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灵起舞，从远方，从敖德萨

亡灵起舞，从远方，从敖德萨 王家新 似乎我们是在读一个新的传奇：1993年，一个移民到美国的16岁的乌克兰年轻诗人，次年在父亲去世后开始学习以英语写作（“以新的语言哀悼”），十年后便出版了其英文诗集《舞在敖德萨》。随之而来的是诗界的一片喝彩，多种重要奖项，包括默温、品斯基、扎加耶夫斯基等在内的一批著名诗人的热情赞誉。 还使人没想到的，是中国的译者和出版社这么快就发现并“推出”了这颗正在上升的新星，这就是摆在我面前的印制精美的卡明斯基诗歌的中译本：《舞在敖德萨》。在诗人的故乡乌克兰，他还没有享受到如此的待遇吧。 就我自己来说，我首先读到的，还不是卡明斯基的诗集，而是一位朋友从美国给我带回的他和美国女诗人瓦伦汀合译的茨维塔耶娃诗歌的英译本《黑暗的接骨木树枝》。我知道他的诗曾被明迪译成中文，并引起人们注意，没想到他也从事翻译，而且翻译的是茨维塔耶娃！我想，这就对了——这里面会有一种“天意”！ 随着了解的增多，我更切实、也更欣喜地感到了在这种“敖德萨之舞”中存在的某种“同一精神血液的循环”。敖德萨，原苏联（现属乌克兰）黑海海滨港口城市，我是在翻译策兰的长诗《港口》时才第一次知道的。1941年10月，大批犹太人在那里被屠杀（策兰的父母也死于乌克兰境内的集中营），在策兰这首以追忆、哀悼和复活为主题的诗的最后部分就有这样动情的诗句： ——那时汲井的绞链，和你一起 哗哗在唱，不再是 内陆的合唱队—— 那些灯标船也舞蹈而来了， 从远方，从敖德萨。 因此，当这样一位来自敖德萨的年轻诗人而且是犹太后裔的作品和笑容出现在我面前时，我真是有点惊讶。我不禁想起了某种神秘的“转世”之说——实际上,从这位诗人的诗和他那些优异的翻译来看，也很可能（正如有人已指出的那样）正是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策兰、布罗茨基的传人！ 无论怎样，他作为一个来自俄罗斯/乌克兰的犹太诗人的天赋和命运会向他讲话的。据译者明迪介绍，卡明斯基的祖父在斯大林时代被镇压，祖母曾被送到古拉格劳改营。他本人4岁时因医生误诊失去听力，但他仍是受到“保佑”的：他从小就读巴别尔的小说和布罗茨基的诗（他父亲认识很多诗人，包括布罗茨基），12-13岁开始发表散文和诗，出版过小诗册《被保佑的城市》，被视为神童。原苏联解体后排犹浪潮掀起，他随全家以难民身份来到美国，正是在华盛顿的犹太博物馆，他第一次看见了他母亲早年在集中营的照片和记录！ 这就是诗人为什么会把他的《作者的祷告》作为他的《舞在敖德萨》的开篇诗： 如果我为亡者说话，我必须离开 我身体里的这只野兽， 我必须反复写同一首诗， 因为空白纸张是他们投降的白旗…… “为亡者说话”——这就是他对自己的要求。这就是为什么在他的诗集中有大量的描述或献给已故亲人和曼德尔施塔姆、策兰、茨维塔耶娃、布罗茨基、巴别尔的诗篇。就个人气质而言，这位笑容灿烂的年轻诗人不同于上述任何一位，但他与他们“相互属于”。他接受了他们的秘密馈赠，任由他们在黑暗中用“小指头/画我的肖像”（《赞美》），不仅如此，他也要重新描画出他们的形象、他们的声音。他甚至借用曼德尔施塔姆的嘴说：“昨天尚未出生”（见诗集附录的《抒情诗人》）。如《约瑟夫•布罗茨基》一诗： 约瑟夫以当私人教师谋生，他什么都教，从工程到希腊文。他的眼睛睡惺惺的，很小，他的脸被一大片胡子主导，同尼采的一样。他语无伦次。你喜欢勃拉姆斯吗？我听不见，我说。肖邦呢？我听不见。莫扎特？巴赫？贝多芬？我听不清楚，请你重复一遍好吗？你会在音乐上有造就的，他说。 为了遇见他，我回到1964年的列宁格勒。街道魔鬼般的冷；我们坐在人行道上，他突然开口（一声干笑，一支烟）告诉我他的人生阅历，我们交谈时他的话变成冰柱。我在空气中阅读它们。 正因为如此，美国诗界在评价卡明斯基时，都首先会称赞他以“向俄罗斯过去的伟大诗歌声音的致敬”，为美国诗歌带来了一份礼物。扎加耶夫斯基也称卡明斯基“像一名熟练的花园园丁——把俄罗斯新文学传统嫁接到美国的诗歌与遗忘之树上。”（见诗集后面的评论汇编） 不过，我们更要留意到，这位年轻诗人“致敬”或“嫁接”的方式却很特别——最起码和布罗茨基的很不同（如布罗茨基的《阿赫玛托娃百年祭》，一开始就是“书页和烈焰，麦粒和磨盘，/锐利的斧和斩断的发”这些尖锐、严峻的俄罗斯历史命运的“对立项”）。在诗集后面的访谈中，卡明斯基坦言他写诗就是为了“他们”（“是他们坐在我想象的前排”），但是他又补充道：“我并不向过去鞠躬，而是把他们邀请到未来，告诉他们怎样活在我生活的时代。”他甚至强调说：这样的对话“绝对不是什么崇拜，我们常常互相扇耳光！”这就是为什么他居然可以这样来写保罗•策兰： 年轻时，他在工厂干活，但人们都说他看上去像古典文学教授，而不像工人。 他是一个俊美的男人，有着修长的身体，走动时有一种优雅和几何精确的混合。他脸上有笑容的痕迹，仿佛从未有过其它情感触碰过他的皮肤。甚至在他50岁的时候，19岁的女孩子们还会在火车和电车上对他眨眼，问他要电话号码。 策兰死后七年，我看见他穿着旧袍子独自在卧室里跳舞，跳一步哼一句。他不介意成为我故事中的人物，以一种他从未学过的语言。那天夜晚，我看见他坐在屋顶上，搜寻金星，背诵布罗茨基的诗句。他问他，他的过去是否真的存在过。 这样的诗篇，新鲜、亲切、充满灵性，这里不仅有着一种时间空间和诗性上的“奇妙转换”（如美国艺术与文学学院的授奖辞所说“具有一种魔幻风格，是夏加尔的文学翻版，引力学被悬空，色彩被重新分配……”），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体现了卡明斯基对历史和文学经典的独特的别开生面的处理。他何尝不知道策兰一生的痛苦，但是，他不想和前辈一样“以痛苦为职业”。他要做的，借用本雅明在谈论卡夫卡时所说的一句话，那就是：“以童话来对付（历史和）神话中的暴力”；或者说，是使痛苦的亡灵起舞、复活，在一种“新的生命”里！ 我猜想，这和他的气质有关，和他的“美国化”有关，但这更和他在那些痛苦的天才之后要努力找到自己的声音有关，和他渴望达到的“疯狂而美丽的自由”有关。这是他作为新一代诗人的寻找，也是对现有文学惯例的反叛，“什么是幸福？几个故事/让审查员上当”（《伊萨克•巴别尔》）；他明知道先知的预言“你会在从雅尔塔到敖德萨的船上死去”（《尾声》），但他仍要祝福，仍要对死神扮扮鬼脸。他要以“语言的欢乐”来消解历史的重量。他要他的女主人公从葬礼上归来后一声不吭“脱下鞋子，赤脚走在雪地里”，以保持“悲痛的尊严”（《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甚至，他在他谈论他自己的痛苦经历时也显得是那样轻松，仿佛在谈论小孩子打架：“我并没有生长在一个宗教家庭里，直到有人朝我脸上打了一拳说‘肮脏的犹太佬’，我才发现自己是犹太人。”（见诗集后面的访谈） 也许，这一切和他有幸远距离观照自己的过去并选择了用英语写诗有关。和一直用俄语写诗的布罗茨基不一样，他选择了用英语写诗，因为“这是一种美丽的自由”。而他成功了！他奇迹般打破了那个用非母语写不出好诗的咒语。当然，他的英语是简单的、稚拙的（只要读过他的英文原文就知道这一点），像是一个有天赋的孩子的“作业”，但却恰好和他的“童话风格”相称！他用英语所创造的音乐（这一点在译文中也许会有所损失）和某种特殊、陌生的美，甚至令英语诗人惊异。记得布罗茨基在谈论以英语写散文时曾如是说“英语语法至少证明是比俄语更好的一条逃离国家火葬场烟囱的路线”。布氏在散文中做到的而未能在诗中尝试的，他做到了！ 当然，他在文学成就上还远远不能和他的俄罗斯前辈相比。他能否像他在谈论策兰时所引用的那样创造出一个“策兰尼亚”（“Celania”）的语言国度，现在也不好说。但是，他已经让某种精灵般的生命在他的诗中起舞了——“舞在敖德萨”！是写下这些诗篇的诗人在起舞吗？是，但如果按德里达在谈论策兰时所说的，更是“语言的幽灵”本身（“这正是一种悖论：语言的生命同时也是幽灵的生命”）。是的，是那些不死的语言的幽灵乘着灯标船舞蹈而来，“从远方，从敖德萨”，找到了一个名叫伊利亚•卡明斯基的诗人。 《舞在敖德萨》，（美）伊利亚•卡明斯基 著，明迪 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