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届“中国当代文学•南京论坛”上的发言 ^(试发表)

在第二届“中国当代文学•南京论坛”上的发言 王家新 谢谢论坛主办方的邀请，但我真不知道在这样一个场合讲什么为好。我在这里讲的，你们权当作是一个人的自言自语。 就在来南京的路上，我读到毕加索的一句话“绘画是盲人的手艺”。年轻时我不会懂这句话，但这一次我明白了，完全明白了。飞机着地的一刹那，我感到一阵机翼的剧烈抖动。 谢谢你们没有忘记诗人和诗歌的存在。但在今天，诗人不是对公众讲话的人。诗人是“与语言独处”的人。诗人与语言独处，等待语言对他讲话。 在这个会上，我又听到了近年来文坛上的那些热门话题，我也发现许多批评家都很充满激情。现在好了，我就是那个盲人。我也宁愿无眼，无舌，无耳。我也许因此可以进入到我的工作中了。 “凤凰台”这个名字很诱人，很李白，“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说来也是，我是通过叶芝的一句话“我们必须在生命之树上为凤凰找寻栖所”才真正理解了中国古人的这些隐喻的。“在”与“去”、“无枝可依”而又“必须”——这一切，依然是一个诗人在今天的命运。 “凤去台空江自流”。一遍遍读吧。这就是命运给一个诗人准备的巨大的虚无。 就从凤凰台饭店的房间望出去，我还再次看到了我在几年前曾探访过的“鸡鸣寺”。我们都知道“诗”这个汉字的构成。诗，言与寺。我把它理解为语言与心灵的相互寻找。但在今天我们看到的，却是语言与心灵的相互背离。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们真正进入到一个“诗歌之死”的时代了。 好吧，回到我们这次会议的论文汇编集。我首先注意到的是“‘中国立场’还是‘人类立场’”这一篇，它有一种论战的意味。我当然是个中国人，这还用得着去标榜吗。但这个“中国立场”却太大，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我都不知道朝哪儿站。提倡“人类立场”的用意我理解，意在强调一种超越性的普世价值，但这个词本身也太大。我们知道海子的诗是：“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关心你”，如果一个诗人说“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你，只关心人类”，那就麻烦了。 这就是我想说的，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们能拥有的，只是我们的“个人立场”，虽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关心中国，不关心人类。这个世界上的真理真是太多了，但我们却不是为那些观念而活的。为什么要写作呢？这里是尼采的一句话：我们从事艺术是为了使我们免于死于真理。 当然，对这个“个人立场”、“个人写作”也需要审视。昨晚和王彬彬教授等在一起喝酒，王彬彬很不解“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就落满了南山”有什么好，要何言宏解释。好吧，这里我冒昧把这句诗也挪用一下：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这个“个人立场”就会发生动摇！ 这就是说，我们还是需要深入到内在的危机，深入到一种写作的内部来提出问题。说到这里，我要感谢凤凰出版集团，感谢它今年出了两本书，一是德国弗里德里希的《现代诗歌的结构》，一是西班牙何塞•加塞特的《艺术的去人性化》。前一本我已读过，后一本刚在这里买到。我曾写过一篇《穆旦与“去中国化”诗学问题》，穆旦的“去中国化”当然与李登辉的“去中国化”不是一回事，它指的是去那个旧诗词的中国、“扬柳岸晓风残月”的中国，指的是摆脱传统诗意包括文学词藻的因袭，以抵达现实的荒野，获得他作为一个现代诗人的诗性。加塞特的“去人性化”，是不是也含有类似的意思呢？ 加塞特的确有这个意思。弗里德里希就借用了他的“去人性化”观念，来描述波德莱尔以来现代诗歌的进程。就在这本书中，我读到了兰波的一个句子“鸽粪般的梦”。大家听听，不是美丽的梦，不是浪漫派诗人那种滥情的梦，而是“鸽粪般”的梦！这真是一句了不起的诗！说夸张一点，凭这一句，兰波就足以不朽了。 我是在一个充满了意识形态的谎言和文坛的陈词滥调的语境下讲这些的。在这样一种语境下，我宁愿我自己的诗，怎么说呢，能够向无机物延伸。 已有不少人意识到中国当代文学的语言问题。很多作家都会讲故事，但他们的文化底蕴和语言功力普遍不如他们的前辈。因此有学者在这次会上提出要重建中国文学的“优雅语言”。 但是这里面依然存在着误区。我想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优雅不优雅的问题，而是一个怎样摆脱陈词滥调、恢复语言的质感和力量的问题。策兰在一首写被枪杀、被抛尸于护城河的罗莎•卢森堡的诗中就直接运用了“母猪”这个词：“那女人/母猪，不得不在水中挣扎，/为她自己，不为任何人，为每一个人——”。而它来自一个凶手在法庭上邪恶的供词“那个老母猪已经在河里游了”！ 读了策兰这首诗，我们的良知不仅受到刺伤。我想，仅仅“母猪”一词的运用，就体现了一种多大的艺术勇气！产生了多么沉痛的一种力量！这大概就是策兰所说的“远艺术”了。的确，读了这首诗，最刺伤我们的，正是这个挣扎的“母猪”的意象。它永远留在我们的视野中了。 我们去掉了很多，但比起这样的诗人，我们去掉的还远远不够。这两年里我很多时间用来翻译策兰。我想这很重要，起码对我本人是如此。我早已不在乎自己是不是一个“诗人”，写的是不是“诗”。我想我不是一个文类意义上的写作者，而是一个存在意义上的写作者。翻译，就是这种存在意义上的写作的一部分，甚至，也可以说是我对这个时代“发言”的一部分。 策兰，不只是“奥斯维辛”的见证者，他深化了也强化了我自身的存在，他刷新了我们对存在和语言的认知。在很多意义上，他正是一个所谓“去人性化”的诗人。前不久我译出了他这样一首短诗： 什么也没有 只有孤单的孩子 在喉咙里带着 虚弱、荒凉的母亲气息， 如树——如漆黑的—— 桤木——被选择， 无味。 在“奥斯维辛”之后，什么都没有了，只有一个孤单的孩子，而那孩子，“在喉咙里带着/虚弱、荒凉的母亲气息”。说实话，我还从来没有读过到如此感人的、直达人性黑暗本源的诗句！耐人寻味的还在于后面的比喻：这个孤单的、在喉咙里带着母亲气息的孩子“如树”、“如漆黑的——桤木”出现在那里，而它站出来，“被选择，/无味”。 正是最后的这个“无味”，深深地震动了我。 这不是一棵芳香的、“美丽的”、用来取悦于人类的树。它“无味”。它在一切阐释之外。它认命于自身的“无味”，坚持自身的“无味”。它的“无味”，即是它的本性。它的“无味”，还包含了一种断然的拒绝！ 还有谁比这样的诗人更富有艺术勇气呢？！他顶住了那类“美文学”的要求，他拒绝变得“有味”。网上一个读者说读了这首诗浑身发冷。这就好。这一次他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做诗的力量了。 读了这样的诗，难道不需要对我们自己的创作进行审视吗？ 拒绝变得“有味”，也就是拒绝被消费。这样的诗人，不可能在一个大众消费的时代受到追捧。正因为如此，他们把自己留给了未来。 拒绝变得“有味”，也意味着“拒绝阐释”。一般读者会说它难懂，甚至批评家们也会拿它没办法。诗之尊严就在于此。 说到最后，诗之尊严，诗的至高境界，仍是里尔克在一首诗中早就说过的：“它不说：这是我。它说：这就是。” 好，谢谢。 2010-11-26，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