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长篇作品 - 走出收藏史,走向思想史
走出收藏史,走向思想史
- 作者:
- 徐坚
- 分类:
- 其他 创作
- 发表于:
- 《中国博物馆》2015年第4期
- 作品描述:
- 《名山:作为思想史的早期中国博物馆史》绪论章,删改版刊发于《中国博物馆》2015年第4期
2016-02-07 15:17:15
绪论
走出收藏史,走向思想史
作为保存和再现人类社会成就和记忆的关键机制之一,博物馆自身的历史却长期以来湮没在失忆和误表之中。
虽然行业史和学科史具有重要的追认价值,但即使在全球范畴,博物馆史的写作都为数不多,以中国博物馆为范畴者尤其缪缪 。20世纪上半叶硕果仅存的数种中国早期博物馆学著述中,博物馆史虽不可避免地占有一定篇幅,但几乎悉数转译自西文或者日文,..
绪论
走出收藏史,走向思想史
作为保存和再现人类社会成就和记忆的关键机制之一,博物馆自身的历史却长期以来湮没在失忆和误表之中。
虽然行业史和学科史具有重要的追认价值,但即使在全球范畴,博物馆史的写作都为数不多,以中国博物馆为范畴者尤其缪缪 。20世纪上半叶硕果仅存的数种中国早期博物馆学著述中,博物馆史虽不可避免地占有一定篇幅,但几乎悉数转译自西文或者日文,因此仅仅涉及欧美和日本个案,彼时正蓬勃发展的中国博物馆实践基本遗珠在外。包遵彭(1916-1980)于1964年出版的《中国博物馆史》不到百页,但足以作为这个领域的开山之作。该书以故宫博物院、历史博物馆、中央博物院和河南博物馆等为中心,首开述评中国博物馆进程的先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同类其他著述无法逾越,甚至连堪比肩者也阙如的 。80年代之后涌现出大批以中国博物馆史为题的论文,填补了众多历史空白 。但是,过于简化和僵硬的社会发展史框架长期以来占据主导地位,导致以直接因果律解释历史变迁和以宽泛的社会背景解释具体的历史事件的流行,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博物馆史乃至博物馆学的思想困境。
理解早期中国博物馆史的基本格局是由李济(1896-1979)和曾昭燏(1909-1964)合著的《博物馆》奠定的 。虽然篇幅短小,但是该书诸多认识一直被奉为圭臬。《博物馆》提出了中国博物馆的中、西二源,以张謇南通博物苑和国子监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为正脉,以“岁有增加”的线性进步描述中国早期博物馆史。嗣后的博物馆史研究在辨识和完善发展脉络上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
然而,随着史料的积累,“二源一脉”体系非但没有丰满起来,反而暴露出更多结构性缺陷。博物馆史不可任由外在历史规律或者理论评估甚至切割材料,也非缀合博物馆事件编年的自然产物。前者引导研究者转向具有情境主义和历史特定主义倾向的博物馆内在视角重新认知和组织博物馆史。博物馆内在视角通过博物馆内部界面和外部界面表现出来的。其中,内部界面指博物馆如何组织、结构和活动,外部界面则是博物馆与社会的沟通、妥协和互动。后者则重申了观察博物馆史的能动的唯物主义立场。这个立场否定了作为独立而客观的事件编年的博物馆史的存在,表明博物馆史必然存在于博物馆情境之中,灵动地参与博物馆运作。博物馆史并不是具有纪念或者阐释价值的物件如何汇聚成博物馆收藏的历史,而是超越了孤立的物件,指导如何收藏、保存、展示和阐释的思想的历史。博物馆史从未独立于博物馆运作之外,相反却是博物馆潮流的风向标:随着对博物馆的定义、工作内容和社会角色的界定的转变,博物馆史表述也需要适时重整;而博物馆史的再释则成为博物馆调整乃至蜕变的先声。
1. 从神庙到论坛:新博物馆运动下的博物馆史
邓肯·卡梅隆(Duncan Cameron)曾经质问,博物馆究竟是神庙(temple)还是论坛(forum) 。这不是一个回答非黑即白的问题,但是直接关涉博物馆结构和目标等本体论认知和博物馆的社会身份界定。同时,基于在追认的行业或者学科传统中界定自身地位的需求,不同的回答也将引发博物馆史表述的重组。
神庙和论坛一直是博物馆的两个主要面相,存在错综复杂的时间和空间关系。对不同面相的过度强调,以及由此选择和组合的博物馆史都清晰无误地表明博物馆人的倾向。神庙具有不言自明和不可挑战的神圣性,神庙收藏以典藏价值为重要衡量标准,甄别标准唯一且恒定。拜谒神庙是一种被动、单向度地接受启示和教育的行为。而论坛则是沟通和妥协的表达场所,是掩饰分歧、谋求共识的公共场域。博物馆的神庙和论坛面相并无早晚之分。语源学意义上的博物馆清晰无误地指向神庙,而至迟公元前3世纪出现的亚历山大大图书馆被视为最早的博物馆则表明了博物馆的公共属性。但是,以集体记忆为形式的社会意见长期以来为识字阶层垄断,以真理和规律掩盖的社会身份认同进一步得到启蒙思潮和科学主义的支持,因此,博物馆的神庙面相一度被视为理所当然,亘古不变的,收集和保管构成博物馆工作的主要甚至全部内容,表达和阐释被有意识地虚饰成为公共意见或者客观知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深受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研究思潮的影响,博物馆学才开始反思神庙面相的客观性和绝对性,重新认识本已存在的论坛面相及其教育和表达功能。
卡梅隆之问不是偶然的私人性质询,而是博物馆本体论上整体转型的缩影;新博物馆学就是卡梅隆之问的情境。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博物馆运动和新博物馆学是自近现代意义博物馆出现以来最重要的一次重组。虽然针对传统博物馆的机制和智力隔绝,乃至不断加剧的社会边缘化的批判早已出现,但是,只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形成整体性潮流,对博物馆群体产生实质性影响,并且形成建设性和可行性解决思路。新博物馆运动代表人物戴瓦兰(Huges de Varine)曾经系统总结促发新博物馆运动的诸多诱因,既包括博物馆内部对既有展陈和教育方式的批判,前殖民地地区独立运动和种族平等运动带来的反思,也包括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和1968年学潮等更广泛的社会文化情境的促动 。博物馆高高在上、不容挑战的神庙感,基于单一社会价值的收藏观,单向度、俯视性的教育甚至灌输方式,与社会生活的隔离都成为众矢之的。因此,新博物馆运动针对单一的以物为中心的馆藏结构提出了多手段、多媒介、多元的转变,针对自上而下的俯视视角提出了自下而上的乡土视角,针对单一的灌输教育功能提出了多元的沟通和妥协方式。提出神庙与论坛之辨时,卡梅隆和众多博物馆人其实已经成竹在胸,这就是被凯尔·安德生称为“重置(re-inventing)”博物馆的动议 。按照新博物馆学的观念,“重置”博物馆学必然引发“重置”博物馆史。
1.1 博物馆定义和关键词的更代
经国家或者国际性组织讨论和采纳的博物馆定义和关键词的变迁长期以来被视为线性进步的表现,实际却揭示出新旧博物馆范式的转型。尽管不同地域文化或者意识形态会施加一定影响,但是新博物馆观念和实践的形成过程趋势是普遍可见的。
作为博物馆行业最大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对博物馆及其主要目标的界定和修改即形象地说明了这一进程。博物馆最初定位于与图书馆和档案馆平行的收藏保管机构。1951年的修改中增加了娱乐(delectation)功能。十年之后,1962年的重新定义中更换用词,以enjoyment替代delectation,以education取代instruction,以期削减用词的主观用意和单向度感。同时,通过增加历史遗迹、自然保护区、自然景观等类型,指出博物馆馆藏不可与其原生环境相分离,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中和了对脱离情境的孤立馆藏的过度倚重。1974年定义强调了博物馆的公共属性和基本职能,提出“博物馆是服务于社会及其发展,面向公众开放,为了研究、教育和愉悦目的,收集、保管、研究、沟通与展示人类及其环境的物质证据的永久性非营利机构”。1986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会提出,2001年和2004年两度修正的《伦理规则》中,将博物馆界定为“面向公众开放,服务于社会及其发展的永久性非营利机构。基于研究、教育和愉悦目的,它们收集、保存、宣传和展示人类及其环境的物质性和非物质性证据”。如果在逾半个世纪的时段上进行观察的话,收集、保管和展示的传统价值不断弱化,博物馆的核心价值逐步转移到研究、教育和愉悦上。当收集、保管和展示价值占据主导地位时,博物馆馆藏获得了博物馆灵魂的地位,实体建筑和空间也连带性地成为基本要素。新博物馆运动之后,这些要素本身的重要性相对下降,但是作为介质表达的沟通、教育和阐释价值却得到强化。
类似转型也见于多个国家的博物馆机构的表述中。美国博物馆协会(AAM,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s)在界定博物馆上很早就完成了从物质性尺度到行为性尺度的转型。1973年的《博物馆伦理规范》仍然强调“拥有和利用实物”,到1988年的修改就取消了这一物质性标准,将博物馆界定为基于收集、保存和阐释存世物质,对公共社会具有独特贡献的组织 。英国博物馆协会于2000年颁布的《博物馆伦理规则》将博物馆界定义为基于人类知识的刺激以及娱乐目的,学习和探求收藏的场所。博物馆的泛化界定与20世纪末出现的人类记忆和记忆地点相关,博物馆也被视为人类记忆地点之一。不过,其他国家的博物馆机构也有倾向以修改传统定义的保守方式界定博物馆的范例。法国将博物馆界定为拥有永久收藏,基于公益性目的保存和展示,服务于公众的知识、教育和娱乐目的的组织。日本于1951年颁布的《博物馆法》定义,“博物馆是为收集、保管和展示提供给一般公众的,与历史、艺术、民俗、产业和自然科学相关的资料,服务于教育、研究和娱乐等目的机构”。尽管立场有激进和保守之别,但是各国博物馆协会界定博物馆的方式从物质性标准向行为性和功能性标准的过渡却是不约而同的。
苏维埃博物馆传统基于博物馆和图书馆等社会文化机构都是意识形态斗争工具的理念,较早而且较清晰地界定了博物馆超越物质层面的教育和宣传价值。虽然苏维埃博物馆学也承认博物馆的“珍贵宝物的储藏库”和“进行研究工作的广大场所”身份,但是,这些身份都不能剥离其意识形态色彩,“教育任务和科学活动是不能脱节的” 。甚至,保存和研究的功能必须服膺于意识形态斗争,“苏联博物馆是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有效工具,从而也是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有效工具” 。在具有奠基价值的1930年第一届博物馆工作会议中,苏联博物馆确认了博物馆陈列工作的主要目的,“作为陈列过程的新的要素,不是实物历史文物,而是辩证法的发展规律”,充分表明了博物馆展陈的介质价值。
成长于二战之后的智识环境的新博物馆运动促使博物馆及博物馆人反思以脱离时代、地域和族群,具有永恒的纪念价值的物质为中心,将其圣物化和启蒙化的神庙式博物馆运作方式,转而强调博物馆的功能性价值和作为认知表达的本质。有趣的是,游离于新博物馆运动之外的苏维埃博物馆基于博物馆的意识形态价值,反倒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取得类似认识。但是,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也限定了苏维埃博物馆的表达可能性,表达内容以客观真理的形式表示出来。博物馆的新旧范式之变体现了单向与互动、隔绝与参与、一元与多元等多组关系的切换。
1.2 博物馆物质文化的重新定位
新博物馆运动的整体性贡献目前仍被严重低估。在博物馆形式上,作为新博物馆运动标志的生态博物馆以全新形态和运作理念给博物馆界造成强烈冲击,这常常掩盖了新博物馆运动引起的传统博物馆及其理念的范式转型。在时间轴线上,有研究者提出新博物馆运动涵盖特征有别的两轮浪潮,前一轮浪潮以视野和实践的拓展为标志,而新一轮浪潮则以理论和方法的总结和提升为标志,新一轮浪潮由于“线性”特征不够明显而可能被前一轮浪潮的光芒所遮蔽 。无论从水平层面还是历时层面,将新博物馆运动等同于生态博物馆,将生态博物馆的价值局限在内容上,都会造成对新博物馆运动的低估和误解。新博物馆运动的贡献不限于博物馆类型的新增,而是博物馆认知和运作的整体性变迁,因此,传统博物馆无法在新博物馆运动之外独善其身。
新博物馆运动对传统博物馆及其理念的贡献根植于物质文化观念的转型。作为神庙的传统博物馆向作为论坛的新博物馆的转型中,以具象的物质作为整体性对象过渡到以物质和物像作为媒介,而以制造和使用物质的人类及其社会作为研究对象。物质的绝对和客观地位遭到挑战,表达和阐释取而代之成为博物馆的核心。
传统博物馆中物质的单一属性和垄断地位一直深受批评。面对以多元化为特征的第二个博物馆黄金时代,史蒂芬·康恩提出一个激起热烈争论的议题,“未来的博物馆还需要物质吗?”康恩从如何建构博物馆知体系的角度提出,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第一个博物馆黄金时代,博物馆借助不同类型的物质收藏界定其自身的类型,表达博物馆知识结构。现在,在建构博物馆知识的过程中,图像复原或者再现的技术手段已经足以弥补“实物”的不足,甚至取消对“实物”的依赖,“物质收藏已经丧失了曾经在博物馆建设的前一个时代拥有的视觉或者认识论意义力量” ,物质收藏曾经不容置疑地拥有的核心地位可能已不再笃定。同时期博物馆人频繁提出的博物馆究竟是仓储还是试验场的身份厘定问题,构成了反思物质在博物馆的地位问题的另一种表述。传统博物馆偏重典藏功能,以多元分野的馆藏搭建百科全书式知识结构,展示、研究和教育都是派生性功能,因此,馆藏的完整性、不可复制性甚至稀缺性都成为值得追逐的目标,也成为评估博物馆的主要要素之一。但是,在以教育和娱悦为主要导向的博物馆中,典藏和利用的相对地位几乎逆转,是否拥有独一无二的馆藏,甚至是否拥有作为馆藏的物质都变得无足轻重。这个疑问实际上是曾经困扰了美国博物馆界的“物质的本真性”问题的延续。70-80年代,美国博物馆协会曾经对博物馆是否应该“拥有”馆藏进行激烈辩论,最终以修改此项约束性条件,以符合大量没有独特馆藏的科学馆和教育博物馆的存在的现实告终。这也就是康恩所指“以物质为导向的认知论”的挫折 。但是,无论是从知识结构角度,还是从博物馆的社会功能角度,当物质的地位从主体转变成为介质,物质的多元性就成为值得关注的特征 。如果将康恩之问表述成为“未来的博物馆是否还需要实物”,答案早已在过去的经验中呈现出来。很多博物馆的确并无馆藏,而且,在展陈过程中,“实物”毫无疑问可以被各种各样技术性实现的物质转换形式替代。但是,“物像”本身就是“物质”的一种形式,甚至“物像”都可以超越物质性,而以其他形式存在。无论是康恩之问还是仓储与试验场之辨都不能动摇物质在博物馆中的核心地位,相反,它揭示出,对物质的僵化概念才是全面认识博物馆及其历史的障碍。未来的博物馆非但不可能离开物件,相反有必要更好地发掘物质的意义和价值。
成形于20世纪80年代的全新的物质文化研究范式为重新认识博物馆中的物质提供了理论和方法基础。以物质作为研究对象,分别发展出独立的方法论系统的考古学、艺术史、科学和技术史、社会史、人类学等学科纷纷意识到物质在反映人类社会和文化上具有统一性,但却被人为设置的学科分野割裂开来,因此吁求形成具有整体性的物质文化研究取向 。物质文化研究潮流的出现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社会思潮影响所致。物质与精神、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主观与客观的绝对二分法的失效也瓦解了此前对物质的僵化认识。此外,物质文化研究的兴起还是二战之后兴起的文化研究在物质性问题上的分支形式 。詹姆斯·迪兹将物质定义为“我们通过特定文化行为改造的物质环境的组成部分”,明确表达,物质并不是独立于人类行为或者文化而存在的;物质就是文化 。不同的物质文化研究范式逐步放弃描述性和传统鉴赏家式的视角,转而采纳了多元、互动和情境主义或者历史特定主义的观察立场 。物质文化研究范式的多元化也表明物质文化的阐释可能性是多元的,这既源于物质文化本身的多元多面特征,又暗示物质文化的阐释在一定程度上深受阐释者所处情境的影响。
未来的博物馆仍然离不开物质。一方面,无论是实物还是物像,只是物质的不同转化形式。具有整合倾向的物质文化研究甚至可以将基于物质的口承文本和书写文本纳入到研究范畴之中。物质的丰富程度是此前的刻板唯物主义所始料不及的。另一方面,博物馆中出现的多元化倾向远远超出表现手段的多元,阐释多元和价值多元更值得关注,而这种多元性是以物质为媒介表达出来的。这要求在多元、互动、表达性的博物馆中,物质的地位非但不能被削弱,反而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和阐释。这个认识也巩固了物质在博物馆史写作中的地位。
1.3 两种博物馆和博物馆史
新博物馆学观念将博物馆区分为两种基本类型,即新博物馆运动崛起之前的单向度的作为典藏机构的博物馆,和作为多元和互动的社会工具的新博物馆。两种博物馆的差异固然在馆藏内容和类型上有所表现,但更集中地体现在运作机制上。
两种博物馆思想之下的博物馆史也呈现出不同的面相。与后现代主义思潮存在千丝万缕关联的新博物馆学尤其相信,博物馆史的价值在于厘定博物馆自身的道统地位,因此,就是博物馆当下实践的历史投影,这样,博物馆实践和博物馆史之间的对应关系就更加彰显出来。单向度的神庙类型博物馆滋生出单线式博物馆史,而互动的论坛类型博物馆也会相应地青睐多元式博物馆史。
新博物馆学的博物馆史分期方案深受福柯的影响。托尼·贝纳特和艾琳·胡珀-格林希尔先后系统阐发了福柯风格的博物馆史观 。贝纳特接受了福柯对精神医院的研究,将博物馆和图书馆等同地视为实现社会统治的工具。贝纳特厘定出现代博物馆的代表性和可接触性,由此推导出博物馆体现的“政治理性”。在这一组假设和概念基础之上,贝纳特重构了博物馆的生成历史 。胡珀-格林希尔则借鉴了福柯对历史的连续性和断裂性的观察,特别是“有效史(effective history)”观念,提出了呈现为前后衔接的两种博物馆史写作范式。早期的博物馆史写作按照年代早晚关系编辑连续的线性历史。馆藏的积累,机构的演进和人员的更代构成基本脉络。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是博物馆史的主流写作方式,至今也未完全销声匿迹,福柯称之为传统写作方式 。线性年代关系和空间共享关系都被默认用于确认直接亲缘关系 。晚近的福柯主义博物馆史写作则按照“有效史”观念,将连续发展的历史还原成为在不同的情境下发挥功能的多个片段,分别予以阐释。福柯提出了三种知识结构(epistemes),即文艺复兴、古典和现代,胡珀-格林希尔继承了福柯对连续、渐进、整体性的历史的拒绝,也将博物馆史分隔到三个不同的框架中。虽然看起来碎片化,但是有效史和知识结构的思路无意于抽取任何贯穿始终的线索,而是关注特定的馆藏和展陈的设计初衷和价值实现,因此也更具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倾向。
多元、互动、阐释性的博物馆史就是新博物馆学的产物和表象。
2016-02-07 15:18:55
2 思想史的下降和收藏史的上行:作为思想史的博物馆史
新博物馆学和新博物馆运动的崛起带来了博物馆史的重组契机。在1989年的总结中,彼得·维尔戈(Peter Vergo)指出,新博物馆运动为博物馆带来的变化是使博物馆运作问题从技术性层面转向理论性和人文性层面 。按照作为博物馆学的博物馆史的观念,新博物馆运动也迫使研究者转向理论和人文层面观察博物馆史。如果前一个阶段以馆藏为中心...
2 思想史的下降和收藏史的上行:作为思想史的博物馆史
新博物馆学和新博物馆运动的崛起带来了博物馆史的重组契机。在1989年的总结中,彼得·维尔戈(Peter Vergo)指出,新博物馆运动为博物馆带来的变化是使博物馆运作问题从技术性层面转向理论性和人文性层面 。按照作为博物馆学的博物馆史的观念,新博物馆运动也迫使研究者转向理论和人文层面观察博物馆史。如果前一个阶段以馆藏为中心,而后一个阶段以观念为中心的话,新旧博物馆范式交替并不是简单地映射成从收藏史到思想史的更替。新博物馆运动下的博物馆史仍然不能否定物质的中心地位,无论是思想史还是收藏史都等同地受到影响博物馆转型的社会和学术潮流影响。因此,新博物馆史范式呈现为思想史下降和收藏史上行的两股趋势,即思想史呈现为基于物质表达的思想史,而收藏史则转变为有观念的收藏史,最终二者合流于全新的物质文化研究范式。
2.1 思想史的转向
推动了新博物馆运动进程的多元思潮同样影响了历史学。以历史上的思想、观念和智识模式为研究范畴的思想史在这一冲击下也面临着转型问题 。尽管早在20世纪初,新史学奠基人詹姆斯·罗宾逊(James Harvey Robinson)就已频频提及思想史,并以此为名开设课程,但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思想史尚未定名,与观念史、哲学史甚至政治史的边界都没有最终明确下来。米勒所著《新英格兰思想》被视为奠立思想史的学科地位的标识之作 。但是,确立学科内涵和边界之后不久,思想史就面临了从学科研究范畴到学科方法论的全面挑战。
传统意义的思想史研究具有显著的孤立主义和精英主义倾向。前者将思想视为封闭的领域,而不是社会政治和文化的产物。因此,思想史的追溯往往表现成为搭建年代不同的思想的排序关系,思想派生思想。后者则将思想片面锁定在特定的载体和社会阶层上,常常是拥有书写权力和条件的识字阶层。传统意义的思想史暗藏的精英主义历史观和进化主义单线线索都符合传统范式的历史学观念,而且基于对形上之学的推崇,思想史占据了传统史学的皇冠位置。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思想史的传统核心地位就受到挑战,到80年代中期,思想史的颓势乃至危机已成共识 。思想史危机爆发于多重合力之下。在历史学之外,多元主义否定了包括思想史在内的多个史学分支的单线式模式,福柯的知识理论解构了连贯、顺滑的线性历史,并取而代之提出“有效史”观念。线性历史的破产并不必然导向历史虚无主义,相反,通过甄别线性历史的编纂背后的选择和取舍等活动表达的写史者的观念,研究者转向对各个断裂片段的情境主义分析,反而能更有效地接近特定的时刻和情境中的思想和观念 。在历史学内部,思想史危机和转型过程中最主要的威胁和竞争对手,同时兼为最主要的影响来源是社会史。思想史地位的下滑和边缘化与社会史风生水起恰成为鲜明对比,思想史的转型也可以在社会史中找到影响渊源 。传统范式的客观地位和绝对价值瓦解之后,脱离具体的时间、空间和情境,具有永恒价值的思想也遭到否定,思想史并不是仅仅由伟大的思想家构成的历史,历史上也没有不具有思想史价值的平庸时代。思想史的观察不应该局限在有书写权力的少数精英身上,因此,思想史的表达多元借鉴了社会史的“眼光向下”视角,发现不具有伟大思想的时代和地域,发现不具有书写能力和权力的人群的思想表达。这个转型被称为思想史的下降。
思想史的下降表现出边缘化和超文本化取向。首先,思想史确认在阶级、性别、年龄、地域等各种意义的边缘都存在具有阐释价值的观念和思想。但是,书写的局部性和片面性导致边缘思想缺乏传统范式熟悉的材料,迫使思想史观察转而关注超文本化表达。思想史的超文本化表现为文本介质多元和多元介质文本化两种形式。非官方书写文本和存在于其他介质的文本,如金石碑刻,最先进入研究视域,随后,原本作为载体存在的物质和口承形式也赢得了文本地位。思想史的边缘化和超文本化取向应该都取法于社会史。
思想史和社会史的边缘化和超文本化都对物质文化研究形成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如果其他介质上的文字乃至没有文字的物质都只是“证据”或者“证据”的载体的话,原本存在于思想史或者社会史的书写文本中心地位以及由此产生的精英主义倾向实际并未受到实质性挑战。而且,将以物质为载体的文本或者作为文本的物质从其自身情境中剥离出来作为孤立的证据恰恰是影响整个时代的学术的情境主义潮流强烈反对的。因此,实现真正意义上转型的思想史和社会史都吁求具有情境主义倾向的全新物质文化研究范式。在同样的时代潮流影响下,考古学和艺术史几乎各自独立生成了情境主义研究倾向。在考古学中,伊恩·霍德(Ian Hodder)率先明确界定出情境考古学,而在艺术史中,迈耶·夏佩罗(Meyer Shapiro)提出了母题、形式关系和表现的层进式阅读方式 。两者都为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思想史观察提供了方法论支援。
2.2 收藏史的逆袭
与思想史的下降相呼应的是收藏史的上行。新博物馆运动兴起之前,基于将物质性馆藏视为博物馆的灵魂的观念,博物馆史往往被简化成为收藏史。传统意义上的收藏史将馆藏视为客观存在、本质内蕴且不受外部环境影响的物质,因此采取隔离立场的客观主义方式予以描述。杰曼·巴赞的《博物馆时代》就以馆藏形成过程替换博物馆形成过程 。《收藏史研究》(Journal of Collection History)的编辑更表明以收藏史作为博物馆史缩略形式的风行。收藏史过于片面地关注馆藏的物质构成,建筑和展陈空间仅仅只是馆藏的背景,更遑论博物馆人的能动地位。
收藏史的上行需要建立在博物馆观念的更新之上。只有不再将博物馆仅仅视为容纳由特定的物质构成的馆藏的建筑和空间,认同博物馆的表达价值,博物馆史才有可能超越线性的收藏史。在新博物馆学下,博物馆从具象的物质和空间转型到抽象的知识和机制。宝拉·范德林(Paula Findlen)提出,博物馆就是一系列基于文艺复兴晚期文化的观念、形象和机制的认识论结构 。无论是馆藏,还是空间,都只是观念表达的元素。这一认识为发掘博物馆史的思想史价值提供了背书。
促使收藏史上扬的动力也同样分别来自博物馆内外世界。博物馆内部话语中,对博物馆史的反思集中在博物馆的行为主体上,即究竟博物馆以物为主,还是以人为主。在对博物馆的发展历程的回顾上,博物馆人类学思路与收藏史思路长期平行发展。基于对博物馆中的行为者,特别是策展人(curator)在博物馆的运作中的能动作用,博物馆的历史回顾出现以博物馆人的意图与活动为核心,博物馆馆藏成为人的活动的对象和产物的思路,这种以人类学方法运用于博物馆研究的取向甚至被界定为博物馆人类学 。虽然晚近的讨论扩展到策展人之外,以“策展人之死”为名赋予其他的行为者,如观众,艺术史家甚至社会公众,以同样的能动价值,但并未动摇博物馆人类学的学科基础。收藏史的外部冲击和压力仍然来自福柯。福柯的规训和惩罚理论将博物馆视为和监狱、学校一样,都是实施权力,建构知识的强制性机构。因此,托尼·贝纳特没有将近现代意义的博物馆的诞生当成物质性自然发展和积累的结果,而将其放置在博物馆和社会大众文化的关联之下 。苏珊·佩尔斯虽然回避了特定的福柯理论,但也强调博物馆研究需要接纳心理学、人类学、语言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以文化研究的方式进行观察 。
在内外压力之下,博物馆史不得不超越以物为中心的收藏史叙事方式,一方面将能动的主导地位赋予博物馆史上的不同人群,另一方面,则需要将割裂后孤立的收藏史重新嵌入到社会文化之中。换言之,收藏史需要上行,与下降的思想史汇合。
2016-02-07 15:19:38
3 博物馆史的情境主义写作范式
在确认了博物馆史的新博物馆学和思想史归属关系后,博物馆史写作就必然从客观描述走向阐释性和情境性再现(representation),从边界分明的单线线索走向错综复杂的多元格局。试图从博物馆发展历程中挑选一些“典型性”或者“关键”事件构成连续的发展线索,并印证特定的“发展规律”是徒劳无益的,采取具有历史特定主义倾向的情境分析成为重整博物馆史的必...
3 博物馆史的情境主义写作范式
在确认了博物馆史的新博物馆学和思想史归属关系后,博物馆史写作就必然从客观描述走向阐释性和情境性再现(representation),从边界分明的单线线索走向错综复杂的多元格局。试图从博物馆发展历程中挑选一些“典型性”或者“关键”事件构成连续的发展线索,并印证特定的“发展规律”是徒劳无益的,采取具有历史特定主义倾向的情境分析成为重整博物馆史的必经途径。
3.1 基于再现的多元格局
博物馆史的研究和写作上,多元意识既不新鲜,也不罕见,在新博物馆运动兴起之前就已涌现,但是界定多元的标准以及对多元格局性质的判断大相径庭。早期的多元格局往往指内容层面,直到晚近才上升到再现层面。
至迟到19世纪晚期,内容多元已经被提出和讨论,并且形成了影响全球博物馆的范式。在两本具有开创价值的专著中,史蒂芬·康恩都不吝繁缛地引用了古德分类体系,并以此为标准重整早期博物馆史 。1895年,曾任史密森学会助理干事长的乔治·古德(George Brown Goode)将博物馆区分成六个基本类别,即美术博物馆、历史博物馆、人类学博物馆、自然历史博物馆、技术博物馆和商业博物馆 。古德分类体系看似基于馆藏内容,实则体现了他对博物馆的社会功能和价值的判断。古德表示,他有志于“将摆满小摆设,墓地般死气沉沉的博物馆改造和重建成为培育活生生思想的苗圃” 。以“墓地”和“苗圃”指代两种博物馆,并且明确地表达后者正是他对博物馆的愿景,这也暗示在古德分类体系中,博物馆并非分门别类的仓储空间,而是社会教育工具。古德将博物馆视为百科全书式收藏和陈列场所,因此博物馆馆藏内容分类法就是知识体系的表达方式。古德分类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与19世纪晚期的博物馆发展状况相契合,同时也表达了对未来博物馆的发展去向的前瞻。除了记录已经有目共睹的美术和历史博物馆,古德预测了当时尚在萌芽阶段,也未定位的人类学博物馆和事实上从未成为主流的商业博物馆。古德分类体系明确无误地影响了20世纪60年代之前欧美社会博物馆的发展,不过,也遗留了诸多问题:博物馆馆藏内容之别是否必然暗示运作机制乃至世界知识体系之别?古德分类体系所代表的百科全书式知识结构是否是精确界定、格局完备、甚至客观存在的?
与古德分类体系表达的知识分野不同,其他学人通过区分不同的馆藏来源类型,以发生机制提出其他的分类方案。阿尔玛·魏特林(Alma Stephanie Wittlin)坚持馆藏是博物馆的灵魂的观点,认为入藏方式类别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博物馆分类。她将收藏分成仓储式收藏、权贵式收藏、魔法收藏、表现群体忠诚度的收藏、激发好奇心和研究兴趣的收藏以及唯美收藏等七种类型 。克日斯托夫·波米扬(Krzysztof Pomian)延续了魏特林的思路,从入藏属性进一步回溯到入藏动因,将收藏分成传统、革命、慈善和商业四种模式 。魏特林和波米扬分类体系都超越了具象的物类区分,着眼于不同入藏方式背后的社会和历史意义。但是,两者都是列举的结果,既不完备也不具有排他性,诸多馆藏可能是两种甚至两种以上类型的综合体。
二元格局也是日本博物馆史写作的基本特征,只是不同学人对二元的具体内涵的理解存在差歧。日本博物馆史的二元格局是由博物馆学奠基人棚桥源太郎奠定的。棚桥源太郎将严格意义上的近现代博物馆视为明治维新的产物。甫一出现,日本博物馆就呈现出鲜明的双轨特质,分别反映明治维新的两个主要倾向,即以“文明开化”为号召的文化欧美化和以“殖产兴业”为号召的产业近代化。前者基于对博物馆作为学校辅助教育机构和社会通俗教育机构的价值的意识,衍生出文部省博物馆,随后转型成为东京博物馆和国立科学博物馆。后者则在鼓吹博览会之外,激起对废佛毁寺后传统文化财的保护意识,导致内务省辖下的博物馆的出现 。如果与古德分类体系相比较,棚桥源太郎的日本博物馆二元结构实际上是科学类博物馆与历史遗产类博物馆之别。棚桥二分法影响深远,几被日本所有博物馆学教材采纳,博物馆史家椎名仙卓仍忠实地继承了这一体系 。长期工作于地方博物馆的金山喜昭继承了自棚桥源太郎至椎名仙卓的二元学说之名,但指出了这一体系的“官式”本质,因此将既往认定的二元系统视为同一传统的不同分支。金山喜昭强调战后发展尤其迅速的民间博物馆群体,建构了博物馆中与“官”相对应的“民”的体系 。官民二分体系不仅与博物馆的归属和管理机制相关,也隐含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之分的意味。
博物馆史的多元线索的表达上也存在多元并存现象,从年代较早的,依馆藏内容划分的表现性多元到年代较为晚近,依馆藏形成机制划分的再现性多元。尽管多种多元线索可能在未来还将并存下去,但是具体馆藏和展陈内容和形式的多元,管理机构的多元最终将让位于创设和维持博物馆的意图以及博物馆表达的多元。同时,相对于旧范式下的多元性的整饬,全新的多元性可能表现得更为灵动,更不均衡,也更容易随机而变。正如麦克唐纳指出,博物馆及其内容从恒定且边界分明转变成为情境式和偶然性 。
无论从馆藏内容和结构、展陈方式,还是以馆藏为介质的教育和表达上,中国早期博物馆的多元面相都是确凿无疑的。仅从馆藏内容和结构着手,由于博物馆生成环境和表达诉求的差异,将博物馆当成百科全书式表现的观念在中国并不流行,中国早期博物馆的分类方案不必合辙于古德分类体系。如果博物馆是以物为介质进行表达的“苗圃”的话,魏特林或者波米扬分类法可能更为适用,但是在1949年之前中国的特定的情境下,多元结构的具体内容可能有所不同。中国缺乏可供继承的传统收藏,也没有慈善和商业收藏,革命收藏以及基于重要的社会政治变迁的其他收藏则异常丰富多样。未被波米扬列入的教育收藏无论在欧美,还是在东亚都非常发达,而且显然有别于其他类别。基于教育,服务于教育目的,以及深受教育目的驱动形成的收藏在中国早期博物馆史上拥有不容忽视的地位。多元分支既不会同时出现,也不会长期平行发展,各个分支的相对地位不一定完全均衡对等。在不同的情境下,多元分支会呈现出各领风骚三五年的态势,有的见于其他地域传统的分支从未在中国出现过,有的则可能是中国所独有的。
3.2 统一的情境主义观
情境是博物馆的核心观念。博物馆研究中的情境意识萌发较早,但是系统表达和运用则是新博物馆运动之后才实现的。在充分意识到博物馆并不是馆藏构成成分的简单累加的基础之上,研究者提出博物馆基于再现目的,创设、展示、修改乃至清除馆藏成分和属性,馆藏成分的价值因时势而变,因此,馆藏成分的入藏过程就是“再情境化(re-contextualization)”过程,与之相对应的,馆藏成分脱离原生环境,进入博物馆收藏的过程则是“去情境化(de-contextualization)”过程。只有在边界模糊性、价值相对性和阐释多元性得到认可和接受的情况下,“去情境化”和“再情境化”才能得以提出和讨论,因此,这组观念毫无疑问是新博物馆运动的成果。
博物馆的情境观念脱胎于物质文化研究,是后者在博物馆领域的具体表现形式。考虑到博物馆的馆藏来源,考古学、艺术史和人类学中的情境主义都会附着在研究对象上,对博物馆研究施加直接而强烈的影响。人类学中的情境观念出现最早。19世纪中晚期,在博物馆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类学和考古学一样,以物质所代表的技术和原始艺术为主要范畴,以“博物志”方式收集和研究脱离了原生情境的孤立物质。20世纪初,人类学中出现情境意识,导致向直接观察和研究前工业时代社会孑遗的转型,客观描述转变为功能主义分析。瑞德克里夫-布朗(Alfred Radcliffe-Brown)提出的推测历史(conjectural history)观使人类学的焦点从具体的器物转移到制造和使用器物的人群和文化,作为技术指标的物质转变为作为文化组成成分的物质。瑞德克里夫-布朗和马琳诺夫斯基倡导通过长时期浸淫于被观察客体的文化之中,获得整体性的内在视角,形成民族志书写范式 。1940年代之后,情境意识进一步转变成为结构-功能主义和结构-象征主义。整体性内在视角就是情境,有助于人类学研究超越脱离了原生环境和意义的孤立之物,对文化获得整体性认识,而孤立之物也在文化整体中重新获取意义。这一意识虽内蕴于众多研究之中,但却始终没有得到系统整理。
与人类学同生共存于“博物馆时代”的考古学中,情境观念出现稍晚,但是得到了后过程主义考古学的鼓吹和阐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克拉克的斯塔卡尔遗址发掘和研究,以及他对史前英格兰和欧洲的经济生活的研究中都清晰可见对情境的考量 。身处文化-历史范式的考古学试图摆脱片面而狭隘地关注物质本身的做法,但在物质与人和人类社会的关系上采取过于直白的因果律甚至决定论。新考古学全面确立之后,情境观念才被广泛接受。伦福儒特别说明,孤立的物质无法根据任何普遍适用的法则说明任何问题,甚至物质的名称及功能都是由物质所存在的情境决定的。因此,伦福儒以情境意识作为考古学和古物学的分水岭,对于真正的考古学研究而言,情境才是研究主题 。但是,由于新考古学预置的科学主义倾向,情境蜕变成为客观而恒定的背景和决定因素。直到后过程主义考古学中,情境才被赋予灵活、能动的特质。伦福儒针对作为考古学研究对象的遗物提出情境三要素,即基体(matrix)、出处(provenance)和关联(association) 。基体指周围的物理环境,出处指相对于基体的位置,关联则指与其他考古学对象的组合关系。伦福儒界定的情境局限在见诸遗址的遗物上,既忽视了遗物本身通过形式风格表现的发展脉络和亲缘关系,又否认了考古学发现和阐释都可能受到发现者、研究者以及他们所从属的时代和地域传统的影响。因此,在后过程主义考古学中,得到修正和完善的情境应该至少包括物理性情境、物质性情境和发现性情境 。博物馆的“去情境化”和“再情境化”进程可以归入到发现性情境。
与“去情境化”和“再情境化”进程关联最为密切的是行为考古学的“转型”概念。迈克·施斐尔以“文化过程(cultural process)”和“转型(transform)”一组概念描述物质的生命史进程。其中,“文化过程”指考古学遗物的形成过程,这是功能—过程主义考古学已经作出巨大贡献的领域 。“转型”则指考古学遗产在形成之后至发现之前经历的一系列变化。施斐尔将转型区分为自然转型(N-transform)和文化转型(C-transform)。前者主要受到自然原因,如风力、水力或者动植物活动的影响,而后者则指各种人为原因造成的变化 。施斐尔的转型理论的重要贡献在于补充了此前常常被遗忘的考古学后埋藏过程,完善了考古学发现的全幅形成机制。任何考古学发现都是经历了一系列后埋藏转型之后才被发现的,转型过程对考古学发现的最终呈现方式施加了重要的影响。施斐尔试图说明,转型过程是系统性的和有章可循的。显然,“去情境化”和“再情境化”就是文化转型的最后一个环节。由于归属于过程主义考古学家阵营,施斐尔低估了转型过程的复杂程度,尤其是文化转型上的多行为者、多动因和多效果特征。文化转型并不是以行为意义的发现为终点,认知意义的发现也非一蹴而就。
“去情境化”和“再情境化”进程构成了情境主义在博物馆领域的独特面相,但是,有必要通过剥离其源体的某些基于特定的学术史情境的偏见,恢复其往复和互动特质。无论是伦福儒还是施斐尔,基于对科学主义的笃信,情境观或者转型观都是局部的,而且也是绝对的和客观的,可以如同文化过程一样托付给科学计算。事实上,任何博物馆馆藏成分都不是经历一次单向度的“去情境化”和“再情境化”进程就永久固定下来的。两者是一组交互作用,切换自如的因素,发生在物质、物质组合、空间和景观等多个层面。两者也贯彻博物馆生命始终,入藏、展陈、研究、阐释等每个环节都既是“去情境化”进程,又是“再情境化”进程,而每一次转型都能准确说明博物馆从观念到行为的转向。
3.3 有思想和情怀的物质文化研究取向
虽然物质文化研究的主要范式基本生成于博物馆环境,但是很少有学者将观察视域扩展到博物馆本身,而苏珊·佩尔斯(Susan Pearce)是例外之一,并且她成功地建立了完整、系统的博物馆史物质文化研究范式。尽管佩尔斯也倡导对博物馆史采用多学科方法,但是她的具体研究却强烈显示出物质文化研究取向。在颇有争议的欧洲收藏史研究中,佩尔斯首先提出,收藏是利用物质建构有意义的物质环境及自身的过程 。她进而分析收藏研究的多个层次,指出器物的形式分析仅仅只是研究的组成成分之一,此外还包括收藏及其历史的研究 。这样,她赋予物质性收藏以博物馆研究和博物馆史中的枢纽地位。佩尔斯总结了博物馆收藏的三项共性,即所有的馆藏都是物质性的,所有的物质都来自过去,馆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收藏者或者策展人的意旨,尤其是作为整体的收藏的意义并不是各个组成部分的意义的累加 。佩尔斯总结了物质从原生情境流入到博物馆情境的五个步骤 。在佩尔斯看来,收藏是传承的价值观、当代表述以及个性冲动等要素合力造成的 。通过一系列步骤建立起博物馆—馆藏—物质三个层面的逻辑关系,佩尔斯便可将自己的物质文化研究范式施加在博物馆上,由此建立起从物质出发,经过历史和情境,最终获得意义阐释的作业步骤 。
博物馆不应该仅仅被视为平铺直述的物质性表达,也可能成为充斥各种修辞技巧,甚至暗喻形式的诗歌。麦克唐纳曾经忧虑,过度强调事实性的收藏内容和活动也会抹杀博物馆的特质 。佩尔斯也提到,物质文化研究视角下的博物馆研究至少包括三个方面,即对馆藏的形式阐释,对收藏及其故事的分析和对作为文化现象的博物馆的分析 。物质文化表达的思想甚至无法采用直白的僵化唯物主义思路予以推知,故事和文化现象需要依靠有情怀的阅读方式。将博物馆当成叙述结构和策略的阅读方式被里安农·马森定义为“文本法” 。罗格·西弗斯顿引用“诗意”概念,表明博物馆可能作为故事叙述者、神话制造者和现实模仿者的媒介 。在物质文化研究领域,裘利安·布劳恩也提出了类似问题,物质有可能不是一望可知的“文本”,转而成为需要解读的“诗歌”甚至“神话” 。
只有在连接物质和思想,兼容文本和神话的物质文化研究方法下,早期中国博物馆史才有可能重回行业和学科记忆之中。