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仲伟的短篇作品

昆丁•布莱克是当代英国儿童文学界最负盛名的插图画家和作家，他几乎获得过英国国内有关儿童读物各项大奖。1999年，他获得了“童话桂冠诗人”(Children’s Laureate)荣誉，这是对童书作家的最高奖章。 许多他笔下创造出的人物形象，被制作成贺卡、书签、月历等商品。为罗德尔•达尔配画的一系列插图是布莱克最广为人知的作品，其中包括《查理和巧克力工厂》、《了不起的狐狸先生》等，为全世界的孩子以及所有有“童心”的成年人，宣告了世界的美好。 记者：很多人忽视了插画这种艺术形式，这会否将插画置于危险的境地呢？ 布莱克：实际上，它并没有被忽视，因为每个人都在阅读它。不过，大家的确是很少谈论插画艺术。那些专业的艺术评论家也很少谈到插画艺术，我想这是因为它会让他们觉得尴尬。毕竟他们还是有些势利眼，因为插画家很难与提香或者伦勃朗相提并论。但是你知道吗，其实伦勃朗也曾经画过插画。在伦勃朗的作品中，你可以找到插画的影子，并找到其中的关联。但插画不是低一级的绘画，我们必须有用图画讲故事的洞察力，而且插画的地域性很强。 记者：几年前，你曾试图在伦敦创立一所插画博物馆，进展怎么样了？ 布莱克：每个听到这个想法的人都很高兴，但问题在于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场所。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在学校里学习插画，因为他们很喜欢这种表达自己的方式，但很多人并不知道插画的历史。英国的插画传统由来已久，我们想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方面的东西。 记者：如果你没有被引入商业领域的话，你会有“自己的”艺术，一切会有所不同吗？ 布莱克：其实每个人都有成为画家的潜能。在我没有公开发表作品之前，我已经创作过很多作品。我曾经花费大量的时间练习油画，这跟插画完全不同。很多人觉得插画只是为他人做嫁衣裳，但其实这种说法很片面。有人觉得我的作品是被印刷的，好像就不是我的作品了。我不这么认为，那些印刷品也是我的作品，而且有更多人可以看到。 记者：你用电脑工作，还是坚持手绘？ 布莱克：我大概只用过一次电脑。从很多方面来讲，我已经“穿越”了，相比从前，我现在更专注于传统的元素和绘画样式。我一直用19世纪的钢笔尖，也会用“芦苇笔”。后者非常适合用来绘画，会给人一种“坚硬”的感觉。有时候我还会用鹅毛笔。但是你知道，印刷技术一直都在不停进步，这是我喜欢的。最近我创作了一些作品，要是没有发达的科技是无法实现的。去年在巴黎的一个博物馆，我在墙上作画——当然不是真的在墙上作画，我在屏幕上画画，然后被放大二十倍后投影在墙上。如果没有新科技，这些简直无法想象——否则我就得爬上梯子去画了。 记者：为成人画插画会有所不同吗？ 布莱克：当我开始绘画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儿童会是我的主要受众。出版人当时还提意见说，那些画对于儿童来说太复杂了。但，孩子们显然不会担心这个问题。所以，不会有什么不同，不过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罢了。 记者：除了您自己的书，您还会为别人画插画。在为别人的文字绘画的时候，你需要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吗？ 布莱克：这是必然的。在为我自己的书籍画图的时候，这是一种视觉叙述，那些文字只是辅助。我甚至在《小丑》中没用一个单词，也完整地讲述了一个故事。但我还是很喜欢为别人的文字工作，我会将其想象为一场纸上的音乐会。当你拿到别人的手稿的时候，我会将自己当成某个演出的导演，你可以决定最终的视觉效果。你必须跟随文字，又必须从文字中跳脱出来。你可以决定场景的细节以及角色的服饰，甚至他们的行为。你成为一个新的阐释者。 记者：这些日子，人们开始把你当成国宝对待，这种感觉如何？ 布莱克：这种感觉很奇怪，而且接受起来也不容易。他们对我太好了，让我很有压力，我生怕有些工作尚未完成……而且我的确有很多工作要做。 记者：您这些年一直没停下过笔吗？ 布莱克：当然，当我接受采访的时候。 IBBY的官方杂志《书鸟》（Bookbird）以如下字句形容昆丁•布莱克：“他的独创性和幽默感，与他运用线条、色彩和动作的技巧结合一处，令布莱克成为享誉世界、深受喜爱的插图画家。”他的作品中，你看过哪一部呢？

对于她来说，“淑女嘎嘎”这个名字再适合不过了。对比现实，这个名字甚至有些精妙的微义在里面。实际上，在她变得举世闻名之前，这个名字已经赋予了这个女人很多不同寻常的特质。就语汇意义上讲，“嘎嘎”的发音直观透彻，就像是初生婴儿最早的语言；但实际上，在法语中，这个简单的词汇指的是“全然被一些疯狂的事情迷倒”。（这个释义不仅符合这位褒贬参半的明星，也完美地契合了那些疯狂的粉丝。）但“淑女嘎嘎”名字中，“淑女”的部分却很少有人真正感兴趣。 是的，我们经常看到她不穿裤子便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也经常看到她在表演中身着奇装异服——蝴蝶头、生肉装，还经常听到她在舞台上像个疯子似的大吼大叫。甚至，我们频频听到她说出的不雅词汇。但是抛开这些不谈的话，现实中的她，是极有礼貌和教养的。她的话经常被断章取义，于是人们经常将她误认为麦当娜式的自大人物。但实际上，她出生于美国的一个意大利家庭，是家中的长女。她11岁的时候，本来要去曼哈顿的茱莉亚音乐学院就读，但后来却去了曼哈顿最古老的私人女子学校——圣心学院。 这家教会学校以教学严谨与培养淑女风范著称，许多世家名媛都就读于此。上世纪的中国，圣心学院曾在北京设立分校，名媛陆小曼便曾就读于此。这家学校培养出的淑女冷静镇定，多数精通几国外语和世界文学。事实上，最让我感到惊讶的是，这位明星去年年底在伦敦和巴黎进行巡演的时候，可以很熟练地在“嘎嘎”和“淑女”之间进行身份变换。在她所有披挂的塑料泡泡里面，有一个我们不曾看到的强大内心。 此刻距离嘎嘎名为“怪兽舞会”的演唱会开场还有几个小时的时间。这场在伦敦O2体育馆进行的演出，是所有门票售罄的演出中最近的一场。我坐在后台空荡荡的休息室里，等待嘎嘎的到来。这个房间，看上去就像是某家夜店的VIP休息室：低低的皮革家具，银质的地灯，一整套的音响系统和黑色的鸡尾酒吧台——上面的水晶碗里摆放着精致包装的糖果。 她迟到了一个小时。 忽然，有人掀开布帘的一角，嘎嘎走了进来。她一只手里托着一个茶杯，另一只手里则端了一个红酒杯。“实在抱歉，我非常不喜欢用塑料杯子喝红酒”，她一边说着一边往我走来。一瓶桑赛尔白葡萄酒打开了，她坚持要亲自给我倒上，“自己倒酒会带来霉运的。” 她还穿着白天的衣服：一条黑白条纹的裙子——这是一件礼服，真的是礼服；还有她的鞋子——我还需要描述吗？没错，就是那种看起来扭曲了她的脚、看起来像是双脚向后的鞋子。鞋跟很高，让她看起来几乎要赶上我一米八二的个头——而她实际上还不到一米五六。她梳了一个弗兰克斯坦新娘似的高髻，一枚领针插在上面。透过金丝眼镜，她瞄了一眼吧台上的糖果碗，面无表情地问：“就这些吗？”我说，我不怎么想吃东西。然后她向我道歉说迟到了，又把助理叫来安排些食物。不一会儿，就有侍者送来了足够两人吃的牛排。 此刻的嘎嘎，看起来就像玛丽•安托瓦内特皇后圈子里的人——撒粉的假发、滚边的服饰以及谦卑的姿态。这时的她，跟前一夜我所见的她完全不同。前一天，看完表演后，我去了后台的更衣室，那时的她就像是个疯子：赤着脚，身上的假血尚未擦去，化了的睫毛膏从她脸上淌下来。她穿着一件羽毛的睡袍在房间里晃来晃去。不停有舞者在房间里进进出出，饮料洒在地上。一些争奇斗艳的男同志，坐在沙发上哼唱着《阿德莱的悼词》，一首出自《红男绿女》的曲子。不时地，嘎嘎也会加入他们。 嘎嘎跌跌撞撞地走到我面前跟我打招呼，然后准备把一个男人介绍给我。那个人一直跟着她，很高，有一种稚气的羞涩感，一身重金属摇滚乐的打扮，穿着一件无袖的黑色皮马甲。“这是卢克，我男朋友，”嘎嘎不无骄傲地说。卢克看了嘎嘎一眼，然后心照不宣地笑了一下。 过了没一会儿，嘎嘎的巡演经理温迪•莫里斯便准备把我请出休息室——似乎是为了保护嘎嘎。当我绕过布帘，往外走时，回望了一眼，嘎嘎已经坐在了卢克的腿上。“约翰逊，等一下，”口气就像是个需要关注的中学少女，“你不想留下来多问我几个问题吗？”似乎对于包括我在内的任何人而言，这都不是做专访的好时机。但是，嘎嘎是个例外。 这是多么奇怪的画面啊。距离那场疯狂的演出还不到二十四小时的时间，她现在娴静地坐在我面前，啜饮着清茶。“你今天都做了什么？”我问她。她的回答绝对出乎她亿万粉丝的意料。“我整天都躺在床上没下来，”她说，“每当我觉得孤单的时候，我都会这么做。至少还有我的脚跟我作伴。我会用左脚按摩右脚，是不是很奇怪啊？” “没什么好奇怪的，”我回答说，这叫自我抚慰。很多人都这么干。 “那好吧，我自我抚慰了一整天。”她顿了一下，继续说，“戴着这些头发。因为我昨天睡觉的时候，就没把假发解下来。” 如果我看到的嘎嘎是精疲力竭的，那也是情有可原的。她已经连续巡演了三年，没有一次真正的休息和度假。从2009年2月开始的“怪兽舞会”巡演，绝对会让人疲惫不堪。“就这么说吧”，她清了清嗓子，“我他妈的真是累了。就像是跑马拉松快接近终点的时候，你的双脚已经麻木得感受不到自己的身体。但是我知道，对于我真正的人生目标而言，这才仅仅是个开始。这个，我要牢记心头。” 如果你没有看过嘎嘎的现场表演的话，那不算是真正认识嘎嘎。因为不够有深度，她的音乐经常会被当做普通的欧洲流行乐而被忽视。在舞台上，当她与其余十几个舞者共同表演的时候，却像是发出了被束缚太久的呐喊。两万名观众跟她一起呐喊。她在现场使用钢琴伴奏，似乎是为了将自己从疯狂边缘拉回；但有时候，连她自己也无法控制场面的变化。 2010年12月，美国国会参议院投票废止了军队中的“不问不说”政策，允许军队中的同志军人公开自己的性取向。这项维持了十七年的禁令的终结，与嘎嘎有着紧密的联系。有人说，要不是她督促Harry Reid发起第一次参议院投票，这个议案根本不可能在国会换届前通过。甚至有人说，“奥巴马做不到的，嘎嘎做到了。” 与此同时，嘎嘎的新专辑《天生如此》也将于五月份正式面世。在专辑正式发表之前，我有幸提前听到了同名单曲。那时我正在她的房间里，她将IPOD接在音箱上，问我：“你准备好了吗？我觉得可能你还没准备好。”她将音量调到十一档，音乐随之飘出。这首歌开始时听上去就像麦当娜的风格，再听又觉得有Bronski Beat的影子，但最后你会发现，这绝对是嘎嘎的原创曲目。她说，“单纯从音乐这个角度来出发，我认为我是一名伟大的歌手。我是一名有才华的艺人，我有当今业界最伟大的声线。”是的，她就是这么自信。 嘎嘎的经纪人特洛伊•卡特告诉我，整张专辑的十七首歌都是在过去的一年半的巡演过程中完成录制的。“当然，对于大多数艺术家而言，这都不是理想的条件。但她不同，她可以在不同的舞台上调动自己的情绪，并将这些情绪真切地融进歌曲中。有时演出结束后我会跟她在后台聊天，然后第二天她就会将聊天的感触写成歌弹给我听！她的创造力是惊人的！” 嘎嘎即将推出的新碟第二首主打单曲名为《Judas》，据说这首歌跟爱情有关。另一首单曲名为《Americano》，她对这首单曲充满期待，“这首歌有点玛利亚•凯莉的味道。从名字就可以得知这首歌的内容是与美国有关的。这首歌里面涉及移民法律、同性恋婚姻和各种各样在美国比较有争议的事情。这张专辑听起来可以归入流行专辑类别，但当我录音的时候，我却觉得自己像法国的歌后伊迪特•皮雅芙，拿着旧式的麦克风在演唱。”当许多艺人只谈风月不谈国事的时候，嘎嘎将自己放在了争议的最前沿。她本身就是争议的最前沿。 从麦当娜到小甜甜，美国流行乐总少不了话题人物。嘎嘎的各种声势扑面而来之后，人们大都被雷得外焦里嫩，淑女嘎嘎也变成了“雷帝嘎嘎”。但她的未来究竟在哪儿？或许只有她自己才知道。没有人有她那样的想象力。美国的娱评人这样总结说：“如果她愿意的话，她的天赋会一直陪伴她。只要她能洁身自好，保持健康，她的未来是不可限量的。”那我们翘首以待吧。 （部分内容载于《Vogue》，文字by Jonathan Van Meter, 谢仲伟编译）

在引发了所有这些年的争论之后，玛丽莲•梦露始终是个未曾被完全解开的谜团。直至今日，与这位女演员相关的事件依然有能力在社会上掀起轩然大波：她的日记手稿、诗歌和信件，即将公开出版。在这本书的摘录中，在各种文字的碎片里，我们可以发现，作者在里面书写着自己的传奇——性侵犯的伤痕，心理治疗的苦痛，被第三任丈夫阿瑟•米勒背叛的愤恨，不时发作的遗传性神经质，当然，还有她对演艺事业的热爱。 上培训班的时候，她总是爱迟到，经常在教室关门的最后一刻才到达。老师很严厉，不喜欢学生在练习的中途或者某一幕的中间抵达课堂。她经常不化妆地溜进去，闪亮的头发隐藏在头巾里——她不想引起别人的注意。在46街上的马林摄影棚黑暗的房间里，她习惯于在最后一排找一个位子。当她举手发言的时候，她的声音细小且微弱。她不想引起任何注意，但这怎么可能呢？同班同学都知道他们时代最著名的演员就在这个演艺培训班里。 在一个街区之外，位于45街的罗尔斯州立剧院那里，有另外一个玛丽莲——大家都熟知的那位：比利•怀尔德《七年之痒》52英尺高的海报上，她一袭白裙，地铁隔栅吹出的热风鼓起她的裙摆缠绕在她的大腿上，她脸上满是欢愉。 轮到她做一段有关感官记忆的表演练习时，玛丽莲在一群学生之中站了起来。老师要求她回忆生命中的某一刻，这一刻需要唤起对于当时着装的记忆，也要唤起当时的情景和味觉。她选择了自己多年前曾经独居一室的孤独时刻，说那时有一位无名男子走了进来。突然，她的表演老师打断了她，“别这样做，只需要告诉我们你听到了什么，不用告诉我们你的感觉。”玛丽莲开始哭了起来。另一位名为凯•雷德的同学回忆说：“当她说到衣服的时候……听到老师说的那些话，她开始哭了起来，直到最后她也未能恢复情绪。”这个害羞的、缺乏安全感的二十九岁女人，难道是真实的玛丽莲•梦露？ 现在，一份特别的、珍贵的手稿档案，把她的诗歌、信件、笔记、处方和日记带到我们面前，也把这个女人神秘的精神世界在我们面前铺展开来。透过这些，我们不难从别人繁复的描绘中梳理出清晰的脉络：她的精神求助之旅，她与三任丈夫的离合，还有她三十六岁就神秘死亡的悬案。 玛丽莲把这些文件档案和私人物品，都留给了自己的表演老师李•斯特拉斯伯格，但这些财产价值的确认却用了十年的时间。斯特拉斯伯格死于1982年2月，比他最出名的学生多活了二十年。1999年10月，他寡居的第三任太太安娜•斯特拉斯伯格在克里斯蒂拍卖行出售了许多玛丽莲梦露的私人物品，净得1340万美元，而且她一直在签署她的肖像使用权，每年能带来上百万的收入。最大的受益者是位于纽约15街的李•斯特拉斯伯格表演学院。或许我们可以说，这所学校是玛丽莲•梦露建立的。 在继承了这些物件许多年之后，安娜•斯特拉斯伯格在两个箱子里发现了这些文档。根据内容，她进行了整理分类，而且即将在全球范围内出版：诗歌，私人笔记，还有她和丈夫之间的通信。这些文档的发现，对玛丽莲•梦露的传记作者和粉丝来说都是重大事件。粉丝们，依然试图解救她——从自杀的阴影中，从指责和谩骂中，从多年来的误解和扭曲描述中。终于，我们可以不经矫饰地一窥她的内心世界了。 “我拿起一把椅子，摔向镜子。 镜子发出碎裂的声音。 我越过镜子，揣起双手，坐了下来。” “彻底的屈服，羞辱，孤独。” 在电影导演伊利亚•卡赞的鼓励下，玛丽莲•梦露从1955年开始师从著名的表演教师李•斯特拉斯伯格。她和伊利亚曾有过一段感情经历。“卡赞说我是他见过的最快乐的女孩儿，”在给心理治疗师拉尔夫•格林森医生的信件里她这样写道。这封信几乎是她的绝笔信，也是所有文档里面最重要的一份。“相信我，快乐的女孩子他认识的可不少。但是他爱过我一年，在我极度悲痛的时候，还轻拍着我帮我入睡。他还建议我去看精神分析师，后来又想让我跟他的老师李•斯特拉斯伯格合作。” 开始在李•斯特拉斯伯格那里上课并且着手心理治疗的时候，她住在公园大道52街的格兰德斯通酒店。上课的工作室是1947年由卡赞、导演谢里尔•克劳福德、罗伯特•刘易斯三人筹建的，堪称当时“体验式教学”的神坛。他们专注于“私密时刻”，试图挖掘演员本身的人生。从四十年代后期一直到六十年代，它一直是全美国最受尊敬的舞台演员“实验室”。它的成员（是成员而不是学员）花名册，包含了最引人注目的名字：马龙•白兰度，詹姆斯•迪恩，蒙哥马利•克里夫特，朱莉•哈里斯，马丁•兰道，丹尼斯•霍珀，帕特里夏•尼尔，保罗•纽曼，伊莱•沃勒克，本•盖扎拉，雷普•汤恩，金‧史丹利……可以说，这些人创造了电影表演方法论。 斯特拉斯伯格生于1901年的奥匈帝国，成长于曼哈顿的下东区，是个表演分析方面的天才，也是个以严厉而出名的老师。“矮小，戴着眼镜，但是很精干，”艾伦•鲍斯汀回忆说，“他不是个喜欢闲聊的人。”对于不断在收养家庭中被转移的玛丽莲来说，她从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他逐渐成为她生命中的父亲角色，专制却精心呵护着奇异的花朵。他对她的理解和接纳，增加了她的信心，而他对她的指点则让她的事业更加风生水起，让她从一名演员逐渐成为一名艺术家。但是多年后卡赞发现，“演员越是天真，越是自我怀疑，李对他们的影响力就越大。而演员越是出名，越是成功，就越成为李影响他们的障碍。他找到了自己最成功的信徒，同时也是他最大的牺牲品——玛丽莲•梦露。” 最重要的，这份文档，比伊内兹•梅尔森在2008年10月发表的系列更深刻地挖掘了这个女人的内心，也更真切地记录了她所经历的痛苦和创伤。文档中不仅涉及了李•斯特拉斯伯格，还有她的三名心理医生玛格丽特•霍恩伯格、玛丽安•克里斯和拉尔夫•格林森以及她的第三任丈夫阿瑟•米勒。对于阿瑟•米勒，她坦承不仅爱他的身体，也爱他的灵魂，却最终只得到了背叛作为回报。这里的诗歌，冥想，梦境和通信，记录了她对令别人失望的恐惧，记录了她的习惯性迟到，还记录了她的三次精神创伤——一个被埋在过去，另外两个，在她上斯特拉斯伯格的课程时，正在进行。 “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进行自我分析是错误的。在不断的个人思考中，这些我已经做得足够了。 太了解自己并不是什么好事。每个人都需要一些空想来对付生命的跌落。” 在提到早年被性侵犯的经历时，玛丽莲•梦露这样写道： “我不会因此而被惩罚、被鞭挞、被威胁，被爱遗弃或者被送进炼狱去经受火焰的炙烤。” “啊，宁静，我需要你——即使你是个宁静的恶魔。” 1958年，梦露搬回洛杉矶参加《热情如火》的拍摄，尽管她的习惯性迟到以及其他难题还在困扰着她，但是这部电影无疑是她最成功的喜剧之一。这时她开始在一个红色的活页笔记本上记录自己的偶然所思和小诗，这些文字就像是暗夜中的回旋曲。下面这段字写在“接受治疗后一年”的标题之下： “救命。救救我。 救救我。 我觉得生命就要结束了 所有我想要的 都亡故了 尖叫—— 由你开始，结束在空气里 而中间的过程在哪儿呢？” 1957年，梦露离开了霍恩伯格医生，之前她刚刚解雇了她的摄影师米尔顿•格林。她开始跟随新的医生进行治疗。玛丽安•克里斯医生，是斯特拉斯伯格核准的大夫。一直到1961年，玛丽安一直作为梦露的主治心理医师。梦露持续不断地记录下冥想片段、联想、回忆，提供给医生作为资料分析。阿瑟•米勒的第一段婚姻有一个女儿简，在女孩儿十岁生日两天之后，梦露写下一段话。其实当时梦露和简当时已经日益亲密，或许是这个女孩儿让梦露想起了自己终老于精神病院的母亲，甚至也担心自己也会有同样悲惨的运命： “自从成为某人的妻子之后，我开始感到真实的恐惧。 因为生活告诉我，永远都不要爱上哪个人。永远都不要，真的。” 1961年11月，梦露在演员彼得•劳福德圣塔莫尼卡的家中认识了约翰•F.肯尼迪，这名演员是肯尼迪的妹夫。第二年二月，梦露在时髦的布伦特伍德买下了一栋房子。此时，她开始拍摄遗作《濒于崩溃》。这部未完成的电影镜头中，梦露赤裸着从泳池中脱水而出，脸上没有害羞的神色。画面里，她身材匀称，风采依旧。她的连斯特拉斯伯格都无法纠正的习惯性迟到和旷工，终于导致了电影公司对她的解雇。四个月后，也就是1962年8月5日，她被发现死于布伦特伍德的家中，《濒于崩溃》成为一部永远不可能完成的电影。 或许这些文档并不能完全解开梦露的死因之谜，但是我们却依然可以更深刻地探究她的内心深处。就像斯特拉斯伯格在他意味深长的悼词中写的：“在她和我的眼中，她的职业生涯才刚刚开始。她用心浇灌的天赋和梦想，是真实，不是幻象。”

（一） 外面，是阴沉的天。透过窗子，她看到，云层严严实实地遮住了月亮。 她的思绪涌动着，下午所见的那个人，一下子就让她的心激动起来。也不是完全的陌生人了，前些日子去学校里给大姐送书的时候，已经远远地望见过了。 她是家中排行第二的孩子，一个姐姐，几个弟妹。姐姐爱美极了，总是喜欢照镜子，也总喜欢嘲笑她的不爱打扮。但她心想，打扮了又不能总是照着镜子看，给外人看了去，又有什么好的？三妹小她两岁，跟她关系最好，也最听她的话。其余的弟弟妹妹都还小，她总是极尽心地帮住母亲照看。 大姐放学归来的时候，带了一本薄薄的册子。这是她所熟悉的。Ｙ先生还有一位姓冯的先生以及其他几位朋友，组建了一个沉钟社，这是他们的名为《沉钟》社刊。她悄悄走进大姐的房间，大姐有些狡黠地看了她一眼。 “新的一期出来了，我还没看完。等明天我看完你再过来拿吧？” “哦，那这一期都有谁的文章呢？”其实她只是想知道是不是有杨先生的新译作或者文章。但不能直接问的，姐姐那样聪明的人，岂不是一下子便知道了她的心思？ “还不就是那几位，冯先生，杨先生，陈先生……”大姐有些不耐烦地说。 听到杨先生三个字的时候，她在心里满足地笑了。 “那这几位先生，你都见过的吗？” “没有。不过杨先生倒是常见的，今天下午他还给我们上了国文课。等你到我们学校的时候，也可以常见了。” 姐姐无心的几句话，竟让她心潮澎湃了。 她真的是盼望着去到孔德学校读书的日子了。 （二） 春天的时候，她终于得了机会去姐姐的学校读书了。 万物生机萌动的季节，课前几分钟，女孩子们唧唧喳喳地说着，等待着老师的到来。第一节国文课，来的是一位姓刘的先生，很魁梧的样子，这令她极其地失望了。她哪里想得到，每个年级都有自己的老师呢？但她又这样安慰自己，学校这样的小，总是有机会见到的吧？ 一个姓吴的女孩子坐在她的后面，她隐约听到，吴姓女孩儿正跟跟另一名女生说着什么。 “放学后我们先去作业室吧。那里可以借书看的，而且还有值班的老师。” “是吗？还有这样的好事？都是什么老师在值班啊？” “大都是爱好文学的国文老师，他们需要搜集资料编辑刊物的。” “你知道是什么刊物吗？” “不知道，不过我哥哥倒是带回家过，薄薄的一本，大概是叫什么钟的……” 这时，她转过头去，笑意盈盈地说：“是《沉钟》吧？” “对对对……”姓吴的女孩子也笑着对她说。 “你说你哥哥带回家去过，你哥哥是比我们高一个年级吗？” “是的啊。你怎么知道的？”吴姓女孩反问她。 “我猜的，我还猜我姐姐跟你哥哥是同学，她也带回家去过。我还读过，是极好的刊物呢。” “那真是太巧了，不如放学后我们一起去作业室吧。听说这个刊物的负责人，姓杨的先生也在那里值班呢。” 她嘴上说着“好啊……”，心里却是抑制不住的欢喜。 （三） 从第一次在作业室见到，到如今一年过去，她总是期盼着下一次见面的时候。即使在学校，几乎是天天都能见到的，他们还是忍不住通过书信来互诉衷肠。师生有隔，男女有别，她十五六岁的心却从未想过。她只是那么义无反顾地爱了，甚至开始的时候她还不知道什么是爱，还不知道这就是爱。 这一天回到家的时候，母亲和姐姐不声不响地坐在堂屋，母亲的脸色是阴沉的。姐姐的眼睛斜瞥过来，颇有些不屑的神气。她的心里有些恐慌，却更多的是莫名的勇敢。她在心里对自己说，“怕什么，反正大家早晚都是要知道的。说到底，我又没做错什么。” 母亲见她走进来，犹豫了一下，还是开腔了。 “你知道自己错了吗？”母亲有些愤恨地问。 “错？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那这是什么！”母亲将一叠纸摔在她的身上。 粉色的信纸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不用看她都知道那是昨天她才给杨先生的。她心里恨恨的——不知道被多少人读过了。 “那是什么？”她还想否认一下。 “你还有脸问我？”母亲提高了声音大喊。“人家家里的人都找上家门了！你还真是不要脸！……” 听到“不要脸”三个字的时候，她的心顿时间石化了。她无法想象，自己的母亲会将这三个字放在自己身上。 她没说一句话，也没有在母亲面前哭泣。只是默默收拾起信纸，准备回房间。 岂料，姐姐疾步走过来，从她手里夺走信纸，嘴上还说着：“我现在就给父亲写信，让他看看自己的好女儿做下的勾当！……” 她想哭，但是哭又有什么用呢？ 她已经决定了：“此处既无法久留，不如就这样走了。” （四） 他们从北平出发，经由天津去了青岛，那是她一直想去的地方。然后，再从青岛出发，南下上海。在外的这段时间，他白天去学堂代课，晚上翻译自己的小说，生活很是没有问题。 三妹写信过来说，父亲已经决定从日本返回，专门处理此事。甚至有邻居好事者说，可以请何应钦协助寻人事宜。但事实证明，最爱脸面的父亲，没勇气将事情再搞得更大，只是在各报纸发布消息说与二女儿断绝父女关系云云。然后，他便带着全家去往日本了。 她生下女儿的时候，他正因公在外。作为她的同学的周作人的准儿媳，成了唯一陪伴她的人。她们还是太小了，不知道坐月子的女人碰不得阴寒的东西。 她看着别人买来的冰荸荠，央求同学剥一颗给她吃。谁知道这会使他感染风寒，并且让她香消玉殒呢？ 许多年后，也是一个冬日。温和的杨先生看着自己的女儿，几乎和母亲一模一样的女儿，拿起一颗冰荸荠的时候——突然咆哮起来，不能吃！ 此时，窗外的云淡了，丝丝的月光透了过来。

2010年9月12号晚上，蜂巢剧场上演了话剧《六里庄的艳俗生活》，这是今年北京青年戏剧节的曲目之一。整个故事以大唐盛世为背景，杜撰了一个名为城西六里庄的“世外桃源”。许多人因为朝廷的压榨和荒诞举措，纷纷迁入六里庄，却仍然舍不掉对故人的思念。终于再出山时，才发现时代已变。“不知秦汉，无论魏晋”的失落感和被遗弃感油然而生。 《汉书•艺文志》中写道：“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如此讲来，“传说”跟“小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它们都不是实打实地写现世生活，而是经由人们口耳相传，加工渲染，逐渐丰满，最后才会落于纸上。当然，这些被大家所熟知的传说故事，有些是指桑骂槐的针砭时弊之作，也有些是被人有目的、有意识地加工过的，我们一定要看清故事背后的故事。 相对于小说来讲，传说中的“传”字，融合了更广泛的传播性。这种传播性，覆盖了整个民族文化。不论是饱含英雄气概的“大禹治水”，还是情深让人动容的“白蛇传”、“七仙女”，这些耳熟能详的故事、人物到如今都深深浅浅地烙印在我们心中。上古的传说，到如今都在我们的生活中反复播放，给我们的心灵以荡涤。 与上古的传说相比，我们仍然有属于近现代的传说，比如歌神刘三姐、地主周扒皮、白毛女等等，都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也都发挥着它们特定的作用。 从我们了解的故事中，不难看出，“古代”的传说和“现代”的传说都有一种“善”战胜“恶”的倾向，而且在这样一个善恶之争的过程里，一定要出现一位英雄，一定要做出一些牺牲。所以，我们不必嘲笑美国好莱坞大片的“英雄情结”，我们的民族才是最会“造星”的国度。绝大多数的传说都教导我们“向善”，但恶人层出不穷，且总是作威作福，为什么呢？ 从早期的大禹治水到后羿射日、愚公移山，我们与自然，总是以一种“对抗”的姿态出现。而且，总是会有一位精明能干、舍生忘死的超级领袖，带领愚钝、徒有一身力气的群众想方设法地“取得成功”。我们永远都需要榜样的力量，或者说，我们永远都需要一个榜样——去承担荣耀，去当我们的舵手。比如鲁班，木匠的祖师爷，承担了几乎中国历史上所有高难度的建筑设计，而后人的评价中有这样一句话：“鲁班传说在教育团结工匠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所以，传说的作用不仅在于给我们一种美好的想象，更在一种潜移默化中让我们产生敬畏之心，甚至抹杀掉自我独立思考的能力和愿望。 最近火遍全球的《盗梦空间》其实利用的是同一个原理，直接的概念植入或许会引起对方的反感，但是一个故事，一种潜移默化的力量，却会无形中冲破你的防线。 说到传说的作用，实在令人欷歔。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谁能分辨得清楚？最后我们相信的，都是那些我们愿意相信的，或者别人期待我们相信的。孟姜女，哭毁万里长城又如何？牛郎织女每年相会一次又如何？梁祝二人双双化蝶又如何？不都是悲剧收场？所以，这些故事里有抗争，但抗争的结果都是：徒劳。我们不要单是想象孟姜女的情深，也不要只记得七夕的来源，更不要只欣赏梁祝化蝶的浪漫。而要去想一下，那些故事里的恶人，为何反倒没有坏的下场？为何这些心善勤劳的有情人，隔断银河迢迢相忘，或者在坟墓中得到成全？许多传说，都用生命来威胁弱者。 甚至我们熟悉的“刘三姐”，也并不是塑造一个歌神那么简单。电影中，桥头船尾对歌的两方势力，一方是刘三姐为首的乡民，另一方不是财主，而是作为知识分子的学究。看这句歌词：“好笑秀才酸气多，快回书房读子曰，之乎者也学会了，才好摇头晃脑壳。”细看的话，电影中充满了对知识分子恶毒的嘲弄和攻击。这部拍摄于1960年的电影，也算是后来那场浩劫的“山雨欲来风满楼”吧。 “揭秘”或者“背后的故事”是我们如今十分热衷的话题，其实，除了娱乐八卦和明星趣闻，还有很多东西都等着我们去看清他们的背后呢。

2009年10月8日，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了德国作家赫塔•穆勒。评委对她作品的评价是：“以诗歌的凝练和散文的直率，描绘了被放逐者的景观”。在此之前，赫塔•穆勒并没有很频繁地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中。甚至在她获奖之后，耶鲁大学的著名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还在声称：“我从未听说过这个作家”。与此同时，新一届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美国总统奥巴马。 一时间，众说纷纭。奥巴马以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的身份揭示了美国民主的一个侧面，赫塔•穆勒则以自己的文字诉说着曾经发生在她出生地的那些往事，她说：“罗马尼亚要想实现民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那些发生在罗马尼亚的往事，成为她作品最重要的素材，也让她的记忆在书写的过程中不断变得崭新，变得真实。 1953年，赫塔•穆勒出生于罗马尼亚的尼茨基多夫小镇。1987年，由于政治原因，她与前夫，同时也是作家的理查德•瓦格纳迁居德国。对于自己究竟是德国人还是罗马尼亚人，她从来没有明晰的答案。她的出生地尼茨基多夫小镇，是罗马尼亚的一个德裔聚居区，这一地区的居民使用德语，也保留了典型的德国文化。所以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对她“被放逐者”的定位，颇有道理。因为对于德国人而言，她来自罗马尼亚，是个异乡人；而对于罗马尼亚人而言，她一直使用德语、过“德国式”生活，三十二岁的迁居也只是对于故乡的“回归”。没有一个地域，对她完全认可。 1984年她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深渊》，用一个少女的视角表达了故园生活和文化压抑。后来她陆续发表了《人类是来到世界上的大野鸡》、《赤足二月》、《独腿旅者》、《狐狸那时是猎手》、《心兽》、《今天并未遇见我》等大量作品。她的最新力作《残喘》发表于今年8月份，这部长篇小说以一个十七岁少年的视角，描述了劳动营的残酷与荒谬，书中对饥饿的描写，让人顿生寒栗。 记者：之前你说过，写作对你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是一种存在的表现。这种重要性如何理解呢？ 穆勒：对于我来说，写作是唯一一种“做自己”的方式。写作让我觉得，我是可以有所坚持的。但事实上，在我干活的时候，也就是我拥有一份工作的时候，写作显得并没有那么重要。不过我总是一直被解雇着，不管是在哪里，我一直不断遭受着政客的欺诈、盘问甚至迫害。有时候，写作会表现得有些疯狂，因为这个国家是如此贫穷，一个人在目睹了如此多的不幸之后，会反思自己……然后诉诸笔端，因为这些故事除了在文字里，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其他的藏身之处。 记者：当你开始写作的时候，你有考虑过是为谁而写吗？还有，你现在是为谁在写作呢？ 穆勒：其实很简单，我一直都只为我自己而写。为了澄清事实，为了让自己透过事物的表象更清晰地看清内在的自己。或者说，是为了看清究竟是什么形成了我自己。我来自一个小村落，然后去到了一个大城市，这中间必然存在着不连续性，然后我就自然地变成了“少数派”……不管从哪个方面说，我都没有完全适应。如此一来，我就跟自己的同胞，同是“少数派”的那些人们，产生了这样一种巨大的冲突：他们驱逐了我，而此时我已经写完了我的第一本书，一本描述某些人丑行的书。可以说，因为我写了与政府密切相关的一些事情，一些发生在我的村庄的陈旧的事情，一些民族中立主义的事情——他们不原谅我这么做。他们想要一种他们故乡的文学——“隐士的文学”，他们认为我的描写连累了他们。这些我的“少数派”同胞是保守的，因此我被排除在外了。大家都知道，我被罗马尼亚驱逐，就是因为某些所谓的政治原因。因此我来到了德国，但是在这里，在德国，我是罗马尼亚人；而在罗马尼亚，我又被称为德国人。所以，无论如何，我都是别人眼中的“异乡人”…… 记者：那的确是。那么对你来说，永远的局外人身份，对你来说是重要的吗？ 穆勒：我并不知道这是不是重要的。但可以确定的是，如果没有这样的身份，很多事情都无法去做。而且，有些时候，这很伤人。人们总是希望处于某种敬意之中，但是事实如何，终难改变。我已经适应了这种氛围，而且就某些方面而言，这就是事实，无法改变的事实。人无法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也不能背叛自己的想法。如果我成为局外人的原因是我拥有自己的观点，那就这样好了。我还能做些什么呢？我不可能拼命地假装自己不是的那类人，而且，这无论如何也是行不通的。一旦你不再寻求归属，所谓的“局外”也就不复存在了。 记者：就写作而言，你认为作者需要诚实吗？ 穆勒：当然。 一个人一定要对自己诚实。通过写作，人们会有一种不同的体验，这种体验区别于人们日常“五感”所能经历的体验，因为语言是一种不同的职业。在写作中，人们不停探究，这同时也是不停写作的动力。人们会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观察、体验事物，写作的过程中人们甚至还能体验自我。写作时，写作本身并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除非写作已经完成。只要我在写作，我就在安全之中，这样我就知道人生可以继续前行；但是每当我写完一本书，这种安全感就荡然无存了。 记者：你的作品有些被翻译成了罗马尼亚语。这些作品在你的出生地受欢迎程度如何？ 穆勒：不同的作品，情况总是有所不同。总体上说，那些书还是被接纳了的。也许如果某些人选择一本书来进行评论，是因为他很喜欢它。但是在罗马尼亚，我不是特别被喜欢的。我没有接到多少邀请。因为时至今日，我依然有些关于罗马尼亚的负面情况要说，因为那是事实，因为那些曾经出任要职的官员和秘密服务机构已经在立场上划清了界限，而且这发生于整个社会网络之中，他们不仅自救，还互相帮助。很遗憾地说，罗马尼亚要想实现民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罗马尼亚，他们不喜欢听到这种说法。这是一个永恒的问题。他们觉得那些流放者应该管好自己的嘴，他们还说，我对这个国家的情况已经不再了解了。 记者：你用德语写作，但你也受过罗马尼亚语的影响。这两种语言对你的影响在你的作品中有什么清晰的区别吗？ 穆勒：德语是我的母语。我学习罗马尼亚语非常晚。我十五岁的时候，到了镇上，我才开始想要学习这门语言。我很喜欢这门语言。罗马尼亚语很美，很有感觉，也很诗意。但就那时看来，我很晚学习罗马尼亚语是有好处的——那时我对它有了判断力——我发现罗马尼亚语在意向描述上如此丰富，它包含了不可思议的比喻。这些比喻，人们会在日常中经常使用，比如在迷信的时候……在表达的时候，许多东西都是相抵触的。很多东西，在德语中会是一种截然不同的称谓。这样，同一件事物，我就有了不同的视角——我总是用两种身份看待事物。这不仅仅是词汇上的区别，更是观点上的区分，因为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见解。就我而言，写作的时候，罗马尼亚语总是与我同在，即使我没用罗马尼亚语写作，它也一直在我的脑中。 记者：你有很多作品出版，哪一本是你推荐我们首先阅读的呢？ 穆勒：这个我没想过。不过，在德国，我当然会推荐你我最新的作品《残喘》，因为作家总是跟最新的作品关系最近。 记者：《残喘》。那这本书的销量会很惊人了。你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你对此做何感想？ 穆勒：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并没有特别的地方。这些事情实际上跟写作本身并没有什么关系。我现在很开心，但我仍然会把自己放在最低的尘土里。眼下，我应该把这些存档收藏，两三天后，才会看到预期的效果吧。我知道此刻是属于我的时刻，但是我始终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应得这样的欢愉。有时候我想，快乐是一件错误的事情，或许我根本就不配拥有。为什么人们要给我这样的快乐？我不明白。 （部分英文采访内容来自欧洲广播电台）

被蓝天和巴斯克自治区绿绒毯一样的山坡环绕着，伯纳黛特穿过猪栏、路过喧嚷的羊圈，她的狗紧随着她，在院子里绕来绕去。每当女主人改变行进的方向时，狗都会欢快地吠叫。她走过牛奶棚和奶酪加工房，最后来到自己的商店。在这里，她和自己的丈夫——让•克劳德——出售巴斯克奶酪、香肠、火腿，每年都会有近万人来到他们阿格利亚的农场购买。 有许多人来此是为了体验一下悠闲的“农家乐”，他们从四十公里外的圣马丹达尔贝鲁开车过来，购买丰盛的农产品回去，甚至还能在此小住一晚。但实际上，伯纳黛特夫妇日常的工作从早上六点半一直持续到晚上八点，中间只有二十分钟的午饭时间。就算是周末，他们也有无数的零星工作需要处理，每年只有一周的假期，真正的农家生活一点儿都不“悠闲”。但是，伯纳黛特告诉我们：“不管如何，我们也不会放弃自己的农场。” 伯纳黛特所面临的状况并不唯一，许多跟她一样的法国小农场主都面临着同样的困境，他们需要思考如何在未来调整自己，保护好自己的生活。这样的困境首先来自于市场对于农产品价格的低预期，其次则源于欧盟对于农产品援助的减少——到2013年，欧盟每年一万一千亿美元的共同农业政策即将到期。这项政策的消失，对于法国农业来说，挑战尤其严峻。就目前而言，法国每年能从中得益五百四十亿美元，占到整个CAP预算的20%。 相对于传统农业，欧盟显然更倾向于探索更绿色、更持久、更宽泛的农业发展方向，这给法国农业带来了更大的压力。每年八百二十亿美元的农业产出，在整个欧洲的农业产出饼图上，占去很大一块。虽然没有人希望对于农业支持的预算撤销，但我们同时需要看到，每年用于农业的资助，耗费了欧盟很大的财力——整个预算的45%。这无形中迫使着农民们寻找更多的商业机会，减小对农业补助的依赖。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农业生产率和竞争都呈现了井喷态势，同时整个欧洲农业的销售网络及食品提供网络也经历了一次重要的整合。全球化意味着食品公司可以自由选择原料提供商，很少能有农民找到合适的食品工业企业以他们认可的价格来吸收他们的水果、蔬菜、牛奶和肉类。甚至有些法国农民宁可免费赠送——或者扔掉自己的产品，以示抗议。现在，形势已经十分明朗：要么寻找路径解决问题，要么冒险成为农业萎缩的牺牲者。 所有的这些，都只是“法国乡村变革”的一部分，但这又势必给法国乡村带来巨大的变化。田园——富饶的、肥沃的、可以提供高品质农产品的土地，曾经是法国精神的核心所在，也曾在法国的经济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特别是邻国都在注重发展工业的时候。“法国深处”，是最不易阐明的语汇，它认为真正的法国是“乡村法国”，是平原与山脉的变换，是数不清的美食，是郁郁葱葱的葡萄园……某年的一个名为“穿越法国”的电视节目就曾向我们展示过法国的乡村美景，让人久久难以忘怀。 在过去的这些年里，法国乡村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来自图卢兹理工学院的农业经济学专家弗兰西欧斯说：“在20世纪初，法国人口的一半左右都在参与农业。但在过去的四十年中，农业执业者流失了四百万，目前从事农业的劳动者还占不到全国劳动力的3%。法国农民的数量已经从1960年的二百万下降到了如今的六十五万，目前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大约只有三十五万人。随着越来越少的儿童从父辈手中接管农场，法国的小农场已经由32000个减少到了2020个。就在这硕果仅存的农场中，也与传统的家族农场有了巨大的区别。巨型农业机器的引入，使得农场需要越来越少的人完场常量的工作。” “大约二十到三十年前，我们村子里大约有120个小农场主，现在剩下的大约只有两三个了，而且他们需要耕种比以前大四五倍的面积才能勉强维持生活。”八十岁的约瑟夫•拉格鲁斯说。他和妻子玛丽经营的谷物和猕猴桃园距离波尔多160公里。1992年，他们退休的时候把农场交给了自己的儿子。在此之前，他们还把农场上的建筑改装为工作室和客房，以吸引乡村旅行的游客来增加收入，也以此保证自己的养老金。玛丽说，乡村旅行“吸引人们回忆儿时在祖父母农场上度过的夏日，也吸引那些想让自己的孩子看看农场是什么样子的父母。”但是作为一种商业活动，她继续说，“对于挽回这几十年发生的变化，这样的力量显然太小了。没有人想继承家里的农场，工作太多、收入太少，这让乡村越来越空旷了。” 阐释一下全球化的后果，看看它给法国农产品带来的相对高成本，还是很有意思的。尽管法国的耕地面积正在逐步减少，但法国农民还是在想方设法地增加产品，降低成本，提高效能。1970年，每个法国农民可以养活15个成人，现在他们可以养活60个。但不管法国农民怎样提高自己的效能，食品企业还是能够找到更低廉的选择：来自乌克兰的小麦或者来自摩洛哥的草莓。 未来的结局是可以预期的：尽管法国农民在过去的四十年里不断提高生产效率，农产品的价格却在同样的时间段内下降了60%——这种变化近几年尤其明显。因此，法国农民的平均收入从1998年开始逐年降低。2009年法国农民收入下降了34%，而前一年已经下降了20%。这样的结果就是，26.4%的法国农民在贫困线附近徘徊，相对全国贫困人口的比率14%，这里几乎整整高出一倍。 最近的一个研究结果显示，法国农民的自杀率比其他行业的自杀率高很多。“在过去的四十年中，从来没有哪个行业经历过如此巨大的变故，或者经受如此的压力。”弗兰西欧斯说。 乡村的诱惑 那么，农民应该怎么办呢？随着绿色环保概念的深入人心，欧盟期待着更多的农民可以参与到生态农业的范畴中来，提供更多的天然食物。这也就意味着相对减少农产品种植，牲口放养，杜绝之前使用的化学药剂。尽管这样的产品在市场上更受欢迎，但市场准入原则的苛刻使之成为更难实现的目标。 相对而言，法国乡村景色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大约75%的法国人口居住在城市中，但人们对于村庄、农场、平原与河流的向往越来越迫切——不只是法国人本身，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在法国本土享受法国特色的食物”，这一项每年大约可以带来二百五十亿美元的旅游收入。 “法国人也许住在城里，但法国的历史都在乡村，这是越来越多人喜欢乡村的原因之一。”艾格尼丝说。她十年前继承了父母在皮卡迪的农场，这个农场已经在他们家族流传了三代。她在自己的农场为旅客提供住宿，食物，团体参观和真正的乡村生活体验。 五十八岁的圣•奥宾，每年在自己的农场可以接待二十五万到三十万人，这使她的收入增加了四分之一。“人们希望可以和那些几个世纪以来养育了整个民族的人、动物交流，我们也十分乐意这样做。外面来的人似乎也意识到了经济压力使法国乡村逐渐缩水，真正的法国乡村正在灭绝。”她说。 啤酒，面包，猪 鉴于许多农民开拓经营角度的成功，让人惊奇的是，即使是在如此严峻的经济形势下，也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尝试多元化经营。大部分人都不愿意。根据法国农业部的调查，大约只有20%的被调查者尝试了多角度经营，大部分人还是固守自己的农产品，通过店铺或者网络进行销售。只有20%的农民通过提供食宿等方式获得了旅游带来的收益。 尽管多元化经营有其盈利的空间，但也有一定的局限。“尽管对于法国农民来说，寻找科学的盈利模式亟不可待，但事实在于，对于大部分农民来说，他们并没有合适的路径和方案进行多元化经营。而且这本身是对传统农业经营方式的一种背叛，很多人不愿意这样做。” 所以，毫无疑问，许多农民都希望来自欧盟的援助不要停止。法国总统萨科奇说，他会继续跟欧盟的有关人员进行探讨，即使这会导致他们欧盟某些人员的矛盾。萨科奇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曾表示，“法国已经准备好应对相关农业政策的变化，承担应该承担的责任。我们不能坐等危机到来，这已经给乡村带来了巨大压力……” 已经在变革之中的法国农民说，是大家都来想想办法的时候了。鉴于欧盟的援助在法国农业收入中的比重和CPA援助基金的使用情况，许多法国农民已经开始寻找不同的解决路径，并鼓舞自己的邻居勇敢起来。 回到阿格利亚的农场，伯纳黛特夫妇正试图通过提高农产品的质量来增加与旅客的交易。他们和邻居也形成了一定的同盟，开始重新饲养一种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几乎灭绝的猪——巴斯克“光背猪”。这种猪做成的火腿，有坚果和草药的清香味，也一跃成为巴斯克地区的代表性产品。伯纳黛特夫妇及其邻居还在申请专利商标，以期保护纯正的法国乡村食品。 其实就全球范围而言，农业都在受到一定的挑战。面对这样的情景，大家很容易就想到规模效应——更多的土地，更多的谷物，更多的牲畜。但我们的未来，不能只着眼于这些，也不能只依赖于某几种“光背猪”。特别是对于法国农民来说，他们需要思考更多的方式以求生存。想想“穿越法国”，摄像机的镜头从塔恩掠过阿烈日——这些景象，可不只是法国人才喜欢。 （时代周刊，欧洲版，20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