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大“当代汉语写作的世界性意义”会上的发言 (试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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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大“当代汉语写作的世界性意义”会上的发言 (2010年10月30日上午) 王家新 首先谢谢陈晓明教授的邀请,晓明兄不仅发了邀请,还写了信,说家新兄我知道我们有些观点可能不一样,但我们应坐下谈。我不知道我有什么观点和晓明兄不一样了,我只记得私下里问过他一声:晓明兄,听说你们在搞“共和国文学”是不是?因为我有点糊涂,搞不清楚是哪一个共和国,因为很多国家都说自己是共和国,朝鲜啦,伊朗啦,晓明兄一听很严肃地说“哎,这可不是我提出来的。我搞的是‘当代文学’!还把你写进去了呢”。 反正我现在一听到“国”这样的大词,头就有点大。我们从小就要求“摆正个人与集体与国家之间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摆到最后,只剩下一个空洞的国家,我们自己到哪里去了?因此,我欣赏阎连科昨天讲的,我不是中国文学,也不是世界文学,我只是阎连科文学。不过,我没有连科那么牛,我只想说,我只是为文学、为我所认同的那些价值工作而已。要那么多标签干嘛呢?现在我们是在北大,“未名湖”这个名就起得好,名可名非常名,有一种哲学味道。我想我们还是要进入一种“未名”的存在状况。作家诗人当然要体现种族的良知,但他们也应当是超越了任何族群限定的一类。这正是他们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在印发的发言提纲里我写到一点“个人性”,因为在我看来,无论哪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作家诗人,都必得首先立足于他的“个人性”。当然,这种“个人性”不是抽象的,而是一种具体的、历史的存在。脱离了这种“个人性”,脱离了个人经验的具体血肉,任何对“本土性”的张扬都有点可疑。现在有人大谈“中国经验”,这不是不能谈,但能否给我们谈谈你的“个人经验”呢?谁能代表“中国”讲话呢?作为写作者,我们谁也不能代表。我们无非只是一些被代表者。据说一位中国艺术家在做报告时,听众问他怎么看中国艺术家在国际上大打“中国牌”这种现象,这位艺术家的回答是“不打中国牌打什么牌,难道打外国牌吗?”这个回答看似有理,但也掩盖了问题所在。除了“外国牌”和“中国牌”,就没有别的“牌”可以打吗?我的看法是,如果你是一个独立的有创造力的诗人,你要打的只能是你个人的牌。真正有价值的文学,就是这张“个人的牌”。把一个作家和诗人简单地视为某个民族或文化的化身,这其实是对文学的简化和取消。 话说回来,我也理解一些这里面的身份焦虑。多年前我也有这种焦虑,不过不是在国内时产生的,恰恰是我90年代初在英国的那两年期间产生的。在西方的那种经历,逼着你当一个“中国人”,因为西方人有一种很固执的对差异性的要求。你不当不行啊。所以在外面的中国文化人都打太极拳去了,弘扬中华文化去了。我不会打太极拳,书法也没好好练过,怎么办,难道我就不是个中国人吗?上个月我们在人大举办了多多诗歌朗诵会,多多朗诵了他的《阿姆斯特丹的河流》,朗诵到“秋雨过后/那爬满蜗牛的屋顶/——我的祖国”时,我注意到他很冲动,把“我的祖国”好好强调了一下,手中的诗页都抖动了起来。我完全理解那种强烈、复杂的内心冲动——他妈的,那也是我的祖国啊!所以在伦敦期间,我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强烈而深刻的内在冲突,以至于有一次在书店里看到一本英文小说的书名“when did you last see your father?”(“什么时候你最后一次见到你的父亲?”),也被吓了一跳。在那一刻,我仿佛听到一声当头棒喝。是啊,什么时候你最后一次看到你的“父亲”?二十世纪的历史巨变和革命文化,已彻底改变了中国,它使“中国传统”成为一种遥远的模糊的文化记忆。我们知道“五四”之后,朱自清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散文《背影》,不管那个时代的人们怎么激烈地反传统,他们“在晶莹的泪光中”还可以看到“父亲”那“微茫的背影”,而我们这些生在新中国、长在“共和国”怀抱里的人呢?什么也看不到了。 这就是我们的困境。好在我并没有因此走那条“靠山吃山”、“打中国牌”的路子。作为一个诗人,我们只能扎根于个人的经验和真实的存在。我也不想像张艺谋那样,非要把大红灯笼挂上国际文化市场不可。一些年前,我参加比利时的一个国际诗歌节,一位记者采访,她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许多中国导演的作品很中国化,而你的作品不是这样?”我当时引用了这样一句话作为回答,这句话是:“即使穆罕默德不和骆驼在一起他也是阿拉伯人”! 我当然是个中国人,这还用证明吗?在这里,我还想谈一下这次会议的“汉语写作”这个概念。我想李白他们肯定没有使用过这个概念,更没有写过这方面的诗论或论文。这个“当代汉语写作”本身就是全球化语境下的产物。我过去也对汉语有一种崇拜,或者说有一种恋母般的情结,在伦敦时我就曾写下这样的诗句:“在那里你没有祖国/母语就是你的祖国/在那里你在地狱里修剪花枝/死亡也不能使你放下剪刀”。但现在我意识到,我们一方面要深入发掘母语的潜能和资源,另一方面也要拓展它和变革它。怎样拓展它和变革它?这就需要借助于外语和翻译。张旭东过去翻译的本雅明的著作影响了我们许多写作者。我就很认同本雅明在他那篇《译者的使命》中提出的“纯语言”的观念。在本雅明看来,“纯语言”是译作与原作的共同来源,它部分地隐含在原作中,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能窥见它,并得以发掘它和显露它,使“纯语言的种子”成熟、生长。 这就涉及到翻译对于母语的重要意义。昨天杜博妮教授说翻译研究可促进文学的成长,我深有同感。因为我自己也从事翻译和翻译研究。几天前武汉的一位年轻诗人来信,说我译的策兰,给汉语带来了“灼热的新质”,这使我惊异于他的敏感。不管怎么说,在巴别塔的“变乱”之后,翻译已成为人类的宿命。如德里达所追问的,我们真的“拥有我们的语言”吗?不,我们并不真的拥有我们的语言。只是在翻译的过程中,在不同语言的相遇、相互映照和相互挖掘中,我们才有可能显露出那种真正的、绝对的语言! 这里是一个例子,我们都熟悉的戴望舒。他的翻译决不是一般的语言转换,可以说,他用洛尔迦的西班牙语重新发明了汉语。当然,也可以说这是相互发明。正因为如此,中国现代诗歌的语言得到了锤炼,照亮和提升。 因此我也理解为什么顾彬希望中国作家多学“外语”,他是真心为中国文学着想啊。很多中国作家没听明白,以为要他们去考职称!其实,顾彬已把道理说得很明白:“一个德国作家说:如果一个作家只掌握一种他的母语,说明他什么语言都不会,因为他不能从外部来看他自己的语言有什么特色。” 这样,谈到最后,归根到底还是一个语言的问题,因为文学的价值最终只能由语言来承担和决定。贺绍俊昨天讲中国作家批评家“没有意识到语言已成为文学发展的关键”。这是有识之言。赫塔•米勒的书刚出版,我们去读吧,不说别的,她的语言就很厉害,“一颗热土豆是一张温馨的床”,我们会这样说话吗?我们只会说一颗热土豆好吃,一颗热土豆管饱,等等。所以和人家比勇气我们可能没那个勇气,那么,语言呢? 好,就讲到这里,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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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人
最后更新 2010-10-31 19:43:35
一笑
2010-10-31 17:54:05 一笑 (Writing call for writing)

当代汉语是被绑架了的语言,她要么半死不活,要么胡言乱语。语言如果失去想象与勇气,是言说她的人的最大悲剧。

土豆快跑
2010-10-31 19:09:32 土豆快跑

精彩,一读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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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0-31 19:43:35 [已注销]

诗人没有死去的只有被遗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