茱萸江户晚期和刻汉诗文集（芸馆丛谈第十一）
江户晚期和刻汉诗文集
《出版广角》专栏：芸馆丛谈 第十一
（请勿转载）
茱萸
在东京逛古本屋（旧书店），除了不少用日文撰写的、研究中国传统学问的著作外，还经常能碰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之间中国内地出版发行的文史类书籍，犹以中华书局、上海古籍等老牌出版社出版的经典版本居多。有一些印数少得书，在国内已经价值不菲了，在日本虽然不便宜，倒也还算正常价。这些书中的大多数，都是当时出版后直接被日本的书店进口过来、库存至今的，大部分并未进入流通渠道，触手如新。
日人对华夏的传统文明至为看重，即便是明治维新、“脱亚入欧”论盛行之后，大和民族中的知识分子对中国的传统学问也保留着一份敬重。不过，日人对中国出版物的兴趣，也仅限于传统的四部、三教之学。内山书店的情况略为特殊，还贩售不少出版于国内的中国当代文学书，以及这些书的日语译本，甚至还有时下发行的中文报刊。但对于大多数书店来说，除了传统的中文文史书，当代文学和学术著作很少见，转译西洋著作的汉语书则几乎看不到——他们大概对中国翻译的西洋著作并不那么信任，并且，日人在引进西洋书籍方面，做得远比国人要更同步、更精细。新出和旧版中文文史书只是普通种类，唐本与和刻才算特别。
日本人管中国印行、流传到日本的古籍（印刷方式为雕版或活字、装帧形式为宣纸线装、内容为经史子集等传统之学、时代方面至少在晚清之前）为“唐本”——这也间接说明，中世纪的大唐帝国之于日本文化的意义。日本的唐本中，有一些在东土已经散佚失传，有一些尚有与国内传本对勘的功用，学术价值很大。当年董康（1867年－1947年）渡海东瀛访求遗书，目的之一就是补东土典籍流传之缺，他记录访求过程的《书舶庸谭》一书，如今亦成为了经典之作。除了公共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的收藏外，如今在不少的日本书店，也还能见到不少罕见的元明清刻本，只是价值不菲，和国内行情越来越平齐了。
至于“和刻本”，则指在日本刊刻的、以汉文典籍为主的雕版印刷书籍。日本刻书，早在建都奈良、京都的时代，不过那个时期所刊刻的典籍以佛经为主，现在被称为五山版、春日版、古活字版等等的典籍，均早于江户幕府时代（1603年—1867年）。狭义的和刻本则指江户（东京旧称）时代刊刻的汉文典籍，它和其余几种更早的刻本，以及晚近的明治刻本，构成了汉文典籍域外刊本中最丰富、最重要的一个类别。和刻中的江户晚期及明治刻本如今在日本还算常见，一则因为年代尚不久远，二则其本土未历经中国二十世纪的战乱和文化浩劫，故而图书保留得很好。我能负担得起、又有兴趣的，就是这江户后期刻本中的汉诗文集。
江户后期刻本中的汉诗文集可分为几种类型。第一类是日本汉学家所辑选编订之汉文诗词集，带有日人看待汉文诗词的视角和偏好，可备参考。我购入的一厚册《元百家绝句》，系日本元治元年（1864年）刻本，由晋亭先生（原名朝长昭德，1800年—1844年）编选，即属于这一类，从中也能看出一些国内不甚重视的元人诗在日人眼中所呈现的面貌。购入的另一套，日本嘉永六年（1853年）環翠诗阁藏版、服部知孝编辑的《清十家绝句》，收钱谦益、吴伟业、王士禛、朱彝尊、查慎行、黄仁、王文治、蒋士铨、袁枚、赵翼十家绝句，单从选目来看，亦可见出江户晚期日本汉学对清诗的评判视角和时下中国文学史的不同侧重。
江户后期所刻汉诗文集里，第二类是日人刊刻或翻刻的中国诗人别集。我收了一套三册的《忠雅堂诗钞》，是清代诗人蒋士铨的单独诗集，和选本有所不同，刊刻于日本安政五年（1858年）。在内容上，这一类别集和国内刻本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只是在编排和字体风格上，和东土不同，也算是值得赏玩的一处亮点。还见到一套陆游之师曾几的《茶山集》（日本安政十一年即1828年刊刻），他的完整集子在清代以前就早已亡佚，现在的《茶山集》，是乾隆时期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里摘出拼起来刊刻的武英殿聚珍版，较为少见。武英殿聚珍本《茶山集》出来几十年后，日本就有了这个翻刻本，目前我们能看到的《茶山集》，除了武英殿刻本和民国排印的丛书集成本，也就这个和刻本了吧？
在奈良、平安时代之后，明治维新之前，日本文化基本是以华夏为师的。所以直到江户晚期，日人中的精英，都还将能写作汉诗汉文视为一种荣耀。所以，江户后期所刻汉诗文集中的第三类，就是日人自己所创作之汉诗汉文的刻本。我购买了一套四册的《山阳诗钞》，是日本天保四年（1833年）刊刻的日本著名汉学家赖襄的诗集，字体优雅别致。赖襄是大名鼎鼎的《日本外史》等诸多书籍之作者，通称久太郎，号山阳，工汉诗汉文。近代著名的日本作家夏目漱石，也有汉诗集传世，我购入了一册《漱石诗集》，还附带一册印谱，宣纸线装，开本阔大，虽然是复刻品，也算能追摹大正八年（1919年）的原刻之精美于万一了。
2015年1月17日于北海道札幌市
1月20日修改于东京大学
《出版广角》专栏：芸馆丛谈 第十一
（请勿转载）
茱萸
在东京逛古本屋（旧书店），除了不少用日文撰写的、研究中国传统学问的著作外，还经常能碰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之间中国内地出版发行的文史类书籍，犹以中华书局、上海古籍等老牌出版社出版的经典版本居多。有一些印数少得书，在国内已经价值不菲了，在日本虽然不便宜，倒也还算正常价。这些书中的大多数，都是当时出版后直接被日本的书店进口过来、库存至今的，大部分并未进入流通渠道，触手如新。
日人对华夏的传统文明至为看重，即便是明治维新、“脱亚入欧”论盛行之后，大和民族中的知识分子对中国的传统学问也保留着一份敬重。不过，日人对中国出版物的兴趣，也仅限于传统的四部、三教之学。内山书店的情况略为特殊，还贩售不少出版于国内的中国当代文学书，以及这些书的日语译本，甚至还有时下发行的中文报刊。但对于大多数书店来说，除了传统的中文文史书，当代文学和学术著作很少见，转译西洋著作的汉语书则几乎看不到——他们大概对中国翻译的西洋著作并不那么信任，并且，日人在引进西洋书籍方面，做得远比国人要更同步、更精细。新出和旧版中文文史书只是普通种类，唐本与和刻才算特别。
日本人管中国印行、流传到日本的古籍（印刷方式为雕版或活字、装帧形式为宣纸线装、内容为经史子集等传统之学、时代方面至少在晚清之前）为“唐本”——这也间接说明，中世纪的大唐帝国之于日本文化的意义。日本的唐本中，有一些在东土已经散佚失传，有一些尚有与国内传本对勘的功用，学术价值很大。当年董康（1867年－1947年）渡海东瀛访求遗书，目的之一就是补东土典籍流传之缺，他记录访求过程的《书舶庸谭》一书，如今亦成为了经典之作。除了公共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的收藏外，如今在不少的日本书店，也还能见到不少罕见的元明清刻本，只是价值不菲，和国内行情越来越平齐了。
至于“和刻本”，则指在日本刊刻的、以汉文典籍为主的雕版印刷书籍。日本刻书，早在建都奈良、京都的时代，不过那个时期所刊刻的典籍以佛经为主，现在被称为五山版、春日版、古活字版等等的典籍，均早于江户幕府时代（1603年—1867年）。狭义的和刻本则指江户（东京旧称）时代刊刻的汉文典籍，它和其余几种更早的刻本，以及晚近的明治刻本，构成了汉文典籍域外刊本中最丰富、最重要的一个类别。和刻中的江户晚期及明治刻本如今在日本还算常见，一则因为年代尚不久远，二则其本土未历经中国二十世纪的战乱和文化浩劫，故而图书保留得很好。我能负担得起、又有兴趣的，就是这江户后期刻本中的汉诗文集。
江户后期刻本中的汉诗文集可分为几种类型。第一类是日本汉学家所辑选编订之汉文诗词集，带有日人看待汉文诗词的视角和偏好，可备参考。我购入的一厚册《元百家绝句》，系日本元治元年（1864年）刻本，由晋亭先生（原名朝长昭德，1800年—1844年）编选，即属于这一类，从中也能看出一些国内不甚重视的元人诗在日人眼中所呈现的面貌。购入的另一套，日本嘉永六年（1853年）環翠诗阁藏版、服部知孝编辑的《清十家绝句》，收钱谦益、吴伟业、王士禛、朱彝尊、查慎行、黄仁、王文治、蒋士铨、袁枚、赵翼十家绝句，单从选目来看，亦可见出江户晚期日本汉学对清诗的评判视角和时下中国文学史的不同侧重。
江户后期所刻汉诗文集里，第二类是日人刊刻或翻刻的中国诗人别集。我收了一套三册的《忠雅堂诗钞》，是清代诗人蒋士铨的单独诗集，和选本有所不同，刊刻于日本安政五年（1858年）。在内容上，这一类别集和国内刻本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只是在编排和字体风格上，和东土不同，也算是值得赏玩的一处亮点。还见到一套陆游之师曾几的《茶山集》（日本安政十一年即1828年刊刻），他的完整集子在清代以前就早已亡佚，现在的《茶山集》，是乾隆时期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里摘出拼起来刊刻的武英殿聚珍版，较为少见。武英殿聚珍本《茶山集》出来几十年后，日本就有了这个翻刻本，目前我们能看到的《茶山集》，除了武英殿刻本和民国排印的丛书集成本，也就这个和刻本了吧？
在奈良、平安时代之后，明治维新之前，日本文化基本是以华夏为师的。所以直到江户晚期，日人中的精英，都还将能写作汉诗汉文视为一种荣耀。所以，江户后期所刻汉诗文集中的第三类，就是日人自己所创作之汉诗汉文的刻本。我购买了一套四册的《山阳诗钞》，是日本天保四年（1833年）刊刻的日本著名汉学家赖襄的诗集，字体优雅别致。赖襄是大名鼎鼎的《日本外史》等诸多书籍之作者，通称久太郎，号山阳，工汉诗汉文。近代著名的日本作家夏目漱石，也有汉诗集传世，我购入了一册《漱石诗集》，还附带一册印谱，宣纸线装，开本阔大，虽然是复刻品，也算能追摹大正八年（1919年）的原刻之精美于万一了。
2015年1月17日于北海道札幌市
1月20日修改于东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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