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巴别塔 ——回答北京外国语大学学生报纸的采访 (试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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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巴别塔 ——回答北京外国语大学学生报纸的采访 王家新 1.据李雪涛老师说,此次北外国际诗歌节源于去年年末一次聚会上您的提议。请问您当时为什么会萌生这一想法?您在诗歌节的筹备过程中具体参与了哪些环节? 我和李雪涛老师是朋友,北外和人大挨得又这么近,而且雪涛请了顾彬做北外的特聘教授,因此我向他提了这个建议,至于具体工作,完全是李雪涛老师他们在操办。北外曾有王佐良这样的诗歌前辈,也曾涌现过像高兴、李笠、王伟庆、树才、金重这样的学生诗人和译者。作为一个拥有那么多外语学科的学院,它本来就应成为一座“诗歌巴别塔”。你们这些外语大学的学生,如借用乔治·斯坦纳的说法,本来就是“巴别塔的儿女”。 2.在人大“诗人作为译者”中外诗人座谈会致辞中,您提到“在巴别塔的‘变乱’之后,翻译便成为人类的宿命”,能否结合您的写作和翻译经历阐释这一观点? “巴别塔”是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隐喻。1993年我在伦敦写的诗中就有这样的片断:“带上一本卡夫卡的小说/在移民局里排长队,直到叫起你的号/这才想起一个重大问题:/怎样把自己从窗口翻译过去?”但是,即使我们没有这样的经历,我们仍处在这一命运中。我们至今仍背负着“巴别塔的诅咒”。而写作和翻译,如用奥登《悼念叶芝》最后的诗句来表述,那就是:“靠耕耘一片诗田 /把诅咒变为葡萄园”! 3.此次中外诗人座谈会和北外国际诗歌节取得了怎样的成果?是否对您今后的创作和翻译有所启发? 座谈会的主题为“诗人作为译者”,这是我提议的,因为我想诗人们会对这个话题感兴趣,这也会成为一个“聚焦点”,把很多诗歌和文化的问题聚集在一起,果其不然,座谈会谈得很热烈,有些诗人讲过之后还要举手发言。至于对今后创作和翻译的“启发”,我这里正好有一首诗,是会后从北京到扬州的路上产生的: 过扬子江大桥 ——给伊尔玛•拉库萨 一派苍茫自天边涌来, 你已知道这就是“扬子江”。你凝神看着 并回头问我它从何处流来, “都说它起自青藏高原 唐古拉山脉南侧, 它穿越了大半个中国, 但无人可以告诉你它真正的起源” (如同我们一再谈论的翻译, 如果有那么一个起源, 它也消失了……) 中秋时节,一辆面包车载着我们 从镇江到扬州的大桥上驶过, 沿江上下的那些船已不是 载着李白或杜牧的船, 它们航行在另外的时间; 你来自的瑞士雪山上最初的溪流 又消失在何处呢? 也无人知道。而望向你侧身遥望的方向, 我只是希望我们能够不断 从这插向茫茫时空的桥上 驶过,驶过—— 伊尔玛为瑞士著名女诗人、翻译家,茨维塔耶娃的德语译者,我们一路上都在谈翻译。因此过扬子江时,当她问到“起源”问题,我马上就有了那个翻译的隐喻。初秋的扬子江一派苍茫,在这茫茫时空和人类生活的无穷中,最初的起源、最初的那一滴水在哪里呢?也可以说,正是对翻译的思索打开了这样的诗性空间和层面,并引发了这样的追问。 4.北外的朗诵会上,您选择的《伦敦之忆》和《忆陈超》与“乡音:诗人的故乡在哪里”这一主题的内在契合点在什么地方?您的心灵故乡在哪里? 朗诵会临近中秋节,所以有了这一主题。说到“乡音”,谁比我更有“资格”呢,所以上台朗诵时,我开玩笑这样说,大家都知道我至今仍带着家乡口音,这也意味着我一直把家乡带在身上。我不需要格外地去“思念”它。当然,这只是一个开场白,真正能切入主题的还是我选择念的那两首诗,《伦敦之忆》是我去年初冬写的,苏轼当年被贬到海南儋州后,曾有“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的诗句,在伦敦,我虽然不会把他乡当故乡,但在伦敦的那两年,对我认识自己和自身的命运却是极其重要的,诗的最后“当整个冰川一起涌上窗外的花园,/你第一次听见了巴赫的圣咏”,就提示了这一点。一个人经历了这样的时刻,他对“家乡”的看法、对精神的归宿,等等,都会发生变化的。“家乡”或“家”,这都是命运给我们出的谜语,给我们准备的一个“虚无”,就看你是怎样去体悟了。你看《伦敦之忆》中的那个“家”,用策兰的话来说,就是“无人”——“同楼合住的人们都回家过圣诞了,/留下你独自与幽灵相会。”这首诗还写到阁楼上的小卧室、楼下的厨房、安静的餐桌,写到“楼梯”(“即使无人的时候/也会响起咚咚的脚步声”),写到深夜的阅读、蒙霜的清晨、通向花园的门,等等,直到巴赫音乐的响起——正是这“第一次听到”的圣咏,让家成为家。至于为什么还选择读《忆陈超》,首先是出自怀念,中秋时节对亡友的怀念,另外和诗歌节的主题也有关系(“你的声音沙哑,仿佛你已很累,/ 仿佛从那声音里我可以听出从你家乡太原一带刮来的风沙……”)。对陈超来说,家乡就是“一碗山西刀削面”,那我就和他一起找,诗的结尾“摸黑找回乡的路”,合乎当时的情景,但显然也是个隐喻。我们找到了没有呢?我们永远在那条路上。 5.您是否认同“我们翻译,无需原文”(德国诗人君特·艾希语)这一说法?您在翻译中如何平衡“忠实原文”与“再创作”这两者的关系? 君特·艾希那句“名言”,最好不要从需要不需要或忠实不忠实“原文”的层面上去读解。他谈的是另外的问题。他这句话其实是一个哲学性的隐喻。比如说,人类的语言文化包括一个诗人的写作本身就带有一种翻译的性质,你不在翻译也是在从事翻译,等等。当然,这句话也可以用来讽刺或调侃。至于“忠实原文”与“再创作”的关系,我也多次被问到这个问题。我想我的翻译观的前提仍是“忠实”(不仅如此,还要最大程度地达到“精确”),问题是怎样来理解“忠实”,有字面上的所谓“忠实”,有更高意义上的“忠实”,还有通过“背叛”达到的“忠实”(中国有一句古话就叫做“离形得似”),你能做到哪一歩?至于翻译中的“创造性”,在我看来与“忠实”并不矛盾,相反,它们会相互构成一种“必要的张力”。翻译是一种赋予生命并创造语言价值的行为,离开了“创造性”或“创造力”,那种表面的“忠实”就毫无意义。我们看过太多平庸的、所谓中规中矩的、木乃伊式的翻译,那其实是对翻译本身的贬低。 不过,话虽这么说,对翻译中的“创造性”也要具体来看,这就如同诗歌翻译最好经过“诗人之手”,但不是说所有的诗人译诗都可以打保票一样。翻译的“创造性”是有其自身限度的。我并不赞赏那种过于随意的、轻率的、离谱的所谓“创造性”。上次在座谈会上,瑞典诗人、出版家穆迪格就谈到布罗茨基要求其瑞典语译者紧贴文本,忠实其原文,他更倾向于可靠的学者来译,而不是诗人翻译。我完全理解布罗茨基为什么这样选择。翻译要有艺术质量,但同时要“可靠”。或用布罗茨基的话来说,诗人译诗不仅要有个性,还得有“牺牲”(sacrifice),而这才是“成熟个性的主要特怔”。我完全赞同这一点。从事翻译就应具备这种自我牺牲精神,在我看来那些优秀的伟大的译者都是“圣徒”,穆旦即为一例。 6.您翻译的非英文诗作皆通过英译本转译,对于不同语言转换中可能存在的误译,您如何避免? 任何翻译都可能存在误译。这里,我们首先要破除一个“直译保险论”。实际上,大量从原文中直接翻译的译文中都充满了误译和“硬伤”。他们并不理解诗人在说什么,即使理解了一些,由于他们的功力不够或诗歌观念及翻译方法的问题,其译文让人读了也深感“别扭”。倒是一些从英译中转译的译文“硬伤”和误译要少一些,为什么?因为从英译本转译,首先就借助了英译者对原作的透彻读解。当代诗歌翻译的大量例证都说明了这一点。至于我通过英译本转译一些非英语诗人,实属不得己,比如我不懂俄文,但又深爱茨维塔耶娃这样的诗人,而且她还有那么多伟大作品从未被译成汉语,那我就试着从英译本中来译。我当初只是把这种转译作为一种个人的私密阅读。现在它们出版了,我相信也经得起各方面考量。因为我还是个负责任的人,我也必须负责,因为我翻译的诗人都是我热爱的诗人,甚至是一次次让我流泪的诗人,我怎么可能对他们不负责?上次在扬州,诗人小海就对伊尔玛•拉库萨说“王家新比策兰自己更理解策兰”,这话虽然是他笑着说的,但也道出了某种“真情”。不说别的,想想二十多年来我在这样一位诗人身上所下的功夫吧。至于翻译中可能存在的误译,这当然是我首先要尽力避免的,纵然在所难免(比如我翻译的帕斯捷尔纳克《哈姆雷特》一诗中就有一处不该有的误译,以后会修订)。说到翻译策兰,我主要是从英译本转译的,但同时也参照了德文原文(我手边的德汉词典几乎翻烂了),并且翻译后还同精通德语的朋友合作校订。我们的许多译文,可以说比有些英译更接近德文原文,也纠正了一些英译者的错译和不合适译法。“忠实”、“精确”和“研究性翻译”,这些都是我在翻译中所一直坚持的。在翻译这些伟大诗人时,我也必须如此。 最后我想说,条条道路通罗马,伟大的作品不仅召唤着翻译,召唤着人们对它不断“重译”,它可能也并不拒绝“转译”。如同“直译”,优秀的“转译”也有它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最起码,它会刷新、激活、拓展人们对诗和诗人的认知,为读者提供另一种参照,或用本雅明的话表述,它会服务于“语言的互补关系”。我尊重一切投身于艰辛翻译劳作的译者。我和当代许多其他诗人的一些“转译”,无意、也不可能取代学者们的“直译”。比如前不久一个翻译奖,我是主要评委之一,我就赞成给你们北外的汪剑钊老师,因为他从俄文中直接翻译曼德尔斯塔姆诗全集所做出的贡献,虽然我自己从英译中转译的曼德尔斯塔姆诗选很快也会出版。 7.阿列克谢耶维奇获诺奖后,您在一首新诗作中联想到了茨维塔耶娃。您认为她们的共通之处在于?诗人或作家的流亡生涯会对创作产生怎样的影响? 阿列克谢耶维奇获诺奖消息传来后,我当晚写下了那首诗。我实话,我对她的作品本身并不了解,我只是从我们的偶然相遇中感到了某种东西。我和她在一起时谈到了茨维塔耶娃(这其实是我们之间的一个“联络暗号”),也由她联想到了茨维塔耶娃。阿列克谢耶维奇很了不起,她在强权之下发出了那样一种声音,但我不可能把她说成是茨维塔耶娃。那首诗,姑且说运用了类似于电影的“切换”手法,由眼前的一位白俄罗斯女作家到茨维塔耶娃的幽灵,由德国斯图加特山上的孤堡到“捷克的山谷间”,这样来回切换,也许还有一种庞德所说的“意象叠加”效果。的确,在那样的时刻,“茨维塔耶娃”同时拥有了我们,虽然她“依旧在她的捷克的山谷间孤独地游荡”。那是一种永恒的命运。所以这首诗写的其实是人的永恒的孤独。它构成了这首诗隐秘的内核。至于诗人的流亡生涯会对其创作产生怎样的影响,最起码,这会加深她/他对这种命运的切身认知,并且还有可能促成她/他调换角度来观照自身的这种命运。请留意这首诗中“我们”“她”“你”“她”这些人称的变化,这种切换,正和我们人生视野的调整和超越有关。 8.有评论家曾评论顾彬为“有家可归的流浪者”,从您和他的交往来看,这句话成立吗?诗人是否有必要和现实保持距离? 表面上人是“有家可归”的,但实际上又是“无家可归”的,顾彬作为一个诗人,当然也是这一命运的体现者。这些天人们都在想着秋游,我甚至想重访圆明园,但转念一想,它已不再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废墟”了(就如同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那时有很多诗人写圆明园)。不仅是“家乡”,我们到今天连个可凭吊的“废墟”也没有了。这是不是很惨?不过这也没什么,只要我们还有爱,只要我们还有记忆,只要我们还能写,我们就会创造一点什么,或者说“回报”一些什么。世界很残酷,但有时也是很慷慨的。我们要学会对生命感恩。 9.玛格达·卡尔聂奇认为,只有诗人才能把握词语背后的文化能量,因此诗人的确是最好的译者。在您看来,在翻译方面,诗人与其他身份的译者相比有什么优势? “能量”这个说法很好。翻译,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把握词语背后的能量,是对这种能量的测探、释放和传递。翻译的目标,也在于重新布置、创造一个语言的能量场。不过,这种“能量”主要是生命的能量,虽然原作者所属的文化也在其中起作用。在翻译策兰时,我就切身感到了词语背后那种黑暗的能量,它紧紧地吸引我,甚至就像一个“黑洞”一样。至于诗人与其他译者相比有什么优势,我们在以上已涉及到了,我的看法是:如果一个好的诗人碰巧又是一个好的译者,他会比一般译者更能洞悉原作隐秘的“文心”所在,更能与原作者达成一种“神交”,因而他能获得一种冥冥中的“授权”,可以替他的翻译对象在汉语中写诗了;此外,他具有写作的经验、诗的技艺和语言的功力(尤其是母语方面的),更能胜任一些高难度的翻译,而一般译者往往会在那里败下阵来;最后,因为他具有诗的“创造力”,他不仅能在翻译中起死回生,而且还有可能使原作的本质得到“更茂盛的绽放”(本雅明语),而这是一般译者不可能做到的。 10.您认为诗歌的语言应如何从意识形态化的语汇中获得自由? 当然,诗歌是对语言的提炼和刷新,在很多时候就是对陈词滥调的拒绝。我常对学生讲学诗首先就是学会获得你们自己的语言。许多学生本来爱好文学,但多少年来的教育已经把他们的思想和语言规范化了,所以在这种情形下,我就要求他们能像里尔克所说的那样:“只有当个人穿过所有教育习俗并超越一切肤浅的感受,深入到他的最内部的音色当中时,他才能与艺术建立一种亲密的内在关系:成为艺术家。” 至于诗人们的语言实践,当然要更复杂,也更值得考察。比如曼德尔施塔姆认为言语(speech)——而非作为预设系统(prepared system)的语言(language)——才能达成真实。这种个人言语产生的“个体呼吸方程式”,如同无法复制的指纹,才是一个诗人的标志。但是,我们又生活在一个充满陈词滥调的、意识形态化的语境中。我译过曼德尔施塔姆三十年代前后所写的“莫斯科笔记本”,他的方式是:并不完全拒绝那些环绕着他的政治概念、宣传术语和套话,它们被吸收进他以语言为原料的工作中,但他从内部瓦解了它们的原有含义,解除了对它们的精神桎梏,这就是他从那种语境下获得自由的方式。至于策兰,要更彻底、决绝一些,因为德语也被纳粹的意识形态毒化了。在死亡的大屠杀之后,他拒绝再用那一套“诗意”的和“文学化”的语言,他转向了一种“无机物”的语言,灰烬、遗骸和矿物学的语言,对他来说,这就是奥斯威辛之后“可吟唱的剩余”。 这一切,对我们有也启示和警示。创作就不在这里谈了,我们的翻译,首先就是要与“千人一面”的翻译做斗争,如茨维塔耶娃在谈翻译时所说,要找到那“独特的一张面孔”。这不仅关涉到对原作的独特理解和塑造,也关涉到语言的刷新。比如说给你一首诗,你能否译得和任何其他译本都不一样——不仅是词语上的,还是句法上和发音上的——这就是一个考验。你们也来试一试吧。美国诗人、中国古典诗歌尤其是杜甫的杰出译者雷克斯罗斯(王红公)就认为翻译是“把你从你的同时代人中拯救出来”的一种方式。 11.作为高校教授,您在创造性写作、诗歌比较研究等课程中是否有一以贯之的理念?讲坛生活对您的创作和翻译有怎样的影响? 是有某种“一以贯之”的东西,或者说有一个“燃烧的内核”,但是也有不断的调整、拓展和翻新。讲坛生活对我的创作没有多少影响,因为创作更个人化,但是和我的研究和翻译有一种互动关系。现在已歩入深秋了,人大校园里那片银杏林将迎来它最美丽的时刻。我感谢我的那些学生们,不仅因为在他们身上也燃起了诗的火花,他们也经常使我想到未来,或者说,使我“面向未来”。我全部的工作,如用策兰的一句诗来说,那就是:“在未来北方的河流里/我撒下一张网”。 2015,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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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更新 2015-10-12 12:29: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