气,东为木升,南为火盛,人事俱旺,所以司马迁《史记》有“事起东南”之说。况乎闽越海门,遥对金门、台澎,故谓天时地利。闽人自古就不惮劳苦,颇具冒险精神,故辟有航海业,外走侨商,历史悠久。若追根溯源,乃是汉族、畲族并居而陶冶出来的两种精神。潘光旦教授的观点最值得重视,他认为,春秋战国时代,生活在淮河、黄河之间的“东夷”里靠西南的一支“徐夷”,与苗、徭、畲有密切的渊源关系。这一批人,后来向长江流域移动,进入南岭山脉的一部分可能就是瑶,而从南岭山脉向东,在江西、福建、浙江山区与汉族结合的那一部分可能是畲,另外有一部分曾定居在洞庭湖一带,后来进入湘西和贵州的可能就是苗。 如若再考察古籍、传说,图腾,器物,那么,畲族的“盘瓠”神话,对狗的崇拜,又与古蜀族密切相关,因为“盘瓠”、或“盘古”的神话,就是由黄帝后裔高辛氏发生的,高辛氏就是帝嚳,其祖少昊,就是黄帝和嫘祖的儿子玄嚣,降居蜀地江水,以鸟纪官,掌管农事劳作的就是玄鸟氏,后来的帝嚳就出身于玄鸟氏族,也才有了那个著名的传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诗经•商诵》),这才又涉及到帝嚳和他的次妃简狄的故事,所生的契,即后来商王朝的开国之君。宋人罗泌《路史》言古蜀族均为嚳帝后裔没错。既然,畲族也祀宗祖帝嚳,那也就必然与古蜀族有很深的渊源关系。蜀地三星堆文化的器物顺东南向,落户闽越,某种角度讲,也就是随烟波浩渺的历史长河,神秘的文化迁徙传承,回归华夏民族的怀抱,此正可谓之人和,也固为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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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更新 2011-03-31 15:28: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