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新:嘴唇曾经知道：策兰与巴赫曼

嘴唇曾经知道：策兰与巴赫曼 王家新 保罗•策兰（Paul Celan，1921-1970）和英格褒•巴赫曼（Ingeborg Bachmann，1926-1973）于1948年5月在维也纳认识，并相爱。他们相处不到两个月，策兰作为来自罗马尼亚的犹太人难民，不能留在奥地利，只能流亡去法国，而巴赫曼当时在维也纳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在后来的二十年间，两人在文学上都获得引人瞩目的成就。策兰与巴赫曼，代表着德国战后文学史上一个双星映照的时代。 巴赫曼比策兰小六岁，生于奥地利与斯洛文尼亚、意大利接壤的克拉根福特。她父亲曾参加过纳粹军队，这使她长期对于犹太人有一种负罪感。她本人自童年时期就对纳粹历史深怀厌恶和恐惧，在一次访谈中她这样说：“就是那样一个确定的时刻，它毁灭了我的童年。希特勒的军队挺进克拉根福特，一切是那样的恐怖。从这一天起，我的记忆就开始了……那无与伦比的残忍……那疯狂的嚎叫、颂扬的歌声和行进的步伐——我第一次感到了死亡的恐惧”。(《巴赫曼作品集》，韩瑞祥 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这就是为什么她会和策兰走到一起，并始终和他站在一起。她和策兰认识的时候，已开始创作小说，同时撰写以“批判地吸收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哲学”为题的博士论文。她是在策兰的激励下走上一条诗歌道路的。她比其他任何人更能看到策兰身上那些不同寻常的东西。1952年，已在德语诗歌界崭露头角的巴赫曼力荐策兰参加当年的西德四七社文学年会，为策兰在西德的成名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以后的伊凡•哥尔的遗孀指控策兰剽窃的事件中，她站出来为策兰做出了有力的辩护；1967年间，巴赫曼向自己的出版社推荐策兰做阿赫玛托娃的译者，后来，该出版社确定了另外的译者，是纳粹歌曲的作者，巴赫曼表示抗议，并将自己的著作出版权从该出版社收回。巴赫曼做了这一切。她深信奥地利作家卡尔•克劳斯的一句话：“每种语言的优势都根植于其道德之中”。 2008年德国出版界一个重要事件是巴赫曼、策兰书信集的出版。书信集名为“心的岁月”（巴赫曼、策兰通信集：“心的岁月”，芮 虎 王家新译，《世界文学》2009年第5期）。出自策兰《科隆，王宫街》一诗的首句，共收入策兰和巴赫曼自1948年6月至1967年7月整整20年间的196封书信及明信片。另外，还收入了策兰与巴赫曼一度的男友弗里希的16封信及巴赫曼与策兰妻子吉瑟勒的25封法文信件。这部书信集根据出版惯例，要等到2023年才可以问世。为了满足研究者和读者的需要，苏尔坎普出版社征得双方亲属的许可，于2008年8月提前出版了。 这部书信集看，他们都从对方吸收了思想、激情和灵感，对彼此的创作都产生了重要的激励作用。他们之间的关系，和他们的“存在与死亡”深刻相连。他们之间痛苦、复杂、持续了一生的爱和对话，也带着一种悲剧性的性质。对这种“爱之罪”，策兰自己有诗为证：“嘴唇曾经知道。嘴唇知道。/嘴唇沉默直到结束”（《翘起的嘴巴》，1957）。他们的这些书信，也为那个年代文学的历史提供了重要见证。 这些书信首先见证了他们的相爱。“保罗，亲爱的保罗，我向往你及我们之间的童话。我可以比别人更能理解你的诗歌，因为我们曾经在里面相遇，从那以后，贝阿特丽克斯巷（巴赫曼在维也纳所居住的街道名）就不复存在。我常常想念你，有时沉湎于其中，和你说话，将你陌生而黝黑的头抱在我的双臂间，想把你沉重的石头从你的胸口搬开……让你听到歌唱。”这是巴赫曼1949年5月底从维也纳写给策兰的一封未写完的信稿。 有别于一般的情爱，这两个诗人相互奉献的信物是“罂粟花”。策兰1949年6月20日的信这样写到：“英格褒，“不准确”（在策兰1948年给巴赫曼生日的献诗里，称巴赫曼为“准确”，而自称为“不准确”）和迟到的我进入了这一年。也许只是因为我希望，除了你没有别人在那里，当我将罂粟花，如此多的罂粟花和记忆，也是如此多的记忆，两束光灿灿地竖立在你生日庆祝的桌子上时。”为巴赫曼的生日，策兰还写下了《花冠》这首名诗：“从坚果里我们剥出时间并教它走路：/而时间回到壳中。”就在这个最隐秘的世界里，“我们互看，/我们交换黑暗的词，/我们互爱如罂粟与记忆，/我们睡去像酒在螺壳里，/像海，在月亮血的光线中……” 为纪念这种爱，策兰1952年在西德正式出版的诗集就叫《罂粟与记忆》。 《花冠》深受巴赫曼的喜爱，她这样回复策兰：“我常常在想，《花冠》是你最美的诗，是对一个瞬间的完美再现，那里的一切都将成为大理石，直到永远。”“唉，是的，我爱你，而我那时却从来没有把它说出。我又闻到了那罂粟花，深深地，如此的深，你是如此奇妙地将它变化出来，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为此，巴赫曼渴望去巴黎，“去感觉你是怎样握着我的双手，你会怎样全身心地用鲜花拥着我，于是，再一次忘记你从何处来，你又要去往何地……”她告诉策兰她要去巴黎，“别问我为什么，为了谁，但是，你要在那里等我，给我一个晚上，或者两个三个……带我去塞纳河畔，我们将长久地注视，直到我俩变成一对小鱼，并重新认识对方。” 但是，他们之间也有难以沟通和误解的地方。策兰1949年8月20日的信中就这样写到：“你知道吗，英格褒，为什么去年以来我给你写得很少？不仅仅是因为巴黎将我逼到一个如此可怕的沉默中……更重要的是，我不知道你对我们在维也纳的那短短的几个星期持什么看法……也许我弄错了，也许就是如此，我们相互之间要回避的地方，恰好正是两人都想在那里相遇之地，也许我们两人对此都负有责任。不过，我有时对自己说，我的沉默也许比你的沉默更容易理解，因为，我所承受的黑暗更久远。” 的确，相比于巴赫曼，策兰“承受的黑暗更久远。”这在策兰写给巴赫曼的另一首诗《在埃及》中就体现出来： 你应对异乡女人的眼睛说：那是水。 你应知道水里的事，在异乡人眼里寻找。 你应从水里招唤她们：露丝！诺埃米！米瑞安！ 你应装扮她们，当你和异乡人躺在一起。 你应以异乡人的云发装扮她们。 你应对露丝、米瑞安和诺埃米说话： 看哪，我和她睡觉！ 你应以最美的东西装扮依偎着你的异乡女人。 你应以对露丝、米瑞安和诺埃米的悲哀来装扮她。 你应对异乡人说： 看哪，我和她们睡过觉！ 这首诗真是异常悲哀。异乡的爱情给诗人带来了安慰，使他感到了“水”，但也更深地触动了他的精神创伤。诗题“在埃及”，首先就喻示着犹太人的流亡。据《旧约》记载，犹太人曾在埃及为奴，后来在摩西的带领下出了埃及。诗中的三位女子，都是犹太女子常起的的名字，其中露特为策兰早年在家乡泽诺维奇的女友，曾帮助过策兰躲避纳粹的迫害。米瑞安为摩西的妹妹的名字。“你应从水里招唤她们”，这一句不仅富有诗意，而且震动人心。诗人试图在过去与现在之间保持平衡，但他做不到。而这是用一般的“不忘旧情”解释不了的。它不仅透出了一种丧失家园的流亡意识，还透出了作为一个幸存者的深深愧疚。策兰的一生，就带着这艰难的重负。 而巴赫曼，也一直试图帮助策兰摆脱，她在1949年11月24日的信中写到：“我应该去看你……总有一日，我会去把你带回来。我很害怕，看见你被滔滔的海水卷去，但是，我要造一条船，把你从绝望中带回来。为此，你自己也必须要做点什么，使我的负担不至于太沉重。时间和别的许多东西都在和我们作对，但是，它们不能将我们要拯救的东西毁灭。”落款是：“我紧靠着你，/你的英格褒。” 后来，巴赫曼真的从维也纳去了巴黎，但策兰的精神重负也传给了她。她总是觉得在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阴影，她甚至“感到某种窒息”。这次旅行后她写下的《巴黎》一诗，就传达出这种深深的迷惘。在此后的日子里还发生一件事，策兰要收回他送给巴赫曼的家传的戒指，这使巴赫曼深感意外，不过她也理解，在1951年9月25日一封没有寄出的信中她这样写到：“保罗，我知道这个戒指的历史，――对我而言，这历史是神圣的……而我只能对你说，我可以面对死者的良知佩戴这戒指。”在信中她还这样请求：“请别忘记，因为你的诗歌我才写作；我希望，我们之间别的协议也不会由于我们的论争而受到伤害。” 也许，这就是命运：他们只能作为两个独立的诗人、两个精神上的友人而存在，他们太相像了以致不能生活在一起。策兰因为戒指这件事而感到对巴赫曼“犯下了罪”，巴赫曼也接受了这种命运。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巴赫曼在维也纳盟军电台“红白红”得到一个编辑职务，她以忘我的工作来打发时光，并开始创作广播剧，在通信中她只是请策兰多给她寄诗来，“有时，我只是通过它们来生活和呼吸。” 在巴黎度过最初艰难的几年后，1951年11月，策兰认识了后来的妻子吉瑟勒(Gisele de Lestrange)，并于一年后成婚。1952年5月，他和巴赫曼一起参加了西德四七社文学年会。同年，他的诗集《罂粟与记忆》在斯图加特出版，其中《死亡赋格》一诗很快在德语世界产生广泛、重要的影响。 1953年是巴赫曼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她以《大货舱》、《夜航》等四首诗获四七社文学奖，作为一个文学新星成为西德“镜报”的封面人物，同年12月，她出版了第一部诗集《延期支付的时间》，这坚定了她走专业创作的道路。她辞掉了电台的工作，和在四七社年会上认识的音乐家恒茨到意大利的伊夏岛居住。1955年，策兰在西德出版了诗集《门槛之间》，1956年，巴赫曼的第二部诗集《大熊星座的呼唤》出版，他们各自将自己的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引人注目的高度。 这是战后德语文学“诗歌的十年”。1958年，在接受不莱梅文学奖所做的获奖致辞的最后，策兰这样说：“我相信不仅我自己带着这样的想法，这也是一些年轻诗人的努力方向。在一个人造之星飞越头顶，甚至不被传统的天穹帐篷所庇护的时代，人们便暴露在这样的未知与惊恐中，他们把这种存在带入语言，被现实压迫并寻找这现实。” 策兰所说的这些年轻诗人，主要包括了四七社诗人群，像君特•艾希（1907—）、巴赫曼（1926—1973）、恩岑斯贝尔格（1929—）、以及后来致力于小说创作的君特•格拉斯（1927—）等等。相对于在战后复出的表现主义诗人本恩（1890—1953）的“绝对诗”与布莱希特的社会批评诗歌，策兰显然与上述四七社年轻诗人群有更多的共同点。艾希于1950年第一个获四七社文学奖，他的成名作《清单》，成为战后文学清算和语言净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巴赫曼的“到期必须偿还延期付款的/时间已出现在地平线上”（《延期付款的时间》），带着一种紧迫感和警示感，已成为战后时代意识的一部分。恩岑斯贝尔格的诗作则更多地带着一种历史反省和社会批判的锋芒，如他的《写进高年级的课本》（刘国庆译）：“不要读歌赋，我的儿子，读一下航空时刻表：/它们更为准确。趁为时不晚，/打开海图。要警惕，不要唱歌。/……和你一起/（把）磨就的细细的致命粉尘/吹进权力的肺脏”。 策兰和巴赫曼一起，经历了这样一个时代。1957年10月11日，策兰到西德参加文学会议，在那里与巴赫曼重逢，当晚住在邻近科隆大教堂、火车站和莱茵河畔的王宫街一家旅馆，该街区一带在中世纪为犹太人居住地和受难地。策兰后来写出了这首诗，并从巴黎把它寄给了巴赫曼： 心的时间，梦者 为午夜密码 而站立。 有人在寂静中低语，有人沉默， 有人走着自己的路。 流放与消失 都曾经在家。 你大教堂。 你不可见的大教堂， 你不曾被听到的河流， 你深入在我们之内的钟。 多么好的一首诗！我们可以体会到当一个诗人在午夜面对宇宙的寂静和黑暗、面对那消失的苦难历史从而直接喊出“你大教堂”时的那种内心涌动了！科隆大教堂举世闻名，1945年盟军大轰炸后科隆的惨景也为世人所知，而现在，因为策兰这首诗，我们也知道了科隆的犹太人的苦难历史，不仅在纳粹时期，在中世纪发生的一场大瘟疫中，他们就曾作为祸因惨遭集体屠杀……这就是深入在一个犹太诗人体内的钟！ 诗歌和爱一起被点燃。《白与轻》是策兰回到巴黎后不几天后寄给巴赫曼的。他在信中写道“读吧，英格褒，读吧：给你，英格褒，给你——”： 镰刀形的沙丘，未曾数过。 风影中，千重的你。 你和我的 赤裸着伸向你的胳膊， 那失去的。 光柱，把我们吹打到一起。 我们忍受着这明亮、疼痛和名字。 而在诗的最后，诗人这样询问： 你睡着了吗？ 睡吧。 海洋的石磨转动， 冰光和那未听到的， 在我们的眼中。 接下来，策兰一发而不可收，一连数日的信里都是他的诗歌：《碎石驳船》、《翘起的嘴巴》、《万灵节》、《日复一日》、《一只手》等。对于这些接踵而至的诗，巴赫曼也有点不知所措，连回信都不知道如何写，就干脆默默地承受着它们的冲击。 的确，现在，却是巴赫曼在“承受更久远的黑暗”了。在该年10月28--29日致策兰的信中她这样写到：“我要感谢你，你把一切都告诉了你的妻子，为了使她‘节省时间’，我却要说，即使她能减轻，也是更加负债了。……我必须说明理由吗？”“当我必须想到她和那孩子时，――而我永远不可能避免这个问题――我就不可能和你拥抱。我不知道接下去会如何。” 这就是“爱之罪”。以下就是策兰的这首《翘起的嘴巴》： 翘起的嘴巴，可以感觉： 黑色的植物。 （需要它，不找寻光，留下 雪纱，留下 你的猎物。 两者都可以： 触摸，禁止触摸。 两者谈着爱之罪， 两者都想存在与死亡。） 叶片疤痕，嫩芽，密密睫毛。 在眼睛尽头，陌生的日子。 豆荚，真实而开放。 嘴唇曾经知道。嘴唇知道。 嘴唇沉默直到结束。 策兰在收到巴赫曼的信后这样回复：“毁灭吗，英格褒？不，当然不。……不必抱怨那场暴雨，那场侵袭了我的暴雨――对我而言，无论什么后果，它都是幸福和喜悦。”“你也知道，当我与你相遇之时，你对我来说既是感觉也是精神，两者都是。它们永远不能分开，英格褒。”“想想《在埃及》。当我读它，就看见你步入其中：你是那生命的泉源，也正因为这样，你是我言说的辩护者，并且将继续如此。……然而，如果仅仅是言说，就什么都不是，我只是想即使和你沉默地在一起也好。”“英格褒，如果生命不迁就我们，还等待它并为此而存在，对我们而言，这将是一种最错误的方式。存在，是的，我们可以，并且可能。存在――为了相互存在。” 在紧接着的另一封信里，策兰这样说：“《科隆，王宫街》不是一首美丽的诗吗？最近我把它寄给了《音调》杂志，（我可以这样吗？）荷雷瑞尔认为，它是我最美的一首诗。英格褒，通过你，通过你。如果你没有说过‘做梦者’，它怎么会产生呢。只要你一句话，我就可以生存。而我现在耳边又响起了你的声音！”在信中他还告诉巴赫曼“我将在11月底去慕尼黑，在26日左右。回到跳跃之处”。 就在策兰说的这个时间，策兰去慕尼黑朗诵诗歌后与巴赫曼又相会了。关于此行，策兰写下了《日复一日》，并把它寄给了巴赫曼： 你这焚烧的风。寂静 曾飞在我们前头，第二次 实在的生命。 我胜了，我失败了，我们相信过 昏暗的奇迹，那枝条， 在天空疾书，负载着我们，在月球轨道上 茂盛，留下白色痕迹，一个明日 升上昨日，我们拿来， 那盏烛光，我哭泣 在你的手掌。 不过，在1959年出版的诗集《语言栅栏》里，这首诗的最后三行被改成为： “跳入昨日，我们拿来， 丢失了那盏烛光，我把一切 扔进无人的手掌。” 这大概就是策兰所说的“回到跳跃之处”吧。命运是注定的，它会从明日“跳入昨日”。在这种跳跃中，丢失了那盏烛光。手掌也成了无人的手掌，因为巴赫曼已不再在那里。策兰愈来愈意识到：他只能生活在一种致命的“缺席”里。他要面对并与之对话的，只能是“不在者之在”。他在1963年出版的诗集干脆就叫《无人玫瑰》。 在这之后，策兰与巴赫曼仍有联系，但他们都已理智多了。1959年5月，流亡、定居在瑞典的犹太女诗人内莉•萨克斯（Nelly Sachs，1891—1970）获得德国梅尔斯堡的文学奖。由于多年前最后一分钟逃离柏林的可怕记忆，她不愿在德国过夜，决定住在瑞士苏黎世，然后绕道坐火车到梅尔斯堡领奖。1959年5月26日，策兰一家专程到苏黎世来看望萨克斯，并在那里见到巴赫曼和她的男友、瑞士作家弗里希。这大概是他们之间的最后一次相会。 在这之后的几个月内，策兰与巴赫曼因海德格尔生日庆祝专辑有过联系。巴赫曼和策兰都是海德格尔很看重的诗人，因此他请他们在自己生日时写一首诗。巴赫曼对海德格尔在希特勒时期的表现当然持批判态度，但也“始终看到他思想和作品的突破之处”，因此写信给策兰询问是否给海德格尔生日庆祝专辑写诗，策兰拒绝了。拒绝的原因，不仅在于海德格尔本人，更在于他不想和庆祝专辑名单上那些以“专利的反法西斯分子”姿态出现、实则“并不干净”的政治投机分子为伍。 策兰的内心一直是很苦涩的。父母在集中营的惨死，给他造成了永久的创伤，不仅如此，后来的一些遭遇也在不断撕开这种创伤。1960年前后，诗人伊凡•哥尔的遗孀克莱尔对策兰的“剽窃”指控达到一个高潮，纵然巴赫曼、恩岑斯贝尔格、瓦尔特•延斯等著名诗人和批评家都曾对他做了有力的辩护，德国语言和文学学院、奥地利笔会都一致反驳这种指控，但是伤害已造成。策兰不仅感到自己成了诋毁的对象，甚至也成了战后德国死灰复燃的新反犹浪潮的牺牲品（策兰这样认为并非出自多疑，克莱尔在其“公开信”中就称策兰当年到巴黎后怎样给他们讲其父母被杀害的“悲惨传奇”，好像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是被编造出来似的）。在承受伤害的同时，他的反应也日趋极端了。“人们徒劳地谈论正义，只到巨大的战列舰将一个淹死者额头撞碎为止”，这是他在《逆光》中的一句话。作为大屠杀的幸存者，他早就对“正义”不抱什么指望。他感到的是德国人无力面对历史。他不仅要面对他自己的伤害，他还不得不替“奥斯维辛”的死者再死一次。 这就是为什么他会写下这样的诗句：“那来自绞刑架树的声音，/晚木和春木在那里/变换和交换它们的年轮”（《声音》）。在一棵成为绞刑架的树上，晚木（晚生的木质）与春木（晚生的木质）相互渗透，过去与现在长在了一起！这就是他作为一个“诗人、幸存者、犹太人”（这是一部策兰传的题目，见John Felstiner“Paul Celan：Poet，Survivor，Jew”，Yale University Press，2001）的命运！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1970年4月20日夜，策兰——内莉•萨克斯所说的“我们时代的荷尔德林”，在巴黎会以纵身一跃把自己交给了塞纳河。这一次他不是用笔，而是以他的生命给一出命运悲剧划上了句号。 就在这令人震动的消息传来后不久，巴赫曼在自己的长篇小说《玛丽娜》的手稿中添加道：“我的生命已经到了尽头，因为他已经在强迫运送的途中淹死，他是我的生命。我爱他胜过爱我自己的生命。” 这里的“强迫运送”，指的是纳粹对犹太人的“最后解决”。在巴赫曼看来，策兰的自杀是纳粹对犹太人大屠杀的继续。巴赫曼完全有理由这样认为。在策兰之前，不止一个奥斯维辛的幸存者都这样做了。 策兰之死无疑也加深了巴赫曼的痛苦和精神抑郁。1973 年5月，巴赫曼到波兰巡回朗诵，特意拜谒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犹太人受难处——她在那里是否想到了策兰？肯定。就在同年9月25 晚，巴赫曼死于她自己罗马寓所的火灾，年仅47岁。 德国文学史上一个双星映照的时代就这样结束。 （《中华读书报》2010年4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