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德莱尔与维克多•雨果

作者:
何家炜
作品:
《波德莱尔》 (诗歌 译作) 第5章 共6章
发表于:
《波德莱尔》(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当波德莱尔初涉文坛的时候,雨果即将四十岁,已经闻名遐迩。诗歌、戏剧及其他艺术,都已经将他放在第一位的位置。 雨果与波德莱尔的最早相遇发生在1842年,相遇的次数并不多。应当相信,雨果的魅力和天赋对这位年轻的同行并没有产生什么效应,因为到1845年,对于这位受人尊敬的大人物、路易-菲利普将要封其为法国世袭贵族的院士,波德莱尔的自由评判表明,雨果的威望并没有在他心中确立。在《1845年的沙龙》里,他将画家布朗热的才华运用失当的原因归咎于雨果: 这就是昔日浪漫主义的最后废墟,看吧,那个时代的东西都来了,那时的人相信灵感足以取代其他一切;这就是马泽帕 的无序奔走带来的深渊。是维克多•雨果先生废掉了布朗热先生,在废掉了其他那么多人之后;是诗人让画家掉进了陷阱。然而,布朗热先生画得适当得体(看看他的肖像画);但他到底是从哪里弄来的历史画家与灵感艺术家的执照?从他著名朋友的序言和颂歌那里吗? 在《1846年的沙龙》里,他再次抨击雨果,而且更加激烈。这一次,是德拉克洛瓦的颂扬提供了机会: 人们经常将欧仁•德拉克洛瓦与维克多•雨果作比较。有了浪漫主义诗人,就要有个浪漫主义画家。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在不同艺术领域找到成双配对的相似物,这往往带来奇怪的错误。 我当然无意贬低维克多•雨果先生的高贵和威严,他是一位机智灵巧而远非有发明才能的工人,一位中规中矩而远非有创造性的劳工……在他所有的抒情画面和戏剧画面中,维克多•雨果先生让人们看到一个整齐划一、匀称对比的体系。在他的作品里,怪诞本身也具有对称的形式。他彻底地掌握并冷静地运用着韵脚的所有音调,反衬法的所有表达潜能,以及同位语的所有伎俩。这是一位没落的或过渡的书写者,他使用工具之灵巧确实使人赞叹称奇。雨果先生生来就是院士,如果我们还在一个传说中的神奇时代,我将乐于相信,当他从狂怒的圣殿前经过,学院的绿狮子常常会用预言般的声音对他喃喃低语:“你会成为院士!” 这种将雨果贬低为一个灵巧匠人的方式让人感到意外。但是应该考虑到,雨果在1846年表现为一位非常节制的作家,谨慎地管理着他的天赋,看上去更关心谋取地位,而不是赋予法兰西诗歌全新的气息。他好像不想再动员青年参加新的《欧那尼》之战了。自1841年被接纳为法兰西学院的一员之后,他仅发表了游记《莱茵河》和剧本《老顽固》。1845年,他当上了贵族院议员。甚至他的爱情也沾上了布尔乔亚的特征。1845年7月,他在与女人通奸时,被嫉妒的丈夫逮了个现行。或许这是一个平常的插曲,拉马丁对此如是说:“这样的事很快就会遗忘,法兰西是有弹性的;甚至会从长沙发上重新站起来。”然而,人们知道这张长沙发就是院士交椅和贵族席位,它给雨果的生命戴上了一个华丽光环,而波德莱尔根本不要看热烈奔放的德拉克洛瓦一直在表现的“天纵奇才”。 事实上,即便是浪漫主义高潮时期的雨果,那个让读初中的波德莱尔狂喜的雨果,已不能再让作为写作者的波德莱尔满意了。浪荡子从内心反抗这种煽动群众的宣传,而这一点,雨果已经在多部作品里放任自流。在《1846年的沙龙》里,我们看到了一些尖酸刻薄的言词,“《玛丽蓉•德洛姆》 文学,它主要宣扬了凶手和妓女的美德。” 1855年,另一次展览,波德莱尔再次借着赞扬德拉克洛瓦,来贬斥雨果。 我多次听到有人取笑德拉克洛瓦画中女人们的丑陋,我无法理解这类玩笑,而现在我借此机会来驳斥这种偏见。有人告诉过我,维克多•雨果先生也是这种看法。他曾惋惜地说——那是在浪漫主义的美好时期——公众舆论给了那个人同他一样的荣光,而此人在美的问题上犯了如此严重的错误。他甚至把德拉克洛瓦画中的女人称作蛤蟆。然而维克多•雨果先生是一位体态优美的大诗人,他对灵性闭目不见。 1846年到1855年间,波德莱尔显然没有接近过雨果。是政治原因加剧了他们的分歧吗?不,因为政治因素极少能左右波德莱尔的好恶。尽管雨果转向了社会主义,而波德莱尔则回归到“无可指摘的迈斯特”。1860年5月,他甚至写道,如果要谈论雨果的政治讽刺诗的话,他将“宁肯站在雨果这一边,而不愿与发动政变的波拿巴为伍”,尽管他认为“叱责政治是愚蠢的标志”。虽然他们的政治或社会行为存在种种差异,使波德莱尔和雨果互相疏远的却是他们的形而上学。 但到了1859年,我们却看到波德莱尔主动接近流亡的诗人,并在《小老太婆》里仿效雨果的手法,还将这首诗题献给他。在寄往英国根西岛的时候,波德莱尔还配上了一段以前颇不习惯的恭维话,那一天,将诗人称作大师: 附在这封信里的诗句,很久以来就萦绕在我的脑海里。第二节是模仿您而写就的(笑我的狂妄吧,我自己也在笑),您的诗集里融合着如此优美的仁慈与如此感人的亲切,这个诗节正是在重读了您的诗集里几首诗之后写下的。我有时在画廊里看到一些蹩脚画家临摹大师的作品,好坏不论,他们有时在其模仿中不知不觉地放进了自己本性里的某些东西,或伟大,或平庸。这也许(也许!)就是我之所以狂妄的托辞。当《恶之花》再版的时候,将比法官删去的那些膨胀三倍的内容,我将乐意在这首诗的开篇题写上这位诗人的名字,他的作品深深教导过我,并为我的年轻岁月带来过如许多的快乐。(1859年9月27日的信) 这些恭敬之词大概是用来装饰这封信,波德莱尔在此信中恳请雨果为他即将发表的戈蒂耶论著单行本写序。尽管这封信带有交际手段的成分,但是当波德莱尔赞扬雨果拒绝了第三帝国提议的大赦的时候,我们还是无法质疑波德莱尔的真诚;而另一方面我们知道,他称自己的诗有一个超高的理念,以便将其归于某一流派,此举唯一的意图是为了与雨果的诗自然地相协调。就在将《小老太婆》献给雨果的同时,他也毫不犹豫地表明自己的独特之处: 我记得在《恶之花》被判罚的时候,您曾寄给我一句特别的贺词,将我的“耻辱”定义为“褒奖”。我并没有很好地理解,因为我那时依然因遭受时间和金钱上的损失而气愤不已。但是今天,先生,我理解得“很好”。我感到在我的“耻辱”之中十分惬意,而我“知道”从今而后,在我所传播的某个文学种类中,我将会是一个妖怪和狼人。 雨果收到这封信的时候,差不多就是他的诗集《世纪传奇》第一卷面世之时,波德莱尔向母亲推介道: 雨果从未如此壮丽优美,也从未如此令人震撼,这从开篇几首诗即可得见:《拉特贝尔》(“安科纳会议”) 、《兹穆-兹兹弥》 、《罗兰的婚礼》 、《公主的玫瑰》 ;诗中耀眼炫目的才华,唯有他才能拥有。(1859年10月的信) 然而随着时间流逝,他身上的这种狂热降了些温。1860年2月,波德莱尔写信给刚刚对雨果的诗作出好评的里昂评论家阿尔芒•弗雷斯: 您没有从雨果身上由大事件引入的喜剧性执迷中,充分辨认出他的诗中永恒之美的特性,也就是说,那种蠢话或者说现代智慧,那种对进步的信仰,用气球来拯救人类…… 很显然,在雨果身上,没有比竭力煽动群众更激怒波德莱尔了,而对雨果来说,这似乎是某种真诚而迷失其中了。波德莱尔将雨果的那些民主主张视作无稽之谈,但这些主张与他身上的其他政治观点并不相冲突。他本来会像将就马拉西的普遍怀疑主义一样,将就雨果的乐观主义,如果这种乐观主义没有什么野心(波德莱尔称之为蠢话),要去激发某种社会主义倾向和功利主义的宗教的话。这是一种关于进步的宗教,波德莱尔离它是如此之远,这种宣道的态度越是以印刷出版的形式表达出来,雨果的思想就越是激起他的反感。所有的根西岛来信都带有宣言书的口气。波德莱尔收到了那篇戈蒂耶论著单行本的序言,它仿佛具有选举海报的特点,雨果是这样写的:“我从未说过:为艺术而艺术;我总是说:为进步而艺术。说到底,这是一回事……前进!这是个进步的词;这也是艺术的呼唤。诗的一切言语皆在此。Ite. ” 我们可以设想,当这样一篇文章放在波德莱尔面前,他会莞尔一笑或勃然大怒,取决于他的情绪。但是,从四十岁开始,不安、疾病以及未老先衰让他越来越缺乏微笑的禀赋了。 然而,他对作为诗人的雨果的赞赏,还是让他在1861年应欧仁•克雷佩之请为一个诗选集写了前言。这篇充满赞扬的前言是在阅读《世纪传奇》后留下的印象中撰写的,波德莱尔仿佛动情地回忆起这位诗人,那时雨果已远离法国十年之久。他愉快地回忆起浪漫主义时期,他有时“在爱德华•乌利亚克的陪同下”与雨果会面。说到他在雨果的诗中所品尝到的,以及雨果的诗中他一直偏爱的东西,波德莱尔所说的话让人想到,那本迟来的诗集《整把诗琴》 中那些诗篇应当不会让他失望: 维克多•雨果一开始就是个极有天份的人,很显然他被选中了用诗来表达那种我称之为“生命之神秘”的东西……维克多•雨果的诗行的音乐与大自然的深沉交响相匹配;作为雕塑家,他在诗节中勾画出事物难忘的形状;作为画家,他缀以事物自身的色彩。而且,由于直接来自大自然,这三种印记同时渗透了读者的头脑。这三重印象导致了“物的精神”。没有一位艺术家比他更渊博,更有资格来与普遍生命的各种力量建立联系,更适宜不停息地沐浴在大自然中。他不仅准确地表达,逐字逐句清晰准确地转译,而且,他用“必要的幽暗”来表达那个模糊中受到默启的幽暗之物。 在这篇论述里,雨果作品中的幻象并没有引起波德莱尔的反感。当我们听到,他称赞仁慈之心激发了雨果“对堕落女子的爱情语调”,我们不禁要问:这语调是否使他感动得忘掉了对“《玛丽蓉•德洛姆》文学”的厌恶?不管怎么说,这不是不可能的。诗的魅力能够让最伟大的奇迹得以实现。然而,在这篇颂词的尾声,当他用挚爱的词句来支持雨果的时候,我们却只能感觉到一种苦恼。这些词句也伤害了我们,因为我们知道这是违心的话。在他对诗人雨果的欣赏中,我们很容易就接受了他想要无视自己对新时代预言家雨果的凶狠攻击,而这时我们为他感到惋惜,因为他认为能够以“钟爱和尊敬的诗人”来对待雨果。如果说他以某种方式依然尊敬这位诗人的话,那么钟爱这位诗人,则是谈不上的。 1862年4月,《悲惨世界》第一部分刚刚面世,他给了《林荫道》杂志一篇评论文章,复述并强调了那些称颂之词。在他这方面来说,这是很不习惯的,他在前一年已经称颂过仁慈之心浸润了“《玛丽蓉•德洛姆》文学”。这与他所有的原则均背道而驰,因为他将进步的观念视作荒诞,正如他在《迸发》中所写的,“人总是像人,人都一样,也就是说,总是处于野蛮状态”,所以他把《悲惨世界》作为一部有教益的、结果也就是有用的作品来介绍。然而,他真正的感受是在一个月之后向母亲吐露的,他说很可能不会读这部作品的下面部分了:“雨果家族及其信徒们令我厌恶。”(1862年5月24日的信) 8月10日,他走得更远了;他向奥皮克夫人忏悔,关于《悲惨世界》,他“有着说谎的艺术”,因为他写下并署名颂扬了“这本卑劣愚蠢的书”。 他是从《林荫道》杂志社租来这本书的,在朋友面前,他并不掩饰对这本书的挖苦嘲讽。阿瑟利诺描述过那个场景,而这似乎是可信的,因为我们读到了波德莱尔自己写的一页纸,他愤怒地说道:“啊!这些多愁善感的罪行都是些什么呀?谁有这么廉价的悔恨呀?谁在那样的时辰里还捧着良心争辩,还给美德定价呀?这些人和其他人一样讲道理吗?我呢,我要写一本小说,里面有无赖的戏,但那是一个真正的无赖,凶手,小偷,纵火犯,海盗,他最后会说这样一句话:‘在我栽下的这绿荫之下,我被尊敬我的家人所环绕,他们是挚爱我的孩子们和一个深爱我的女人,我安宁地享用着我所有罪行的果实。’” 这样的讥讽已不完全是一个浪荡子之所为。浪荡子只会以镇定的神色和冰冷的语调去嘲讽。而他的激怒表明,波德莱尔已控制不住自己的神经了。 嘲讽的话在《迸发》里也一样尖酸刻薄,很难确定这些笔记的日期,不过似乎跟《悲惨世界》的时间并不远: 雨果常常想到普罗米修斯。他专注于胸口一只想象中的秃鹫,他的胸口只会在遭到虚荣的针炙时才会感到刺痛。接着,幻觉越来越复杂,变化不定,但是根据医生所描述的渐进步伐,他认为出于上主的决心,圣赫勒拿岛取代了泽西岛。 担任圣职的雨果总是低垂着额头;——因垂得太低,什么也看不见了,除了他自己的肚脐。 然而,在1862年12月17日,波德莱尔依然请求雨果将他推荐给一个比利时出版商。只有疾病和焦虑才可能解释这一不同寻常的举措,但是波德莱尔掩盖起了这种难堪的谎言,在信里,他佯装将雨果列为他“最挚爱最重视的”那些人之一。 如果说雨果同意了推荐波德莱尔,却并没有上当受骗。12月22日,他写信给保尔•默里斯:“波德莱尔请求我将他介绍给拉克洛瓦和一些比利时人……有人说,他对我来说几乎是个敌人。尽管如此,我还是会为他所请之事而效劳。” 雨果向拉克洛瓦的推荐大概没什么结果,但是,波德莱尔在推迟前往布鲁塞尔之后,也许依然惦记着这件事。1864年4月,即将举行一次关于莎士比亚的纪念仪式,他竟在《费加罗报》上揭露了这次活动的真正特性,那些组织者们是要打算做成某种形式的“雨果狂欢节”。如果说波德莱尔准确地把握了这次纪念仪式的意义所在,如果说这是毋庸置疑的话,那么,他的举动确实也是风度尽失。既不狂热,也不愚拙,或真或假,这种对一个被放逐者拐弯抹角的攻击,让雨果的信徒们无法原谅。然而,即便作为始作俑者,《费加罗报》还是选择了从这件荒唐事里抽身而出,波德莱尔也就这么栽了。他就一定要跟这份卑劣的报纸合作吗?七年前,不就是这份报纸发起了对《恶之花》的围追堵截吗? 这件事之后,波德莱尔不再谈论雨果,除了在书信里。他的生命走向终点,在文学上明显衰退,连最轻微的工作也完成不了。1865年和1866年,他从布鲁塞尔写信给母亲和安塞勒,信中提及雨果,还提到雨果夫人和他们的儿子们,但他只是以老生常谈的口气,把他们都看做十足的傻瓜。在这种病态的激烈措辞中,唯有引人发笑之处;我们在1865年2月12日的一封信里发现,波德莱尔告知安塞勒,他在比利时就住在雨果住处的附近: 看来他和海洋吵翻了!或者他没有力气忍受海洋了,或者海洋都烦他了。在一块岩石上谨小慎微地修建一座宫殿,这真是值得啊! 雨果的《街道与树林之歌》于1865年10月底出版发行,他觉得这本书“可怕地沉闷”。尽管如此,他还是在1866年3月忍着痛苦读了《海上劳工》,并随即在札记里写了几笔。笔墨之少,甚至让人无从揣度他对雨果这本新小说的看法,3月底,偏瘫来袭,从此压垮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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