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春天的“剪枝”:翻译小论 (试发表)

散文 创作
为了春天的“剪枝”:翻译小论 王家新 两年多前,我把我翻译的曼德尔施塔姆一组诗打印出来给了诗人多多(正如以前我经常给他我的策兰译稿一样)。再一次见面时,他的语调有点兴奋:“太好了,这个曼德尔施塔姆!‘兄弟般的钟声’,他是怎么想出来的呢!” 多多经常能记住一些诗人很特别的“句子”,如法国诗人布勒东的“永远作为第一次”,如美国自白派女诗人普拉斯的“像健康一样遥远”。经他这样一“口传”,这些句子不仅被人们留意到了,而且获得了它们不同寻常的意味。 至于他盛赞的“兄弟般的钟声”,出自曼德尔施塔姆的这样一首诗: 巴丘什科夫 波浪的空谈…… 泪水的和谐…… 兄弟般的钟声…… 含糊其词地,你带给我们 一些新奇的葡萄肉干——诗歌, 让我们的上腭变得鲜美。 摇晃着你的永恒的梦,那血的样本, 你从一只杯子倒入另一杯…… 但是多多却不知道,这首诗乃为一种“节译”。曼氏这首以俄国早期浪漫派诗人巴丘什科夫为对象的诗原文共有六节24行,我的译文所依据的詹姆斯·格林的英译本为一种异常大胆的“节译”。我之所以在多种英译本中选取了格林的节译本,因为无论在英文中还是据此译成中文,它都会是一首好诗,也会给读者带来更新鲜、强烈的愉悦。说实话,不经过这样的节译和处理,像多多这样的诗人很可能就不会注意到这首诗。 当然,也会有读者为这样的翻译感到吃惊。在企鹅版曼氏诗歌英译本的译者前言中,格林曾引用Boris Bukhshtab的话“曼德尔施塔姆的每一个诗节实际上都是自治的……任何诗节都可以丢弃或加上”,来为他翻译中屡见的选择、删节和压缩辩护。好在他的这种翻译受到了诗人遗孀的认可。诗人的遗孀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精通英文,她认为在多种曼氏诗歌的译本中,格林的“最好”。 在这些年的阅读和翻译过程中,我不时地遇上了这类“剪枝式”的“节译”。这在最初对我也不能不是一个冲击,后来我也忍不住这样尝试了。因为在我看来,一个诗歌译者不是“翻译机器”,他应是诗的“分娩者”和创造者。也许,要真正抵达到翻译的本质,就应像茨维塔耶娃所说过的那样,要与“千人一面”的翻译进行斗争,要找到那“独特的一张面孔”。下面是茨维塔耶娃本人的一首诗,不过它也被“剪枝”了: 吻一吻额头 吻一吻额头——消除烦恼。 我吻你的额头。 吻一吻眼睛——不再失眠。 我吻你的眼睛。 吻一吻嘴唇——送一口清水。 我吻你的嘴唇。 吻一吻额头——消除记忆。 该诗的英译者伊利亚·卡明斯基和吉恩·瓦伦汀去掉了原诗最后一节的下一句“我吻你的额头”。我的译文依据了这个英译本,因为这样的“剪枝”,在我看来颇具“断臂的维纳斯”那种“断臂之功”:它在最后有意打破了原诗的完整形式,却使原诗变得更动人、也更耐人寻味了。 看来翻译的缪斯——如果有这样一位缪斯的话,不仅带着春神的花篮,还带着剪刀、斧头和另外一些我们叫不上名来的工具。 我曾在文章中谈到美国诗人雷克思洛斯(王红公)对杜甫的翻译。杜甫的《北征》原诗有一百四十余行,而他竟然只选取了其中四行“鸱鸮鸣黄桑,野鼠乱拱穴。夜深经战场,寒月照白骨”: Travelling Northward Screech owls moan in the yellowing Mulberry trees.Field mice scurry, Preparing their holes for winter. Midnight,we cross an old battlefield. The moonlight shines cold on white bones. 北征 猫头鹰在泛黄的桑树上 凄厉地哀吟。野鼠奔突, 准备着它们过冬的洞穴。 深夜,我们穿过一个古战场。 月光清冷地照在白骨上。 短短五行,极尽战争的残酷和宇宙的荒凉,让人过目难忘。雷克斯洛斯并没有在译作标题后和注释中标明这是一种“节译”。但对任何读者来说,这都是一首“自身具足”的好诗,甚至有一种“以少胜多”、更加集中和强烈的效果。 庞德曾指出中国诗体现了一种“化简诗学”。雷克斯洛斯对《北征》的翻译让我想到了这一点。而这已不单是一个化繁为简的技术层面的问题,这首先体现了一种直取事物本质的敏锐眼光。他以这种方式抓取生命,而又无损于原诗的“完整性”,甚至,使局部胜过了整体。 看来除了通常的那种翻译,还有一些更富有勇气和创造性的方式,以使原作的本质得到新的“更茂盛的绽放”。也正是受到这样的启示和激励,我在翻译曼德尔施塔姆的《风给我们带来安慰》一诗时,也只选取了全诗的第一节: 风给我们带来安慰, 突然间我们就处在蓝色里, 并感到了蜻蜓亚述式的翅翼 一连串锯齿般曲折的黑暗。 原诗共有四节,我本来都译出来了,但发现余下三节不及第一节强烈、奇异,反倒显得累赘、勉强,不如去掉。而为什么这样节取,除了要抓住一个启示的瞬间,我也有意想强调和突出“蜻蜓亚述式的翅翼”这个令人惊异的意象(把蜻蜓的翅翼与公元前一千多年早已灭迹的古老亚述王国联系起来,这让人不能不惊异),有意让它带来的“一连串锯齿般曲折的黑暗”,作为一首诗的“结尾”并在读者脑海中留下无尽的余音。 我想这样来选取和强调,不仅会使诗意更加强烈,也会使有心的读者能体会到诗人曼德尔施塔姆那种非凡的隐喻能力、历史意识和深邃的、充满惊人跳跃的心智运作。我们的翻译,就是要把这种最独到、闪光的东西揭示出来。 当然,“节译”或翻译中的“剪枝”有其限度,它也只是“创造性翻译”综合运作的一种体现。问题还在于,如果说这样的翻译让我们惊异,最后也让我们认同,甚或说它体现了某种“更高的忠实”,这样的“授权”是从哪里来的呢? 在翻译研究名著《巴别塔之后》中,乔治·斯坦纳曾阐发了荷尔德林的翻译观。在一封写给维尔曼斯的信中,荷尔德林曾提出翻译“应是校勘、体现、显晦,但也要修正”。斯坦纳这样阐发说:“这种修正和改进之所以可能乃至必需,是因为译者是以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原作的。时间的推移和人们感情的演变使得译者能够完成这一任务。译者所做出的修正是潜存于原作之中的,但只有译者才能使它表现出来。” 以下几位诗人、作家和译者的话,似乎都在印证着斯坦纳的观点。法国著名作家、哲学家齐奥朗(也译作萧沆)在谈到他的《解体概要》的德语译者、诗人保罗·策兰的翻译时,就充满了钦佩:“我愈来愈视翻译为一项卓越的事业,一种几乎和创造性作品等同的成就。现在我确信,彻底理解一本书的人只是那个历经艰辛翻译它的人。一般来说,好的译者似乎比原作者要看得清楚,作者往往被他自己的作品所限制,不能了解作品的秘密,因此不了解作品的弱处和它的局限。也许策兰,一个视词语生死攸关的诗人,将这种态度同样用在了翻译的艺术上。” 而帕斯捷尔纳克在翻译莎士比亚时这样写到:“他(莎士比亚)的比喻并不总是与自身相等的。有时它是最高超的诗歌,有时则显然陷入了藻饰,负载着数十个不适当的替代物,而漏掉了他几乎要脱口而出的一个准确的词,它在他的仓促中溜走了。”(《翻译莎士比亚笔记》,陈东飚 译) 在谈及翻译的发现和创新时,策兰的英译者和传记作者约翰·费尔斯蒂纳也提到了一个例子:“在阅读自己著作的法文版时,詹姆斯·瑟伯批注道:‘你知道,我在原作中丢失了很多东西!’简言之,完备的翻译过程依然通往最充分的领悟。” 的确,所谓“创造性翻译”不是胡来,不是译者自己随意的自我表现:它“依然通往最充分的领悟”。有时它甚至会拉着原作者一起通向这种领悟。这就是它的伟大之处。 (注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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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更新 2016-04-01 08:49:20
容与
2016-04-13 14:20:20 容与 (Fiona)

谢谢老师的文章!

木朵
2016-04-18 12:40:46 木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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