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伊斯坦布尔读帕慕克

散文 创作
钟鸣 发表于:
《新视线》2011年4月号
这次目的地本为埃及,但埃及“闹革命”,便转到土耳其。回来后第一件事就是躺在床上重读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首读在两年前。帕慕克也正由此书,为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理由如下:在追求他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就这样,他成了一个预言,他描写的故事(尤其是《雪》)成了现在中东的预言,也成了他本人的预言,也成了伊斯坦布尔的预言。正是这样的宿命,他,伊斯坦布尔,让许多人“光怪陆离”得不舒服呢!――就因为博斯普鲁斯海峡横亘欧亚的位置?它一度郁结成病。但梦和流言相比,梦更美好。想象看,在托普卡帕宫的后宫,在我穿过喷水池与水果房时,我能想象那些幽闭的女子,每天最美妙的时刻,恐怕不是苏丹的宠幸,而是关于宠幸之梦,或后宫诱逃似的自由之梦。正像帕慕克在《白色城堡》里说的:“伊斯坦布尔是美丽的城市,但是人在这里必须是主人,而不是奴隶”。旅游者某种角度讲,就是这样的主人,但也可能是奴隶。 我游埃及的计划宿命似的两度搁浅,一次是2004年,谁会相信,那时我还没护照,申请不给,原因是20年前,为文学梦,我搞过非官方杂志。这次我作了充分准备,读了许多书,巴里•克姆普的《解剖古埃及》,亨利•富兰克弗特的《古代埃及宗教》,还研究了古埃及建筑、荷露斯之眼、各种形状的护身符,甚至法国人商博良如何破解罗赛塔碑上的文字。 结果,开罗突然就闹了起来。革命?!啊哈,这难道还是个什么新鲜玩艺吗。如果,你读过法国史学家路易•马德楞(Louis Madelin)的《法国大革命》就会明白其暗示:“有人说过,‘人心是无限的’,我也说,革命也是无限的”。史家凡德尔(Vandal)也言及革命:白沫浮其上,红沫也浮其上,所有深藏于内的穷凶极恶,一起暴露。著名的丹东,因革命而生,因革命而亡,他对刽子手最后说的一句话是:“你把我的头给众人看看,我的头是很值得一看的!”值得看的头很多,萨达姆的头,值不值呢?穆巴拉克,头未落地,人已下台,现在恐怕该是卡扎菲的。我能不能很幼稚地问,这些头,为什么现在全集中在了中东?读读汉娜•阿伦特的《论革命》,就会明白,国王统治人民,利益统治国王,而更多国王窥伺利益。此潜规则起源很早,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他最早涉及“利益”这个词),但真正现代“革命”的内涵,却得益于美国的革命,于是“新大陆成了穷人的庇护所”,无穷人之国,成为象征。一言蔽之,“一切现代革命本质上都源于基督教”。 前些年,有部美国电影《叙利亚》,正好揭示了“中东利益”的实质。阿根廷《号角报》有文章标题:利比亚,一个新的伊拉克。报上还说“阿拉伯人被海湾战争吓坏了”。接着是“橙色革命”,然后又是“茉莉花革命”。革命还会有些什么花样呢? 要知道,革命也无疑是双刃剑,代名词即“破坏”,哲人、扇动者都洞悉其奥秘。埃利亚斯•卡内提在《群众与权力》中,曾叙及有趣的现象,即革命者动荡时都喜欢破坏坚硬的石雕。但,现在情况起了变化,因为大家很快就发现石雕很卖钱。伊拉克革命时,博物馆被洗劫一空,这次埃及革命,开罗博物馆的石雕也遭洗劫。我在研究古物,固然更惊悚。与旅行倒没直接关系,只是被迫改变路线,却也遭遇了一种“习惯性的趁火打劫”,是另一个层面的东西,比起中东灾难,只能算“小玩艺”,微不足道。但老百姓除了微言,还能说什么呢! 埃及一乱,许多国家立即向旅游者发出警告,香港先于国内,我们反倒不断收集信息向旅行社预警,生命与钱,孰轻孰重,社会惯性决定。2月2日发团,1月31日旅行社才被迫通知改游土耳其。20余人,由各城市报名,“批零”给“恶风行”旅行社(取旅游恶劣之风大行其道)。后方知,在所有人要求退团时,旅行社玩两面花招:一面软哄“全”都会去;一面硬定霸王条款,要么自己承担损失(其实,即使想承担点也不行),要么按单方面制定的新路线消费。新的不合理又出现了:一万多的土、埃两地游,转为一地游,价钱却不变,后者还正值淡季;一看计划,胡拼乱凑,景点重复,上网查同转土耳其游的许多团,我们十日游的景点,反倒不及8日游、甚至6日游的多,既没棉花堡,也没Ephesus。到伊斯坦布尔后,更荒唐的是,除了外出特洛伊一地,几乎全在伊斯坦布尔老皇宫周围转来转去。打个比方,就像北京十日游,变质为广场十日游,今日天安门,明日人民纪念碑,后天金水桥,大后天前门,最后大会堂……。两日游稀释为十日游,王子变蛤蟆。这样恬不知耻的安排,包括大家的抗议,竟丝毫也未让“洋芋”(领队)不好意思。其人对土耳其一无所知,居然介绍某城市面积为“2000平方米”,洋相出尽,但且记住,在中国,这样的人丝毫也不会羞愧,反而永远是受害者羞愧。 这种强加,可称其“微型专制”,百姓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买保险、购房、拆迁、油价、医疗、纳税、手机套餐、有毒食品。当然有合同,有你不得不承担的地方,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但记住,几乎所有的合同,最后转弯抹角,逐条逐句都有利于“他们”――就像旅行合同无条件地有利于旅行社一样。欺负了人的家伙,最后还会本能地称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但请记住,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说过:世界上也许有些哲学家(他们是可耻的!)会说,所有这一切是小事,是乳臭小孩惹气的举动随它去罢,但是对于我,这是创伤……”(《少年》)。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帕慕克最喜爱的作家,难怪一个住在伊斯坦布尔的美国女写手,因嫉妒攻击他说:帕慕克出现在餐馆时,会挥舞一本注释版的《地下室手记》。换个角度看,帕慕克深得其髓,在其《杰夫代特先生》中,主角便颇有陀氏味,或阿Q味,“我就是与众不同,但是他们不能惩罚我”。若不幸地转到我们的领队身上,便会是“无赖味”。好在,伊斯坦布尔,帕慕克勇敢蛰伏的城市,用东方伟大的气魄淹没了一切的不愉快。 在伊斯坦布尔的交织穿梭中,每个景致都可谓琥珀斑斑,灵珠瑟瑟,远眺近看,都犹如鸣鸠化金鈎,引你往历史最幽暗处。但我最喜爱的地点还是在苏丹艾哈迈德区(亚洲区)眺望贝伊奥卢(欧洲区)的加拉太塔。帕慕克《白色城堡》中的“我”,作为奴隶刚送至伊斯坦布尔就关在这塔中。当大家被赶进珠宝店、皮衣店、香料市场时,我总能运气亨通溜至不同的角度,遥瞰对岸。这个“大角度”,看来是由地形、分布四方的清真寺的穹顶和尖尖的呼告塔,还有加拉太塔――城市最高处标志出的。罗兰•巴特尔说过,巴黎任何地方都能看到埃菲尔铁塔。在伊斯坦布尔,你的眼皮无论何处都会被清真寺挑动。而在帕慕克所有的书中,他描叙的“呼愁”,土耳其语的“忧伤”(hüzün)俯拾皆是:“我们可将此种混乱、朦胧的状态称为忧伤”,它源自《古兰经》。 要了解这“黑色的痛苦”,就必读其小说《雪》。雪是种象征,他写道:“雪是纯洁的,它能遮盖住城市的肮脏、污秽和黑暗,使人暂时忘却它们……使人感到疲惫、厌烦和恐惧”。雪也包裹了土耳其所经历的现实――头巾之争、世俗革命、对亚美尼亚人和库尔德人的屠杀、军人政变、记者遭暗杀……。大作甫出,即刻遭致保守派和极端民族主义者与黑帮的攻击,甚至妄想通过暗杀他来挑起政治事端。这些对浮光掠影的旅游者来说,属于暗物资。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一直在讲“黑白摄影”,虽单色,层次却丰富,这正是伊斯坦布尔宿命似的基调。除非,帕慕克打开其神秘的盒子,――他的书确实已打开了。恰恰,他的诺贝尔文学获奖辞的标题就是《父亲的手提箱》。他在《伊斯坦布尔》中描写过,父亲也是个写作者,但他喜欢在巴黎写。没想到,他的儿子,却坚守本土,尽其职责,用一支笔,监督伊斯坦布尔不要成为“潘朵拉盒”(希腊传说:潘违禁打开神盒放出各种灾祸),犹如《圣经》中的摩西,用树枝划开红海。当我在皇宫圣物室目睹百姓排着队看这传说的树枝,当我在所有旅游纪念品商店都看到帕慕克的英文版小说,与伊斯坦布尔的细密画摆正一块,我便知道,中东的盒子,必得由中东人自己去打开。而且,必须是智慧的,不完全是革命的,更非暴力,方不沦为“潘朵拉盒”。伊斯坦布尔同时身居东西方,也就催生了帕慕克这样的作家,也只能是帕慕克,他东方式的忧郁与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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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更新 2011-04-05 11:17: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