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鹭与晚年与语言的“波浪线”

散文 创作
王家新 发表于:
《新京报》书评周刊,2015年7月4日
白鹭与晚年与语言的“波浪线” ——读沃尔科特《白鹭》 王家新 读沃尔科特的《白鹭》,首先让我想起了叶芝的《柯尔庄园的野天鹅》。那不是一首一般的咏物诗,而是一首挽歌:在一种更开阔、深远的人生视野中,当那群“光辉的野天鹅”从“盈盈的流水间”飞起,诗人在目睹一种高贵的事物在他那个时代和他自己的生命中消逝。 而在沃尔科特这里,“野天鹅”化为了另一种更稀见、更飘忽不定的涉水飞禽——白鹭(“是那只鸟,泛着幽灵似的白光”)。在人生的暮年写白鹭,在我看来,这个意象首先就选得好!像叶芝一样,他不仅写这种飞禽的优雅,高贵,神秘(“像突降的天使升起,飞行,然后又落下”),也有意以它所具有的“永恒之美”,来比照人世的短暂、变幻和无常,尤其是要以它的“现身”,来表现一个已步入晚景的诗人对生命的留恋。看来这个意象的选取,本身就起到了“兴”(“赋比兴”)的重要作用。它成为对生命的唤醒和兴发。 正因为如此,诗人会以“白鹭”作为他这部晚年诗集的集名。该诗集收有54首(组)诗(“白鹭”只是其中一组),有着诗人特有的广阔、绵密、繁复和丰饶性,而“白鹭”为其核心意象。正因为这个书名,我们读其他诗作时也会隐隐感到白鹭的“在场”,或是听到它翅膀的拍打声。比如在《西西里组曲》中,诗人向他的三任妻子忏悔,这难道和白鹭就没有关系?白鹭的出现,带出的正是那些他曾经爱过而又失去的美丽的人和事物。 就写作而言,让我佩服的,是诗人在其晚年还依然保持的“主题写作”能力和语言创建能力。《白鹭》为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92年)数年后出版的一部诗集。说到底,诺奖只是一个外部的评价,而诗人自己却需要有一部书来“回顾自己、总结自己”,《白鹭》正是这样一部诗集。它不是即兴的、偶发的、盲目的写作,而是调动了一生的资源,集中写一个大的主题(虽然它又是复调的,多声部的),这个主题即是时间的主题、记忆的主题、晚年的主题,最终,人的拯救的主题。当“白鹭”为他出现的时候,他活过的漫长岁月,他的哀伤,他的渴望,都为此做好了准备。 当然,《白鹭》丰富的意义,它所纷呈的美,它在艺术上的创造,都远远超越了个人传记的层面。正如那类变动不居的飞禽,诗人也在过去与现在,神话与现实,永恒的古典之美与当下的衰败之间穿行。他随物赋形,从容而又满怀好奇。很多诗人都写过晚年主题,但沃尔科特展现给我们的,其色调要更丰富,也更动人,这正如他自己宣称的:“纽约的每个人都生活在情景喜剧里。/我生活在一部拉美小说里”(《在乡村》之二)。记得扎加耶夫斯基大概这样说过“我站在路侧。我不是要知道,我要看见”(大意),而沃尔科特把这一切表现得更为急切。他也像晚年的米沃什一样,有一种感官的贪婪。实际上,对女性之美的渴望和赞美贯穿在这部诗集的许多诗篇中,它真实而又感人地表现了一个年近80岁的老人的生之留恋。 这就是诗人给我们留下的印象:他不断地上路,不断地变换场景。他置身于时间和空间的无穷中,要尽量捕捉到广阔世界的美。他要抓住那一个个瞬间,以达成他所说的对“恩赐”的领受,并以此对抗时间的消逝,人生的虚无。而这一切,也给我们带来了深深的愉悦。可以说,沃尔科特这部诗集的独特意义就在于,他写出了一个成熟而又不满足的无穷无尽的老年: “光 老于酒,一朵云像一块桌布 在树叶下铺开迎接午餐。我来意大利 太晚了,不过也许现在比年轻时更好, 那时从不满足,欢乐徒有其表, 此刻我的头发与那些遥远的山顶押韵 山顶塔楼的钟声历数我的过失……” (《在意大利》之四) 多么动人!这是哀歌,又是赞歌。这是一个深受万物祝福的诗人才可以写出的诗,虽然他的双鬓已与遥远的雪山“押韵”,虽然他感到塔楼的钟声在历数他的过失。但是他已达到了诗性的“澄明”。并且他第一次见到了“闻所未闻的/亚得里亚海的薄雾”, 而那似乎是一种创世般的开始、新生黎明的开始…… 《白鹭》的译者看得很准:“沃尔科特的旅行其实是从空间进入历史,从身体进入心灵”。这部诗集广阔的音域、闪光的细节和史诗般的笔触,都指向了这一点。诗人惯于书写的“帝国”主题也在《白鹭》中回响着,虽然那已是一个“消失的帝国”:“随后突然不再有帝国。/它的胜利成了空气,它的疆土变脏……”而这首《消失的帝国》的结尾一句为:“随后是沾满尘土的托钵僧和撒哈拉沙漠的寂静。”这堪称是一句伟大的诗!它构成了“老年”主题的终极性背景。 这“消失的帝国”是文明的历史,也是身体的历史,其实也指向诗人所一直眷念的欧洲文学和艺术的传统,那才是他的“乡愁”,他的语言的来源和领域,虽然我们知道这是一位加勒比海岸之子,身上带着“荷兰、黑人和英国血统”(诗人自述)。从该诗集所包含的《西班牙组诗》、《在意大利》、《在阿姆斯特丹》、《在荷兰》、《伦敦的一个下午》等诗名来看,我们已知道诗人的“世界”所在。在欧洲,当然不仅是地理上的,更是作为文明摇篮意义上的欧洲,诗人不仅如归故里,他的语言和文学想象力也一下子变得光彩熠熠了。当然,这里面还有着更深层的东西。在《西西里组曲》第三节,诗人一开始就发出了这样的请求:“安慰我,维多里奥,让我平静,夸西莫多”,只有和欧洲文学中那种永恒的力量重新结合在一起,诗人才感到他个人救赎的希望。 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以文学的历史之舌说话”的诗人(这本来是美国诗人、艾略特在哈佛时的同学艾肯对《荒原》的评语)。以下为《西班牙组诗》第一节的开始:“马蹄在血迹斑斑的大地中的沉重缓行。/小溪在漂白的石头上的哗哗流淌。/恣意践踏栓皮栎斗篷似的阴影的黑公牛,/在高高的麦地里低语的风仿佛西西里岛/或塞万提斯前几页书里的拍岸浪花。”在这史诗般的节奏中,塞万提斯的语言充当了他进入“帝国”的“拍岸浪花”。接下来的第二节,“一列火车在一个句子里穿越烧焦的平原。/在软木小丛林里,影子和它们的本源押韵”,酷热的西班牙,快烧焦的灰绿的软木树丛,渴望的“影子”,而“本源”在哪里呢?“本源”是一个谜。本源在洛尔迦的安达卢西亚。而穿行在“西班牙的回声和拱门”中的诗人,满怀着“走私”的窃喜,他甚至展开了这样的想象:“安娜(Anna)或安娅(Anya)的’n’上在这里有波浪线吗?” 这里的“安娜”显然指向了安娜·阿赫玛托娃。沃尔科特对俄罗斯诗歌一直很钟情,曾写过关于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阿赫玛托娃的诗篇。他书写阿赫玛托娃的诗篇就题为《安娜》(“穿过你的秀发我走进俄罗斯的麦田”“你是全部的安娜,/你的胴体有个厌世的驿站”),在这里,他还要在俄罗斯的“Anna”与西班牙的“Anya”之间标出一道最隐秘的语言的“波浪线”! 不过,在塞万提斯、戈雅、毕加索、达利、洛尔迦的西班牙,沃尔科特找到了一个更让他动情的名字,以下为《西班牙组诗》第二节的后半部分: 埃斯佩兰萨,珍爱的埃斯佩兰萨! 你的眼睫毛像黑蛾子,像嫩枝你脆弱的手腕, 你讥诮的小嘴拒不回答, 当它笑起来,就像洛尔迦谣曲中的 一个温柔诗节,你的牙齿是河底的 洁白石子,我听见科尔多瓦的种马 在发情时打响鼻,我听见我骨头的 响板,和像机关枪一样咔嗒响的脚后跟。 “埃斯佩兰萨(Esperanza)”,译者在注释中说是“牙买加的一种九节型流行音乐,以现场表演出名”,可是我在阅读时直感到这个注释不对,上网查了查,原来“Esperanza”在西班牙语里是“希望”的意思,亦多作为女子名!对此我又和一位西班牙语诗歌译者联系,确证了这一点。 是的,这是一位诗人遇到或虚构的西班牙美女,而她的名字就意味着“希望”!她的黑蛾子般的睫毛、嫩枝般的手腕、讥诮的小嘴、温柔的微笑、洁白的牙齿,都使诗人发了狂,以至于他听见了科尔多瓦(这又是洛尔迦歌唱过的一个城市)的种马发情时打的响鼻,还有他自己“骨头的响板”。我曾在洛尔迦的故乡听过“佛拉明戈”,那西班牙舞的“响板”,的确令人震撼。 不过,重新唤起生命的强烈欲望,这对老年的沃尔科特来说就是“希望”?是的。甚至可以说,他正是以此修正了早期的现代主义。我自己曾译过一首他的《安全通行证》:“里尔克飞旋着进入天国。/在那之后,帕斯捷尔纳克。/一个和六翼天使一起冒烟,/另一个,不得不返回……”他当然赞赏里尔克,但他却以“和六翼天使一起冒烟”这样的诗句暗示了向“绝对”冲刺的失败和惨烈。他更关注的是一个诗人的“返回”。六翼天使为最高等级天使,在“白鹭”中,诗人有时仍以此来形容白鹭(“它们扑扇翅膀时就像六翼天使”),但它们只是处在一个与人类存在相对应的神秘世界里。而在人类这里,支配他的是身体,是身体的感受,是身体向他发出的各种信号。因而他在致奥巴马的那首《四十英亩》中也这样写道:“这个年轻的耕夫感到他的静脉、心脏、肌肉、筋腱里的变化,/直到这片土地像一面旗帜展开平铺……” 人生的依据在于身体,而诗歌的魅力在于想象,在于斯蒂文斯说的“语言的欢乐”。“一位女神/典雅的躯体,她短暂的访问愉悦了尘世”(《在意大利》之二),诗人知道什么才是能给他也给读者带来至高愉悦的东西。层出不穷的精彩比喻,是沃尔科特的一个标记,而在这一切之上,他还展开了更为奇异的想象力,并由此带出了激越的音调: “在夜里,星星 是渔人遥远的篝火,不是辉煌的城市, 热那亚,米兰,伦敦,马德里,巴黎, 而是捕蟹者的火把……” (《消失的帝国》之二) 多么动人!这已不是一般的想象,这是存在的提升和转化。这是一个诗性宇宙的敞开! 这就是“沃尔科特的旅行”。他不仅要为自己重新找到生活的慰藉和力量,他还要以语言的神奇创造,赋予古老的传统以新的活力。诗人来到荷兰:“我想重画/佛兰德人这些红润的脸庞,即使它已被/弗兰斯·海尔斯、鲁本斯、伦勃朗画过”(《在阿姆斯特丹》之二)。我们不要忘了,沃尔科特同时是一位画家,“反复赞美出没在那不勒斯/一堵陶砖墙上的光”,就是他的神圣职责,他要使那“无法把握的黄昏”的每个角落都闪耀着“丁香紫与橙黄”(《在意大利》之十二)。而“奇迹”会显现的,它会响应这样一位诗人的语言召唤和魔法:“他们从画中涌出……/他们沉默的语言突然变得喧闹”,而“那个/逗留在商店门口阴影里的人,瞄一眼,/简直是一位棕褐色少女或在温泉入口的普洛塞尔皮娜”(《在卡普里岛》)。普洛塞尔皮娜,这可不是一般的人物,这是罗马神话中的冥后!而一位当代的俄耳甫斯凭借神力把她重又带回了人间,并且带到了“温泉入口”! 在一篇评介沃尔科特的书评《潮汐的声音》中,布罗茨基一开始就这样说道:“因为文明是有限的,因此,当不再拥有中心文明时,每一种文明的生命都有一刻露面。在这样的时代,使文明免于崩溃的不是军团而是语言,如罗马文明,或更早,古希腊时期的希腊。在这样的时代,保存文明的工作乃是由外省人,由身处边缘的人们完成的。与众所相信的相反,边缘地区并非世界结束的地方——而正是世界阐明自己的地方。”(Joseph Brodsky:The Sound of the Tide,Less than one,Farrar Straus Giroux,1987
) 这样的话不仅十分精彩,也从一个更大的范围阐明了沃尔科特这样的诗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这几天来我一直在读《白鹭》,而读了就会明白,为什么它在2010年出版后即获得了艾略特奖。评委会主席安妮·史蒂文森认为“这是一部感人、具有冒险精神并且几乎无懈可击的作品”。当然,如果挑剔来看,它未必“完美”,一些诗作显得有些牵强,一些诗则有铺陈过度之嫌。但总的来看,它仍体现了巨匠般的创造力。它丰饶,迷人,非同寻常。诗人也对得起那些向他飞来的白鹭——缪斯的尊贵而神秘的使者。 而从译介的角度看,这也是近年来我读到的少许几本让我激动的译诗集。沃尔科特具有磅薄、繁复的诗风,巴洛克式的修辞技艺以及对音韵格律的倾心营造,其翻译难度远远超过翻译一般诗人。而译者程一身“胜任”了这一重任。他的翻译,兼具诗人的敏感和学者的严谨,体现了较为娴熟的翻译技艺。对于原诗,他每每能够达到较为透彻的理解(当然也有失误,如对“埃斯佩兰萨”的译解),而且能够以德里达所说的那种“确切的翻译”,传达出沃尔科特的诗风、语感和生命质地。他精确地刻划意象,如“灯火盈窗的修道院”(《在修道院》)、“滚烫的大海泛起锡似的波纹”(《在意大利》之十一)、“海鸥飞起来/像尖叫的流言经过酒店的窗口/一股隆起的波浪解开她洁白的紧身胸衣”(《西西里组曲》之五)、“直到剩余的一切/是喷泉的喷嘴。钟楼上的鹳,或鹤”(《西班牙组诗》之四),等等,这些都显示出他语言的功力。而在一些最能检验一个译者的关键处,他都能“化险为夷”,译得恰到好处,如“或塞万提斯前几页书里的拍岸浪花”中的“拍岸浪花”,真要令人喝彩!再如《码头之夜》的最后一句“……码头的尽头那盏稳定的弧光灯下面”,一个“稳定”,看似不起眼,但却对全诗起到了“一锤定音”的作用。 值得留意的是,译者不仅力求达成“确切的翻译”,还坚持他的“直译法”,以传达原诗独特的句法和语感,如《我的手艺》的结尾:“那一瞬间头皮好一阵发麻,/一种和它相同的高山押韵的状态/直到,不只一瞬,我,也,变白了。”当然,在句式和诗行排列方面,也存在着过于讲究与原诗的“对应”,变通不够的问题。看来一个译者的“忠实”是双向的,既要忠实于原作,也要忠实于汉语诗歌自身的语言法则。 《白鹭》中的诗大都为格律诗。这对翻译构成了极大挑战。为了传达诗的“声音”,就必须找出其音律、节奏方面有效的替代方案。译者采用了当代诗人译诗通行的方法,即把原诗从格律诗中“解放”出来,并使它在汉语中得到“换气”。《白鹭》的翻译,再次使我们感到了这种可行性。“当我重新呼吸,你可以在我的声音里/听出大地——我的最后的武器”(曼德尔施塔姆),在译诗时关注声音,其目的不是某种“琅琅上口”的表面的音韵效果,而正是为了让读者“听出”——听出诗人的呼吸、心跳、语调,听出那“音乐中的音乐”。 沃尔科特的这部诗集为“白鹭”,耐人寻味的是,布罗茨基在那篇《潮汐的声音》中也这样写道:“诗人的真正传记就像鸟类的传记,几乎完全相同——他们真正的资料是他们发出声音的方式。一个诗人的传记在其发出的元音和咝咝之声中,在其韵律、节奏和隐喻中。存在的奇迹证明,在某种意义上……他的诗行比他本人的公共形象更根本地表现了作者。” 而一个译者应为我们提供的,也正是这样一部“鸟类的传记”:在它跨语际的飞翔中,在它的每一声鸣叫里,生命都在其中。 2015,6,17 (《白鹭》,德里克·沃尔科特 著,程一身 译,广西人民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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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更新 2015-07-04 10:45: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